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整合
王秀华 薛俊文
摘要：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基本要素的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与治理现代化极具先行效应、整合效应与导向效应。当下中国，以“趋利型”“传统型”“西方渗透型”形态出现的社会价值取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阻力。整合当下多元意识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帅地位，批判与维护相统一，继承与发展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2.003
一、意识形态引领现代化国家治理
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是任何国家基本要素的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与治理现代化极具引领效应、整合效应与规范效应，能最大程度消除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落差与利益纠纷，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成员协调与合作的自觉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凝聚共识、坚定理想。
在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之间组建了一些社会组织（氏族委员会）来协调利益矛盾，社会组织不具有法律权威，却具有道德约束力，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雏形。随着社会分工细化程度的提高，就需要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领域内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强化本身所具有的这一约束力，就这样，人民公仆成为了国家统治阶级，道德约束力变为了法律强制性。从唯物史观关于国家的职能来看，任何国家都同时具备政治统治职能与社会公共职能，后者以前者为前提，相互依存、交互强化，“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多少专制政府”“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1]（P12）统治阶级总是以共同利益的虚幻形式维护着阶级利益，但在解决“河谷灌溉”等共同的社会问题上，真实性地维护着社会成员间的共有利益。这种“共有利益”的实现与维护过程正是国家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绩效阶段，国家服务绩效受到社会政治力量关系对比、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以及经济关系的制约，但毫无疑问，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就会不断发展壮大，统治阶级就会不断健全各种社会公共服务门类与职能，并通过文明方式来满足这些社会力量多元政治参与的利益需求。所以国家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在范围与层次上更加深入与广泛，甚至国家的工具性职能将朝着服务职能与治理职能转变。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进政府职能现代化进程，意在将传统行政政府改造为现代化服务政府，尽最大可能健全社会服务政策，为全体公民从摇篮服务到坟墓，以保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现代国家总是以多样化的国家治理形式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且时常最大程度表现出超越国家虚幻性的服务能力，以此来协调与解决利益矛盾，维护与实现共同利益。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治理经验表明，国家治理“公利性”的缺失，势必导致国家公共权力的瓦解。当利益受损以大范围的辐射度涉及到社会领域时，社会成员不但会怀疑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甚至还会变革当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若这种利益矛盾仍被容纳在现存的经济关系中，或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没有超出经济关系的范围时，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旧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2] （P433）当利益矛盾超出现存经济关系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即当表现为利益矛盾的利益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代表新生利益关系的社会政治力量就会以革命的方式通过变革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来实现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更新换代。
通过战争流血方式把既有的政治资源与既得利益交给新生的社会政治力量，这显然是统治阶级最不愿意看见的“末日法则”。因此，国家政治体系运行就要始终保持“公利性”与“公共性”，并从思想观念上规劝人们，即现存国家政治权力组织体系以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己任，是最无私的代表者与组织者。既然是说服型的思想观念灌输与滋润，那就不能依靠具有强制性与压力性的国家公共权力，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说服溶解效应来捍卫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的现实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一旦成形就会作为区别于社会存在的精神力量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尤其那些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经济关系的社会价值观念，他们的形成与解体都会从整体上影响特定历史阶段的基本状况与走向。从国家治理的社会效应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具有引领、辩护、批判与教化等社会效应，他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通过“合力”将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至最大。
第一，意识形态的引领效应集中体现在统治阶级思想理论的先行性。在早期的原始社会，公正、善良、勇敢等社会价值观是人们生产非私有性共同利益的基本道德规范体系，而在私有制条件下，这一社会价值观被踏上深深的阶级烙印，成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不仅会随着阶级利益取向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是阶级利益与意志先行式的“尼赛亚预言”。当欧洲的中世纪还以普遍的形式被神学世界观（禁锢主义、蒙昧主义与封建主义）所笼罩时，当资产阶级还处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剥削与压迫中时，商品经济的自然法价值观念（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开始以细小的火花向欧洲大陆蔓延。当无产阶级受资本家支配而出卖劳动力为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改良主义）就已经在工人组织中充斥。不管怎样，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先行旗帜，他为国家治理指明了统一方向，也成为社会成员行为动机的统一衡量标准，他不仅可以在规矩社会成员心理落差中消除社会利益纠纷，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而且很大程度上缩减了国家治理解决社会矛盾的治理成本。意识形态的这一效应已经被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得绘声绘色，即法国治理凭借天主教价值体系与浪漫精神;英国治理依靠新自由主义、新教体系与工业精神;美国除了依靠政治经济优势外，还有赖于“美国梦”意识形态体系的构建。
第二，意识形态的辩护与批判效应，是统治阶级维护、捍卫阶级利益与意志的正反两方面，这一层面的意识形态可称为“政治哲学”。辩护效应，即统治阶级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为本阶级的生产关系构建模式及其建立其上的政治权力组织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辩护。批判效应，即利用本阶级意识形态对异己力量及其思想体系进行批判。如罗马对天主教的辩护就意味着要把“基督教义”送上十字架;资本主义对商品经济基本原则的辩护就意味着要把“封建主义”送上断头台，继而在国内国外扑灭“游荡幽灵”的共产主义火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像是对立的两极，他们的对抗性将持续存在，资产阶级除了要为本身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辩护外，势必不会放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看，意识形态的这两种正反效应会上升到不同国家间的政治体制比较（如福利政策）而表現出来的，误使人们更加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殊不知他的压迫本质一直未曾改变，社会主义的先进性由于受到发展程度的影响而暂时未曾彻底发挥。
第三，意识形态的教化效应，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价值观念体系“领导权”的推广效应，即国家（统治阶级）通过政治社会化与政策社会化在社会范围内灌输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用以规范人们的思维准则与行为准则。二战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正是凭借经济组织与文化载体——企业、学校与信息传媒等方式渗透到各国的“本土价值观体系”当中。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产阶级通过灌输其价值观念来消除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即灌输“基督教义”，使人甘受贫苦左右;单纯学习自然科学，为资本家生产“利润”而学;灌输“自由竞争市场法则”，使人在“经济危机中被饿死”。[3] （P49-82）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发展为一种“教化霸权”，即美国价值观以国际事务、信息传媒为载体而迅速传播;美元上的基督教义一度成为检验国民社会行为的规范准则;共识教育贯彻在国民教育的整个环节;移民入籍成绩考察成为衡量公民条件规范;凭借科技优势与经济条件，信息传媒主导着全球范围内的多数新闻、电视与电影产业。在全球政治格局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中，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抑或是维和还是干政，只奉行一种價值——美国价值。
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意识形态的反思
“国家治理”意指不同且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按照一定的原则有序、合法性地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一概念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其实质是为应对国家政治体系运行过程中“公利性”缺失问题——国家政治体系运行的“排他性”与“趋利性”。“公利性”缺失问题已经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突出问题之一，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列入改革的总体目标。整合意识形态这一国家基本要素必然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进举措，“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4]（P153）“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5]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价值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带领人民改造旧社会经济关系、利益关系与建立其上的政治关系的同时，也对传统型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并塑造起了具有浓厚革命意识的社会价值观。然而，任何社会价值观的建构与运行都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条件，如果国家为命运前途奋进的同时而忽视了匮乏（经济条件）与恐慌（阶级斗争），毫无疑问，社会发展因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而出现断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坚持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中解放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修补这些断层。四十年的改革经验显示，市场经济体制以其强大的进步效益在解决人们匮乏与恐慌的同时，市场调节也按照本身的内在逻辑改变着中国的精神面貌，严重错位的社会价值观已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发生了新的断层。
第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对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以及价值观念的非科学性批判，使得马克思主义蒙受冤屈。国家计划经济在新生政权建立之初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与建立其上的社会价值观已经脱离了中国现实国情。在国家经济发展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推行超历史性的社会价值观（步入共产主义），那只能是政治价值观的单一自我建设，并将本身塑造成为单一性的权威价值体系，进而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用这一价值观念来指导国家建设。因这一价值取向违反了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并没有在群众思想上起到应有的说服作用，当此路不通，那就必须动用国家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与压力性来强行实施，进而出现了动摇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现象。当今天的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计划经济时期的功过与对错时，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就会把当时偏离实际的这些思想观念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使得当下人们对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产生信仰危机。
第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过于看重“科技作用”，使“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两不相关的独立部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无疑是人类先进思想的结晶之一，科技在人类社会资本的逻辑运动下，为人类社会生产力与历史文明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只顾学术科研成果，不顾学术道德规范，只看市场产品数量，而忽视产品质量与道德底线等等，这本质上是科技发展所衍生出来的“趋利性”社会价值观与国家层面“公利性”的价值取向的对立趋势。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以其无所不能，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价值认同上达到了共识，其所衍生的“趋利性”社会价值已经超越“传统社会价值观”与“公利性”价值观的影响范围，成为主导人们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新的“宗教”。这种“宗教”以短期内改进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阶段性效应，改变人们对“公利性”社会价值观的整体性认知与追求，进而扭曲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奋进目标与方向。
第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掉进了物质主义的陷阱，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被整体“抛诸脑后”。市场在社会资本的自我逻辑运作下总是能刺激社会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和“消费主义”，而这种“消费主义”在人们社会关系的构建中被异化，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吸引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有用性，而是被异化为一种成为“象征性”的商品（物质财富、名誉地位），并在社会范围内塑造起一种“消费什么，我是谁”的社会价值观，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会进一步将“物质主义”视作为人生命的本质与衡量标准，人们再也无暇审视作为人的道德底线与内心律令。而且紧跟其后的就是这种社会价值观的消极反应，当人们以“物质利益”作为唯一的目的理性，把“利益关系”作为唯一的社会关系时，毫无疑问，利益矛盾与纠纷将成为一切社会问题的中心焦点，这将危及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
第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关系复杂性与经济全球化多元价值体系的冲击，成为国家建构治理导向型意识形态的限制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大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利益结构调整，我国新时代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因素，利益主体不但纵向分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利益需求从“高质量”“多层次”与“宽领域”上更加深入与广泛，而利益关系在结构上的变化趋势，势必引起利益矛盾、利益差距与利益固化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利益矛盾的结构性深化与延展，将为国家治理与意识形态的整合增加未知影响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历史已经超越了国别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狭隘界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天的经济优势，不但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资源、搜刮财富，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多元价值体系的交往与碰撞中建构“文化霸权”与“价值体系”。如“价值终结论”称，西方体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6] （P1）“价值普世论”鼓吹用“普世价值”替代马克思主义，“价值多元论”鼓吹“多元马克思主义”，这些全球价值体系的广泛传播，为国家治理导向型价值观念的构建带来冲击。
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意识形态的整合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政治体系构建与运行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再生产的主体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从战略规划上明确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而且从基本方略上规范国家治理的运行原则。推进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意识形态体系的构建与整合将是不可忽视的决定力量，只有塑造起一个符合国情的文化软实力体系，才能真正为国家治理与治理现代化树立起旗帜与方向。
第一，整合当下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社会价值观体系的灵魂。从人类社会先进思想史来看，其一，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先进思想理论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传统哲学流派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理论的“实践性”，实践性的首次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解决了传统哲学流派各持物质与意识绝对一端的哲学困境。实践的理论性与理论的实践性一起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注定他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服务于人类历史文明。其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苏共以血写史，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地位，就会消除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进的思想基础，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并在社会政治的动荡中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尤其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时代发展阶段，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面对的复杂性、曲折性是少有的，在改革中所面对社会问题与矛盾的规模性、层次性是少有的。因此，必须要在社会领域内捍卫并强化马克思主义在多元意识形态体系中的统帅地位，在统一与团结中奋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所在。
第二，整合当下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必须坚持批判与维护两方面。列宁曾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在于“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 （P82）整合的批判性，即既要对各种形态的社会价值观（传统社会价值体系、西方价值体系与趋利性价值体系）进行批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公利性社会价值观糟粕部分的自我否定。批判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公利性社会价值观的先进性、科学性展现在社会领域内并达成共识，在规范社会成员行为中来引领国家治理。如对“仁政”“三从四德”等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批判，要人们认识到这只不过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仁政”依然不能取代“善政”;对“宪政主义”“民族主义”等西方价值体系的批判，要让人民明白他的阶级性。整合的辩护性，即通过批判马克思主义与公利性社会价值观的糟粕部分来维护本身的精华，辩护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让国家治理适应时代规律的变化：“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缚束中解放出来”。[8] （P538）
第三，整合当下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协调统一。意识形态具有继承性，他的形成总体上是对人类思想观念的继承与创新。对于现代化中国国家治理来说，不但要继承本土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结晶部分，也要继承其他国家民族的精华部分;不但要继承执政党社会价值观的精华部分，更要继承各个在野党的精华部分。马克思晚年在探讨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规律时指出，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文明成果”变为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向共产主义的条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借鉴优秀人类文化，哪怕是“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东西”。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显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中精确处理繼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塑造起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其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家社会价值观中的统帅地位;其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八荣八耻”与“八项规定”，并“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三，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帅国家理想、民族理想与人民理想，并在国家治理中实现三者的协调统一与良性互动。
第四，整合当下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与人民性原则相互统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点与立场：“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9] （P255）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来看，“党性导源于人民性，党性指引人民性”。纵观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经验，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领导的工人运动，无不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连;无时无刻不代表着世界范围内所有民族中贫苦百姓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0] （P287）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就体现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立场，在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中，无产阶级政党就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新时代，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就是要在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意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维护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捍卫好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发展好人民群众最期盼的各项事业，真正让人民事业成为党和国家进行国家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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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M].北京：远方出版社，1998.
[7]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王秀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薛俊文，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 李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