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向度

    唐亮 杨琳

    摘要：改革开放40年，以“现代化”作为考量基点，可观见近半个世纪的改革之步，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者叠加的语境下，表现出螺旋式的前进路向。尤其是以政治话语作为爬梳对象，更能体察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影响。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性;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D035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2.004

    一、导言

    “改革开放是一场中国主动融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运动。”[1]也是一场由国家“统治”转向国家“治理”的现代性整梳与探索运动，是在现代性的指导下从国家“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征途。“治理一个大国，发展一个大国，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其内在文化的基本特性。”[1]而任何一种文化均可概约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构。大而疏的视角看待，现代化与现代性便成为具化文化有机组构的可触两翼，因为“现代性问题重新提出，和现代化建设被确定为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现代化建设最初注意的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等物质层面，后来扩展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层面，再后注意到人自身具有现代素质。”[2]这样，就进一步将以现代化与现代性作为国家治理文化内涵的改革开放推向制度化的深处。于此，我们在把握改革开放40年的得失成败与未来指向时，便逻辑地聚焦于“制度”本身，而“制度”需要某一物质载体以外化自身，进而，也就对接于再平常不过的“语言”。然而，正是这个“再平常不过”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话语图卷提供了可能。韦森先生讲“研究语言以及人们的言语活动与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的存在以及与其发生和型构的关系，对理解种种市场运行中的制度安排的实质及其变迁演化机理和路径，显然是一项必不可少、且必定要做的工作了。”[3]（P108）他继而直言“换句话说，语言（能力）使人成为人，语言使得人的社会有了制度（因为语言“编织”“构筑”并“构成”了制度）。”[3]（P110）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力量主导、全民参与的一次“革命”，自然在国家政治话语与坊间日常话语活动中，显化着制度的语言建构。

    二、改革开放作为“二次革命”的前思后索

    邓小平将中国改革开放称为“第二次革命”，这个“第二”参照的就是以毛泽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这个“第一”。革命一词，在20世纪的中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政治名词。而“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集团对于‘革命一词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力图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特殊要求，以获取其特殊利益。”[4]改革开放作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重要一环，必然承接始源又面向未来。因为，“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這个“现代化”自身又包含着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再到人自身具有的现代素质三个层面。进而，落实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对于“现代化”的择选自然出现差异。于是，以“现代化”为特质的“革命”之路自然就会表现出现代性前进中有曲折的螺旋式路向。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我们按照时间轴线系结的代表性事件将国家治理现代化分切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个相对阶段。同时，以“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与“深化改革”作为“革命”这一政治语词的历时解读，摊开相应时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话语图景。择选“文革”作为改革开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生起点，在于“文化革命之风并非始于‘文革，后者只是整个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巅峰而已。”[5]然而，恰恰是这个“而已”为改革开放的诞生积蓄了正反两方面的力量。“文革”作为中国历史尤其作为中共党史事件，其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太多无奈与愤恨。中共也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否定了这个提法。”[6]尽管历史已成定论，但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社会发展到第二步时，总会对第一步的理念做出反思与批判，而不知道来龙去脉的人则把中国尚待争取的第一步当成有害的;西方知识界习惯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主流进行批判，而中国有些人以为重复这种批判，回避对本国问题的反思即表现了批判精神。”[7]毛泽东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回避本国问题的反思”是一种完全脱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与教条主义。于此，按照这一认识论指导，以前后近百年的现代性话语前思后索，便大体可以更加清晰地具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面向，便可以继往开来以话语操持通达国家治理现代化形而上与形而下虚实耦合的和谐之路。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现代性演绎

    话语现代性需要现代性话语作为实现的载体，以呈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象图景。作为这一图景链条之上的词语“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作为言语片段的语言学本体存在，而是作为透视国家现代化求索之路上从“统治”转向“治理”的权力追寻。

    ●笃信革命一切的前现代话语

    作为一种价值追寻，“现代性”并非只在“现代”生长。至少当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社会主义之时，当“德先生”“赛先生”开始在中国大地落下言语种子之时，“现代性”便已经在所谓的“前现代”滋润，并被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填入了中国的“现代性”。国家主权的沦丧、民族尊严的蹂躏，让这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现代化的坚船利炮是成就“民主”“科学”之现代性的暴力保证。进而，以“压迫——反抗”为解释模式的“革命”观便自然成为前现代中国的历史必然选择。如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认同只有依靠暴力才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毛泽东作为出席1921年6月中共‘一大13名代表之一，仅仅经过短短14年，经由遵义会议，就被确认为中国工农红军无可替代的统帅;仅仅经过22年，经由‘整风运动和稍后的中共‘七大，就被确认为中国共产党无可替代并拥有‘最后决定权的领袖;仅仅经过 28年，就成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8]正是这样辉煌的成就，让毛泽东充满自信，自信一切问题都可以用前现代的“革命”解决。他说“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 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8]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自信”指导下，才有了全国遍地的工业“小高炉”、农业“学大寨”，“亩产上万斤、一口肥猪全社吃”的“冒进风”“浮夸风”，于是，经济建设的革命理想主义热情、灼热了中国20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终于达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国家治理现代化脚步被延缓，或者说一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绝对的“统治”模式下进行的。然而，毋容置疑，这种绝对的“统治”模式，以国家力量为后盾，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奠定了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从现代化的物质层面而言，其成绩不可抹杀。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会走向“文革”极端，在于“历代农民战争中，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均贫富，等贵贱，再到‘均田免赋，再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理想主义的目标，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引发异乎寻常的共鸣。”[8]在毛泽东的思想意识深处，他终其一生想做的事情就是“消灭私有制乃至工农、城乡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三大差别”，想要实现的是真正的“天下大同”。然而，“天下大同”不是“大家都穷”，没有现代化的物质积累，人们所憧憬的“天下大康”是无法达到的。所以，才有了后来邓小平意味深刻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毛泽东虽然在“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上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也可以说，没有这场大试验，就不可能有后来‘拨乱反正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大发展。”[8]

    ●坚信经济中心的现代性话语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别“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的话，“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具有政治话语的历史资格。然而，语词的这种命题式断言总是会让人产生绝对的想象。或者说，关键词日常重复的势能不可小觑。进而，也就必然地使得身居于此间的人们在思想意识与行动表征上走进了语义单一指向的极端。计划经济的松绑、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人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坊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戏言，形象地揭露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极端社会解读。大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忽左忽右态势。这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味“一个社会发展到第二步时，总会对第一步的理念做出反思与批判，而不知道来龙去脉的人则把中国尚待争取的第一步当成有害的。西方知识界习惯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主流进行批判，而中国有些人以为重复这种批判，回避对本国问题的反思即表现了批判精神。”[7]这一针砭时弊的断言，或者说“一个社会发展的每一步，总会对每一步的理念做出反思与批判。而不知来龙去脉的人则对每一步行进过程中的负面表现极端化为整个步骤本身。”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就首次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9]“最主要是搞经济建设”并不等于除此“经济”之外而偏废其他。同时，这里的“经济”也不是坊间的“拜金主义”与“功利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的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最终目的在于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全面的发展”，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看待，就是防止“人的物化”，防止“人在他所生产与消费的物中被物所奴役。”无可争辩的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物质资料生产极大丰富，在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点上成绩斐然。诚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表述。前现代的革命主义理想催生了“平均主义”，同时也造就了“普遍贫穷”。正是看到这种理想主义贫富观的弊端，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恢弘视野，创造性地提出了“猫论、摸论、发展论、台阶论”[10]等一系列政治话语，其均来源于坊间的日常语词的话语提炼，“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都在本质上体现着理论来源于实践，坚持群众路线的党脉传承。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P401）“拥有无穷尽的丰富性”的是“人”，在“战斗中作战”的是“人”。而“人”因为自身生理的局限性而无法超越物理时空的宰割，便将这种“超越性”寄思于“话语”本身。这种“话语”遗产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可参资源，站在其上来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40年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人”的奋斗历程，才有可能超越“人”的个体的局限，更加全面地考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继续现代化之路的征程。

    ●自信人类大同的后现代话语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强起来”。在前后近百年的现代化摸索、前进的道路上，我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话语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再到“深化改革”，都在彰显着每一阶段我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信。然而，这种“自信”是否能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认同与世界人民的认同，还需要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与阐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12]（P25）伴随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现代化的各个方面渐次走进国人的日常视野、走进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开个Party吧”“美特斯邦威、迪卡侬、卡玛、麦当劳、肯德基、飘柔、雪佛兰”等等，从日常会话的常用之语到衣食住用行的各种音译洋牌，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改革开放40年，国人日常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网络时代的开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整个地球成了一个村落。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现代化的西方植入泥沙俱下，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者叠加的复杂语境下，“深化改革”任重而道远。在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前提下，对于“深化改革”需要在现代化物质与精神协调上着力，需要尊重传统与鉴别引入并重，需要更加关注“人”的发展问题。

    邓小平时代，已经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數，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2]（P408）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走出中国自信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13]（P7）对于西方世界，我们秉持着鉴别式引入的谨慎，也就意在表明我们对自我传统的文化自信。百年来的现代化求索之路，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有自信也有自卑甚至诋毁与妖魔化。这里固然有因百年殖民导致产生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现代化阴影，如果理性看待更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我们并没有更加深入与细致地梳理中华文明内在的可取禀赋。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P369）习近平总书记曾用“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诗生动诠释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寻梦、追梦、圆梦的历史进程。诠释了中华民族从“落后就要挨打”的苦境中“站起来”，从“贫穷就要骂娘”的窘境中“富起来”，从“失语就要被骂”的困境中“强起来”的拼搏图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3]（P6）“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14]（P107）“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历经了我党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百年现代化之路的求索，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自信秉持中国传统“和合”的人类大同观，围绕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

    四、结语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通过现代化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同步推进，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由“统治”转向“治理”的重要一环，聚焦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者的共同特征。不可否認，近代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实践之路与现代性求索之道，烙印着一种被动式的学习苏联或者西方现代化的模样。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从“改革开放”到走进“新时代”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敢于试错、敢于创新，具有创建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将这些卓越创见落至于具体政治话语，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同时，以革命者的勇气、改革者的胆略、奋斗者的自信，宣告了在世界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在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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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1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唐亮，辽宁警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社会学、语言哲学;

    杨琳，大连海事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 李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