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日”现象的反思与应对

    摘要：“精日”是对“精神日本人”的简称，它因挑战了民族底线而备受关注。近几起发生的“精日”事件具有时空典型、主体年轻、形式各异、性质恶劣等特征。“精日”现象是由于个别国人文化不自信导致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客观的现实因素。需要提高警惕，从法律规范、政治审查、学校教育、社会导向等方面对“精日”现象加以应对，同时要注意避免打击过度化。

    关键词：“精日”现象;文化自信;历史观教育

    中图分类号：G05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2.006

    前段时间，“精日”一词走进国人視野。外交部部长王毅怒斥“精日”分子是“中国人的败类”，多位政协委员还提出了打击“精日”的提案，广大群众也对“精日”分子表示强烈愤慨。谴责之余需要冷静思考：“精日”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为何会出现“精日”分子？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更加理性看待现象本身，提出有效应对之策。

    一、“精日”的含义与特征

    “精日”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定义，它只是对一种现象并不精准的概括，目前网络上所谓的“精日”一般是对“精神日本人”的简称。“精日”中的“精”集中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精日”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其所“精”的对象却是“日”。因此，一般来说，“精日”分子是指法律上或社会关系上不是日本人，但在精神上却向往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思想畸形群体。“精日”分子与一般日本文化爱好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根本问题，他们的行为严重突破底线，大大超出了单纯的私人爱好，以一种主动挑衅民族价值观的激进方式走进了公共空间，因而被称作“精神上的日本人”。

    既然“精日”是一种“精神”病，那么必然有其表现形式和外在特征。从近几起较为典型的“精日”事件来看，它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时空典型。“精日”事件的发生往往同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关，“精日”分子一般选择在一些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关键时间和特殊地点上大做文章。如2016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两名青年在大屠杀发生地身穿日本武士服装做出各种姿势拍照;两名男子身着侵华日军的军装在南京紫金山抗战遗址前拍照挑衅;四个青年穿着旧式日军军服在四行仓库门口合影等。有些“精日”事件的时间地点即便没有特定的历史含义，这些事件也往往会发生在如动漫展、集会等体现日本文化或者人员集中的场合。如个别青年在动漫展上穿戴日本法西斯标志的服装;少数中学生身着侵华日军和汉奸的服装参加学校运动会等。

    第二，主体年轻。年轻人一般喜欢标新立异、雷人雷语，或者因思想偏激而产生过于情绪化的表达，某些缺乏正确三观的年轻人因此而成为“精日”分子。从学历层次来看，他们中间既有校外社会青年，也有在校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甚至高校青年教师。如厦门大学通报的两起事件（教师周运中在网上发表错误言论以及之前发生的“田佳良事件”）就涉及到高学历年轻群体。

    第三，形式各异。“精日”的表现各异，有的表演带有恶搞性质的动作，有的发布低俗的图片，有的发表侮辱性的言论等。其传播载体也各不相同，有的利用网络平台如微信群、QQ群、微博、贴吧等发表“精日”内容，有的则在现实生活中身穿具有特殊意义的服装“亮相”于各种场合，如头戴维和部队蓝盔、胳膊上缝着五星红旗的人双膝跪地向一名日式装扮的“少女”磕头。

    第四，性质恶劣。如果说主体年轻和形式多变是现在所谓“非主流”文化的一般特征，那么毫无底线、性质恶劣则是“精日”与一般所谓“非主流”文化的明显分野。如有的人竟拿民族伤痕开玩笑，在网上公然散发诸如“南京杀三十万太少”“中国人不配做人”“真是最低劣民族”“恶臭你支”“安倍首相是我亲爹”“这就是命不好，生在了错误的国家”等极端言论，其性质极其恶劣，深深刺痛了国人的神经，引发全社会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二、“精日”的实质与根源

    ●“精日”的实质

    与一般的炒作不同，这些“精日”事件大都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即拿民族历史上的伤痕或民族文化当作炒作点，用低俗的手段消费、娱乐民族的历史文化。显然，不能把“精日”简单归结为一般炒作。有的指出，“精日”的症结在于历史观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是“精日”的本质和思想根源。[1]的确，“精日”分子罔顾历史的严肃性与厚重感，虚无本民族近代以来的血泪史和英勇斗争的抗战史，“精日”现象确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但如果仅仅将“精日”归结为历史虚无主义，则未免有只看现象未见本质之嫌。其实回归“精日”的本意，说到底就是指极少数国人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极其鄙视，甚至以抛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为代价投向日本文化的怀抱，因此可以将“精日”在更深层次上归结于某些人的民族自卑情结。形象地说，“精日”就是精神上向日本文化“下跪”，“精日”分子就是今天的精神“跪”族。

    ●产生“精日”的原因

    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精日”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历史地看，“精日”是近代历史上留下来的“精神遗毒”。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过一个观点：“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利。”[2]（P72）文化的兴衰反映着国家实力的强弱。近代以来，面对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向先进国家学习，期望通过学习实现民族振兴。但是与之相伴的，还有一股投降主义思潮若隐若现，它是民族自卑感的体现，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民族独立并投入列强的怀抱，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作为“精日”分子崇拜日本，曾通过向西方学习迅速发展起来，这种“脱亚入欧”式的学习是在保持民族独立基础上的民族自我觉醒和自我革命;但在“曲线救国”口号下向日本投降则不同，它是抛弃民族独立而跪向异族的投降主义，所谓“曲线救国”不过是投降卖国者的说辞罢了。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曾大力进行文化殖民活动，试图扭曲中国人民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在台湾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痕。

    如果说民族自卑情结在抗战胜利前尚大有市场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民族自信心应该极大提升，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说，“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3]（P1516）但历史具有惯性，历史上的民族自卑情结并没有完全消除，崇洋媚外、丧失民族气节的行为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少数人仍然没有在精神上完全站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随之提升，但是仍有极少数人“耻为中国人”（如台湾地区的某些政客以“精日”“媚日”为荣），近日祖国大陆发生的这些“精日”事件和历史惯性不无关系。

    现实地看，年轻人受历史影响应是最浅的，是最不应发生“精日”事件的，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可见，除了历史的因素外，一定有滋生“精日”的现实土壤。

    首先，从文化主体来看。日本人的素质一直以来为网络所热捧（如网上报道的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日本球迷在观众席捡垃圾），很容易使一些人崇拜日本民族而对自己民族却无限自卑，少数国人甚至不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发生了国人发表诸如“支那”等带有民族侮辱性质的敏感词汇事件。其次，从文化载体来看。一些年轻人对传统严肃的表达方式不感兴趣，对新兴的表达方式则比较热衷，喜欢发表一些博人眼球的信息。网络的兴起、以日本动漫文化为代表的日本文化的传入满足了一些年轻人追求新鲜事物的文化需求，多起“精日”事件都与日本动漫有关。如少数年轻人在中国动漫展上展示出对日本文化的过度“膜拜”，甚至于突破道德底线发生“精日”事件。再次，就文化内容本身而言。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符合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而现在的年轻人则成长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甚至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时代，这种时代的错位必然产生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年轻人中的认同问题;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随着民族复兴的进程不断发展的阶段，相对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整体而言尚未占优势。因此，一些年轻人过分迷恋以日本动漫等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不认同、不自尊、不自信，最终发生过于极端而突破底线的行为。最后，从文化教育环节上看。在国家层面，在长期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对公民国家和文化认同的塑造，未能严格审查带有误导倾向的部分不良文化产品，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开放化的社会环境中很容易发生缺乏共同文化认同而导致自我迷失的现象;在社会层面，学校的历史教育存在着极大的问题，不仅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上课状况令人堪忧，而且在中学教育中，历史课被当作所谓的“副科”来对待，重理轻文的现象长期存在，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历史课不用听，最后背背就行了”云云，最终必将是历史教育所应有的文化传承价值的巨大缺失。

    三、应对“精日”的建议

    ●提高思想认识

    从目前网络舆论的发展态势来看，“精日”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在网络空间和現实生活中也不占多数，即使出现极少数“精日”分子的极端言论和奇异行为，也会呈现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精日”现象的客观存在。习近平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4]（P43）我们对待“精日”的态度就代表了对待自己民族历史的态度和对待自己民族认同的态度，如果对“精日”不闻不问，任由“精日”之风肆意乱吹，势必形成坏的示范，引导青少年树立错误的历史观。“精日”突破了民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挑战了国家最根本的文化自信，伤害了人民最深层的家国感情，必须采取强硬措施严厉打击“精日”的嚣张气焰。

    从目前对“精日”分子的处理来看，处理略显被动和滞后。诚然，从处理违法事件的一般程序来讲，皆是违法活动在先，处理在后。但“精日”现象有其自身特点，它主要是与当事人的思想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思想认识不是突变的，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渐进性，它不像一般违法犯罪活动那样具有很大的偶然突发性，因而是可以通过了解一个人的思想近况而对其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预判的，通过事前和事中的及时发现阻止事态向恶化方向进一步发展。但是，目前的“精日”分子都是在言论或表演发布出来并扩大社会影响以后才在网友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这不仅使“精日”分子失去了事前改正的机会，也损害了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形象。因此，有必要提高认识，进一步完善打击“精日”的相关措施。

    ●加大处罚力度

    在对“精日”分子恶劣行为已经作出的处罚中，均是警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以寻衅滋事对当事人处以治安拘留的处罚。违法成本过低是“精日”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为此类事件划明法律红线，加大对“精日”分子的惩处力度。如德国法律规定，“使用违宪组织标志罪”最高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俄罗斯、法国等国，对二战期间纳粹罪行进行公开否认或表示赞同等行为，也都将追究其刑事责任。[5]我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的反法西斯大国，理应在法律层面完善制度规范，明确相关条款，以法律的形式明令禁止任何形式宣扬和歌颂反人类、反文明的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恶劣行为。要将挑衅人类良知和民族感情的“精日”行为同一般治安意义上的寻衅滋事相区别，将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严重侮辱国格、亵渎先烈、侵犯民族尊严的“精日”行为纳入刑法处罚的范畴，形成严厉打击“精日”的高压态势。

    ●严格政治审查

    政治审查向来是我国考察一个人才的重要指标，是决定一个人入党、升学、评奖、升职等必走的一道程序，突出了我国用人以德为先的鲜明政治导向。但是令人惊异的是，有的“精日”分子竟然是获得了各项荣誉称号的研究生党员。如果说“精日”的中学生是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而属于教育问题的话，那么，作为高学历的研究生在已经具备了辨别是非的能力的条件下竟然还会“精日”，则不仅仅是思想教育问题，而是学校在选拔和培养人才时出现了问题，政审仅仅成了摆设，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把关作用。现在的政审早已不像文革时期那样狭隘畸形，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个错误倾向——对政审不重视，政审似乎变得更“宽容”了，有的甚至只是随便走走过场，如果任由这种事态发展下去，危及的将会是党和国家的未来。

    ●加强教育引导

    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尤其是历史观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青少年时期在学校完成的，学校的教师队伍首先要做到以身作则，不能为了图一时之快在课堂上随口乱讲，引导学生误入歧途。其次，历史教育不单是历史知识的死记硬背，而是正确历史观的树立和历史涵养的培育，学校的历史教育要注重教学中的引导工作，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入脑入心，让青少年在文化的交融与激荡中掌握辨别是非的能力，使历史知识真正转化为做人的内在素养和道德品格。同时，要注重历史的“形象”教育，根据各地实际，建立学校和各种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等之间的联系，让青少年从历史课本中走出来，走进实践教育基地，实地切身感受历史的魅力，深化青少年的历史认知。总之，要从源头上防止“精日”的发生，就必须从学校历史教育开始抓，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不能总是等到“精日”事件发生后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被动采取处罚措施，那样不仅可能给“少不知事”的当事人的成长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还浪费了国家培养人才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培养一个“精日”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需要大量的投入），也会导致错误价值观对社会负面引导效应的扩大。

    ●把好社会导向

    我们相当大的一部分“历史知识”不是在学校而是在校门外获取的，如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包括影视、小说、话剧、戏剧、评书等各种形式。这些“历史知识”不一定就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知识，有可能是和历史真相相悖的历史传闻，它们有的是正史，有的则是野史戏说，还有的是单纯的杜撰。文艺作品本来是可以有想象空间的，但是要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坚决杜绝一些文艺作品不顾历史客观事实对历史随意演绎的现象，如一些抗日“神剧”本身就是对抗战先烈的亵渎和侮辱。文化管理部门在审批此类文艺作品时，要从源头上把好关，及时查封有错误引导倾向的作品。另外，需要警惕的是，日本动漫在中国的市场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的青少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可否认，日本的动漫中不乏优秀作品，青少年借此可以了解更多的日本文化，但是发生的多起“精日”事件均与日本动漫有关，有些日本文化的爱好者已经成功被“洗脑”成为“精日”分子。从长远来看，民族动漫文化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强势崛起，以满足我国青少年的需求，在短时间内要应对日本动漫对中国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主要还是从源头上对其审查，把好社会导向关，引进优秀，过滤劣质。

    ●避免打击过度

    面对所谓“精日”群体，不宜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应对，否则会因随意贴标签、乱扣帽子而撕裂社会。重点需要把“精日”分子与日本文化爱好者区分开。日本文化在中国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群中很有市场，比如看日漫、吃日料等，这些行为属于公民合法的个人权利，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但“精日”分子与一般的日本文化爱好者不同，他们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兴趣”“爱好”的范畴。和一般的日本文化爱好者相比，“精日”分子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方面是过分“拔高别人”，“精日”分子把日本文化中个别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放大到整个民族，对日本文化的喜好变成了对其民族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是极力“贬损自己”，他们往往带有明显的狂热特征，把自己对日本的所谓兴趣爱好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侮辱上，做出触及民族底线的行为。因此，应对“精日”需要做好区分定性的工作，划清界限，避免把“精日”概念泛化，防止极端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1]本刊特约评论员.“精日”的本质是历史虚无主义[J].前线，2018，（4）.

    [2] （美）亨廷頓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 张建军，张生. 关于“精日”现象的思考与建议[N].南京日报，2018-03-01.

    作者简介

    秦步焕，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 董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