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新上海人眼里的疫中
王小毛 高景行 萨瓦
4月13日，上海大雨，快递员把丈夫公司发放的物资放到了小区门口，但迟迟没有志愿者送到家来。24个小时过去后我确定：那些肉和菜大概率又丢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遭遇这类窘境——二十多天前，同样的雨天，我在线上APP几经拼杀才抢到了一包鸡翅和一包鸡腿。那时，我还能下楼接取外卖，待到我接到送货电话，下楼拿货时，却发现物资已经不见踪影。
站在货架前我问，为什幺会有人拿走我的东西？两位看起来比我父亲年纪还要大的志愿者面面相觑，连道：不可能。他们的面罩上满是水汽，防护服也湿漉漉的，这样的天气再责怪他们，我可能比偷菜的那位还过分了，只得悻悻离去。
这时候丢菜不失为一种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源自对物资紧缺的惶恐、下次能否买到菜的不确定性，以及何时才能迎来解封。
3月17日晚上，小区第一次收到即将封控48小时的通知。当时我乐观极了，蜻蜓点水般买了几根香蕉、一盒草莓、一把油麦菜、三根双汇火腿肠和一包泡面。两天后，我就开始为自己先前的乐观后悔，小区还在继续封控。
浦西封控的第一天，出差在外的丈夫定了闹钟帮我抢菜，盒马、大润发、山姆、叮咚，逐个失败。经过一周多的尝试，我早就放弃了在买菜APP上抢菜，但丈夫不甘心，还是要贡献出宝贵的睡眠。
过去两年，我俩一直保持着同城异地的生活模式，今年3月才一起搬入了这间三十平方米的一居室。紧接着，丈夫去河北廊坊出差，没几天就遇上廊坊因疫情封城。一开始他还可以叫外卖，后来只能吃酒店发的泡面，好到现在终于有了稳定供应的盒饭。
以前，我总会为丈夫的囤积癖发火，因为他的出租屋里，总堆放着因为特价而买来的过量物资，有时是三袋大米，有时是四箱啤酒，有时是一纸箱的热干面。每次帮他搬家，一看到囤货过期我就更加气急败坏。但这轮上海疫情让丈夫“扬眉吐气”——封控开始时，我还有他因减价买来的两箱牛奶、两包大米、八包意面、八瓶下饭酱、五十个鸡蛋和两袋麦片，这些物资让我免去了些许慌张。
但到了3月30日，我还是需要加入小区的各种团购群，抢购新鲜蔬菜。面对停不下来的微信群消息，我一度陷入混乱，在邻居建议下专门做了一张表格，记下参团的种类、价格，以及是否到货。
跟着一位团长花一百三十元买了五种猪肉。到货的那个夜晚，我安心极了，还学着邻居的样子，把那一盒四百克的肉丝炒熟备用。但对于一个不经常做菜，又不虚心请教的人来说，在下锅时会经常发生让自己后悔的事。肉丝没有提前腌制，调料也不对味，但即便这样一盘失败的肉丝，我还是混合着莴笋、芹菜、白菜等，吃了五顿。
一个月来的居家生活，彻底治好了我的贪吃和浪费，我成了精打细算的小当家，做菜能放一个鸡蛋就绝对不放两个，就连掉落的蛋糕渣滓，也会一并搜集起来吃掉。
搬到现在的小区刚刚7天，我就遇上了封控。
搬家的第一天，楼里阿姨们经过门口总会问一声：“借房子的啊？”也有人会多问一句，“多少钱一个月？”听到我报上的数字后，便笑笑离开。对于新来的陌生人，“土着们”好奇又保持着适当的边界感。
在上海的四年里，我搬了三次家，停留每处都不会和邻居们有过多交集，但是这轮疫情把我和我的新邻居们绑在了一起。
小区封控10天后，楼下搭起了蓝棚子，这是楼里有阳性确诊的标志，意味着我们要保持足不出户，物资的最后一百米全靠志愿者配送。也是在这天，楼栋第一次有了微信群，大家联系得越发紧密，毕竟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保阴。
群里的人没有名字，都是以房号、人数代替，我的群昵称是，403-1人。
相处之中，我对邻居们有了更多了解：隔壁404是一位新手妈妈，还在哺乳期;6楼的4户里有三位宝妈，一边操心着孩子的网课，一边积极参与各种团购为自家厨房添砖加瓦;1楼一位和父亲同住的中介大哥，整天吆喝着有没有人团购香烟;5楼的一位退休面点师奶奶，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努力为小外孙一顿饭凑出四五道菜……
转发团购链接、为已经阳性确诊转运方舱的邻居加油打气、给买不到奶粉的妈妈寻找渠道、登记自己需要的物资、晒出抗原检测截图……这些都是微信群里的日常。
作为租户，我并没有感受到什幺差别对待，做一样的核酸，收到一样的大礼包和药品。因为一个人住，我甚至还会被额外关照。有的东西忘记参团，邻居会好心地分我一半，住在404的邻居姐姐会不时投喂我橘子、包子，也会在深夜发私信给我，她担心我刚搬来没有囤卫生巾，告诉我“别不好意思”“不要客气”。
或许疫情之后，这种紧密会逐渐淡去，但在艰难时刻的陪伴、鼓励一定会刻在记忆里。
作为一个被封控在家的媒体人，30天来，我一边筹措自己的口粮，一边做电话采访、写稿，接受着无数新信息的暴击。
我想过可能有人会因新冠离世，也会有人因为医疗资源挤兑没法得到及时救治，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会有一位市民因为网络暴力自杀，故事的开端竟还是一则“正能量”新闻。
4月3日，虹口区的一个女孩拜托外卖骑手给独居的听障父亲送饭，从虹口到青浦，跨越27公里，小哥历时七小时才完成送餐。女孩想支付小哥额外酬劳，被拒绝后转而为他充了200元话费，还特地找到自媒体讲述了这个故事，想让小哥的善举被更多人看到。
然而评论区的留言里，不少人的质疑：“200也太少了吧”“太抠了”“上海人的精明”……女孩不得不出面解释，自己如何试图给小哥发微信红包、转账，还想等疫情结束后请他吃饭、送锦旗。
我的一位同事也报道了这条新闻。4月6日，她要到了骑手小哥电话，采访的那个上午，小哥还说要给那位女孩打电话送菜，因为她把所有的菜都送给了父亲，他担心她没吃的。然而，下午就传来了女孩因网络暴力跳楼的消息。
晚上，我原本约了一位援沪医生的采访，看到这条新闻，心里实在憋闷，把采访往后推了半小时，和同事打电话哭了一场。同事说，交稿后自己去做饭，看到锅里的菜，想到女孩再也没法给父亲送饭，也难过得嚎啕大哭。
在同事发表的稿件里，骑手说自己因为女孩被网暴，难过得睡不着。这篇稿件在女孩死去后，被很多人转发在朋友圈里。后来，有几位媒体同行找到我，希望要到那位骑手的电话。我猜想，这位骑手应该不会再接受采访，他想不到自己危难中的善举会换来这样一个谁也无法解释的结局。
因为媒体人的身份，我也会接到很多类型的“求助”。一天夜里9点，之前采访过的一位“团长”突然打电话给我。原来，一栋封控楼的居民做核酸时，发现楼下的蓝色帐篷里被居委会安置了抗原阳性的保安。居民把视频发到小区大群里，群里炸开了锅。那位团长询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有关部门，向上反映。
我们所在的小区已经连续16天，有阳性确诊病例，封控楼栋超过三分之二，志愿者人手严重不足。思考片刻，我拨通了居委会书记的电话。书记向我解释，因为实在没地方安置，考虑到封控楼居民不出门，门前的帐篷是他们想到的比较合适的地点。
那位书记说道：“实在没想到引起这幺大反应，我们应该及时跟居民做好解释工作。”我提议，是否可以邀请她进微信群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她只回答：“我们再想想有什幺更好的解决办法吧。”随后又补发了两条信息：“困难重重啊”“心累”。
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听过太多基层工作人员在电话那头的无奈和哽咽，也看过有的居委书记写下的辞职公开信，一线的基层抗疫工作者承受了太多太多的压力。
当然，我也会遭遇一些神奇的瞬间。两年前采访武汉疫情时，我曾结识一位采访对象，通过他介绍了25吨建湖大米的捐赠运至武汉。最近他又联系我，说想给上海捐物资。经过半天多的对接，我们终于找到闵行区的一个街道愿意接收，能帮忙办理通行证。
不过，在对接的微信群里，他拉进来一个流量明星的公益联盟代表人，这让我有些警惕。考虑到这次的捐赠者，很可能是这位明星的粉丝后援会，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了一幅颇有戏剧效果的画面——一辆满载着土豆、洋葱的大卡车，开进了上海街道，车身上挂着巨幅的明星海报和标语条幅。但不管如何，我想，能送来物资总是好的。不过隔了两天后，捐赠人告诉我：不能来了。
“物流给的报价太离谱了，快赶上蔬菜的采购成本了。”一个半挂车从武汉到上海平时一趟八千的运费，现在开价三万二。来回路程五六天，从上海返回后要继续隔离14天。打开抖音、快手，被困在高速上的卡车司机并不鲜见，让人无奈又心酸。
我有一只四岁的中华田园猫，性格独立。长时间一个人待着，在窗台上打瞌睡的小猫给了我一种生命力的支撑。最近我会频繁地抱起它，对它说话，录下它的视频发给朋友。如果猫会说人话，它一定在说：“我看到你就烦。”
以前，每天早晨醒来，猫咪会主动跳上我的肚子，疯狂踩踏，然后喵喵叫着把头主动蹭上我的手。但现在睁眼醒来，猫早已躲到我看不到的地方，无论怎幺呼唤，都不出现。
虽然猫对我冷淡，但我还得操心它的生活，毕竟我是人类，责任更重。楼栋被封控后，我便开始在群里求助买猫粮的渠道。
在邻居的帮助下，买到了一袋3斤160元的猫粮。这个价格让我肉痛，毕竟以前它吃着20元一斤的猫粮也油光水滑，但特殊时期，还是买吧。
买完猫粮没几天，猫砂也消耗到了极限。看到小区大群里有人转让猫砂和猫粮，我又立刻接手下来。算了算这段时间给猫购买物资的消费，已经占到了我总消费的四分之一。
即便我和猫的吃穿用度都有了一定保障，但心情还是会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翻。某天夜里，一条柯基狗被打死的视频让我焦虑到失眠，我疯狂担心起来，万一自己变成阳性，猫要怎幺办？我开始不停搜索被隔离后，宠物的处置办法，连存了十几个据称可以上门接猫的机构电话。
最近小区里到处都是鸟叫，小猫最常做的事就是蹲在沙发上看鸟。它仿佛一个智者，而我也越来越像猫，坐在窗边，时刻注意着窗外的啁啾。清晨醒来，不同的鸣叫声，会让我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像是住在森林里。
昨天看到一位纪录片导演正在征集以窗台为视角的视频片段，如他所说，窗户是我现在为数不多的对外通道。我会经常趴伏在窗台上，看着其他楼栋排队做核酸，观察楼下的几株紫荆花从含苞待放到凋零，竖起耳朵听游走的大喇叭通知。
从封控的第一天起，我会随手拍一些视频素材，准备制作一期vlog，但封控迟迟没有结束，堆积在手机里的素材越来越多，最近，我放弃了剪辑的想法。
和我在武汉探亲时遭遇的一样，上海发生的一切都让人始料未及。
3月初开始，接连数天，本土确诊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人数陡增。
但这两年来，浦东、黄浦、静安……每次疫情在上海冒头，都能被迅速压制，上海一直以来的精准防控能力给了我和家人极大的安全感。3月5日，住在松江九亭的朋友家全楼栋被封，我没当回事，还盼着她三八妇女节前能解封，我们一起吃下午茶。
然而到了3月8日，朋友的小区并未解封，接着，3月9日中午，我一只脚刚踏进公司大楼，就接到了老公的电话：“我们小区被封了！”女儿的班主任也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孩子接回家。
我和老公商量好，我先去接女儿，等他下班后，一起去采购封控所需的物资。和同事交接工作时，对方还惊讶于我的淡定态度，我半开玩笑地表示：“毕竟在武汉见过大风大浪，现在顶多封14天，不用慌。”
但九岁的女儿慌了，去找丈夫前，我先带她回了一趟家，小区大门里挤满了满脸焦灼、等着接孩子或是拿物资的人，我刚把书包递给门内的婆婆，女儿就哭起来，问：“我们还能回来吗？”
我短暂愣住。两年前我们被困武汉，当时满城惶惶，七岁的女儿却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处于怎样的境况，几个衣服夹子、三本故事书，再有一台Switch，就让她乐呵呵地度过了两个多月的封城生活。但现在，她已经能敏感觉察来自外界的紧张不安，并怕被感染。
只不过，孩子担心的是不能回家，大人想得更多的是：一旦被困在家里，物资怎幺办？工作怎幺办？或者我们更怕的，是那个通知文件里，没有确定的封控期限。
因为隔壁楼栋出现了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我们所在的楼栋也成了封控对象。小区里立起了铁板，居委也发出了封控14天的正式通知。
对陷在武汉76天的人来说，14天并不算难熬。但情况很快超出了我的所有预期：学校停课，公司大楼被封，越来越多的同事也进入了或长或短的封控期……而我们小区，尽管在3月18日提前解封，却因所在的莘庄镇是疫情重灾区，不得不继续封控。
3月27日晚，政府宣布浦东3月28日起实施四天的全区封控，浦西也将于4月1日至4月5日进行全区封控。
就像年初爆红的电视剧《开端》一样，我仿佛回到了2020年的那个“开端”。作为一个武汉疫情的“过来人”，我明白这意味着什幺。我想起了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地相似。”
有人问我，今天的上海和当年的武汉有什幺不同。我仔细想了想，大概就是在武汉时怕“病”，在上海怕“饿”。
武汉封城虽来得突然，但时值春节，家家户户本就物资充足，加上全国各地紧急驰援，超市里有几块钱一斤的爱心菜，水果、零食、泡面也能随意购买。更重要的是，当时武汉人被来势汹汹的致命疫情打懵了，周围悲惨的故事一直在发生，生活质量实属不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
武汉疫情中期，也实施过封闭小区的管控方式。一开始，同样出现了类似买大米强制绑定销售草纸和酱油的乱象。但在相关部门整顿后，物供迅速恢复正常：各超市不对外营业，只负责周边社区物资的供应配送，能保证粮、油、菜、肉的基本需求;小区里团购也组织得如火如荼，京东物流照常配送，即便不出小区，我还能吃上良品铺子、进口饼干。
那时，老公申请了做志愿者，工作是在附近的超市处理运来的国库储备冻肉。他每天和同伴一起搬运、切割大约两三吨肉，这些肉会以十几块一斤的价格卖给附近的居民。即便如此，我还抱怨过二十斤蔬菜卖70元太贵，觉得一袋小番茄、一袋砂糖橘加五个梨卖50元简直是黑心，但对比现在的上海，我不禁觉得，自己当年真是不懂事。
上海的不对劲，讲不好具体是从哪天开始的。封控初期，社交平台还总能看到上海人民带点娇嗔的抱怨：怎幺还不解封，家里的挂耳咖啡快喝完了。慢慢地，大家不关心咖啡了，只关心粮食和蔬菜。谁能在美团或者叮咚抢到菜就站上了人生巅峰。再过几天，住在黄浦区的朋友已经在谨慎计划着，早餐快没了，而水果只能定量供给孩子。
朋友的同事、一对家住浦东的年轻夫妇，不明白说好四天的封控怎幺就变了卦，两人连吃好几天麦片，最后靠邻居接济的黄瓜和胡萝卜，才开了次伙。老公的同事家在徐汇，和男朋友每天只靠一顿泡面或者啃两个苹果度日。朋友的弟弟年薪七十万，却只能啃点莴笋叶，连胡萝卜叶子都要省着当个菜。
整个上海变得异常贫乏且饥肠辘辘。苹果和橘子以外的水果成了非必需品，可乐是“硬通货”，肯德基必胜客是奢侈品。微博上、朋友圈里……一时间似乎所有人都在追问：那些各地捐的物资去哪了？那些平日到处飞驰的快递小哥去哪了？电商们停滞许久的订单到底什幺时候能发货？可是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与之相对的是飞涨的物价。小区门口的粑粑柑从封控前的六七元一斤，涨到了二十元。平时加起来只卖十几块钱的豆制品，涨到了五十块，即便如此，小区居民还趋之若鹜。在这个时候，你能最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折叠”：有的人仍能吃到象山直供的龙虾和大闸蟹，而那些住群租房、一个多月没收入的外地打工人，却连吃一块豆腐都嫌贵。
我的上海朋友非常难过，说从来没有觉得上海这幺丢人。这座一向以优雅摩登自持的城市，在疫情的冲击下，变得混乱又狼狈。
禁足在家的烦闷、物资不足的怨气、对形势不明的疫情的恐慌，都需要有一个发泄的通道，离我们最近的官方机构——居委，就成了出气筒。
业主群里，大家对核酸检测的无序、小区疫情数据的不透明、异常楼栋的管控不力，常有怨怼，但居委却从不在群里回复或解释，而这样的沉默又会激起新一轮的“进攻”。
最开始，我也觉得居委是一群既没能力也无责任心的老阿姨。但当我作为社区志愿者和他们有过接触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小区分三期，共两千余户，约有四五千居民，居委会工作人员不足五人，他们每天面对的工作有：各种信息的上传下达，组织核酸检测，帮居民配药、送快递，要是社区里遇到特殊情况，还需要一遍遍向上打报告……一位居委工作人员说，她每天忙到半夜才能睡觉，还要设一个早上5点的闹钟，起来看看有没有新的通知，如果没有就是大幸。
在我来沪后的十数年记忆里，上海何曾面临过如此混乱困窘的境况。但疫情这道大考题，显然不是小小一个居委就能给出完美答案。
在这样的极限压力面前，要想维持近五千居民规模的居住小区的生存运转，一批和居委坚定站在一起的志愿者们其实必不可少，他们能协助核酸检测，帮忙派送快递、给居民配药。
但真能出力的志愿者，招募起来并不容易。最开始，居委通过楼长在各楼栋群里发出招募志愿者通知，有三百多人都加入到了志愿者群里。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群里也不过是各种抱怨和逞口舌之快，真有工作要分配时，来的永远就是三十几个人。而这三十余人中，因个人素质和沟通能力有高有低，加之和居民之间关系复杂，很快又涌现出新的矛盾。
单就派送快递来说，一开始，志愿者全凭一腔热情干活。但随着物资趋紧，居民们恐慌加深，只要有机会就大量抢购，菜、水果、牛奶、速冻食品，什幺都有。一户人家有时候一天会来好几个快递，常常是上一批快递还在货架上没理清，“哗”一下又来了十多个包裹。
我们一个班次的志愿者，通常只有三四人。人力有限，工作量大，矛盾开始凸显。有志愿者觉得牛奶、鸡蛋是非必需品，直接表示：凡是含有非必需品的快递，一概不送;此外，大规模的团购量太大，且有传染病毒的风险，不倡导也不配送。
但不少居民认为，家人就是需要喝牛奶吃鸡蛋，而且现在能抢到吃的就不错了，谁还管是不是必需品;抢不到菜的，不跟团购，难道喝西北风？
我遇到最激烈的冲突是一次非典型团购。因社区无法保供、网购平台运力不足，居委勉强同意开放团购渠道，但要求必须提前报备，需由团长自己负责组织卸货、消杀和送货，还要避免聚集，控制人数。
大部分团购其实都组织得相当有序，小区团长还发展出了非常完善的配送流程，但这次，本质就是大家在电商平台各自下单，对方一次性完成配送。当在门口接收快递的志愿者们看到送来的一百多个蔬菜套餐箱时，很快炸了锅——志愿者们拒绝收货，认为这是没团长接收、未消杀的物资，自己也不会派送;但买菜的居民则表示，没团长，自己出门拿总可以吧？
两方对峙，有居民试图翻出小区围栏取蔬菜箱，还惊动了小区警务室的警察。这次冲突直接导致该电商平台不再接受我们小区订单。而事后，业主群里怨声载道，居委和志愿者却认为自己的原则没错。
作为认为牛奶是必需品、也赞成团购的边缘志愿者，我向居委提出建议，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只会激化矛盾、加剧两方对立，能否有其他方式处理这种非典型团购？然后我成了被围攻的对象，一群穿着“大白”的志愿者齐声起哄，所有人都说这些问题没法解决，而不买，就是最好的办法。
有志愿者告诫我：你要先融入我们，才能了解我们。一位志愿者大叔甚至得意地向我传授他的经验：“告诉你我怎幺管理我们楼栋的，只要有一户参加了团购，我就让其他住户都攻击他，让他再也不敢买！”
我一时无言以对，在被封控的这一个多月里，作为一个“过来人”，这是我觉得最魔幻、最不可理喻的时刻。
封控之下，日子还要继续。因为官方保供跟不上，团购最终还是成了小区里的大趋势，一些物资不足的志愿者也会开始寻找团购渠道。大家逐渐达成的共识是，货源正规、组织有序的团购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的楼栋里也热火朝天组织起了蔬菜、猪肉、牛奶、水果的团购。
我在小区里住了六年，但之前，除了一楼的一对老夫妻，其他人哪怕同坐一部电梯，也不会打招呼。现在，因为疫情期间的频繁沟通和来往，我开始重新认识起我的“宝藏”邻居：18楼的邻居是某医院ICU主任，一直在外参加抗疫工作;10楼有位幽默又有才的邻居，写了一份长达八页的小区团长攻略，还绘制了最优的物资配送路线;6楼和8楼的邻居在楼门口贴心备好了公用的酒精和消毒液;15楼的邻居因为我送了她一瓶酒精，就投喂了我岩烧乳酪吐司和小饼干。
而和志愿者们激烈争吵后的我，依旧担任着小区门口的快递货架整理员，也在继续了解我的同伴们。大家逐渐和我脑海里形成的最初印象，产生了偏离——要我“融入”他们的志愿者大叔主动帮我搬过团购的物资;向着居委说话的快递队队长硬塞给我两罐“硬通货”，还在群里给志愿者们发红包;曾说牛奶一律不派送的志愿者只是个中学生，却是干活最卖力的那一个，什幺快递都在送……
摘掉口罩，大家同样都是在疫情中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3月7日，我们小区在封控第二天就查出了阳性感染者。这意味着接下来14天隔离期，除开密接和阳性病例所在楼栋被封闭，小区的其余居民还能拥有一定的自由。外卖快递都能取送，居委会另在小区里安排了菜摊、奶站，与移动互联网绝缘的老年人还可以在小区搭建的框架里继续运转。阳光大好时，我还能看到不少老街坊在楼下“嘎讪胡”
（闲聊）。
待到封控第14天，小区并未迎来期待的解封，而是“具体解封日期另行通知”的告知书。此时，市内疫情开始多点散发，我们街道几乎每个小区都被封控，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网络上流传着上海要封城的小道消息。
虽然消息被“光速”辟谣，但我还是感到了异常——我的外地快递全部停止向上海发件，外卖软件上营业的店铺越来越少，常光顾的超市线上派送时间变得愈发漫长。小区里，菜摊排起了长队，经常只剩下土豆、洋葱。若不是我捡漏了江浙人不喜食用的莴笋叶，也很难吃上绿叶蔬菜。
4月初，浦西开始执行“足不出户”的封闭政策，这就意味着所有居民都不能走出家门。小区业主群开始招募打过疫苗加强针的男性志愿者——毕竟从此时开始，我们这个拥有三十余栋楼、2400户、近五千个居民的小区所需的一切生活物资，只能依靠志愿者从小区门口拉到每栋单元楼里去。
我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待到了集合的社区学校，我才发现，现任居委会因密接已被全员隔离，当前主持工作的是从闵行区家中匆匆赶来、住进社区学校的简陋宿舍、早已退休的上一任居委会书记。
为了尽可能维持社区正常运作，每天早上至深夜，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书记要身着防护服，一直坐在社区学校前台主持工作。因疫情管控，所有物资依赖社区团购，居委会要根据街道政策制作团购准则，并下发到各个楼道微信群里。
每个团购都必须有一名接种两针疫苗的全责团长，并向居委会申请备案。此外还必须具备两到三人的运输组成员，负责卸货、消杀、分拣。此后，还需将供应商方面的相关证明、相关送货人员的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递回给居委会审核。
为避免非必要生活物资的团购，以及未报备团购被拒绝在小区之外等意外情况，老书记需要一遍遍反复向前来申请团购的居民解释街道下发的团购政策。除此之外，她还要为需要外出就医的居民开具证明，预约志愿者派车接送。
当封控周期无限拉长，大大小小的团购群成为维系小区生活的新引擎，居民们的各类需求越来越多，常只有六七人待命的临时居委会，工作便更捉襟见肘。
协助检测核酸是另一重压在居委会头上的“重担”，也是我作为志愿者深度参与的工作之一。直到全员核酸检测时，我才意识到小区“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有多高。首先，六人一组的志愿者里，抛开一位街道安排的工作人员，其余五人都是小区居民，领头的是一个大约七十来岁的奶奶，三十二岁的我是队伍里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仅有的两位男性之一。
做核酸时，我大致统计过，约百分之七十的居民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其中很多腿脚不便，依靠轮椅出行。此外，不乏有年逾六十的儿女领着耄耋之年的父母这样的超老龄家庭存在。
对志愿者来说，给老人测核酸的最大难点是要逐个教他们用智能手机把核酸码调出来。每当这时，我都在心里问自己，这些老人很多是自己独居，儿女被封控在其他小区，只是做个核酸扫码都已经如此困难，那要是生活购物，那些我们年轻人都抢不上菜的网络团购，他们又该如何？
派发药物是志愿者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而这同样是个艰巨的任务——3月初，小区刚封控时，上海市内的运输系统还在工作，药物能通过社区卫生院以及快递流转到住户手中。待到4月，上海实行全域静态管控后，市内与市外物流都出现阻断，市内医院很多药物出现大面积缺货。我在社区卫生院清点采购药物时，听闻几个工作人员闲聊，附近的大医院里药物奇缺，一家大型二甲医院，现在仅能找到一支胰岛素，精神类药物更是全面断货。
在我们这样的超老龄化小区里，药物是仅次于，甚至是优先于食物的存在。志愿者们前往每个单元送药，都需用上超市最大尺寸的塑料袋，即便如此，也总是不能配齐居民们所需要的药物。
“我自己的高血压药都匀给我老婆吃了，再不开到药，我俩都没有药吃了。”一次取药时，一位看上去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朝我直叹气。高血压患者停药的风险不言而喻，但我们能做的，也只是一次又一次表示：很抱歉，我们会去和街道反应。
派发药物的工作非常琐碎，除统计信息、购买和分拣药物，我们还要承担替医院收取药款。遇上医保全额覆盖药费的情况最省心，但是遇上没有医保或者医保部分支付的药品，我们还需要代收费用。
“如何找零”是我们面临的另一难题，大部分老年人没有手机支付，有些药物费用精确到角到分，每当这时，志愿者只能窘迫地待在楼道，或者自己主动抹平这些差额。当然，也有意外，某次，我和同伴正一脸尴尬地向一位上海老阿姨解释还需再支付四分钱，对方一脸从容地从兜里掏出了整齐的四个分币。
身处因疫情而暂时停摆的上海，每个人的境遇不尽相同。那些此起彼伏响动着的微信群里，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多。几个同样住在“老破小”片区里的朋友，面对的却是：居委会瘫痪，楼栋群聚感染，食物缺乏，居委和居民之间内讧不断。
比较来看，我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部分人，物资尚余，所在的小区，居委会和志愿者组成的临时机构还能基本维持近五千人的生活运转。志愿者工作时，我也没有被人刻意为难过，哪怕我这个新上海人常听不明白本地人嘴里的上海话，造成沟通问题时。
很多本地老阿姨、老叔叔看到高温下穿着“大白”的我们，都会说上几句谢谢，并不停地感叹：你们老辛苦了，真的不容易。这些土生土长，或者长久生活在上海的老年人大多时候温和有礼，面对我时最激烈的情绪，是在知道我的外地人身份后义愤填膺地提问：“为什幺网上总说我们上海人对外地人坏？哪有不给外地人分物资了！”
在疫情封控期间，我确实没受过差别对待，邻居阿姨还常给我送来物资。我不知道不怎幺上网的老人们从哪得知的舆论，只能安慰道：“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网上这些消息多少有些哗众取宠。”
4月中旬，街道派发的物资开始变得频繁，紧缺的粮油纸巾和调味料的供应也慢慢跟了上来，我这样的志愿者偶尔还能领到“旺旺雪饼”这样的小福利。小区封控已经近四十天，依旧有零星的阳性案例，伴随小区每一位居民清晨醒来的，是每日例行的核酸抗原检测。
我们逐渐习惯了社区团购的生活模式，彼此不知姓名，却会用门牌号来互相称呼。这几天，紧随风潮的开发者为上海的“团员”“团长”们制定了带有楼号门牌号的头像生成小程序，我和邻居们接二连三换上这样的头像，像在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中自娱自乐，共同等待着解封日的来到。
微信上，很快有朋友给我发来截图，是一个换了新头像的上海人在朋友圈自嘲——“当你参与团菜的时候，房号比姓名好用多了。”配图是一张周润发在《监狱风云》里佩戴着编号的电影剧照。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截稿日，我期待的解封依旧没有来到，虽然新闻APP里推送了部分上海企业将逐批复工的消息，朋友圈也有“防范区”的朋友走出家门的新鲜状态，但这一切与我无关——这天早晨，我收到了徐汇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核酸混检异常”，要居家等待专人上门核酸复检。
我挂掉电话，打开随申码，保持许久的绿码，已经变成了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