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之路

    陈世球

    恢复高考30年,各级报刊杂志都在征文纪念。朋友要我也写点什么,我想,为着纪念那逝去的岁月,为着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让青年朋友知道他们的前辈们曾经在怎样的环境里挣扎,我确实该写点什么了。下面就谈谈我的高考之路吧!

    1966年夏天,我在邵阳市二中高中毕业。5月份,高中课程全部结束,学校进行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随即体检,填报志愿。在体检中发现我有色弱,报考理科工科大部分院校都受限制,我只得选学文科,好在我的文理科基础都还可以,选科并不为难,我很快确定了我的志愿方向:外语、新闻。就在我们准备分班复习时,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了。紧接着,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紧接着伟大统帅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心骚动起来,校园不安起来,社会动荡起来,偌大的神州大地很快就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一浪高过一浪。我就像一叶扁舟,身不由主地转进了历史的漩涡。

    紧接着就有通知,高考推迟。

    紧接着,我们被告知,高考取消了。

    1968年10月,我告别了生活学习八年的邵阳市二中,插队落户到绥宁唐家坊公社松阳大队烂木塘生产队。一年后,我被评为绥宁县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随后被招工进邵阳市水泥厂。又因我曾是造反派的坏头头,我的招工被看成是派性招工,我被分配当了普工,在制成车间运送原料,苦力的干活。接连进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名为学习,实则反省检查,交待文革中的问题。直到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我被平反。1976年3月,又被请进了学习班,又呆了两个多月,出来后,才真正感受到自由的可贵。1977年春天,得知恢复高考,死去多年的大学梦一下子复活了,当即就向水泥厂党委报告,申请参加考试。可迟迟没有答复,我一再请求,书记说:“经厂党委研究,你的问题还没讲清楚,不能参加高考。你不要在心里有什么不满。”刚刚从学习班出来,仿佛获得新生,感激厂党委都来不及,还哪里敢有什么不满?但心底里还是有些许的遗憾。

    随着整个政治形势的好转,我又迎来了1978年的高考。我又向厂党委提出申请,又是迟迟没有答复,我又是一再请求,书记说:“经厂党委研究,同意你去参加高考。但要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要影响自己工作。”好在离开学校11年多,喜爱读书的习惯一直没变,原来高中的基础又好,复习起来也没什么困难。进入考场,拿起试卷,又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自信小错难免,大错难得。考完5门必考科,自我感觉良好。最后一门俄语,可考可不考,我好像考意未尽,又走进了考场。不过考了也就了了,总算进了一次高考考场。高考的成绩,我并没太在意。

    一个星期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路过张家冲(邵水东路),碰到正在帮人家做家具的高中同学赵成瑜,他问我收到通知书没有。我满脸惊愕,忙问什么通知书。他告诉我:“我在地区招生办看到了你的高考成绩,俄语54分,大概是市里最高分,地区招生办通知你去长沙参加口试。”我说:“真的?”他说:“是真的。你自己去招生办看一下吧。”他还告诉我,地区招生办设在砂子坡招待所。我很兴奋,高考时,最后一门是外语,我想,中学俄语我学了6年,辛辛苦苦,虽然时隔10年,忘了不少,但总还记得一些,既然来考,就全面地检测一下自己的中学基础吧。我就坚持考完了俄语。没想到竟考出了个市里最高分。第二天我下了天光班,就赶到了地区招生办。地区招生办的同志很热情,帮我查到了高考成绩:政治84分,语文78分,数学66.4分,历史86分,地理79.2分,总分394.2分,市区第一名;另外不计入总分的俄语也考了54分。他对我说:“你这次俄语考得很好,54分,俄语是小语种,20分及格。上海外语学院准备在湖南招个俄语班,你是不是去考一下?”我说:“我没有报俄语专业,没填这个志愿。”他说:“没关系,我们帮你补办一下。这也是个机会,不要错过。”他还说:“如果你同意,那就去长沙参加俄语口试。”我说:“好吧,就去考一下。”可当我兴冲冲地拿着通知书去向水泥厂党委请假时,领导却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说:“当前生产很紧张,抽不出人手。这是你的个人行为,不能影响生产。如果同意你去了,其他的工人也要去,那怎么办!抓革命,要促生产嘛,怎么能影响生产呢?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我知道,党领导一切,不仅领导国家大事,个人小事也不例外。但我不能放弃这次机会,又不好违反领导意见,我只好请我同班组的工友帮忙,替我代班。我赶到长沙,考场设在解放军政治干校。由于当年的俄语还读得可以,当场揭晓的口试成绩良好。我心满意足地回到邵阳,我终于又通过了一场高考口试。

    我得了两个第一,但我并没有得到录取通知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期待着,某一天早上,传达室的师傅会高兴地递给我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厂里的工友们碰到我,总是问长问短,待到同去参考的伙伴来了通知书后,工友们也就不问了,只是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一位同进厂的知青告诉我:“你的大学恐怕没戏了,书记表态:‘除非我不当书记,否则他就莫想去。”这——我是知道的,在文革中,我与他有过正面冲突,辩论时针锋相对,面红脖子粗。他以势压人惯了,碰上我这个不信邪的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当即就警告我:“我等着,我看你跳得好久!”我回答说:“我也等着,我看你有多大能耐!”这一下真碰到他手里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时候的高考政策是:“今年的招生工作的步骤:自愿报名,单位同意,学习考查,体检政审,择优录取。”而政审的标准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遵守革命纪律,热爱劳动。”虽然没再提家庭出身,但只要涉及单位政审、单位同意,也就是只要涉及单位领导,我就没戏!

    应该说,社会的进步给了我第三次高考的机会,那是在1982年秋,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开始招收文科学员。我还在邵阳市水泥厂,负责进厂青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我带领16名青工都报了名,又参加了一次省级高考,又以市区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我的16名青工中有15名也榜上有名。可结局又叫人大失所望:15名青工可以脱产读书,两年制,全天学习;就我不能去,没有其他理由,就是工作需要。现在的青年朋友很难理解工厂领导对职工的控制的严密,也没领教过单位领导的权威的厉害;青年朋友不懂政审,不懂豆腐票,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一旦离开了单位,就寸步难行;一旦被定为政治上有问题,就别想在社会上立足。几次进出学习班的教训告诉我不能和领导对抗,但我实在放不下读大学的梦想。我就申请业余学习,参加电大考试。幸好有这个政策,我就成了邵阳电大的业余学员。这次高考有一半收获,我总算名义上上了大学。

    三年以后,我顺利地拿到了电大文凭,这时我已经调动到邵阳市一中任教。我知道,电大文凭在这样的学校是不够的,我也不甘心这辈子没进正式的大学读书,虽然此时的我已经38岁,已经成了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但我还是下决心去拿大学本科文凭,要真正地踏进神圣的大学校园。1984年我参加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4科合格证书,1985年,参加湖南教育学院专升本考试,又以邵阳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该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脱产学习2年。在离开中学19年后,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走进了大学校园。开初,我还雄心勃勃,想考研,但一年后,我的好奇心、求知欲,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突然觉得:人生苦短,我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是干事的时候,我最好的学习阶段已经过去了。与其混个更高的文凭,不如干点实事有意义。于是在我39岁那年,我终于拿到大学本科文凭,回到了邵阳市一中。

    回顾我的高考之路,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也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埋怨。倒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使我深有同感:“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打住,我发觉自己竟然成了封建时代的失意文人了。总之,一句话,我虔诚地祈祷我的学生们——不,应该是后来者们——永远不再走我的高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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