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人接受视角看陆游与韩愈的诗学关联
摘要：韩愈是中唐文坛领袖，陆游是南宋中兴大家，两者相距近四百年之久。对于二者的诗学关联及其在清代的命运，历来论述寥寥。以接受史为视角，考察二者在清代的接受情况，会发现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清代是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再者，二人皆是清人推崇的具有变革创新精神的诗歌大家；其三，二人诗歌在清代的升降起伏与唐宋诗之争密切相关。这些共通之处，为研究二人诗歌关联提供了一个逆向视角，也为探索清代的学术风气与审美思潮提供了线索。
关键词：清代；韩愈；陆游；接受史；诗学关联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5-0164-006
在中国古代诗歌璀璨的星空中，韩愈与陆游是独特而熠熠生辉的两颗巨星，二人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不可小觑。清人有论云“（陆务观）七言古诗登杜、韩之堂”[1]701，又云“初学七古，当从（剑南）始，可以上接韩、柳”[2]350，皆间接言及韩诗与陆诗之某种关系。那么韩愈作为中唐诗文革新的领袖，其与南宋诗词兼擅的爱国文人陆游相去近四百年，他们之间到底有何关联？他们在清代的命运又有何异同？对于以上问题，学界论述寥寥。颇有意味的是，如果对二者在清代的命运略加考察，我们会发现诸多类似之处：首先，清代是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再者，二人皆是清人推崇的具有变革创新精神的诗歌大家；其三，二人诗歌在清代的升降起伏与唐宋诗之争密切相关。这些共通之处，不仅可以为研究二人诗歌关联提供一个逆向视角，而且还可据此探索有清一代学术风气与审美思潮的演变轨迹。故而，以接受史为视角，阐述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的历史命运，无论对于诗歌艺术研究还是学术史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陆游对韩愈诗歌的内在传承理路
韩愈诗歌的诗史地位为探讨韩愈陆游诗学的关联提供了可能性：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给宋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韩诗的世俗化走向亦为宋诗所继承。正如清人叶燮《原诗》内篇所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3]570可以说，宋诗面目的形成与韩诗影响密不可分。北宋大家无不宗韩，并由宗韩及杜，故而杜甫与韩愈之诗乃宋诗鼻祖，此为公论。（1）对于北宋诗人接受韩诗的情况，学界论述颇多（2），此不赘述。然南宋诗人学韩，不如北宋鲜明而突出，而具体到某一位诗人，其学韩的情况及原因又有着独特性。就“南宋中兴四大家”中的翘楚陆游来说，不论是其自身还是评论界对他与韩愈之直接关联系所论甚少，几乎为零。（3）这是否说明陆游对韩诗毫无传承？陆游这位多产的诗人，在宋代“五百家注韩”浓厚的韩学氛围中，真的能够全身而出，不受沾溉？答案是否定的。
（一）从学理推阐陆诗与韩诗之联系
正如李详《韩诗萃精》所载郑群之言：“由宋以来诗人，纵不能学杜，未尝不于韩公门庭阅历一番者。”[4]1356有宋一代诗歌无不流淌着韩诗之因子，只是各阶段的韩诗接受有着不同的体现：南宋的韩诗接受，已不像北宋，字句等可见层面的效仿已经逐渐消失，而成为一种精神的传承。
首先，从陆游宗杜来分析其对韩诗之继承。正如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中说：“杜甫、韩愈分别是对宋诗沾溉泽被最深的头号、二号人物，但杜诗在北宋的兴盛是以韩诗为嚆矢的，而且杜诗很多艺术上对宋人的影响是通过韩诗为桥梁中介完成的，韩愈是众多宋人学杜绕不开的中间坐标。”[5]332宋人宗法杜甫，韩愈是绕不过去的中介，几乎每一位宗杜的宋人，都对韩诗有过研摹，陆游亦不例外。杜甫确实是宋代诗歌宗法的最高典范，对于陆游来说，学界对其诗歌渊源的分析中，亦少不了杜甫这一主脉。众所周知，陆游虽由江西诗派而学杜，然其对杜诗的接受与江西诗派的黄、陈等人又有所区别。陆诗对杜诗的接受焦点一方面在于杜诗中忧国忧民的爱国之篇，另一方面，也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以文为诗”。可以说，“以文为诗”乃宋诗一大特征，而杜甫是“以文为诗”的开创者。杜诗中的以史笔为诗（如《北征》），以传记为诗（如《壮游》），以议论为诗（如《戏为六绝句》）等对陆游影响极大，但如果对陆游的“以文为诗”只作如是观则远远不够。杜甫固然是“以文为诗”的初祖，然韩愈才是真正的光大者，他“一眼觑定”杜诗的奇险处进行推扩，宋代刘辰翁在《赵仲仁诗序》中就阐明：“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6]可见，韩愈的“以文为诗”乃上承杜甫，下启宋人。故陆游的以文为诗终究脱不了与韩诗的关系。在诗中运用虚字、助词乃韩愈“以文为诗”的一大特色，如 《寄卢仝》的“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来此告良有以”。《谁氏子》“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 [4]782，790等等，读起来让人感到有散文的味道。陆诗中活用虚字、助词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秋夜懷吴中》“更堪临水登山处，正是浮家泛宅时”，《城东醉归深夜复呼酒作此诗》“冬夜走马城东回，追风逐电何雄哉”等。在以议论为诗方面，韩愈比杜甫更进一步，用诗歌来说理议论，有如押韵之文，这点陆诗中也时有所见，如《寄题求志堂》：“士固不可苟富贵，顾亦岂可徒贫贱；如其一念有愧心，宁不终身戴惭面。”[7]3708通篇议论，与韩愈《符读书城南》等诗颇为类似。
再者，从陆游学梅尧臣看其对韩诗的宗法。在陆游的师承关系中，梅尧臣也是提得最多的一个。陆诗的风格雅淡多有学习梅诗的一面。然而梅诗的平淡，正是韩愈所谓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4]820。梅诗中学习韩诗之处比比皆是（4），钱锺书曾说过：“（梅尧臣）古诗从韩愈、孟郊、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8]故而，谷曙光总结道：“韩诗主要通过梅尧臣等对陆游诗产生一种穿透性的艺术影响。” [5]326
（二）从陆诗本身探索其与韩诗之关联
陆游从未写过一篇评论韩愈的文字，从未作过一首明言仿效韩愈的诗歌，是否就代表其诗文中从未提及韩愈、诗歌创作从未仿效过韩诗呢？我们且看陆游集，稍作翻阅之后，便会发现在陆游诗文中皆有提及韩愈之处。
试看其文：
《杨梦锡集句杜诗序》：“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远，非用力精到，则不能造也。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久之乃能超然自得。”[9]可见陆游对韩文、杜诗熟读暗诵，了然于胸。《傅给事外制集序》：“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韩、柳之不敌，世所知也。”[2]399对韩愈的文气论颇为赞赏。《老学庵笔记》卷四：“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2]408对韩愈诗中俗语，信手拈来。这样的例子我们在《韩愈资料汇编》及《老学庵笔记》中能找到15条之多。
再看其诗：
《读退之人不知古今马牛而襟据之句有感》，此诗乃对韩诗《符读书城南》中“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据”[4]820的感慨，则知陆游不仅对韩文熟读成诵，对韩诗亦是如此。《杂兴十首以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为韵》：“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韩愈排佛老，不失圣所传。”[7]3096對韩愈排佛老的精神十分推崇。《秋怀十首末章稍自振起亦古义也》：“常嫌乐天佞，却肯退之骂。”[7]3800将白居易与韩愈的为人风格进行对比，对韩愈的品行进行首肯。《蟠龙瀑布》：“退之亦隘人，强言不平鸣。”[7]214表面上不赞成韩愈“不平则鸣”之说，实则可见他一直将韩愈的文学理论牢记于心，才会时时提及。《齿落》：“退之更可怜，至谓豁可耻。”[7]3536对韩诗的烂熟于胸，使他在牙齿掉落时便想到韩愈的《落齿》诗。与韩愈不同，陆游身体强健，齿牙晚落，故对韩愈的早衰，表示同情。
以上只是陆游诗文集中一部分提及韩愈的例子，已经颇能说明陆游对韩愈诗文及其思想与文论的熟稔程度，可以说到了取之自然的程度。如此说来，陆诗中定有效仿韩诗之作，或隐或显，程度不一。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一书较少有陆诗效韩之论，然细检清人论述，对陆诗学韩有明确提及的，概有以下数例：
《唐宋诗醇》评陆游《系舟下牢溪游三游洞二十八韵》曰：“语奇句老，颇近昌黎，视《南山》盖具体而微尔。”[10]此评一语中的，陆游此诗可以说是集中明显学韩的一首，我们从诗中的以下数句即可一眼明了：“或如釜上甑，或如坐后屏。或如倨而立，或如喜而迎。或深如螺房，或疏如窗棂。”连用六个“或”字句，对所见之景进行描绘，这正是韩愈《南山诗》的手法，《南山诗》连用数十个“或”字句描摹南山之景，雄奇险怪。陆诗正是借鉴此法，使其诗歌成为一首具体而微的《南山诗》。
叶矫然曰：“放翁诗多浅显……（《航海》）便浑身韩昌黎矣。”[1]987《航海》一诗是陆诗中比较奇险的一首，陆游诗歌明白如话者多，雕琢奇险者少，然此诗却颇有韩诗奇崛之特色：“古湫石蜿蜒，孤岛松磊砢。湘竹閟娥池，淮怪深禹所。鬼神骇犀炬，天地赫龙火。瑰奇穷万变，鲲鹏尚幺麽。”又曰：“陆放翁有春愁曲云：‘伏羲三十余万岁，春愁岁岁常相似。外大瀛海环九州，无有一州无此愁。……读之不特人间无有生之乐，即神仙亦无不死之乐。昌黎云：‘人欲久不死而观居此世者何也？为之三叹。”[1]1016
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游圆觉乾明祥符三院至暮》曰：“不逮韩之雄，未妙。收四句凡语。”[2]334方氏将其与韩愈《山石》对比，同样是写游寺庙，同样用了以文为诗的手法，但陆诗在雄奇方面不如韩愈，自有流畅之致。
由此观之，陆诗中不乏学韩之作。这种效仿，从韩愈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陆游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表露。也就是说，陆诗对韩诗的接受，以精神性的、隐性的方式为主。这种接受方式是南宋诗人接受韩诗的一种普遍方式，个中原因很多，主要不外乎以下四种：一者，韩诗的中介作用在南宋已经完成，地位开始下降，让位于杜诗；二者，南宋理学思潮兴起后，宋人受程朱的影响，对韩愈的人品多有訾议，从而影响诗坛对韩愈的接受；三者，陆游对韩愈与江西诗派的奇险诗风颇为反感（5），故而闭口不谈学韩、学黄；四者，陆游学前人不是“死参”，而是“活学”，吸收的是精髓，而非皮相。（6）
二、韩愈与陆游诗歌在清代的接受轨迹
韩诗和陆诗在其产生之时及身后不久，都曾有过辉煌，证实了二者的创作实力与诗史价值。韩愈的诗歌在中唐就曾盛行一时，影响了一大批人，形成了一个标新立异、雄奇险怪的“韩孟诗派”，与当时的另一诗派“元白诗派”形成鼎立之势。在晚唐，韩诗也为一些诗人盛赞并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进行效仿。宋代更是韩诗的接受高峰期。前文已经说到，韩诗是宋人绕不过的坐标，是宋诗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从北宋欧阳修开始，直至南宋，韩诗与韩文一起被推上文人瞩目的顶峰。陆诗在南宋已被同时代人推举，如朱熹云：“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惟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11]刘克庄《后村诗话》曰：“古人好对仗，被放翁使尽。”[12]南宋灭亡后，陆诗的接受更是在元初达到高峰（7）。然而，不管是韩诗还是陆诗，都在元末至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接受的低潮期。
（一）清初：韩愈与陆游诗歌的接受高潮
清初，韩诗与陆诗的地位空前提高。不论是韩、陆诗歌的选本、评论还是宗法都异常热闹起来。韩愈诗文注本在宋代出现过“五百家注韩”之盛况，清代要超越宋代几乎不大可能，然而清初却开始出现了单刊韩诗的注本：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与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可见清代韩愈诗歌已取得与韩文同等重要的地位而被单独关注，这是韩诗接受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为清代韩诗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选有韩诗的诗歌合选本更多：“如李光地《榕村诗选》、金人瑞《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黄周星《唐诗快》、钱良择《唐音审体》等，还出现了诗歌总集如《全唐诗》、席启寓《唐百名家诗集》，还有专门评点诗歌的查慎行《查初白诗评十二种》”[13]以及《御选唐宋诗醇》。其中，李光地本与《唐宋诗醇》选录韩诗最多。陆游的诗歌选本在清初也蔚为大观。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对陆游全集的整理出版，也为新选本的产生提供了材料。李振裕曰：“今《渭南》、《剑南》遗稿家置一编奉为楷式。”[14]陆游的诗文集在清初大为盛行。在这种背景下，陆诗选本极有市场，因而大量涌现：潘文奇、祖应世《宋诗啜醨集》、吴之振、吕留良《宋诗钞》、王史鉴《宋诗类选》、王士禛《古诗选》、田雯《山姜书屋唐宋四家诗选》、孙鋐《皇清诗选》、王复礼《放翁诗选》、周之鳞《宋四名家诗》《御选唐宋诗醇》等。在这些诗歌选本中，所选陆诗与苏诗等量齐观，甚至有超越苏诗之势。
清初韩、陆诗歌选本的出现既是诗坛尊韩重陆之表现，亦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诗坛对二人诗歌的热评与积极效法。钱谦益《徐司寇画溪诗集序》曰：“昔者有唐之世，天宝有戎羯之祸，而少陵之诗出；元和有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说者谓宣孝、章武中兴之盛，杜韩之诗实为鼓吹。”[15]将韩诗与杜诗并提，从而提升了韩诗的地位；叶燮在《原诗》中将韩愈推举为古今三大诗人之一：“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力为三。”[3]596清初效法韩愈诗风之人颇多，以钱谦益为代表。另外如扬州汪懋麟亦是学韩大家，他被王士禛称为“诗才隽异”。宋荦《百尺梧桐阁遗稿序》云：“君诗出入昌黎、眉山间，而时出新意，能自成家，与其文皆卓乎可传者。”[16]汪懋麟学诗广师前贤，而颇服膺韩愈，尝精选韩诗一百四十一首以“自娱”，可见一斑。陆游在清初的评价也达到巅峰，贺赏《载酒园诗话》曰：“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耳。”[1]453汪琬《剑南诗选序》曰：“宋南渡百四十年，诗文最盛，其以大家称者……当推陆务观。”[2]151田雯《古欢堂杂著》中诗话四卷，于宋代诗人都略而不论，独有取于陆游，摘陆游七绝佳句甚多。张谦宜《絸斋诗谈》论宋诗，加以详细评论的只有苏东坡、陆游两家，评论陆游的篇幅是苏轼的两倍半。（8）清代王霖《弇山诗抄》对陆游推崇备至，读陆游诗，和其韵，在陆游生日举行诗会、怀念祭奠陆游。如《十月十七日放翁先生生日设位自讼斋奠以酒果赋诗纪事》：“小子生平最宗仰，倾觞抚几一潸然。”[2]169即是明证。
（二）清中晚期：韩愈与陆游诗歌命运的逐渐分化
清代中期，韩愈与陆游的诗歌依然热力不减。在选本与评论等方面依然是形势利好。王元启《读韩记疑》、沈德潜《唐诗别裁》、姚范《援鹑堂笔记》、赵翼《瓯北诗话》等皆对韩愈诗歌有选有评；陆游诗歌选本虽然在《唐宋诗醇》已至巅峰，但中期还是有一些重要的选本出现：李调元《陆诗珠椟》、姚鼐《今体诗钞》、吴翌凤《宋金元诗选》等。姚鼐《今体诗钞》对宋之苏、黄、陆七律诗颇为推重，其称陆诗曰：“放翁激發忠愤，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裁制极富，变境亦多，其七律固为南渡后一人。”[2]305
到了清代晚期，韩愈与陆游的接受状况发生了分化。韩愈继续是诗坛的宠儿，而陆游则进入黯淡期。清晚期的韩愈文献甚至有后出转精之势，出现了黄钺《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郑珍《跋韩诗》以及李详《韩诗证选》等专门的韩诗选评本，将清代的韩诗研究进一步推向精细化。诗坛还出现了以宗法韩诗为主的“同光体”。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尊杜、韩，将韩诗地位进一步提高，“杜韩”并称真正确立。陆游选本在这个时期不仅数量不多，而且乏善可陈。虽有《宋诗三百首》选陆诗60首，仅次于苏轼，但爱国诗篇不受重视，所选几乎全是流连光景的闲适之作。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曰：“盖近人为诗，喜学北宋，学陆游者特少，故表而出之也。（陈衍）尝语人曰：‘放翁七言近体，工妙宏肆，可称观止。古诗亦有极工者，盖荟萃众长以为长也。”[17]陆诗再次走上坡路要到民国年间：柳亚子创立“南社”，该诗派被称为“有放翁之遗风”。（9）
如此看来，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的轨迹有一个重合期：即清前期到中期，皆是接受的高潮期；也有一个分化期：即清晚期，韩诗继续走高，而陆诗黯然降落。重合与分化是表征，其中蕴含的诗史意义却颇为复杂，值得进一步探寻。
三、清代对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的诗史意义
（一）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微观透视
纵观漫长的诗歌发展史进程，韩愈与陆游的诗歌都曾在清代以前出现过接受的高峰期，在元末及有明一朝，皆处于低谷，而到了清代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乃唐宋诗之争所致。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中说：“清人“所谓‘唐，实指以初盛唐为主的典型唐诗；所谓‘宋，实指以唐代诗人杜甫、韩愈和宋代诗人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型诗”[18]。
明代文坛以宗唐为主，一味模拟盛唐诗风，使宋型诗歌的接受整体处于低谷期。清初诗坛承续明代尊唐黜宋之余绪，在此背景之下，惩于明人及时人一味模拟盛唐之弊，开始有人或倡中晚，或倡宋诗，其中汪懋麟和吴之振、吕留良、黄宗羲、叶燮等大力倡导宋诗，对当时诗坛的宗宋之风产生了较大影响。故而，清初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高潮的到来与此时的宗宋之风密切相关。清代中期，虽说有沈德潜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但此时的《唐宋诗醇》则以皇家御选的姿态，对唐宋诗进行了调和，认为：“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10]此御定的“六大宗”有韩愈，亦有陆游，也奠定了整个清中期对两者的接受基调。那么，如何看待二人诗歌在清晚期地位之异？
从整个清代诗坛来看，杜、韩地位一直很高，凌驾于其他诸家之上，从清初的钱谦益到晚期的方东树，莫不如此。韩诗在清人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居高不下，远胜南宋诗人陆游，因此从两人在清诗史上的排名来说，韩诗不大可能走低，而陆诗出现接受低谷则极有可能。
清晚期亦是宋诗接受的一个高潮期，不管是宋诗运动还是同光体，都崇尚宋型诗歌。为何陆诗独被冷落，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对此有揭示：有清一代近三百年，诗界、选坛大致所推崇的宋代诗人以苏轼、黄庭坚、陆游三人为最。然他引申屠青松《清初宋诗选本研究》一书的结论说：康熙及乾隆前期选本对黄庭坚的抑制是极为明显的。实际上，选坛对黄诗的青睐还需等到嘉道以后。（10）故清前期至中期，陆诗的受欢迎程度远超黄诗，而到了桐城诗派与宋诗运动及同光体，黄庭坚已然成为时代宠儿，陆诗地位降落下来。
（二）对韩愈与陆游诗学关联的逆向揭示
弄清楚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的升降沉浮之后，我们是否可以逆推陆诗与韩诗的诗学关联？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韩诗乃宋诗之源，亦是陆诗取法的一大源头。在清初宋型诗歌大行其道之时，陆诗与韩诗共享荣光。通过清人的相关论述，我们也可逆推二者内在的关联：
清代田雯《古欢堂杂著》云：“七言古诗登杜韩之堂，入苏黄之室，虽功力不敌前人，亦一杰构。”[1]701施山云：“剑南七古，虽篇幅稍狭，然以清健之气，积为雄豪，途轨正，机局警，蹊径分明，易知易从。初学七古，当从始。可以上接韩柳，追攀李杜。”[2]350赵翼云：“放翁古诗好用俪句，以炫其绚烂；东坡则行墨间多用单行，而不屑于对属。且昌黎、放翁多从正面铺张；而东坡则反面、旁面，左萦右拂，不专以铺叙见长。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1]1202鲍倚云《退余丛话》云：“七言长篇，唐惟李、杜、韩，宋则苏、黄，南渡以后，独陆放翁得与此选。”[2]214
从以上数家之论，不难看出：陆游七古上接韩愈，乃对韩愈七言古诗的成功继承。赵翼则独具慧眼，对韩愈与陆游七古多从正面铺张的共同点予以揭示。
另外，陆游与韩愈有一种共通的诗学精神特质：均能在承与变中自成一家。此点我们从清代钱谦益与赵翼所作的评论中可见一斑。钱氏与赵氏对韩、陆的喜好虽各有原因，但共同之处在于对二者的变革精神的赞赏。对钱氏来说，“于南渡推放翁”[19]，陆游是其所推崇的五位诗人之一。尽管有人认为，他以由明入清之身，较为看重的应是陆诗中北伐中原之作，但细究钱集，不得不指出，他的学陆主要还在于陆诗中闲适细腻之作，这些作品也最能体现陆诗“不向人间乞唾余，诗家流弊尽扫除”[20]之特色，也就是陆诗的创新精神，这点正是以引领清初文坛诗风为职志的钱谦益所需要的。以赵翼而言，在《瓯北诗话》不长的篇幅中，独辟两卷，一论韩愈，一论陆游，可知对二者的重视，我们不妨选两句其对韩、陆的评价以见之：
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1]1164
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 [1]1220
他认为韩愈与陆游之变，正是他们的诗歌自成一家、自出机杼的原因所在。
韩愈与陆游的变革精神，除了自身个性的原因之外，乃时代使然。韩愈在中唐，前面已有李、杜等盛唐大家在前；陆游生当南宋，已有欧、苏、王、黃在先。他们的境遇如此相似，也正是这种困境成就了韩愈与陆游的大家地位与独特诗风。因而不能不说，陆游对韩愈的接受之中，亦有对这种变革精神的传承。
对陆游与韩愈的诗学关联之论析，给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启示：后人的文学与文化成就必定是建立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之上。真正成功的传承，不应停留于表面的模仿，而更应是精神的接力，也只有超越表象的亦步亦趋，才能最终使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从血脉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如清代田雯曰：“不知杜韩海内俎豆久矣。梅、欧、王、苏、黄、陈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
（2）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皆有论及。
（3）目前学术界唯有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一书中有一节论及陆游学韩——“陆游：不言学韩的‘以文为诗大家”。
（4）参看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与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
（5）陆游《读近人诗》：“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骨气多。”
（6）陆游《赠应秀才》：“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
（7）参见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8）参见蒋寅《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
（9）参见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0）参看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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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
关键词：清代；韩愈；陆游；接受史；诗学关联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5-0164-006
在中国古代诗歌璀璨的星空中，韩愈与陆游是独特而熠熠生辉的两颗巨星，二人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不可小觑。清人有论云“（陆务观）七言古诗登杜、韩之堂”[1]701，又云“初学七古，当从（剑南）始，可以上接韩、柳”[2]350，皆间接言及韩诗与陆诗之某种关系。那么韩愈作为中唐诗文革新的领袖，其与南宋诗词兼擅的爱国文人陆游相去近四百年，他们之间到底有何关联？他们在清代的命运又有何异同？对于以上问题，学界论述寥寥。颇有意味的是，如果对二者在清代的命运略加考察，我们会发现诸多类似之处：首先，清代是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再者，二人皆是清人推崇的具有变革创新精神的诗歌大家；其三，二人诗歌在清代的升降起伏与唐宋诗之争密切相关。这些共通之处，不仅可以为研究二人诗歌关联提供一个逆向视角，而且还可据此探索有清一代学术风气与审美思潮的演变轨迹。故而，以接受史为视角，阐述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的历史命运，无论对于诗歌艺术研究还是学术史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陆游对韩愈诗歌的内在传承理路
韩愈诗歌的诗史地位为探讨韩愈陆游诗学的关联提供了可能性：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给宋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韩诗的世俗化走向亦为宋诗所继承。正如清人叶燮《原诗》内篇所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3]570可以说，宋诗面目的形成与韩诗影响密不可分。北宋大家无不宗韩，并由宗韩及杜，故而杜甫与韩愈之诗乃宋诗鼻祖，此为公论。（1）对于北宋诗人接受韩诗的情况，学界论述颇多（2），此不赘述。然南宋诗人学韩，不如北宋鲜明而突出，而具体到某一位诗人，其学韩的情况及原因又有着独特性。就“南宋中兴四大家”中的翘楚陆游来说，不论是其自身还是评论界对他与韩愈之直接关联系所论甚少，几乎为零。（3）这是否说明陆游对韩诗毫无传承？陆游这位多产的诗人，在宋代“五百家注韩”浓厚的韩学氛围中，真的能够全身而出，不受沾溉？答案是否定的。
（一）从学理推阐陆诗与韩诗之联系
正如李详《韩诗萃精》所载郑群之言：“由宋以来诗人，纵不能学杜，未尝不于韩公门庭阅历一番者。”[4]1356有宋一代诗歌无不流淌着韩诗之因子，只是各阶段的韩诗接受有着不同的体现：南宋的韩诗接受，已不像北宋，字句等可见层面的效仿已经逐渐消失，而成为一种精神的传承。
首先，从陆游宗杜来分析其对韩诗之继承。正如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中说：“杜甫、韩愈分别是对宋诗沾溉泽被最深的头号、二号人物，但杜诗在北宋的兴盛是以韩诗为嚆矢的，而且杜诗很多艺术上对宋人的影响是通过韩诗为桥梁中介完成的，韩愈是众多宋人学杜绕不开的中间坐标。”[5]332宋人宗法杜甫，韩愈是绕不过去的中介，几乎每一位宗杜的宋人，都对韩诗有过研摹，陆游亦不例外。杜甫确实是宋代诗歌宗法的最高典范，对于陆游来说，学界对其诗歌渊源的分析中，亦少不了杜甫这一主脉。众所周知，陆游虽由江西诗派而学杜，然其对杜诗的接受与江西诗派的黄、陈等人又有所区别。陆诗对杜诗的接受焦点一方面在于杜诗中忧国忧民的爱国之篇，另一方面，也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以文为诗”。可以说，“以文为诗”乃宋诗一大特征，而杜甫是“以文为诗”的开创者。杜诗中的以史笔为诗（如《北征》），以传记为诗（如《壮游》），以议论为诗（如《戏为六绝句》）等对陆游影响极大，但如果对陆游的“以文为诗”只作如是观则远远不够。杜甫固然是“以文为诗”的初祖，然韩愈才是真正的光大者，他“一眼觑定”杜诗的奇险处进行推扩，宋代刘辰翁在《赵仲仁诗序》中就阐明：“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6]可见，韩愈的“以文为诗”乃上承杜甫，下启宋人。故陆游的以文为诗终究脱不了与韩诗的关系。在诗中运用虚字、助词乃韩愈“以文为诗”的一大特色，如 《寄卢仝》的“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来此告良有以”。《谁氏子》“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 [4]782，790等等，读起来让人感到有散文的味道。陆诗中活用虚字、助词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秋夜懷吴中》“更堪临水登山处，正是浮家泛宅时”，《城东醉归深夜复呼酒作此诗》“冬夜走马城东回，追风逐电何雄哉”等。在以议论为诗方面，韩愈比杜甫更进一步，用诗歌来说理议论，有如押韵之文，这点陆诗中也时有所见，如《寄题求志堂》：“士固不可苟富贵，顾亦岂可徒贫贱；如其一念有愧心，宁不终身戴惭面。”[7]3708通篇议论，与韩愈《符读书城南》等诗颇为类似。
再者，从陆游学梅尧臣看其对韩诗的宗法。在陆游的师承关系中，梅尧臣也是提得最多的一个。陆诗的风格雅淡多有学习梅诗的一面。然而梅诗的平淡，正是韩愈所谓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4]820。梅诗中学习韩诗之处比比皆是（4），钱锺书曾说过：“（梅尧臣）古诗从韩愈、孟郊、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8]故而，谷曙光总结道：“韩诗主要通过梅尧臣等对陆游诗产生一种穿透性的艺术影响。” [5]326
（二）从陆诗本身探索其与韩诗之关联
陆游从未写过一篇评论韩愈的文字，从未作过一首明言仿效韩愈的诗歌，是否就代表其诗文中从未提及韩愈、诗歌创作从未仿效过韩诗呢？我们且看陆游集，稍作翻阅之后，便会发现在陆游诗文中皆有提及韩愈之处。
试看其文：
《杨梦锡集句杜诗序》：“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远，非用力精到，则不能造也。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久之乃能超然自得。”[9]可见陆游对韩文、杜诗熟读暗诵，了然于胸。《傅给事外制集序》：“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韩、柳之不敌，世所知也。”[2]399对韩愈的文气论颇为赞赏。《老学庵笔记》卷四：“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2]408对韩愈诗中俗语，信手拈来。这样的例子我们在《韩愈资料汇编》及《老学庵笔记》中能找到15条之多。
再看其诗：
《读退之人不知古今马牛而襟据之句有感》，此诗乃对韩诗《符读书城南》中“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据”[4]820的感慨，则知陆游不仅对韩文熟读成诵，对韩诗亦是如此。《杂兴十首以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为韵》：“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韩愈排佛老，不失圣所传。”[7]3096對韩愈排佛老的精神十分推崇。《秋怀十首末章稍自振起亦古义也》：“常嫌乐天佞，却肯退之骂。”[7]3800将白居易与韩愈的为人风格进行对比，对韩愈的品行进行首肯。《蟠龙瀑布》：“退之亦隘人，强言不平鸣。”[7]214表面上不赞成韩愈“不平则鸣”之说，实则可见他一直将韩愈的文学理论牢记于心，才会时时提及。《齿落》：“退之更可怜，至谓豁可耻。”[7]3536对韩诗的烂熟于胸，使他在牙齿掉落时便想到韩愈的《落齿》诗。与韩愈不同，陆游身体强健，齿牙晚落，故对韩愈的早衰，表示同情。
以上只是陆游诗文集中一部分提及韩愈的例子，已经颇能说明陆游对韩愈诗文及其思想与文论的熟稔程度，可以说到了取之自然的程度。如此说来，陆诗中定有效仿韩诗之作，或隐或显，程度不一。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一书较少有陆诗效韩之论，然细检清人论述，对陆诗学韩有明确提及的，概有以下数例：
《唐宋诗醇》评陆游《系舟下牢溪游三游洞二十八韵》曰：“语奇句老，颇近昌黎，视《南山》盖具体而微尔。”[10]此评一语中的，陆游此诗可以说是集中明显学韩的一首，我们从诗中的以下数句即可一眼明了：“或如釜上甑，或如坐后屏。或如倨而立，或如喜而迎。或深如螺房，或疏如窗棂。”连用六个“或”字句，对所见之景进行描绘，这正是韩愈《南山诗》的手法，《南山诗》连用数十个“或”字句描摹南山之景，雄奇险怪。陆诗正是借鉴此法，使其诗歌成为一首具体而微的《南山诗》。
叶矫然曰：“放翁诗多浅显……（《航海》）便浑身韩昌黎矣。”[1]987《航海》一诗是陆诗中比较奇险的一首，陆游诗歌明白如话者多，雕琢奇险者少，然此诗却颇有韩诗奇崛之特色：“古湫石蜿蜒，孤岛松磊砢。湘竹閟娥池，淮怪深禹所。鬼神骇犀炬，天地赫龙火。瑰奇穷万变，鲲鹏尚幺麽。”又曰：“陆放翁有春愁曲云：‘伏羲三十余万岁，春愁岁岁常相似。外大瀛海环九州，无有一州无此愁。……读之不特人间无有生之乐，即神仙亦无不死之乐。昌黎云：‘人欲久不死而观居此世者何也？为之三叹。”[1]1016
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游圆觉乾明祥符三院至暮》曰：“不逮韩之雄，未妙。收四句凡语。”[2]334方氏将其与韩愈《山石》对比，同样是写游寺庙，同样用了以文为诗的手法，但陆诗在雄奇方面不如韩愈，自有流畅之致。
由此观之，陆诗中不乏学韩之作。这种效仿，从韩愈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陆游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表露。也就是说，陆诗对韩诗的接受，以精神性的、隐性的方式为主。这种接受方式是南宋诗人接受韩诗的一种普遍方式，个中原因很多，主要不外乎以下四种：一者，韩诗的中介作用在南宋已经完成，地位开始下降，让位于杜诗；二者，南宋理学思潮兴起后，宋人受程朱的影响，对韩愈的人品多有訾议，从而影响诗坛对韩愈的接受；三者，陆游对韩愈与江西诗派的奇险诗风颇为反感（5），故而闭口不谈学韩、学黄；四者，陆游学前人不是“死参”，而是“活学”，吸收的是精髓，而非皮相。（6）
二、韩愈与陆游诗歌在清代的接受轨迹
韩诗和陆诗在其产生之时及身后不久，都曾有过辉煌，证实了二者的创作实力与诗史价值。韩愈的诗歌在中唐就曾盛行一时，影响了一大批人，形成了一个标新立异、雄奇险怪的“韩孟诗派”，与当时的另一诗派“元白诗派”形成鼎立之势。在晚唐，韩诗也为一些诗人盛赞并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进行效仿。宋代更是韩诗的接受高峰期。前文已经说到，韩诗是宋人绕不过的坐标，是宋诗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从北宋欧阳修开始，直至南宋，韩诗与韩文一起被推上文人瞩目的顶峰。陆诗在南宋已被同时代人推举，如朱熹云：“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惟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11]刘克庄《后村诗话》曰：“古人好对仗，被放翁使尽。”[12]南宋灭亡后，陆诗的接受更是在元初达到高峰（7）。然而，不管是韩诗还是陆诗，都在元末至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接受的低潮期。
（一）清初：韩愈与陆游诗歌的接受高潮
清初，韩诗与陆诗的地位空前提高。不论是韩、陆诗歌的选本、评论还是宗法都异常热闹起来。韩愈诗文注本在宋代出现过“五百家注韩”之盛况，清代要超越宋代几乎不大可能，然而清初却开始出现了单刊韩诗的注本：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与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可见清代韩愈诗歌已取得与韩文同等重要的地位而被单独关注，这是韩诗接受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为清代韩诗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选有韩诗的诗歌合选本更多：“如李光地《榕村诗选》、金人瑞《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黄周星《唐诗快》、钱良择《唐音审体》等，还出现了诗歌总集如《全唐诗》、席启寓《唐百名家诗集》，还有专门评点诗歌的查慎行《查初白诗评十二种》”[13]以及《御选唐宋诗醇》。其中，李光地本与《唐宋诗醇》选录韩诗最多。陆游的诗歌选本在清初也蔚为大观。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对陆游全集的整理出版，也为新选本的产生提供了材料。李振裕曰：“今《渭南》、《剑南》遗稿家置一编奉为楷式。”[14]陆游的诗文集在清初大为盛行。在这种背景下，陆诗选本极有市场，因而大量涌现：潘文奇、祖应世《宋诗啜醨集》、吴之振、吕留良《宋诗钞》、王史鉴《宋诗类选》、王士禛《古诗选》、田雯《山姜书屋唐宋四家诗选》、孙鋐《皇清诗选》、王复礼《放翁诗选》、周之鳞《宋四名家诗》《御选唐宋诗醇》等。在这些诗歌选本中，所选陆诗与苏诗等量齐观，甚至有超越苏诗之势。
清初韩、陆诗歌选本的出现既是诗坛尊韩重陆之表现，亦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诗坛对二人诗歌的热评与积极效法。钱谦益《徐司寇画溪诗集序》曰：“昔者有唐之世，天宝有戎羯之祸，而少陵之诗出；元和有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说者谓宣孝、章武中兴之盛，杜韩之诗实为鼓吹。”[15]将韩诗与杜诗并提，从而提升了韩诗的地位；叶燮在《原诗》中将韩愈推举为古今三大诗人之一：“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力为三。”[3]596清初效法韩愈诗风之人颇多，以钱谦益为代表。另外如扬州汪懋麟亦是学韩大家，他被王士禛称为“诗才隽异”。宋荦《百尺梧桐阁遗稿序》云：“君诗出入昌黎、眉山间，而时出新意，能自成家，与其文皆卓乎可传者。”[16]汪懋麟学诗广师前贤，而颇服膺韩愈，尝精选韩诗一百四十一首以“自娱”，可见一斑。陆游在清初的评价也达到巅峰，贺赏《载酒园诗话》曰：“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耳。”[1]453汪琬《剑南诗选序》曰：“宋南渡百四十年，诗文最盛，其以大家称者……当推陆务观。”[2]151田雯《古欢堂杂著》中诗话四卷，于宋代诗人都略而不论，独有取于陆游，摘陆游七绝佳句甚多。张谦宜《絸斋诗谈》论宋诗，加以详细评论的只有苏东坡、陆游两家，评论陆游的篇幅是苏轼的两倍半。（8）清代王霖《弇山诗抄》对陆游推崇备至，读陆游诗，和其韵，在陆游生日举行诗会、怀念祭奠陆游。如《十月十七日放翁先生生日设位自讼斋奠以酒果赋诗纪事》：“小子生平最宗仰，倾觞抚几一潸然。”[2]169即是明证。
（二）清中晚期：韩愈与陆游诗歌命运的逐渐分化
清代中期，韩愈与陆游的诗歌依然热力不减。在选本与评论等方面依然是形势利好。王元启《读韩记疑》、沈德潜《唐诗别裁》、姚范《援鹑堂笔记》、赵翼《瓯北诗话》等皆对韩愈诗歌有选有评；陆游诗歌选本虽然在《唐宋诗醇》已至巅峰，但中期还是有一些重要的选本出现：李调元《陆诗珠椟》、姚鼐《今体诗钞》、吴翌凤《宋金元诗选》等。姚鼐《今体诗钞》对宋之苏、黄、陆七律诗颇为推重，其称陆诗曰：“放翁激發忠愤，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裁制极富，变境亦多，其七律固为南渡后一人。”[2]305
到了清代晚期，韩愈与陆游的接受状况发生了分化。韩愈继续是诗坛的宠儿，而陆游则进入黯淡期。清晚期的韩愈文献甚至有后出转精之势，出现了黄钺《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郑珍《跋韩诗》以及李详《韩诗证选》等专门的韩诗选评本，将清代的韩诗研究进一步推向精细化。诗坛还出现了以宗法韩诗为主的“同光体”。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尊杜、韩，将韩诗地位进一步提高，“杜韩”并称真正确立。陆游选本在这个时期不仅数量不多，而且乏善可陈。虽有《宋诗三百首》选陆诗60首，仅次于苏轼，但爱国诗篇不受重视，所选几乎全是流连光景的闲适之作。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曰：“盖近人为诗，喜学北宋，学陆游者特少，故表而出之也。（陈衍）尝语人曰：‘放翁七言近体，工妙宏肆，可称观止。古诗亦有极工者，盖荟萃众长以为长也。”[17]陆诗再次走上坡路要到民国年间：柳亚子创立“南社”，该诗派被称为“有放翁之遗风”。（9）
如此看来，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的轨迹有一个重合期：即清前期到中期，皆是接受的高潮期；也有一个分化期：即清晚期，韩诗继续走高，而陆诗黯然降落。重合与分化是表征，其中蕴含的诗史意义却颇为复杂，值得进一步探寻。
三、清代对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的诗史意义
（一）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微观透视
纵观漫长的诗歌发展史进程，韩愈与陆游的诗歌都曾在清代以前出现过接受的高峰期，在元末及有明一朝，皆处于低谷，而到了清代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乃唐宋诗之争所致。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中说：“清人“所谓‘唐，实指以初盛唐为主的典型唐诗；所谓‘宋，实指以唐代诗人杜甫、韩愈和宋代诗人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型诗”[18]。
明代文坛以宗唐为主，一味模拟盛唐诗风，使宋型诗歌的接受整体处于低谷期。清初诗坛承续明代尊唐黜宋之余绪，在此背景之下，惩于明人及时人一味模拟盛唐之弊，开始有人或倡中晚，或倡宋诗，其中汪懋麟和吴之振、吕留良、黄宗羲、叶燮等大力倡导宋诗，对当时诗坛的宗宋之风产生了较大影响。故而，清初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高潮的到来与此时的宗宋之风密切相关。清代中期，虽说有沈德潜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但此时的《唐宋诗醇》则以皇家御选的姿态，对唐宋诗进行了调和，认为：“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10]此御定的“六大宗”有韩愈，亦有陆游，也奠定了整个清中期对两者的接受基调。那么，如何看待二人诗歌在清晚期地位之异？
从整个清代诗坛来看，杜、韩地位一直很高，凌驾于其他诸家之上，从清初的钱谦益到晚期的方东树，莫不如此。韩诗在清人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居高不下，远胜南宋诗人陆游，因此从两人在清诗史上的排名来说，韩诗不大可能走低，而陆诗出现接受低谷则极有可能。
清晚期亦是宋诗接受的一个高潮期，不管是宋诗运动还是同光体，都崇尚宋型诗歌。为何陆诗独被冷落，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对此有揭示：有清一代近三百年，诗界、选坛大致所推崇的宋代诗人以苏轼、黄庭坚、陆游三人为最。然他引申屠青松《清初宋诗选本研究》一书的结论说：康熙及乾隆前期选本对黄庭坚的抑制是极为明显的。实际上，选坛对黄诗的青睐还需等到嘉道以后。（10）故清前期至中期，陆诗的受欢迎程度远超黄诗，而到了桐城诗派与宋诗运动及同光体，黄庭坚已然成为时代宠儿，陆诗地位降落下来。
（二）对韩愈与陆游诗学关联的逆向揭示
弄清楚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的升降沉浮之后，我们是否可以逆推陆诗与韩诗的诗学关联？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韩诗乃宋诗之源，亦是陆诗取法的一大源头。在清初宋型诗歌大行其道之时，陆诗与韩诗共享荣光。通过清人的相关论述，我们也可逆推二者内在的关联：
清代田雯《古欢堂杂著》云：“七言古诗登杜韩之堂，入苏黄之室，虽功力不敌前人，亦一杰构。”[1]701施山云：“剑南七古，虽篇幅稍狭，然以清健之气，积为雄豪，途轨正，机局警，蹊径分明，易知易从。初学七古，当从始。可以上接韩柳，追攀李杜。”[2]350赵翼云：“放翁古诗好用俪句，以炫其绚烂；东坡则行墨间多用单行，而不屑于对属。且昌黎、放翁多从正面铺张；而东坡则反面、旁面，左萦右拂，不专以铺叙见长。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1]1202鲍倚云《退余丛话》云：“七言长篇，唐惟李、杜、韩，宋则苏、黄，南渡以后，独陆放翁得与此选。”[2]214
从以上数家之论，不难看出：陆游七古上接韩愈，乃对韩愈七言古诗的成功继承。赵翼则独具慧眼，对韩愈与陆游七古多从正面铺张的共同点予以揭示。
另外，陆游与韩愈有一种共通的诗学精神特质：均能在承与变中自成一家。此点我们从清代钱谦益与赵翼所作的评论中可见一斑。钱氏与赵氏对韩、陆的喜好虽各有原因，但共同之处在于对二者的变革精神的赞赏。对钱氏来说，“于南渡推放翁”[19]，陆游是其所推崇的五位诗人之一。尽管有人认为，他以由明入清之身，较为看重的应是陆诗中北伐中原之作，但细究钱集，不得不指出，他的学陆主要还在于陆诗中闲适细腻之作，这些作品也最能体现陆诗“不向人间乞唾余，诗家流弊尽扫除”[20]之特色，也就是陆诗的创新精神，这点正是以引领清初文坛诗风为职志的钱谦益所需要的。以赵翼而言，在《瓯北诗话》不长的篇幅中，独辟两卷，一论韩愈，一论陆游，可知对二者的重视，我们不妨选两句其对韩、陆的评价以见之：
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1]1164
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 [1]1220
他认为韩愈与陆游之变，正是他们的诗歌自成一家、自出机杼的原因所在。
韩愈与陆游的变革精神，除了自身个性的原因之外，乃时代使然。韩愈在中唐，前面已有李、杜等盛唐大家在前；陆游生当南宋，已有欧、苏、王、黃在先。他们的境遇如此相似，也正是这种困境成就了韩愈与陆游的大家地位与独特诗风。因而不能不说，陆游对韩愈的接受之中，亦有对这种变革精神的传承。
对陆游与韩愈的诗学关联之论析，给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启示：后人的文学与文化成就必定是建立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之上。真正成功的传承，不应停留于表面的模仿，而更应是精神的接力，也只有超越表象的亦步亦趋，才能最终使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从血脉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如清代田雯曰：“不知杜韩海内俎豆久矣。梅、欧、王、苏、黄、陈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
（2）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皆有论及。
（3）目前学术界唯有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一书中有一节论及陆游学韩——“陆游：不言学韩的‘以文为诗大家”。
（4）参看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与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
（5）陆游《读近人诗》：“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骨气多。”
（6）陆游《赠应秀才》：“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
（7）参见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8）参见蒋寅《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
（9）参见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0）参看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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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