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人接受视角看陆游与韩愈的诗学关联

摘要:韩愈是中唐文坛领袖,陆游是南宋中兴大家,两者相距近四百年之久。对于二者的诗学关联及其在清代的命运,历来论述寥寥。以接受史为视角,考察二者在清代的接受情况,会发现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清代是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再者,二人皆是清人推崇的具有变革创新精神的诗歌大家;其三,二人诗歌在清代的升降起伏与唐宋诗之争密切相关。这些共通之处,为研究二人诗歌关联提供了一个逆向视角,也为探索清代的学术风气与审美思潮提供了线索。
关键词:清代;韩愈;陆游;接受史;诗学关联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5-0164-006
在中国古代诗歌璀璨的星空中,韩愈与陆游是独特而熠熠生辉的两颗巨星,二人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不可小觑。清人有论云“(陆务观)七言古诗登杜、韩之堂”[1]701,又云“初学七古,当从(剑南)始,可以上接韩、柳”[2]350,皆间接言及韩诗与陆诗之某种关系。那么韩愈作为中唐诗文革新的领袖,其与南宋诗词兼擅的爱国文人陆游相去近四百年,他们之间到底有何关联?他们在清代的命运又有何异同?对于以上问题,学界论述寥寥。颇有意味的是,如果对二者在清代的命运略加考察,我们会发现诸多类似之处:首先,清代是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再者,二人皆是清人推崇的具有变革创新精神的诗歌大家;其三,二人诗歌在清代的升降起伏与唐宋诗之争密切相关。这些共通之处,不仅可以为研究二人诗歌关联提供一个逆向视角,而且还可据此探索有清一代学术风气与审美思潮的演变轨迹。故而,以接受史为视角,阐述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的历史命运,无论对于诗歌艺术研究还是学术史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陆游对韩愈诗歌的内在传承理路
韩愈诗歌的诗史地位为探讨韩愈陆游诗学的关联提供了可能性: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给宋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韩诗的世俗化走向亦为宋诗所继承。正如清人叶燮《原诗》内篇所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3]570可以说,宋诗面目的形成与韩诗影响密不可分。北宋大家无不宗韩,并由宗韩及杜,故而杜甫与韩愈之诗乃宋诗鼻祖,此为公论。(1)对于北宋诗人接受韩诗的情况,学界论述颇多(2),此不赘述。然南宋诗人学韩,不如北宋鲜明而突出,而具体到某一位诗人,其学韩的情况及原因又有着独特性。就“南宋中兴四大家”中的翘楚陆游来说,不论是其自身还是评论界对他与韩愈之直接关联系所论甚少,几乎为零。(3)这是否说明陆游对韩诗毫无传承?陆游这位多产的诗人,在宋代“五百家注韩”浓厚的韩学氛围中,真的能够全身而出,不受沾溉?答案是否定的。
(一)从学理推阐陆诗与韩诗之联系
正如李详《韩诗萃精》所载郑群之言:“由宋以来诗人,纵不能学杜,未尝不于韩公门庭阅历一番者。”[4]1356有宋一代诗歌无不流淌着韩诗之因子,只是各阶段的韩诗接受有着不同的体现:南宋的韩诗接受,已不像北宋,字句等可见层面的效仿已经逐渐消失,而成为一种精神的传承。
首先,从陆游宗杜来分析其对韩诗之继承。正如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中说:“杜甫、韩愈分别是对宋诗沾溉泽被最深的头号、二号人物,但杜诗在北宋的兴盛是以韩诗为嚆矢的,而且杜诗很多艺术上对宋人的影响是通过韩诗为桥梁中介完成的,韩愈是众多宋人学杜绕不开的中间坐标。”[5]332宋人宗法杜甫,韩愈是绕不过去的中介,几乎每一位宗杜的宋人,都对韩诗有过研摹,陆游亦不例外。杜甫确实是宋代诗歌宗法的最高典范,对于陆游来说,学界对其诗歌渊源的分析中,亦少不了杜甫这一主脉。众所周知,陆游虽由江西诗派而学杜,然其对杜诗的接受与江西诗派的黄、陈等人又有所区别。陆诗对杜诗的接受焦点一方面在于杜诗中忧国忧民的爱国之篇,另一方面,也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以文为诗”。可以说,“以文为诗”乃宋诗一大特征,而杜甫是“以文为诗”的开创者。杜诗中的以史笔为诗(如《北征》),以传记为诗(如《壮游》),以议论为诗(如《戏为六绝句》)等对陆游影响极大,但如果对陆游的“以文为诗”只作如是观则远远不够。杜甫固然是“以文为诗”的初祖,然韩愈才是真正的光大者,他“一眼觑定”杜诗的奇险处进行推扩,宋代刘辰翁在《赵仲仁诗序》中就阐明:“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6]可见,韩愈的“以文为诗”乃上承杜甫,下启宋人。故陆游的以文为诗终究脱不了与韩诗的关系。在诗中运用虚字、助词乃韩愈“以文为诗”的一大特色,如 《寄卢仝》的“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来此告良有以”。《谁氏子》“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 [4]782,790等等,读起来让人感到有散文的味道。陆诗中活用虚字、助词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秋夜懷吴中》“更堪临水登山处,正是浮家泛宅时”,《城东醉归深夜复呼酒作此诗》“冬夜走马城东回,追风逐电何雄哉”等。在以议论为诗方面,韩愈比杜甫更进一步,用诗歌来说理议论,有如押韵之文,这点陆诗中也时有所见,如《寄题求志堂》:“士固不可苟富贵,顾亦岂可徒贫贱;如其一念有愧心,宁不终身戴惭面。”[7]3708通篇议论,与韩愈《符读书城南》等诗颇为类似。
再者,从陆游学梅尧臣看其对韩诗的宗法。在陆游的师承关系中,梅尧臣也是提得最多的一个。陆诗的风格雅淡多有学习梅诗的一面。然而梅诗的平淡,正是韩愈所谓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4]820。梅诗中学习韩诗之处比比皆是(4),钱锺书曾说过:“(梅尧臣)古诗从韩愈、孟郊、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8]故而,谷曙光总结道:“韩诗主要通过梅尧臣等对陆游诗产生一种穿透性的艺术影响。” [5]326
(二)从陆诗本身探索其与韩诗之关联
陆游从未写过一篇评论韩愈的文字,从未作过一首明言仿效韩愈的诗歌,是否就代表其诗文中从未提及韩愈、诗歌创作从未仿效过韩诗呢?我们且看陆游集,稍作翻阅之后,便会发现在陆游诗文中皆有提及韩愈之处。
试看其文:
《杨梦锡集句杜诗序》:“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远,非用力精到,则不能造也。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久之乃能超然自得。”[9]可见陆游对韩文、杜诗熟读暗诵,了然于胸。《傅给事外制集序》:“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韩、柳之不敌,世所知也。”[2]399对韩愈的文气论颇为赞赏。《老学庵笔记》卷四:“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2]408对韩愈诗中俗语,信手拈来。这样的例子我们在《韩愈资料汇编》及《老学庵笔记》中能找到15条之多。
再看其诗:
《读退之人不知古今马牛而襟据之句有感》,此诗乃对韩诗《符读书城南》中“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据”[4]820的感慨,则知陆游不仅对韩文熟读成诵,对韩诗亦是如此。《杂兴十首以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为韵》:“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韩愈排佛老,不失圣所传。”[7]3096對韩愈排佛老的精神十分推崇。《秋怀十首末章稍自振起亦古义也》:“常嫌乐天佞,却肯退之骂。”[7]3800将白居易与韩愈的为人风格进行对比,对韩愈的品行进行首肯。《蟠龙瀑布》:“退之亦隘人,强言不平鸣。”[7]214表面上不赞成韩愈“不平则鸣”之说,实则可见他一直将韩愈的文学理论牢记于心,才会时时提及。《齿落》:“退之更可怜,至谓豁可耻。”[7]3536对韩诗的烂熟于胸,使他在牙齿掉落时便想到韩愈的《落齿》诗。与韩愈不同,陆游身体强健,齿牙晚落,故对韩愈的早衰,表示同情。
以上只是陆游诗文集中一部分提及韩愈的例子,已经颇能说明陆游对韩愈诗文及其思想与文论的熟稔程度,可以说到了取之自然的程度。如此说来,陆诗中定有效仿韩诗之作,或隐或显,程度不一。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一书较少有陆诗效韩之论,然细检清人论述,对陆诗学韩有明确提及的,概有以下数例:
《唐宋诗醇》评陆游《系舟下牢溪游三游洞二十八韵》曰:“语奇句老,颇近昌黎,视《南山》盖具体而微尔。”[10]此评一语中的,陆游此诗可以说是集中明显学韩的一首,我们从诗中的以下数句即可一眼明了:“或如釜上甑,或如坐后屏。或如倨而立,或如喜而迎。或深如螺房,或疏如窗棂。”连用六个“或”字句,对所见之景进行描绘,这正是韩愈《南山诗》的手法,《南山诗》连用数十个“或”字句描摹南山之景,雄奇险怪。陆诗正是借鉴此法,使其诗歌成为一首具体而微的《南山诗》。
叶矫然曰:“放翁诗多浅显……(《航海》)便浑身韩昌黎矣。”[1]987《航海》一诗是陆诗中比较奇险的一首,陆游诗歌明白如话者多,雕琢奇险者少,然此诗却颇有韩诗奇崛之特色:“古湫石蜿蜒,孤岛松磊砢。湘竹閟娥池,淮怪深禹所。鬼神骇犀炬,天地赫龙火。瑰奇穷万变,鲲鹏尚幺麽。”又曰:“陆放翁有春愁曲云:‘伏羲三十余万岁,春愁岁岁常相似。外大瀛海环九州,无有一州无此愁。……读之不特人间无有生之乐,即神仙亦无不死之乐。昌黎云:‘人欲久不死而观居此世者何也?为之三叹。”[1]1016
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游圆觉乾明祥符三院至暮》曰:“不逮韩之雄,未妙。收四句凡语。”[2]334方氏将其与韩愈《山石》对比,同样是写游寺庙,同样用了以文为诗的手法,但陆诗在雄奇方面不如韩愈,自有流畅之致。
由此观之,陆诗中不乏学韩之作。这种效仿,从韩愈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陆游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表露。也就是说,陆诗对韩诗的接受,以精神性的、隐性的方式为主。这种接受方式是南宋诗人接受韩诗的一种普遍方式,个中原因很多,主要不外乎以下四种:一者,韩诗的中介作用在南宋已经完成,地位开始下降,让位于杜诗;二者,南宋理学思潮兴起后,宋人受程朱的影响,对韩愈的人品多有訾议,从而影响诗坛对韩愈的接受;三者,陆游对韩愈与江西诗派的奇险诗风颇为反感(5),故而闭口不谈学韩、学黄;四者,陆游学前人不是“死参”,而是“活学”,吸收的是精髓,而非皮相。(6)
二、韩愈与陆游诗歌在清代的接受轨迹
韩诗和陆诗在其产生之时及身后不久,都曾有过辉煌,证实了二者的创作实力与诗史价值。韩愈的诗歌在中唐就曾盛行一时,影响了一大批人,形成了一个标新立异、雄奇险怪的“韩孟诗派”,与当时的另一诗派“元白诗派”形成鼎立之势。在晚唐,韩诗也为一些诗人盛赞并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进行效仿。宋代更是韩诗的接受高峰期。前文已经说到,韩诗是宋人绕不过的坐标,是宋诗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从北宋欧阳修开始,直至南宋,韩诗与韩文一起被推上文人瞩目的顶峰。陆诗在南宋已被同时代人推举,如朱熹云:“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惟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11]刘克庄《后村诗话》曰:“古人好对仗,被放翁使尽。”[12]南宋灭亡后,陆诗的接受更是在元初达到高峰(7)。然而,不管是韩诗还是陆诗,都在元末至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接受的低潮期。
(一)清初:韩愈与陆游诗歌的接受高潮
清初,韩诗与陆诗的地位空前提高。不论是韩、陆诗歌的选本、评论还是宗法都异常热闹起来。韩愈诗文注本在宋代出现过“五百家注韩”之盛况,清代要超越宋代几乎不大可能,然而清初却开始出现了单刊韩诗的注本: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与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可见清代韩愈诗歌已取得与韩文同等重要的地位而被单独关注,这是韩诗接受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为清代韩诗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选有韩诗的诗歌合选本更多:“如李光地《榕村诗选》、金人瑞《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黄周星《唐诗快》、钱良择《唐音审体》等,还出现了诗歌总集如《全唐诗》、席启寓《唐百名家诗集》,还有专门评点诗歌的查慎行《查初白诗评十二种》”[13]以及《御选唐宋诗醇》。其中,李光地本与《唐宋诗醇》选录韩诗最多。陆游的诗歌选本在清初也蔚为大观。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对陆游全集的整理出版,也为新选本的产生提供了材料。李振裕曰:“今《渭南》、《剑南》遗稿家置一编奉为楷式。”[14]陆游的诗文集在清初大为盛行。在这种背景下,陆诗选本极有市场,因而大量涌现:潘文奇、祖应世《宋诗啜醨集》、吴之振、吕留良《宋诗钞》、王史鉴《宋诗类选》、王士禛《古诗选》、田雯《山姜书屋唐宋四家诗选》、孙鋐《皇清诗选》、王复礼《放翁诗选》、周之鳞《宋四名家诗》《御选唐宋诗醇》等。在这些诗歌选本中,所选陆诗与苏诗等量齐观,甚至有超越苏诗之势。
清初韩、陆诗歌选本的出现既是诗坛尊韩重陆之表现,亦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诗坛对二人诗歌的热评与积极效法。钱谦益《徐司寇画溪诗集序》曰:“昔者有唐之世,天宝有戎羯之祸,而少陵之诗出;元和有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说者谓宣孝、章武中兴之盛,杜韩之诗实为鼓吹。”[15]将韩诗与杜诗并提,从而提升了韩诗的地位;叶燮在《原诗》中将韩愈推举为古今三大诗人之一:“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力为三。”[3]596清初效法韩愈诗风之人颇多,以钱谦益为代表。另外如扬州汪懋麟亦是学韩大家,他被王士禛称为“诗才隽异”。宋荦《百尺梧桐阁遗稿序》云:“君诗出入昌黎、眉山间,而时出新意,能自成家,与其文皆卓乎可传者。”[16]汪懋麟学诗广师前贤,而颇服膺韩愈,尝精选韩诗一百四十一首以“自娱”,可见一斑。陆游在清初的评价也达到巅峰,贺赏《载酒园诗话》曰:“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耳。”[1]453汪琬《剑南诗选序》曰:“宋南渡百四十年,诗文最盛,其以大家称者……当推陆务观。”[2]151田雯《古欢堂杂著》中诗话四卷,于宋代诗人都略而不论,独有取于陆游,摘陆游七绝佳句甚多。张谦宜《絸斋诗谈》论宋诗,加以详细评论的只有苏东坡、陆游两家,评论陆游的篇幅是苏轼的两倍半。(8)清代王霖《弇山诗抄》对陆游推崇备至,读陆游诗,和其韵,在陆游生日举行诗会、怀念祭奠陆游。如《十月十七日放翁先生生日设位自讼斋奠以酒果赋诗纪事》:“小子生平最宗仰,倾觞抚几一潸然。”[2]169即是明证。
(二)清中晚期:韩愈与陆游诗歌命运的逐渐分化
清代中期,韩愈与陆游的诗歌依然热力不减。在选本与评论等方面依然是形势利好。王元启《读韩记疑》、沈德潜《唐诗别裁》、姚范《援鹑堂笔记》、赵翼《瓯北诗话》等皆对韩愈诗歌有选有评;陆游诗歌选本虽然在《唐宋诗醇》已至巅峰,但中期还是有一些重要的选本出现:李调元《陆诗珠椟》、姚鼐《今体诗钞》、吴翌凤《宋金元诗选》等。姚鼐《今体诗钞》对宋之苏、黄、陆七律诗颇为推重,其称陆诗曰:“放翁激發忠愤,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裁制极富,变境亦多,其七律固为南渡后一人。”[2]305
到了清代晚期,韩愈与陆游的接受状况发生了分化。韩愈继续是诗坛的宠儿,而陆游则进入黯淡期。清晚期的韩愈文献甚至有后出转精之势,出现了黄钺《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郑珍《跋韩诗》以及李详《韩诗证选》等专门的韩诗选评本,将清代的韩诗研究进一步推向精细化。诗坛还出现了以宗法韩诗为主的“同光体”。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尊杜、韩,将韩诗地位进一步提高,“杜韩”并称真正确立。陆游选本在这个时期不仅数量不多,而且乏善可陈。虽有《宋诗三百首》选陆诗60首,仅次于苏轼,但爱国诗篇不受重视,所选几乎全是流连光景的闲适之作。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曰:“盖近人为诗,喜学北宋,学陆游者特少,故表而出之也。(陈衍)尝语人曰:‘放翁七言近体,工妙宏肆,可称观止。古诗亦有极工者,盖荟萃众长以为长也。”[17]陆诗再次走上坡路要到民国年间:柳亚子创立“南社”,该诗派被称为“有放翁之遗风”。(9)
如此看来,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的轨迹有一个重合期:即清前期到中期,皆是接受的高潮期;也有一个分化期:即清晚期,韩诗继续走高,而陆诗黯然降落。重合与分化是表征,其中蕴含的诗史意义却颇为复杂,值得进一步探寻。
三、清代对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的诗史意义
(一)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微观透视
纵观漫长的诗歌发展史进程,韩愈与陆游的诗歌都曾在清代以前出现过接受的高峰期,在元末及有明一朝,皆处于低谷,而到了清代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乃唐宋诗之争所致。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中说:“清人“所谓‘唐,实指以初盛唐为主的典型唐诗;所谓‘宋,实指以唐代诗人杜甫、韩愈和宋代诗人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型诗”[18]。
明代文坛以宗唐为主,一味模拟盛唐诗风,使宋型诗歌的接受整体处于低谷期。清初诗坛承续明代尊唐黜宋之余绪,在此背景之下,惩于明人及时人一味模拟盛唐之弊,开始有人或倡中晚,或倡宋诗,其中汪懋麟和吴之振、吕留良、黄宗羲、叶燮等大力倡导宋诗,对当时诗坛的宗宋之风产生了较大影响。故而,清初韩愈与陆游诗歌接受高潮的到来与此时的宗宋之风密切相关。清代中期,虽说有沈德潜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但此时的《唐宋诗醇》则以皇家御选的姿态,对唐宋诗进行了调和,认为:“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10]此御定的“六大宗”有韩愈,亦有陆游,也奠定了整个清中期对两者的接受基调。那么,如何看待二人诗歌在清晚期地位之异?
从整个清代诗坛来看,杜、韩地位一直很高,凌驾于其他诸家之上,从清初的钱谦益到晚期的方东树,莫不如此。韩诗在清人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居高不下,远胜南宋诗人陆游,因此从两人在清诗史上的排名来说,韩诗不大可能走低,而陆诗出现接受低谷则极有可能。
清晚期亦是宋诗接受的一个高潮期,不管是宋诗运动还是同光体,都崇尚宋型诗歌。为何陆诗独被冷落,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对此有揭示:有清一代近三百年,诗界、选坛大致所推崇的宋代诗人以苏轼、黄庭坚、陆游三人为最。然他引申屠青松《清初宋诗选本研究》一书的结论说:康熙及乾隆前期选本对黄庭坚的抑制是极为明显的。实际上,选坛对黄诗的青睐还需等到嘉道以后。(10)故清前期至中期,陆诗的受欢迎程度远超黄诗,而到了桐城诗派与宋诗运动及同光体,黄庭坚已然成为时代宠儿,陆诗地位降落下来。
(二)对韩愈与陆游诗学关联的逆向揭示
弄清楚清代韩愈与陆游诗歌的升降沉浮之后,我们是否可以逆推陆诗与韩诗的诗学关联?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韩诗乃宋诗之源,亦是陆诗取法的一大源头。在清初宋型诗歌大行其道之时,陆诗与韩诗共享荣光。通过清人的相关论述,我们也可逆推二者内在的关联:
清代田雯《古欢堂杂著》云:“七言古诗登杜韩之堂,入苏黄之室,虽功力不敌前人,亦一杰构。”[1]701施山云:“剑南七古,虽篇幅稍狭,然以清健之气,积为雄豪,途轨正,机局警,蹊径分明,易知易从。初学七古,当从始。可以上接韩柳,追攀李杜。”[2]350赵翼云:“放翁古诗好用俪句,以炫其绚烂;东坡则行墨间多用单行,而不屑于对属。且昌黎、放翁多从正面铺张;而东坡则反面、旁面,左萦右拂,不专以铺叙见长。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1]1202鲍倚云《退余丛话》云:“七言长篇,唐惟李、杜、韩,宋则苏、黄,南渡以后,独陆放翁得与此选。”[2]214
从以上数家之论,不难看出:陆游七古上接韩愈,乃对韩愈七言古诗的成功继承。赵翼则独具慧眼,对韩愈与陆游七古多从正面铺张的共同点予以揭示。
另外,陆游与韩愈有一种共通的诗学精神特质:均能在承与变中自成一家。此点我们从清代钱谦益与赵翼所作的评论中可见一斑。钱氏与赵氏对韩、陆的喜好虽各有原因,但共同之处在于对二者的变革精神的赞赏。对钱氏来说,“于南渡推放翁”[19],陆游是其所推崇的五位诗人之一。尽管有人认为,他以由明入清之身,较为看重的应是陆诗中北伐中原之作,但细究钱集,不得不指出,他的学陆主要还在于陆诗中闲适细腻之作,这些作品也最能体现陆诗“不向人间乞唾余,诗家流弊尽扫除”[20]之特色,也就是陆诗的创新精神,这点正是以引领清初文坛诗风为职志的钱谦益所需要的。以赵翼而言,在《瓯北诗话》不长的篇幅中,独辟两卷,一论韩愈,一论陆游,可知对二者的重视,我们不妨选两句其对韩、陆的评价以见之:
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1]1164
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 [1]1220
他认为韩愈与陆游之变,正是他们的诗歌自成一家、自出机杼的原因所在。
韩愈与陆游的变革精神,除了自身个性的原因之外,乃时代使然。韩愈在中唐,前面已有李、杜等盛唐大家在前;陆游生当南宋,已有欧、苏、王、黃在先。他们的境遇如此相似,也正是这种困境成就了韩愈与陆游的大家地位与独特诗风。因而不能不说,陆游对韩愈的接受之中,亦有对这种变革精神的传承。
对陆游与韩愈的诗学关联之论析,给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启示:后人的文学与文化成就必定是建立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之上。真正成功的传承,不应停留于表面的模仿,而更应是精神的接力,也只有超越表象的亦步亦趋,才能最终使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从血脉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如清代田雯曰:“不知杜韩海内俎豆久矣。梅、欧、王、苏、黄、陈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
(2)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皆有论及。
(3)目前学术界唯有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一书中有一节论及陆游学韩——“陆游:不言学韩的‘以文为诗大家”。
(4)参看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与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
(5)陆游《读近人诗》:“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骨气多。”
(6)陆游《赠应秀才》:“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
(7)参见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8)参见蒋寅《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
(9)参见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0)参看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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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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