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里的“第三元花朵”不再“飘零”
陈康康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随着制度空间的解冻，在中国城市形成了一类独特的弱势群体——进城农民工子女。他们的教育与心理成了教育学界、心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也成了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文章通过探讨社会支持系统中的政府支持、群体支持、个体支持几方面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得出了相关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业自我效能感；政府支持；群体支持；个体支持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09)06-0014-02
一、问题提出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随着制度空间的解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跨区域流动呈高速增长的态势。这一背景下，中国城镇形成了一支独特的弱势群体——进城农民工子女。据统计，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达1.14亿人，每年又有1500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其中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岁到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1000万人。青少年期是儿童向成人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他们将面临较多的心理冲突和压力。但这部分群体由于同父母随迁到城市，而他们的父母在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和政治参与方面长期被隔绝，他们也随同父母一起成为一种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构成了目前我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中，他们的教育与心理成了教育学界、心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为之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也成为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社会支持看进城农民工子女自身的教育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支持是以个体(被支持者)为中心，个体及其周围与之有接触的人们(支持者)以及个体与这些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支持性的活动)所构成的系统。它是指社会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自我效能感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他于1986年将其总结为，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指他们对自己学业的实际能力的推测或判断。其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对活动的选择及坚持性，影响他们在学业困难面前的态度和情绪。因此，从社会支持来讨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为其学业及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现实支持和理论依据，为城市公共政策和社会服务提供政策性建议。
二、社会支持系统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一)政府支持的影响
现代文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关键是靠政府行为来实现的，单靠个人行为和小集体行为都会形成社会的短期行为和无序状态。因此，政府应该是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最主要的支持因素。近年来，我国政府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一是通过法律、政策上支持，重视保护其教育权利的实现，如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3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还有2008年秋刚执行的全国城市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通过地方政府的有效协助和有力宣传，保障他们与当地教育的物质与精神双重融合。
但户籍管理制度的阻碍、流人地政府的短期行为以及缺乏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加之实施运行中的政策偏差，使得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环境远远不如其他学生。进城农民工子女在获取政府支持方面遇到更多困难，这与进城农民工子女群体与其他同龄儿童在客观支持维度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显著相符。政府支持的缺失使得他们入学难、上好学难，这自然使得他们对自我学业评价有所偏颇，大多会存在一些极端的自我效能：一是积极面对学业，认为目前的状况是生活对他们的磨练，相信这一切只是很短暂的过程，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赢得更光明的未来；二是消极面对学业，政府支持的缺失使他们缺失归属感，产生一种严重的社会孤独感，随之他们在学业中便会产生不合群、憎恨仇视、学业的习得性无力感(learned helplessness)等心理障碍。
(二)群体支持的影响
社会支持系统能否持久地运行下去，与群体(即各种非政府团体或组织)的参与程度密切相关。目前群体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学校——公立学校和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社会各界力量支持。但还是以前一种为主。如政策中“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不断增加单设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公共性等来支持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学业。
进城农民工子女在获取群体支持时同样存在障碍。如，在大多公办学校仍存在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教师的教学考评中的教学歧视；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质量令人担忧；在流动人口子女学校转变为公办学校这个过渡时期，各学校未能分阶段、分类型进行，“公办”的意义相当模糊等。与此同时，在条块分割的社会行政体系内，进城农民工子女问题也被分割了，每一部门、组织均负责自己“范围内”的事情，从而使相应问题呈现出部门化、条块化的特征。得不到关注与归属，他们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就比较低。这两种群体支持的缺失使他们在学业进行之前、之中都充满恐惧和焦虑，自我效能感不高。
(三)个体支持的影响
与国家支持和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群体支持相比，进城农民工子女个体支持总是略显单薄些。但由于个体的数量极为庞大，且其支持又具有个体之间的直接互动等特点，因此，个体支持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目前，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个体支持系统主要是有血缘关系的个体支持和“好心人”的个体支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成熟的条件下，血缘关系的个体支持对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子女顺利完成学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他们的父母迫于生计，加之文化素养不高，其关爱往往不及时、不到位，孩子们的重要感受到伤害，自尊心得不到满足。而“好心人”对他们的学业支持显得更是单薄，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高校贫困生、西部边远地区的孩子，而忽略了城市里的这群“第三元花朵”。
可见，社会支持系统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相关：社会支持状况良好，他们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就越是好，其应对方式也就越积极；同时，其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接受就越好。因此，社会有义务为他们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三、构建稳健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业自我效能感提高
(一)政府扩展并优化支持
首先，政府要努力打破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支持网络，扩展社会支持体系的参与主体，并制定专门的政策给予荣誉和奖励；其次，要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促进支持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的相互协作，尤为重要的是，政府要建立能够保证支持体系良性运行的机制以提高支持者的责任心，同时确保支持功能的实现。这就使政府从体制上调动了全社会的积极性，让这些孩子真正地、连续性地参与到城市的学习活动中，为他们创设更多的成功机会。他们通过成功地完成学习和活动任务，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从自身进步中体验到成功，规避了自卑、孤独无助、备受歧视的直接失落感。
(二)群体程序化深入支持
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有针对性地对他们予以理解支持和疏导抚慰，通过情感疏导和认知调整等方法，让他们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应对挫折和宣泄情绪的能力，学会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挑战，提高其应对困难的能力。另一方面，给他们提供“工具性”和“情绪性”双重支持。即，不仅给他们提供学业上的物质资助，更要使他们能获得外界的精神上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学校和外界组织应给与他们理解和鼓励，引导他们走出困境。
(三)加强个体支持
父母、亲人与“好心人”应积极营造一种真挚、坦诚、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信任的良好的人际环境。通过这些个体支持让进城农民工子女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培养起他们积极、主动地利用社会支持的意识和行为习惯。这对于他们进行正确的自我定位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学习生活中要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心态，让他们学会正确归因，用乐观向上的态度对待困难，从而塑造健全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