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西方传统法律的文化差异
摘 要 近年来，我国多项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法律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但司法公信力受到诸多挑战。对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差异的研究，在理论层面或具体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起源、宗教性、价值取向等方面对比了中西方传统法律，期望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思路。
关键词 中西方 传统法律 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陈昊，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1.124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文明的标志。在法治建设大幕下，我们难以彻底摆脱中国法律传统与法律现代化间的纠结，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众所周知，现代化法律源于西方，而我国与西方在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均有很大差别。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中西方传统法律的文化差异，期望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一、中西方传统法律起源的差异
在中国，法的起源有“刑起于兵”之说法，即法最初用于部落战争环境中对敌对异族人的镇压，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步用于部落内部，惩罚触犯礼仪规范的同族。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的出现源于“意志压迫”的需要，包括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压迫，以及部落内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 。由于这种压迫目的就是迫使被压迫者服从压迫者的意志，从而维护统治，因此没有只代表着少数人的意志。所以，中国传统法律并不具备平等性和民主性。从形成之初，中国传统法律就与暴力、刑罚密切相关，直到明、清乃至清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法律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严酷的砍头、腰斩、凌迟等暴力惩戒中，由他们带给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法律的印象，带有明显的暴力色彩 。因此，法即暴力的观念植根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百姓庶人往往闻法色变，只想与其保持距离，更不要说通过法获取利益。百姓受了委屈，万不得已去告官，也是希望统治者能够逞凶缉恶，而并非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
西方法律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法律有很大不同。它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古希腊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时，法律还被用于统治者对平民的压迫，使用暴力手段缓解贵族阶级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公元前六世纪，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工商奴隶主阶层的代表梭伦当选雅典（古希腊城邦中心）的最高执政官，对法律进行了改革。随后，克里斯提尼用10个地理选区取代原有的四个部落，形成了雅典法 。除古希腊外，古罗马国家和法律的形成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西方法律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妥协的过程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被用作平衡各方势力和利益。
中西方法律起源的差异造就了民众对法律态度的差异。中国传统法律起源于暴力压迫，使得民众传统观念中历来有“耻诉”、“厌诉”的思想。而西方法律起源于平民与贵族统治者的斗争，弱化了法律与暴力、镇压、刑罚间的关系，使得民众推崇使用法律解决冲突。
二、中西方传统法律的宗教性差异
中国自古便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儒家伦理成为国家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和人们的法律意识渗透了儒家伦理的意蕴。伦理对于中国的法律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今仍然对中国法律案件存在着无形的影响，尤其是家庭暴力、第三者导致的离婚、死者遗嘱财产的归属等案件中，伦理道德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的创立者孔子一直主张无讼思想，号召使用道德教化治理国家，导致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强调“人治”，只是将法律看作是一种参与国家治理的辅助手段。
此外，中国古代长期处于高度集权，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通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法律为君主服务，君主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随意修改法律，使得古代产生了惧法、怯法的社会风气。
而在西方历史中，宗教一直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西方人认为万能的主创造了宇宙和万物，既孕育新的生命，拯救人世间的苦难，又是最高的立法者和善恶行为的裁判者，只有遵从上帝的意志才能摆脱困苦，解除罪恶，重登极乐世界。到了中世纪，罗马法成为教会的附庸。教会希望借助法律的力量抑制王权，于是宣称法律是神的意志，是神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宣传方式让民众拥有了不断抗争的力量，在对神的信仰中逐渐产生了对法律的期待和愿景。因此，民众的法律意识逐步浓厚，法律公信力发展水平日盛 。
三、中西方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差异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实体正义优先的传统，主要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对平民的压迫。司法权由上至下，从属于行政权。在中央，最高司法权属于君主；在地方，最高司法权属于地方行政长官。行政与司法相混合的体制反映了我国古代对法律的轻视。行政长官具有侦查、起诉、审判的权力，在訴讼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诉讼参与者没有反抗的权利和机会，只能无条件接受裁决结果。
因此，古代正义与社会的秩序维持完全系于行政长官。对官员来说，只要保证结果公正，司法程序可以“变通”，甚至可以牺牲程序公正来换取实体公正，并且此时往往为民众所称道。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公平、正义以及权利的维护只能寄托官员的自身素质，而不会奢想其他诉讼权利 。
中国传统法律追求实体正义，有着两个缺点：首先，“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强调打击犯罪，这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其次，对实体正义的执着会增加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影响法律的公信力，降低法律在民众心中的公正性、公平性。
而西方法律则注重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主要包括两层含义：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的正义；程序法对权利、义务的分配符合正义标准。英国的古典自然正义是程序正义理念的起源。作为英国法治的核心概念，自然正义是司法官员在实施司法行为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包括两个基本要求：首先，任何人，包括君主，都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其次，法官在判决时应当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自然正义原则规定了法律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标准，如果过程有所违背，则直接导致裁决判断丧失法律效力。英国法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陪审制与对抗制，这同样是程序正义原则的体现。美国对英国的程序正义理念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在宪法中作了规定和保障，即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
西方的法律文化追求程序正义，也有着两个缺点：首先，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执着追求程序正义会导致法律程序过分僵化繁杂，会在某些情况下降低法律的时效性；其次，程序正义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只顾及程序正义而忽略实体正义，就会出现牺牲实体正义来保证程序正义的情况。
可以看出，在法律体系中，价值取向是影响法律决断以及思想行为的重要因素。中西方法律的目的都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长治久安，但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区别，中国传统法律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目的是实现无讼和谐；西方法律体系则注重权利的实现。
四、中西方传统法律的文化差异的原因
首先，中西方地理位置、气候等生存环境存在差异，对法律的形成造成了影响。中国是大陆型国家，地理位置相对较为封闭，与外界交流较少。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更多的民众与外界隔离，交往意识淡薄，思维习惯趋于保守。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也缺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而发展缓慢。统治者始终将权利攥在自己手中，法律为其统治工具的思想已深入社会，这种观念在缺少外部驱动力的情况下很难发生改变。而西方国家与中国则不同，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海洋性特征，带来了航海贸易的繁荣。频繁的海上贸易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还加速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民众意识到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对法律限制权利的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其次，中西方经济政策的差异也是导致传统法律文化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国家，以泱泱大国自居，自秦朝起便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中国推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商业的打压导致很难形成自由的贸易环境，从而导致个人权利意识较弱。而西方国家所处位置农业环境恶劣，民众不得不在海上求生存，频繁进行海上贸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的进行，西方民族思想更为开放，重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更加容易接受外来事物。交易双方也能够打破等级制度观念，建立起平等自由的交易关系，同时也需要双方共同遵守法律约定。逐渐地，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普遍认同法律的作用，推崇平等、民主、自由。
最后，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对法律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中国古代长时间处于封建社会，自秦始皇起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集权程度愈演愈烈。在秦朝时，还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中央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直接由皇帝管辖；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明朝则废除三省和丞相，设立内阁；到了清朝，军机处的成立標志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将臣子与皇帝的关系完全变成了主仆一样的存在。在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皇帝掌握立法权、司法权以及行政权，严重缺乏自由、平等、民主意识的氛围。而西方社会在古代即为较为开放的社会结构，个人之间、城邦之间、个人与城邦之间均奉行自由、平等的交往原则。在这种环境下，民主意识萌发，新生的资产阶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开始要求建立起一种能够制衡政府权力的法律制度，即三权分立。
五、总结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可以归为民族性、文化性、地缘性的差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上述几个方面作了较为肤浅和简单的论述。对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理解和认识，需要更多学者不断探索和研究。
此外，我们还需要大视野、大格局，在继承本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精髓，共同推动我国法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注释：
邱晓璐、莫翠萍. 中西传统法律精神之比较.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45-46.
王菲.从法的形成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新视野.2014（2）.117-120.
韩文竺.对于中西方法律体系的比较分析以及分析热点案件得到的反思.法制与社会.2015（26）.
张克.中西法律公信力差异的文化分析.法制博览.2017（11）.
张婧.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正义价值比较.学园.2017（7）.3+5.
参考文献：
[1]叶凡.中西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的比较——无讼与正义.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37（2）.
关键词 中西方 传统法律 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陈昊，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1.124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文明的标志。在法治建设大幕下，我们难以彻底摆脱中国法律传统与法律现代化间的纠结，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众所周知，现代化法律源于西方，而我国与西方在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均有很大差别。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中西方传统法律的文化差异，期望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一、中西方传统法律起源的差异
在中国，法的起源有“刑起于兵”之说法，即法最初用于部落战争环境中对敌对异族人的镇压，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步用于部落内部，惩罚触犯礼仪规范的同族。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的出现源于“意志压迫”的需要，包括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压迫，以及部落内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 。由于这种压迫目的就是迫使被压迫者服从压迫者的意志，从而维护统治，因此没有只代表着少数人的意志。所以，中国传统法律并不具备平等性和民主性。从形成之初，中国传统法律就与暴力、刑罚密切相关，直到明、清乃至清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法律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严酷的砍头、腰斩、凌迟等暴力惩戒中，由他们带给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法律的印象，带有明显的暴力色彩 。因此，法即暴力的观念植根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百姓庶人往往闻法色变，只想与其保持距离，更不要说通过法获取利益。百姓受了委屈，万不得已去告官，也是希望统治者能够逞凶缉恶，而并非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
西方法律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法律有很大不同。它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古希腊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时，法律还被用于统治者对平民的压迫，使用暴力手段缓解贵族阶级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公元前六世纪，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工商奴隶主阶层的代表梭伦当选雅典（古希腊城邦中心）的最高执政官，对法律进行了改革。随后，克里斯提尼用10个地理选区取代原有的四个部落，形成了雅典法 。除古希腊外，古罗马国家和法律的形成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西方法律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妥协的过程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被用作平衡各方势力和利益。
中西方法律起源的差异造就了民众对法律态度的差异。中国传统法律起源于暴力压迫，使得民众传统观念中历来有“耻诉”、“厌诉”的思想。而西方法律起源于平民与贵族统治者的斗争，弱化了法律与暴力、镇压、刑罚间的关系，使得民众推崇使用法律解决冲突。
二、中西方传统法律的宗教性差异
中国自古便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儒家伦理成为国家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和人们的法律意识渗透了儒家伦理的意蕴。伦理对于中国的法律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今仍然对中国法律案件存在着无形的影响，尤其是家庭暴力、第三者导致的离婚、死者遗嘱财产的归属等案件中，伦理道德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的创立者孔子一直主张无讼思想，号召使用道德教化治理国家，导致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强调“人治”，只是将法律看作是一种参与国家治理的辅助手段。
此外，中国古代长期处于高度集权，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通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法律为君主服务，君主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随意修改法律，使得古代产生了惧法、怯法的社会风气。
而在西方历史中，宗教一直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西方人认为万能的主创造了宇宙和万物，既孕育新的生命，拯救人世间的苦难，又是最高的立法者和善恶行为的裁判者，只有遵从上帝的意志才能摆脱困苦，解除罪恶，重登极乐世界。到了中世纪，罗马法成为教会的附庸。教会希望借助法律的力量抑制王权，于是宣称法律是神的意志，是神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宣传方式让民众拥有了不断抗争的力量，在对神的信仰中逐渐产生了对法律的期待和愿景。因此，民众的法律意识逐步浓厚，法律公信力发展水平日盛 。
三、中西方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差异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实体正义优先的传统，主要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对平民的压迫。司法权由上至下，从属于行政权。在中央，最高司法权属于君主；在地方，最高司法权属于地方行政长官。行政与司法相混合的体制反映了我国古代对法律的轻视。行政长官具有侦查、起诉、审判的权力，在訴讼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诉讼参与者没有反抗的权利和机会，只能无条件接受裁决结果。
因此，古代正义与社会的秩序维持完全系于行政长官。对官员来说，只要保证结果公正，司法程序可以“变通”，甚至可以牺牲程序公正来换取实体公正，并且此时往往为民众所称道。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公平、正义以及权利的维护只能寄托官员的自身素质，而不会奢想其他诉讼权利 。
中国传统法律追求实体正义，有着两个缺点：首先，“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强调打击犯罪，这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其次，对实体正义的执着会增加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影响法律的公信力，降低法律在民众心中的公正性、公平性。
而西方法律则注重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主要包括两层含义：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的正义；程序法对权利、义务的分配符合正义标准。英国的古典自然正义是程序正义理念的起源。作为英国法治的核心概念，自然正义是司法官员在实施司法行为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包括两个基本要求：首先，任何人，包括君主，都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其次，法官在判决时应当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自然正义原则规定了法律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标准，如果过程有所违背，则直接导致裁决判断丧失法律效力。英国法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陪审制与对抗制，这同样是程序正义原则的体现。美国对英国的程序正义理念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在宪法中作了规定和保障，即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
西方的法律文化追求程序正义，也有着两个缺点：首先，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执着追求程序正义会导致法律程序过分僵化繁杂，会在某些情况下降低法律的时效性；其次，程序正义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只顾及程序正义而忽略实体正义，就会出现牺牲实体正义来保证程序正义的情况。
可以看出，在法律体系中，价值取向是影响法律决断以及思想行为的重要因素。中西方法律的目的都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长治久安，但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区别，中国传统法律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目的是实现无讼和谐；西方法律体系则注重权利的实现。
四、中西方传统法律的文化差异的原因
首先，中西方地理位置、气候等生存环境存在差异，对法律的形成造成了影响。中国是大陆型国家，地理位置相对较为封闭，与外界交流较少。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更多的民众与外界隔离，交往意识淡薄，思维习惯趋于保守。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也缺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而发展缓慢。统治者始终将权利攥在自己手中，法律为其统治工具的思想已深入社会，这种观念在缺少外部驱动力的情况下很难发生改变。而西方国家与中国则不同，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海洋性特征，带来了航海贸易的繁荣。频繁的海上贸易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还加速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民众意识到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对法律限制权利的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其次，中西方经济政策的差异也是导致传统法律文化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国家，以泱泱大国自居，自秦朝起便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中国推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商业的打压导致很难形成自由的贸易环境，从而导致个人权利意识较弱。而西方国家所处位置农业环境恶劣，民众不得不在海上求生存，频繁进行海上贸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的进行，西方民族思想更为开放，重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更加容易接受外来事物。交易双方也能够打破等级制度观念，建立起平等自由的交易关系，同时也需要双方共同遵守法律约定。逐渐地，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普遍认同法律的作用，推崇平等、民主、自由。
最后，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对法律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中国古代长时间处于封建社会，自秦始皇起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集权程度愈演愈烈。在秦朝时，还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中央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直接由皇帝管辖；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明朝则废除三省和丞相，设立内阁；到了清朝，军机处的成立標志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将臣子与皇帝的关系完全变成了主仆一样的存在。在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皇帝掌握立法权、司法权以及行政权，严重缺乏自由、平等、民主意识的氛围。而西方社会在古代即为较为开放的社会结构，个人之间、城邦之间、个人与城邦之间均奉行自由、平等的交往原则。在这种环境下，民主意识萌发，新生的资产阶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开始要求建立起一种能够制衡政府权力的法律制度，即三权分立。
五、总结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可以归为民族性、文化性、地缘性的差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上述几个方面作了较为肤浅和简单的论述。对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理解和认识，需要更多学者不断探索和研究。
此外，我们还需要大视野、大格局，在继承本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精髓，共同推动我国法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注释：
邱晓璐、莫翠萍. 中西传统法律精神之比较.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45-46.
王菲.从法的形成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新视野.2014（2）.117-120.
韩文竺.对于中西方法律体系的比较分析以及分析热点案件得到的反思.法制与社会.2015（26）.
张克.中西法律公信力差异的文化分析.法制博览.2017（11）.
张婧.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正义价值比较.学园.2017（7）.3+5.
参考文献：
[1]叶凡.中西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的比较——无讼与正义.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