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舌尖上的安全” 国办发《通知》
邵海鹏
为保证“舌尖上的安全”，中国政府出台严厉举措。5月27日，国办发布了《201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下称《通知》），在第一部分的整顿重点中，位列前首的便是农产品质量安全。
其中，记者注意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园艺作物标准园、大宗食品生产基地等逐渐普及的新型生产方式被鼓励。
农资低效使用是病根
《通知》要求，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促进农药、化肥科学减量使用。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中国在农资方面的使用粗放，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当然，依靠这种方式来获得粮食增产，则是不可持续的。
尽管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巨大。2010年，环保部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如果用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来衡量污染源比重的话，农业超过工业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其2014年两会提案中指出，中国农业每年的化肥利用率只有30%～40%。农药只有10%～20%附在植物体上，其余都散落在土壤和水中。
日前，在“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中国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指出，为保证粮食生产，所使用的化肥折算后，相当于每五斤粮食要用一斤化肥。“这超出国际公认安全线的一倍左右。”
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魏延安也表示，低效使用是病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根源在于农资的利用效率不高。我国水稻单产跟日本差不多，但是氮肥用量是日本的三倍、韩国的两倍。
伴随城镇化，“十连增”后，中央高层仍然提出，要保证粮食安全。其中，安全不但包括总量，还有质量。2013年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产”和“管”两个环节，保证“舌尖上的安全”。
农资的使用减少，是否会影响到粮食安全？魏延安表示，这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农资减量使用，不是要“减少”，强调的是“科学”。
因为除了化肥以外，中国农业中灌溉、地膜、农药等传统农业要素投入的增速也比粮食产量的增速快得多。“提高农资利用效率，不论从农业、经济，还是从环保的角度，都势在必行。否则，将是不可持续的。”魏延安说。
食品安全在于信任
《通知》提出，大力扶持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推动肉、菜、蛋、奶、粮等大宗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引导小作坊、小企业、小餐饮等生产经营活动向食品加工产业园区集聚。
小、散、乱，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现状。这种方式，一方面，难以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容易造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周期性难题；另一方面，使得农业抗风险能力和生产效益不高，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生产中，监管的成本过高。
魏延安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不安全现状，关键点应该突出“三个抬高”。一是，生产门槛的逐步抬高；二是，违法成本的不断抬高；三是，社会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不断抬高。
如何加强“产”和“管”，2014年年初，农业部下发《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意见》，在突出产地安全、生产安全、投入品安全、储藏运输安全四个重点的基础上，提出全程质量追溯、加强执法、专项整治三方面举措。
此外，《通知》提出，要完善食品质量标识制度，规范“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清真食品”等食品、农产品认证活动和认证标识使用，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使用，提高消费者对质量标识与认证的甄别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认证混乱和管理漏洞，导致“有机产品”认证标识领域鱼龙混杂，造假事件频现。畜牧大集网首席经济分析师王忠强表示，目前“有机”领域过多流于概念炒作，因为真正的有机标准是很严格的。
为了获得安全食物，近年来，大城市郊区逐渐兴起务农热。社区支持农业（CSA）便是其中一种。基于信任，消费者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共同承担自然风险。
尽管绝大多数并没有去认证，消费者仍然愿意接受。王忠强说，主要在于认证成本较高，对双方都会造成经济负担。尤为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透明，使得消费者很容易会对生产者产生信任，也就不在意是否去认证。
对于转基因食品，虽然有争议，官方早先也已经有严格规定，要求“未标识不得销售”。
“无疑，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使用，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更为主要的是，将选择权交给了消费者。至于是否愿意接受转基因，就由官方推动转变为消费者自主选择。此举也能够暂时消弭转基因争议。”王忠强说。
去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要求加大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惩处力度；今年两会，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三最”，以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今年两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今年两会，发言人傅莹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新的五年立法规划，其中包括修改《食品安全法》。
为保证“舌尖上的安全”，中国政府出台严厉举措。5月27日，国办发布了《201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下称《通知》），在第一部分的整顿重点中，位列前首的便是农产品质量安全。
其中，记者注意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园艺作物标准园、大宗食品生产基地等逐渐普及的新型生产方式被鼓励。
农资低效使用是病根
《通知》要求，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促进农药、化肥科学减量使用。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中国在农资方面的使用粗放，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当然，依靠这种方式来获得粮食增产，则是不可持续的。
尽管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巨大。2010年，环保部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如果用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来衡量污染源比重的话，农业超过工业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其2014年两会提案中指出，中国农业每年的化肥利用率只有30%～40%。农药只有10%～20%附在植物体上，其余都散落在土壤和水中。
日前，在“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中国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指出，为保证粮食生产，所使用的化肥折算后，相当于每五斤粮食要用一斤化肥。“这超出国际公认安全线的一倍左右。”
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魏延安也表示，低效使用是病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根源在于农资的利用效率不高。我国水稻单产跟日本差不多，但是氮肥用量是日本的三倍、韩国的两倍。
伴随城镇化，“十连增”后，中央高层仍然提出，要保证粮食安全。其中，安全不但包括总量，还有质量。2013年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产”和“管”两个环节，保证“舌尖上的安全”。
农资的使用减少，是否会影响到粮食安全？魏延安表示，这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农资减量使用，不是要“减少”，强调的是“科学”。
因为除了化肥以外，中国农业中灌溉、地膜、农药等传统农业要素投入的增速也比粮食产量的增速快得多。“提高农资利用效率，不论从农业、经济，还是从环保的角度，都势在必行。否则，将是不可持续的。”魏延安说。
食品安全在于信任
《通知》提出，大力扶持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推动肉、菜、蛋、奶、粮等大宗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引导小作坊、小企业、小餐饮等生产经营活动向食品加工产业园区集聚。
小、散、乱，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现状。这种方式，一方面，难以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容易造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周期性难题；另一方面，使得农业抗风险能力和生产效益不高，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生产中，监管的成本过高。
魏延安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不安全现状，关键点应该突出“三个抬高”。一是，生产门槛的逐步抬高；二是，违法成本的不断抬高；三是，社会的食品安全认知水平不断抬高。
如何加强“产”和“管”，2014年年初，农业部下发《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意见》，在突出产地安全、生产安全、投入品安全、储藏运输安全四个重点的基础上，提出全程质量追溯、加强执法、专项整治三方面举措。
此外，《通知》提出，要完善食品质量标识制度，规范“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清真食品”等食品、农产品认证活动和认证标识使用，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使用，提高消费者对质量标识与认证的甄别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认证混乱和管理漏洞，导致“有机产品”认证标识领域鱼龙混杂，造假事件频现。畜牧大集网首席经济分析师王忠强表示，目前“有机”领域过多流于概念炒作，因为真正的有机标准是很严格的。
为了获得安全食物，近年来，大城市郊区逐渐兴起务农热。社区支持农业（CSA）便是其中一种。基于信任，消费者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共同承担自然风险。
尽管绝大多数并没有去认证，消费者仍然愿意接受。王忠强说，主要在于认证成本较高，对双方都会造成经济负担。尤为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透明，使得消费者很容易会对生产者产生信任，也就不在意是否去认证。
对于转基因食品，虽然有争议，官方早先也已经有严格规定，要求“未标识不得销售”。
“无疑，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使用，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更为主要的是，将选择权交给了消费者。至于是否愿意接受转基因，就由官方推动转变为消费者自主选择。此举也能够暂时消弭转基因争议。”王忠强说。
去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要求加大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惩处力度；今年两会，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三最”，以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今年两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今年两会，发言人傅莹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新的五年立法规划，其中包括修改《食品安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