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90年代俄国国家干预与重工业发展
摘要：1861年农奴制改革为工业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拉开了国家深度干预经济的序幕。鉴于重工业的战略和经济意义，俄国政府通过保护关税、兴修铁路、提供国家订单和资金补贴等手段扶植重工业的发展，促使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南俄重工业基地。在国家干预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容忽视，但起主导作用的仍是代表政府的财政部。俄国的国家干预具有适度性的特征。
关键词：俄国；国家干预；重工业；保护关税；兴修铁路；国家订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61—1917年俄国工业化研究”（17FSS002）
中图分类号：K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098-08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使俄国政府彻底觉醒，意识到发展铁路交通和民族大工业的重要意义。俄国政府于1861年废除了腐朽的农奴制，解决了工业自由劳动力短缺的难题，国家开始对工业发展进行深度干预。俄国的工业要远远落后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干预就是发展工业的必然手段。1891年，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写到：“1861年改革之后，俄国政府通过慷慨的财政补贴、国家订单和保护关税等干预政策，扶持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①
我们必须强调，政府对重工业提供的国家订单和资金补贴与兴修铁路密不可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60—70年代，主要扶持运输机器制造业；第二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下半期，重点支持运输机器制造业和冶金业。通过關税政策保护重工业主要是在19世纪80—90年代中期，保护对象包括重工业所有主导部门。
在上述国家干预手段中，保护关税政策是最有效的武器。1892年恩格斯在给Н.丹尼尔逊的信中曾指出：“如果俄国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大工业，就必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一点毋庸置疑”。②
俄国著名学者И.В.根金也认为，“推行国家扶植工业的举措包括政府订单、大额贷款。但最重要的当属保护关税政策，该政策在俄国工业化进程之中居功至伟”。③
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重工业领域进行保护成为国家重中之重的任务。政府意识到，没有重工业的发展、没有自己的冶金和燃料能源基地，就不可能有经济独立的国家，俄国就会失去世界大国的地位。80年代，国家干预在重工业领域内全面展开。但干预的主要部门为运输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燃料能源工业。在追溯这一时期的政府方针时，财政部官方的出版物曾指出，“纵观历史，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时期的关税政策最能与总体工业和个别部门的利益保持一致。财政部对工业的需求、发展条件及其创举更是洞若观火”。④ 本文将详细阐述国家对重工业主要生产部门的干预及影响，探究国家干预的适度性和政府的主导性。
一、国家干预与运输机器制造业
国家干预在运输机器制造业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既包括资金扶持、国家订单，也包括保护关税政策。只是三种手段对运输机器制造业的影响不同，但这三种干预方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1. 60—70年代运输机器制造业中的国家订单和资金补贴
早在1857年，俄国就把兴修铁路作为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务。1868年成立了铁路基金会，为本国机器制造厂提供资金补贴，鼓励生产铁轨、机车和车厢。此后，铁路建造所需设备的供应开始由国家进行监管。⑤
1868—1875年，国家为机器制造厂提供了总额为2110万卢布的补贴。70年代中期政府出资建立了8家钢轨轧制厂、5家机车制造厂和12家车厢制造厂。⑥ 1874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大臣委员会《关于加强俄国铁轨生产的举措》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高价为俄国铁轨制造厂提供总额1200万普特的国家订单，并为完成私人订单的工厂提供每普特20—50戈比的补贴。⑦
1876年大臣委员会提出决议，停止从国外进口铁轨和机车，并对俄国机器制造厂实行资金补贴政策。私营铁路公司所需铁轨的50%要由本国制造，其余一半可以进口。修建铁路需要的所有金属制品也要由本国生产。为了刺激本国的铁轨生产，政府为机器制造厂提供了高额的补贴和为期12年的国家铁路订单。⑧
但是，本国机器制造厂仅仅生产出了建造铁路所需的四分之一的铁轨，无法满足国内铁路修建的需求。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就采取措施发展运输机器制造业，但直到80年代前，政府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该部门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虽然本国企业的生产能力未能满足兴修铁路的需求，但政府的扶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国运输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干预奠定了运输机器制造业的基础。在1869—1880年，俄国机车制造厂共生产机车1957辆。1865—1880年，俄国国产货车和客车车厢分别为71663节和1867节。⑨
2. 80—90年代运输机器制造业中的保护关税政策
70年代中期，财政大臣М·Х·赖藤主张在重工业领域内推行保护关税政策。1875年4月，矿业工业主代表纷纷向政府致函，要求对进口蒸汽机车和铁轨征收关税。但是，由于本国企业生产能力较弱和需求过大，这些商品仍免征关税。
1878年6月C·A·格雷格出任财政大臣，他将发展本国冶金和机器制造业视为己任，主张提高金属制品的进口关税。1879年3月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讨上述意见。委员会提议按机械分类征税：本国无法生产的机器设备免征关税；农业机械设备每普特征收30戈比的关税；蒸汽机车税率下调至每普特1卢布；机车辅助设施关税为每普特70戈比。⑩1880年本格开始执掌财政部，他立刻向沙皇提交呈文，指出：“发展民族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和采矿业意义非凡”。{11}
为了保护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881年政府出台关税干预政策。蒸汽机车的关税由每普特1卢布25戈比提高到1卢布37.5戈比。锅驼机、机车辅助设施、机器设备（除农业机器）的进口关税从每普特80戈比提高到88戈比；1882年，蒸汽机车的进口关税调高到每普特1卢布40戈比。{12}
为保护本国机械制造业的持续发展，财政部于1885年再次上调机器进口的关税。锅驼机、机车辅助设施及其他工业机器设备税率为每普特1卢布20戈比，蒸汽机车进口关税保持不变。1887年，进口铁轨被征以每普特1卢布25戈比的高额关税。{13}
1887—1892年，И·А·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任财政大臣。他是保护关税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在任期间，他不断提高保护关税的级别，并于1891年将俄国关税保护级别达到顶点。蒸汽机车的关税为每普特2卢布，其他工业设备关税为每普特1卢布70戈比。{14}
С·Ю·维特任俄国的财政大臣后，将关税政策视为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特构建的经济体系之中，提高关税保护级别是其一贯方针。1893年财政部决定，将俄国机械设备进口税率在1891年税率的基础上再提高30%。{15}
3. 运输机器制造业的腾飞
60—70年代的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运输机器制造业的基础，本国机器制造业生产能力增长27%。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的运输机器制造业生产能力还是相当的落后。本国机器制造厂所生产的蒸汽机和车厢不具备竞争力。受1882年危机的影响，机器制造业的产量下滑11.5%。{16}
19世纪80年代，俄国不断加大关税保护力度。90年代，国家为机器制造业继续提供国家订单，运输机器制造业发展空前高涨。
西伯利亚大铁路为运输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最大的订单。仅这条铁路的钢轨订单就占本国钢轨总产量的20%。南俄和乌拉尔获得了总额3100万卢布的订单，生产1800万普特的钢轨，占总量的76%。{17} 該铁路的机车和车厢的订单被布良斯克、普吉洛夫、马利佐夫等工厂瓜分，总金额达到1860万卢布，占西伯利亚铁路国家订单的3/4以上。{18}
根据统计材料，俄产蒸汽机车从1887年的583台猛增到1900年的1065台，客车和货车车厢的产量则分别从590和23214节增长到了1446和31703节。{19} 国内的机车制造业基本满足了修建铁路的需求。90年代，国产和进口机车的数量分别为4398和826台，占总需求的84%和16%。在1890—1899年，车厢进口急剧缩减，年均只有235节。{20} 机器制造厂从1860年的92家增长至1890年的338家，同期工人数由1900人增长至4.3万人。{21}
19世纪最后十年，俄国铁路线长度增长了73%，速度超过了同期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到1900年俄国铁路线长度居世界第二位。铁路修建扩大了对机车、车厢及其他辅助设施的需求，拉动了运输机器制造业的飞速发展。{22}
二、国家干预与冶金工业
19世纪80年代之前，俄国的冶金工业发展比较落后。在第一次铁路修建热潮时期，政府不得不依靠进口来满足铁路的需求。到了80年代，铁路修建规模急剧缩小，政府开始通过保护关税政策干预冶金工业的发展。90年代下半期，政府通过国家订单继续扶持本国冶金业。
1. 80—90年代冶金工业中的保护关税政策
1878年4月，财政大臣М·Х·赖藤向国务会议提交了降低钢材及其制品进口关税的方案。为了研究财政部的方案，成立了专门研究税率的委员会，同时邀请一些大工业主参与讨论。毋庸置疑，财政部的提案引发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国务会议国家经济司也支持工业主。1879年3月30日，沙皇颁布最高上谕，成立研究金属及金属制品进口税率的委员会。
委员会经过研究之后，要求规定统一的钢铁进口关税。从1881年1月1日起，取消进口这些金属的优惠。1880年4月，矿业司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旨在探讨扩大俄国生铁熔量的举措。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大量的材料，提出必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23}
1880年5月12日，国务会议全体大会通过了两个委员会的提案。6月3日，新的税率法令正式颁布。根据这个法令，机器制造业免税进口生铁和铁的许可被取消，进口生铁要缴纳每普特5戈比的关税。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口关税也作了相应的调整。{24}
法令实行之后，工业主继续要求加强关税保护等级，进一步对本国的冶金业进行保护。1882年在哈尔科夫举行的第七届南俄矿业工业主大会上，与会代表呼吁将生铁的进口关税从每普特5戈比提高到15戈比。同年举行的莫斯科工商业主代表大会上，著名的经济学家В.Д.别洛夫提出将生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每普特28戈比。南俄煤炭工业主代表П.Д.达维多夫同样认为要提高生铁的关税，使本国的冶金业短期内达到自给自足。为了保护本国冶金业的发展，同时也是部分满足工业资产阶级的呼吁，俄国政府于1882年出台了新的税率法令，将生铁的进口关税调整为每普特6卢布。{25}
1882年法令颁布不久，矿业工业主又开始要求提高生铁、钢铁的进口关税。1883年在南俄第八届矿业主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抱怨外国生铁进口对民族冶金业的冲击，要求在关税政策方面对本国冶金工业主进行大力保护。最终大会通过决议，将生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每普特15戈比，大会认为这个税率标准完全适中。{26}
为了研究这个方案，财政部召开了咨议会议。一些代表提出将生铁的进口关税提高15—33戈比不等，甚至还有的工业主提议生铁的税率应为35戈比。保护关税赞同者认为冶金业是一个国家大工业的缩影，必须加以保护，强调限制生铁进口已迫在眉睫。此外，亚历山德罗夫、布良斯克、普梯洛夫冶金厂的代表反对只提高生铁的进口关税。他们认为单一提高生铁的进口税率，外国的钢和铁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俄国市场，这就意味着俄国的冶金工业被判了死刑。因此，在提高生铁税率的同时，必须增加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口关税。也有部分代表反对提高生铁的关税。他们认为保护关税政策对于以木材为燃料的乌拉尔等地区毫无意义，这些地区任何时候都不具备与英国冶金工业竞争的实力。而波罗的海沿岸的钢铁厂离西欧工业中心又较近，对国外的生铁依赖性较大。因此，政府要对南俄的冶金业提供国家订单和资金补贴。{27}
1883年末，财政大臣М.Х.本格向国务会议递交呈文，阐述了保护关税政策对发展俄国冶金工业的重要意义。强调每年购买国外生铁和钢铁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为了改善贸易平衡、发展民族重工业，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国外金属原料的进口，同时扩大国内生铁的熔量。最后，本格提出了渐进式提高生铁关税的方案。1884年5月，在国务会议全体大会上，本格的方案获得通过（33票赞同，6票反对）。1884年6月10日，政府出台了生铁进口关税法令。{28}
1884年提高生铁关税后，触动了以外国金属为生产原料的钢铁厂的利益。因此，这些工厂主纷纷请求提高金属及其制品的关税。其实，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南俄、乌拉尔、中部工业区之间的冶金企业主就关税政策的调整问题早已矛盾重重，金属和燃料进口关税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29}
财政部总体支持保护关税政策，但对于金属及其制品税率的调整做得很有分寸。1885年5月20日，国务会议出台了金属及其制品进口关税调整法令，1885年法令中还规定了铜及其制品的进口关税。{30}
1885年11月，国有资产部号召冶金工业主举行代表大会，研究冶金工业危机的原因及应对策略。绝大多数代表认为必须完全限制生铁的进口，同时为本国冶金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和政府订单。1887年3月，新任财政大臣И·А·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在呈交国务会议的报告中，强调15戈比的生铁税率促进了本国冶金企业生产力的提高。为了进一步合理保护本国冶金工业，财政大臣提出了进一步提高生铁、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口关税。1887年4月21日，沙皇签署了新的税率调整法令。{31} 1890年，财政部继续加大保护关税的级别，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在原来基础上提高了20%。{32}
19世纪80年代末，德国的重工业发展逐渐赶超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俄德两国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俄国关税壁垒的提高引发了德国的不满，德国政府开始反对俄国的公债转期政策，两国的关税战一触即发。为了应对德国的挑战，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委托著名学者门捷列夫制定关税改革法案。1891年门捷列夫的法案获得国务会议通过，1891年7月新税率法令正式颁布，标志着俄国的保护关税级别达到顶峰。在高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国外金属及其制品的进口大幅缩减。С·Ю·维特继任财政大臣之后，于1893年实行双重关税制，即对俄国粮食出口给予优惠的国家，俄国为其提供最惠国关税待遇。1893年和1894年法德两国与俄国签订了贸易协定。此后，贸易协定逐渐取代了自主关税政策。{33}
2. 冶金工业的崛起
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俄国的冶金工业发展速度都很缓慢。到了80年代，俄国政府连续提高生铁、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口税率，国内生铁熔量不断攀升，而进口却逐年递减。
保护关税政策对俄国冶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880到1892年俄国的生铁熔量增长了近2.5倍，同期进口缩减了3倍之多。据统计，1880年俄国的生铁熔量仅约为0.226亿普特，到190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近1.77亿普特，提高近8倍。{34}
90 年代下半期，铁路修建迎来了第二次热潮，推动了冶金业的迅猛发展。铁路建造主要使用本国生产的钢铁。这个时期，铁路年均需要钢铁及其制品为1.275亿普特，其中本国钢铁产量为0.933亿普特，占铁路总需求的73%。{35}
90年代下半期，重工业的主要生产部门都获得了国家大量订单。铁路订单的集中是国家干预工业的重要手段。1896—1900年，国家订单消费了45—50%的本国冶金制品。{36}
南俄钢铁产量迅猛增长与国家铁路订单的扶持直接关联。90年代，70%的南俄钢铁厂是按政府订单开展生产的。这一时期，南俄地区钢轨产量占国家总需求的60—70%。乌拉尔地区只占15%。{37}1895年南俄的生铁熔量（3363.6万普特）超过了乌拉尔（3310万普特），到1900年，南俄生铁熔量猛增到9155萬普特，而乌拉尔只有5015.7万普特，仅为南俄的二分之一多一点，至此南俄确立了俄国最大冶金工业基地的地位。{38}
三、国家干预与燃料能源工业
俄国燃料能源工业的发展与工业革命集约化进程密切相关。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领域内开始广泛利用煤炭和石油。政府开始对燃料能源工业进行保护性干预。
1. 国家对煤炭工业的干预
俄国政府对煤炭工业的干预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60—70年代，政府通过修建铁路，刺激了煤炭产量的提高；第二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政府连续提高煤炭进口关税，促进了本国煤炭工业的崛起。
（1）兴修铁路与保护关税政策。19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俄国出现了第一次铁路修建热潮，拉动了煤炭工业的发展。南方铁路的建设使顿涅茨克煤炭的产量不断增长。1871—1872年，库尔斯克—亚述、卡兹洛夫—罗斯托夫铁路相继通车，将顿涅茨克煤田与俄国的主要铁路网连结，扩大了煤炭销售市场。1879年顿涅茨克铁路竣工，打开了南俄煤炭销售市场，煤炭开采量大幅攀升。建造铁路扩大了对煤炭的需求，促使大量的资本投入了南俄的煤炭工业。{39}
如果说60—70年代煤炭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铁路修建，那么到80年代煤炭工业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干预政策，即保护关税政策。
19世纪80年代，煤炭工业主在关税政策方面不断对政府施压。财政部审时度势，连续三次调整了煤炭的进口税率。随着南俄煤炭工业的发展，煤炭关税的调整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1868年税率规定，除波兰边境外，外国煤炭进口都免征关税。整个80年代，关于煤炭进口关税问题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息，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派要求对外国煤炭征收进口关税，典型代表是南俄煤炭工业主和其他地区具有保护关税思想的工业主。他们呼吁对国外煤炭进口征收关税。认为此种做法不但会刺激本国煤炭的开采，还会改善贸易平衡，增加国库收入。另一派主张继续免税进口国外的煤炭，主要代表是彼得堡、普梯洛夫、布良斯克等地区的机器制造厂，这些工厂一直利用进口煤炭作为生产燃料。他们宣称对煤炭征收进口关税会给整个民族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会导致国内煤炭价格的上涨。
在1882年举行的南俄矿业主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提出了具体关税调整方案：（1）经黑海港口、波罗的海港口进口的煤炭分别要征收每普特3.5和2戈比的关税；（2）经西部陆路边境进口的煤炭每普特要征收3戈比的关税。财政部认为这不符合本国经济需求，否定了南俄矿业主的要求。同时出台法令，将经波兰边境进口的煤炭从每普特0.5戈比提高到1戈比。
1883年的南俄矿业主代表大会上，提高煤炭关税的申请再次被提出。多数代表认为，大量国外煤炭的涌入和铁路公司的特权是制约煤炭工业发展的最大因素。最后大会通过决议：（1）经黑海、亚速海港口进口的煤炭每普特要征收3.5戈比的关税；（2）经波罗的海港口进口的煤炭每普特要征收2.5戈比的关税；（3）经所有陆路边境进口煤炭的关税为每普特3戈比。{40}
为了研究南俄矿业工业主的决议，财政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然而，委员会成员之间也存在诸多分歧，经黑海、亚速海港口进口煤炭的关税是争论的焦点。委员会主席和三名成员支持南俄矿业主的呼吁，同时要求将经波兰边境进口煤炭的关税提高到每普特1.5戈比。另有五名成员主张对黑海港口煤炭进口继续实行免税政策，保持经波兰边境煤炭进口关税不变。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委员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大臣本格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与英国竞争最激烈的地区是南俄，所以最应该依靠保护关税政策的是南俄的煤炭工业。{41}
本格不赞同对波罗的海港口和波兰边境煤炭进口征收关税，并提出新的税率方案：（1）经黑海和亚速海的煤炭进口每普特征收2戈比的关税；（2）经西部陆路边境进口的煤炭税率为每普特2戈比；（3）经其他地区进口煤炭均免征关税。1884年6月16日，国务会议出台煤炭关税法令。法令规定：（1）经黑海和亚速海港口进口煤炭的税率为每普特2戈比（即与财政大臣的提案相同）；（2）经波罗的海沿岸进口煤炭开始征税，税率为每普特0.5戈比；（3）经西部陆路边境煤炭的进口税率提高到1.5戈比。{42}
1884年法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俄国只对经波兰边境进口的煤炭征收关税，其余陆路边境和港口都实行免税政策。1884年关税政策未能限制英国煤炭的进口，这一年英国出口到俄国的煤炭仍达到15亿普特。1885—1886年英国矿业工业爆发严重的危机，英国政府以更低廉的价格向俄国市场倾销煤炭。
俄国的保护关税政策未能起到限制煤炭进口的作用，引发了矿业工业主的不满。1885年12月的南俄矿业主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1884年关税对本国煤炭工业没有任何保护意义，坚决要求大幅提高煤炭的进口税率。为了发展本国的重工业，同时也是为了平复矿业主的不满情绪，财政大臣本格再一次向国务会议提交报告，阐明1884年煤炭进口税率存在弊端，同時提议将经黑海和亚速海港口进口煤炭的关税调整为每普特3戈比，其他税率标准保持不变。1886年6月12日，国务会议批准本格的提案。{43}
然而，1886年秋，在哈尔科夫召开的南俄矿业主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工业主们要求将经黑海和亚速海港口进口煤炭的关税提高到每普特4戈比，而经波罗的海港口进口的煤炭每普特要征收2戈比的关税。1887年初，И·А·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取代本格出任财政大臣，他继承了本格的思想，在重工业领域内实行渐进式的保护关税政策。在向国务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新任财政大臣提议将煤炭进口关税普调0.5戈比，并大幅提高焦炭的进口关税。1887年5月19日，沙皇批准了新的税率法令。{44}
（2）煤炭工业的高涨。凭借铁路网和保护关税政策，南俄的煤炭产量呈跳跃式增长的趋势。19世纪60年代，俄国主要有顿涅茨克和东布罗夫两大煤炭工业区。到了70年代， 南俄的顿涅茨克成为俄国最大的煤炭基地。70年代南俄煤炭工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兴修铁路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南俄煤炭产量增加近4.5倍。1880 年，南俄煤炭产量为8600万普特，占全国总产量的42.5%。19世纪下半叶，兴修铁路消费了60%的顿涅茨克煤炭。{45}
19世纪70年代，无论是进口还是国内开采的煤炭，每年都不到2亿普特。直到1887年煤炭关税法令出台前，俄国国内煤炭开采量也仅仅接近2.5亿普特。随着国家干预强度的增大，俄国的煤炭工业才迅速发展。到1900年，俄国产煤量达到了10.03亿普特，占俄国煤炭总需求的78.5%，进口量仅占21.5%，是1890年和1880年的近三倍和五倍。19世纪最后十年，俄国煤炭开采量增长了近160%，而英、法、德、美四国的煤炭开采量平均涨幅为42%。{46} 可见俄国煤炭工业发展之迅猛。
1880年、1890年和1900年，南俄煤炭产量分别为0.86亿、1.84亿和6.92亿普特，分别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42.5%、49.9%和69.5%。{47} 南俄成为俄国最大的产煤基地。
2. 国家对石油工业的干预
（1）煤油消费税的调整。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的石油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俄国石油工业是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新兴部门。到20世纪之前，俄国石油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地就是俄国的巴库。
1808—1872年俄国的石油实行包税制。根据这个制度，政府每四年将整个巴库油田承包给一个包税人，后者再将油田分包。承包人只关注眼前利益，不关心石油开采技术的革新。{48} 这种制度是抑制俄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枷锁。1872包税制被废除，俄国石油开采业迅猛发展。但是石油加工业却受到了抑制，因为1872年2月1日，政府出台了《关于页岩煤油征收消费税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从1873年开始，石油产品（页岩煤油、轻油等）每普特征税25戈比。但是，征税的对象并不是成品，而是按蒸馏器中的液体石油征税。{49} 无疑，这种征税的方式加重了石油产品生产商的负担，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逃避消费税。
1873年消费税条例对石油加工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1876年，俄国石油加工业出现了危机，很多大型的煤油厂倒闭，导致美国的煤油大量涌入俄国市场。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极为关切本国石油工业的前途命运。财政部开始研究控制美国煤油进口的措施。著名学者门捷列夫受俄国技术协会的委托，亲赴美国调查研究石油工业发展的问题。门捷列夫认为当务之急是取消煤油消费税，学者的观点与财政部的思想不谋而合。1877年政府出台法令，从9月份起取消煤油消费税。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俄国石油工业发展问题在社会各界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882年的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提出了重新征收石油消费税的问题。俄国石油大亨В·И·拉卡金发言强调，政府必须完全禁止原油出口。因为西方国家的石油加工技术先进，加工成本低，原油出口会对俄国石油工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同时，要征收煤油消费税。支持拉卡金的是另一个名声显赫的石油巨头Л·Э·诺贝尔。门捷列夫为首的学者派认为，政府不仅要关心石油工厂主的利益，也要考虑到石油开采商的利益。{50} 由于大多数代表支持门捷列夫的观点，拉卡金的提议被否定。
1885年俄国石油工业再次爆发危机，上述两个阵营的争斗更为激烈。1886年石油消费税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Л·Э·诺贝尔和В·И·拉卡金不断向政府施压，先后向财政大臣提交了报告，申请对煤油征收每普特15戈比的消费税。石油巨头的提案损害了大多数石油工业主的利益，招致强烈的反对。同年4月，在第三届石油工业主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提出建议，认为石油及其产品的消费税任何时候都不应征收。
1886年10月，巴库石油工业主全体大会发表声明：强调对石油工业产品征收消费税不合时宜，认为这种做法只会让一两个石油公司大发横财，而其他的石油工业企业都会处于破产的境地。{51} 12月财政大臣本格责成税务司组建委员会讨论石油消费税的问题。然而，委员会成员之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887年新任财政大臣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以国库利益为由，决定对石油产品（主要是煤油）征收消费税。1888年1月15日，煤油消费税法令正式出台，煤油国内市场的征税标准如下：重油每普特30戈比，轻油每普特40戈比。出口煤油免征关税。此后，国内市场的煤油消费税不断提高，1892年重油和轻油的消费税分别为每普特50和60戈比。{52} 为了发展石油工业，限制美国煤油进口，俄国不断提高美国煤油的进口关税，到1891年，美国的煤油进口被征以每普特高达1卢布的关税。{53}
（2）石油工业的发展与垄断。1888年煤油消费税出台之后，中小石油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实力雄厚的大石油企业凭借成熟的蒸馏技术，可以降低生产煤油的成本。这些大企业的运输工具更是优于中小企业。更重要的是，诸如诺贝尔兄弟公司这样的大企业还有自己的油田。在残酷的竞争中，中小企业要么被吞并，要么破产。但是，企业数量虽然缩減，可产能却不断增长，石油工业垄断渐渐完成。1885—1900 年巴库的炼油厂减少了27家，而煤油产量却从0.22亿普特增至1.1亿普特。{54} 同期，石油及其制品的产量增长了294%。可见，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石油工业垄断初步形成。{55}
国家干预促进石油工业垄断的同时，也使得高加索巴库地区的采矿工业在改革后急遽增长。19世纪60年代，该地区的石油开采量连100万普特都不到（1865年为55.7万普特），接下来的五年，巴库石油开采量猛增。石油采炼业的巨大发展，引起了俄国煤油消费的增加：原因之一是随着工厂加工产品价格的下降，个人消费增加了；原因之二是美国的煤油完全被排挤出俄国市场；原因之三作为工厂与铁路燃料的重油的消费有了大幅攀升。高加索采矿工业中的工人数也迅速增长，从1877年的3431人，增长到1890年的17603人，即增加了4倍。{56}
四、国家干预的适度性和政府的主导地位
一些学者认为，在关税政策调整方面，充分体现了工业主捍卫本阶层利益的动机，工业资产阶级在推行国家干预政策时作用不容忽视。著名学者Л·В·古普里亚诺娃也曾指出，1884、1886和1887年煤炭进口关税的三次调整就是迫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57} 我们部分赞同上述观点，同时认为俄国的国家干预具有适度性特征，政府是国家干预的决策者和主导者。
1882年，南俄工业主呼吁将生铁的关税提高到15戈比，个别代表甚至提出了35戈比的税率标准。财政部经过认真调研分析，认为将生铁的关税提高到25和35戈比，不但会引发与西方强国的关税战，而且也会打破国内冶金业的正常发展。最终1884年规定了每普特6戈比的税率，与工业主们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充分说明财政部对关税的调整持谨慎的态度，并不是盲目的一味满足工业主的要求，同时也证明在关税政策调整中政府的主导地位。
1882年，南俄矿业主提出煤炭进口税率方案，要求经黑海、波罗的海西部陆路边境进口的煤炭每普特分别征税3.5、2和3戈比，后来方案被财政部否定。1883年类似的方案再次被南俄矿业主提出，财政部部分满足了工业主们的要求。1884年国家颁布法令，经上述地区进口的煤炭每普特征税2、0.5和1戈比。提高黑海港口的煤炭关税是出于保护南俄煤炭工业。由于俄国的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和兴修铁路对煤炭的需求猛增，本国的煤炭开采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所以，财政部实行的仍是渐进式提高关税的策略。
70—80年代，俄国政府在石油工业领域内不断实行国家干预：1872年废除包税制、1873年征收煤油消费税、1877年取消煤油消费税、1888年再次对煤油征收消费税。连续的国家干预充分体现了政府的动机：废除包税制奠定了石油工业发展的基础；1873年征收煤油消费税出于增加国库收入的动机；1877年取消煤油消费税是为了应对石油工业危机；1888年再次征收煤油消费税是为了实现石油工业的垄断。这些动机证明了政府在推行国家干预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1888年赞同征收煤油消费税的只有诺贝尔和拉卡金两位石油巨头，绝大多数石油工业主都反对这个政策。财政部毅然决然地支持两位石油巨头。其真实意图就是在石油工业中实行垄断，通过这些垄断的石油辛迪加与美国争夺国际市场。
的确，每次重工业部门关税调整时，南俄矿业主都积极呼吁实行更高级别的保护关税政策，他们的倡导对政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政府最终批准的税率标准与工业主们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政府在国家干预重工业方面具有主导作用。而且，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国家往往是渐进式提高关税保护级别，体现了国家干预的适度性。
综上所述，为了发展本国重工业，19世纪60—90年代，俄国政府在重工业领域不断出台干预政策，推动重工业迅猛发展。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重工业开始步入了集约化发展阶段。生产技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了新的冶金和煤炭基地。重工业生产部门技术不断革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劳动集约化不断增强。很多小型手工工厂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中消亡。在这一时期，俄国大工业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尽管纺织工业仍保持着重要的地位，但此时冶金工业、运输机器制造业、燃料能源工业占据首要地位。俄国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经常呼吁政府加强对重工业的保护级别。但制定和出台干预政策时，政府拥有主导地位。政府并不是一味满足工业主的要求，而是根据重工业发展的现状，合理推进政府的干预举措，国家干预具有适度性的特征。
注释：
① Энгельс Ф. Социолизм в Германии.//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Т. 22.，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2， с.261.
② Переписка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с русски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деятелями，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1， с.165.
③Гиндин И. Ф.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банк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а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1861—1892 годы）， М.：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60， с.267.
④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финансов （1802—1902 гг.） Ч. I.， СПБ.， 1902， с.239.
⑤⑥⑨{37}{45}{47} Соловьева А. М.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М.： Наука 1975， с.135， с.136， с.142， с.128， с.144， с.144， 284.
⑦{23}{25}{42}{43}{50}{53}{57} Куприянова Л. В. Тамож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протекционизм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40—8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4， с.177-178， с.183， с.185-186， с.219-220， с.229-230， с.232-236， с.247-249， с.245-246， с.219.
⑧ Захаров В. Н.， Петров Ю. А.， Шацилло М. К. История налогов в России IX—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6， с.188.
⑩{13} Петров А. 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мпорта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машин в Россию， середина XIX в.—1914 г.//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Ежегодник 2011/2012， М.： РОССПЭН， 2012， с.445， c.443.
{11}{32} Шепелёв Л. Е.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ы в XIX-начале XX вв， СПБ.： Спас-Лики России， 2007， с.179， c.167.
{12}{14}{22}{33} 梁红刚：《1861—1914年俄国工商业政策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2、123、128、112页。
{15} Субботин Ю. Ф. Россия и Германия： Партн-ёры и противники，（торг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нце XIX в.—1914 г.）， М.：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6， с.54.
{16} Яковлев А. Ф.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крезисы в России，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1955， 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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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張广翔、逯红梅：《论19世纪俄国两次铁路修建热潮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江汉论坛》2016年第12期。
{19} Хромов П.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период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изд. АОН при ЦК КПСС， 1963， с.126.
{21} Самохин Ю. 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изд. ГУ ВШЭ， 2001， с.118.
{24}{26}{27}{28}{40}{44} Собелев М. Н. Тамож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Ч. 2.， М.： РОССПЭН， 2012， с.141， с.142， 144， с.150-152， с.153-155， с.95， 97， c.128.
{29} 张广翔、梁红刚：《19世纪俄国保护关税政策问题》，《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
{30}{31}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об. III. Т. V. №2958， СПБ.： 1887， с.218-219， с.178-179.
{34}{38}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на 1913 г.， СПБ.： 1913， с.165， c.165.
{35} Лященко П. И.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в 3 томах，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 с.127.
{36} Гиндин И Ф. Политика ца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монополий.//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М.： Наука， 1963， с.120.
{39}Тихонов Б. В. Коменно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черна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М.： 1988， с.136-140.
{41} Шустер У.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Москвы с Лодзью.//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М.： 1955， с.222.
{46} Хромов П.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период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изд. АОН при ЦК КПСС， 1963， с.131.
{48} 张广翔：《19世纪60—90年代俄国石油工业发展及其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49}{51} Гефтер М. Я.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1883-1914， М-Л.：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61， с.105， с.79.
{52} Дьяконова И. А. Нобелевск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М.： Мысль， 1980， с.142.
{54} Самедов В. А. Нефть 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80-90-в годы XIX века， Баку.： изд. ЭЛМ， 1988， с.21.
{55} 張广翔、白胜洁：《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石油工业垄断》，《求是学刊》2014年第3期。
{56}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0—451页。
作者简介：梁红刚，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吉林长春，130032。
关键词：俄国；国家干预；重工业；保护关税；兴修铁路；国家订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61—1917年俄国工业化研究”（17FSS002）
中图分类号：K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098-08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使俄国政府彻底觉醒，意识到发展铁路交通和民族大工业的重要意义。俄国政府于1861年废除了腐朽的农奴制，解决了工业自由劳动力短缺的难题，国家开始对工业发展进行深度干预。俄国的工业要远远落后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干预就是发展工业的必然手段。1891年，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写到：“1861年改革之后，俄国政府通过慷慨的财政补贴、国家订单和保护关税等干预政策，扶持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①
我们必须强调，政府对重工业提供的国家订单和资金补贴与兴修铁路密不可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60—70年代，主要扶持运输机器制造业；第二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下半期，重点支持运输机器制造业和冶金业。通过關税政策保护重工业主要是在19世纪80—90年代中期，保护对象包括重工业所有主导部门。
在上述国家干预手段中，保护关税政策是最有效的武器。1892年恩格斯在给Н.丹尼尔逊的信中曾指出：“如果俄国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大工业，就必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一点毋庸置疑”。②
俄国著名学者И.В.根金也认为，“推行国家扶植工业的举措包括政府订单、大额贷款。但最重要的当属保护关税政策，该政策在俄国工业化进程之中居功至伟”。③
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重工业领域进行保护成为国家重中之重的任务。政府意识到，没有重工业的发展、没有自己的冶金和燃料能源基地，就不可能有经济独立的国家，俄国就会失去世界大国的地位。80年代，国家干预在重工业领域内全面展开。但干预的主要部门为运输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燃料能源工业。在追溯这一时期的政府方针时，财政部官方的出版物曾指出，“纵观历史，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时期的关税政策最能与总体工业和个别部门的利益保持一致。财政部对工业的需求、发展条件及其创举更是洞若观火”。④ 本文将详细阐述国家对重工业主要生产部门的干预及影响，探究国家干预的适度性和政府的主导性。
一、国家干预与运输机器制造业
国家干预在运输机器制造业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既包括资金扶持、国家订单，也包括保护关税政策。只是三种手段对运输机器制造业的影响不同，但这三种干预方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1. 60—70年代运输机器制造业中的国家订单和资金补贴
早在1857年，俄国就把兴修铁路作为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务。1868年成立了铁路基金会，为本国机器制造厂提供资金补贴，鼓励生产铁轨、机车和车厢。此后，铁路建造所需设备的供应开始由国家进行监管。⑤
1868—1875年，国家为机器制造厂提供了总额为2110万卢布的补贴。70年代中期政府出资建立了8家钢轨轧制厂、5家机车制造厂和12家车厢制造厂。⑥ 1874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大臣委员会《关于加强俄国铁轨生产的举措》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高价为俄国铁轨制造厂提供总额1200万普特的国家订单，并为完成私人订单的工厂提供每普特20—50戈比的补贴。⑦
1876年大臣委员会提出决议，停止从国外进口铁轨和机车，并对俄国机器制造厂实行资金补贴政策。私营铁路公司所需铁轨的50%要由本国制造，其余一半可以进口。修建铁路需要的所有金属制品也要由本国生产。为了刺激本国的铁轨生产，政府为机器制造厂提供了高额的补贴和为期12年的国家铁路订单。⑧
但是，本国机器制造厂仅仅生产出了建造铁路所需的四分之一的铁轨，无法满足国内铁路修建的需求。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就采取措施发展运输机器制造业，但直到80年代前，政府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该部门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虽然本国企业的生产能力未能满足兴修铁路的需求，但政府的扶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国运输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干预奠定了运输机器制造业的基础。在1869—1880年，俄国机车制造厂共生产机车1957辆。1865—1880年，俄国国产货车和客车车厢分别为71663节和1867节。⑨
2. 80—90年代运输机器制造业中的保护关税政策
70年代中期，财政大臣М·Х·赖藤主张在重工业领域内推行保护关税政策。1875年4月，矿业工业主代表纷纷向政府致函，要求对进口蒸汽机车和铁轨征收关税。但是，由于本国企业生产能力较弱和需求过大，这些商品仍免征关税。
1878年6月C·A·格雷格出任财政大臣，他将发展本国冶金和机器制造业视为己任，主张提高金属制品的进口关税。1879年3月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讨上述意见。委员会提议按机械分类征税：本国无法生产的机器设备免征关税；农业机械设备每普特征收30戈比的关税；蒸汽机车税率下调至每普特1卢布；机车辅助设施关税为每普特70戈比。⑩1880年本格开始执掌财政部，他立刻向沙皇提交呈文，指出：“发展民族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和采矿业意义非凡”。{11}
为了保护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881年政府出台关税干预政策。蒸汽机车的关税由每普特1卢布25戈比提高到1卢布37.5戈比。锅驼机、机车辅助设施、机器设备（除农业机器）的进口关税从每普特80戈比提高到88戈比；1882年，蒸汽机车的进口关税调高到每普特1卢布40戈比。{12}
为保护本国机械制造业的持续发展，财政部于1885年再次上调机器进口的关税。锅驼机、机车辅助设施及其他工业机器设备税率为每普特1卢布20戈比，蒸汽机车进口关税保持不变。1887年，进口铁轨被征以每普特1卢布25戈比的高额关税。{13}
1887—1892年，И·А·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任财政大臣。他是保护关税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在任期间，他不断提高保护关税的级别，并于1891年将俄国关税保护级别达到顶点。蒸汽机车的关税为每普特2卢布，其他工业设备关税为每普特1卢布70戈比。{14}
С·Ю·维特任俄国的财政大臣后，将关税政策视为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特构建的经济体系之中，提高关税保护级别是其一贯方针。1893年财政部决定，将俄国机械设备进口税率在1891年税率的基础上再提高30%。{15}
3. 运输机器制造业的腾飞
60—70年代的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运输机器制造业的基础，本国机器制造业生产能力增长27%。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的运输机器制造业生产能力还是相当的落后。本国机器制造厂所生产的蒸汽机和车厢不具备竞争力。受1882年危机的影响，机器制造业的产量下滑11.5%。{16}
19世纪80年代，俄国不断加大关税保护力度。90年代，国家为机器制造业继续提供国家订单，运输机器制造业发展空前高涨。
西伯利亚大铁路为运输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最大的订单。仅这条铁路的钢轨订单就占本国钢轨总产量的20%。南俄和乌拉尔获得了总额3100万卢布的订单，生产1800万普特的钢轨，占总量的76%。{17} 該铁路的机车和车厢的订单被布良斯克、普吉洛夫、马利佐夫等工厂瓜分，总金额达到1860万卢布，占西伯利亚铁路国家订单的3/4以上。{18}
根据统计材料，俄产蒸汽机车从1887年的583台猛增到1900年的1065台，客车和货车车厢的产量则分别从590和23214节增长到了1446和31703节。{19} 国内的机车制造业基本满足了修建铁路的需求。90年代，国产和进口机车的数量分别为4398和826台，占总需求的84%和16%。在1890—1899年，车厢进口急剧缩减，年均只有235节。{20} 机器制造厂从1860年的92家增长至1890年的338家，同期工人数由1900人增长至4.3万人。{21}
19世纪最后十年，俄国铁路线长度增长了73%，速度超过了同期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到1900年俄国铁路线长度居世界第二位。铁路修建扩大了对机车、车厢及其他辅助设施的需求，拉动了运输机器制造业的飞速发展。{22}
二、国家干预与冶金工业
19世纪80年代之前，俄国的冶金工业发展比较落后。在第一次铁路修建热潮时期，政府不得不依靠进口来满足铁路的需求。到了80年代，铁路修建规模急剧缩小，政府开始通过保护关税政策干预冶金工业的发展。90年代下半期，政府通过国家订单继续扶持本国冶金业。
1. 80—90年代冶金工业中的保护关税政策
1878年4月，财政大臣М·Х·赖藤向国务会议提交了降低钢材及其制品进口关税的方案。为了研究财政部的方案，成立了专门研究税率的委员会，同时邀请一些大工业主参与讨论。毋庸置疑，财政部的提案引发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国务会议国家经济司也支持工业主。1879年3月30日，沙皇颁布最高上谕，成立研究金属及金属制品进口税率的委员会。
委员会经过研究之后，要求规定统一的钢铁进口关税。从1881年1月1日起，取消进口这些金属的优惠。1880年4月，矿业司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旨在探讨扩大俄国生铁熔量的举措。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大量的材料，提出必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23}
1880年5月12日，国务会议全体大会通过了两个委员会的提案。6月3日，新的税率法令正式颁布。根据这个法令，机器制造业免税进口生铁和铁的许可被取消，进口生铁要缴纳每普特5戈比的关税。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口关税也作了相应的调整。{24}
法令实行之后，工业主继续要求加强关税保护等级，进一步对本国的冶金业进行保护。1882年在哈尔科夫举行的第七届南俄矿业工业主大会上，与会代表呼吁将生铁的进口关税从每普特5戈比提高到15戈比。同年举行的莫斯科工商业主代表大会上，著名的经济学家В.Д.别洛夫提出将生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每普特28戈比。南俄煤炭工业主代表П.Д.达维多夫同样认为要提高生铁的关税，使本国的冶金业短期内达到自给自足。为了保护本国冶金业的发展，同时也是部分满足工业资产阶级的呼吁，俄国政府于1882年出台了新的税率法令，将生铁的进口关税调整为每普特6卢布。{25}
1882年法令颁布不久，矿业工业主又开始要求提高生铁、钢铁的进口关税。1883年在南俄第八届矿业主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抱怨外国生铁进口对民族冶金业的冲击，要求在关税政策方面对本国冶金工业主进行大力保护。最终大会通过决议，将生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每普特15戈比，大会认为这个税率标准完全适中。{26}
为了研究这个方案，财政部召开了咨议会议。一些代表提出将生铁的进口关税提高15—33戈比不等，甚至还有的工业主提议生铁的税率应为35戈比。保护关税赞同者认为冶金业是一个国家大工业的缩影，必须加以保护，强调限制生铁进口已迫在眉睫。此外，亚历山德罗夫、布良斯克、普梯洛夫冶金厂的代表反对只提高生铁的进口关税。他们认为单一提高生铁的进口税率，外国的钢和铁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俄国市场，这就意味着俄国的冶金工业被判了死刑。因此，在提高生铁税率的同时，必须增加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口关税。也有部分代表反对提高生铁的关税。他们认为保护关税政策对于以木材为燃料的乌拉尔等地区毫无意义，这些地区任何时候都不具备与英国冶金工业竞争的实力。而波罗的海沿岸的钢铁厂离西欧工业中心又较近，对国外的生铁依赖性较大。因此，政府要对南俄的冶金业提供国家订单和资金补贴。{27}
1883年末，财政大臣М.Х.本格向国务会议递交呈文，阐述了保护关税政策对发展俄国冶金工业的重要意义。强调每年购买国外生铁和钢铁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为了改善贸易平衡、发展民族重工业，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国外金属原料的进口，同时扩大国内生铁的熔量。最后，本格提出了渐进式提高生铁关税的方案。1884年5月，在国务会议全体大会上，本格的方案获得通过（33票赞同，6票反对）。1884年6月10日，政府出台了生铁进口关税法令。{28}
1884年提高生铁关税后，触动了以外国金属为生产原料的钢铁厂的利益。因此，这些工厂主纷纷请求提高金属及其制品的关税。其实，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南俄、乌拉尔、中部工业区之间的冶金企业主就关税政策的调整问题早已矛盾重重，金属和燃料进口关税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29}
财政部总体支持保护关税政策，但对于金属及其制品税率的调整做得很有分寸。1885年5月20日，国务会议出台了金属及其制品进口关税调整法令，1885年法令中还规定了铜及其制品的进口关税。{30}
1885年11月，国有资产部号召冶金工业主举行代表大会，研究冶金工业危机的原因及应对策略。绝大多数代表认为必须完全限制生铁的进口，同时为本国冶金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和政府订单。1887年3月，新任财政大臣И·А·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在呈交国务会议的报告中，强调15戈比的生铁税率促进了本国冶金企业生产力的提高。为了进一步合理保护本国冶金工业，财政大臣提出了进一步提高生铁、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口关税。1887年4月21日，沙皇签署了新的税率调整法令。{31} 1890年，财政部继续加大保护关税的级别，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在原来基础上提高了20%。{32}
19世纪80年代末，德国的重工业发展逐渐赶超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俄德两国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俄国关税壁垒的提高引发了德国的不满，德国政府开始反对俄国的公债转期政策，两国的关税战一触即发。为了应对德国的挑战，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委托著名学者门捷列夫制定关税改革法案。1891年门捷列夫的法案获得国务会议通过，1891年7月新税率法令正式颁布，标志着俄国的保护关税级别达到顶峰。在高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国外金属及其制品的进口大幅缩减。С·Ю·维特继任财政大臣之后，于1893年实行双重关税制，即对俄国粮食出口给予优惠的国家，俄国为其提供最惠国关税待遇。1893年和1894年法德两国与俄国签订了贸易协定。此后，贸易协定逐渐取代了自主关税政策。{33}
2. 冶金工业的崛起
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俄国的冶金工业发展速度都很缓慢。到了80年代，俄国政府连续提高生铁、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口税率，国内生铁熔量不断攀升，而进口却逐年递减。
保护关税政策对俄国冶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880到1892年俄国的生铁熔量增长了近2.5倍，同期进口缩减了3倍之多。据统计，1880年俄国的生铁熔量仅约为0.226亿普特，到190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近1.77亿普特，提高近8倍。{34}
90 年代下半期，铁路修建迎来了第二次热潮，推动了冶金业的迅猛发展。铁路建造主要使用本国生产的钢铁。这个时期，铁路年均需要钢铁及其制品为1.275亿普特，其中本国钢铁产量为0.933亿普特，占铁路总需求的73%。{35}
90年代下半期，重工业的主要生产部门都获得了国家大量订单。铁路订单的集中是国家干预工业的重要手段。1896—1900年，国家订单消费了45—50%的本国冶金制品。{36}
南俄钢铁产量迅猛增长与国家铁路订单的扶持直接关联。90年代，70%的南俄钢铁厂是按政府订单开展生产的。这一时期，南俄地区钢轨产量占国家总需求的60—70%。乌拉尔地区只占15%。{37}1895年南俄的生铁熔量（3363.6万普特）超过了乌拉尔（3310万普特），到1900年，南俄生铁熔量猛增到9155萬普特，而乌拉尔只有5015.7万普特，仅为南俄的二分之一多一点，至此南俄确立了俄国最大冶金工业基地的地位。{38}
三、国家干预与燃料能源工业
俄国燃料能源工业的发展与工业革命集约化进程密切相关。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领域内开始广泛利用煤炭和石油。政府开始对燃料能源工业进行保护性干预。
1. 国家对煤炭工业的干预
俄国政府对煤炭工业的干预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60—70年代，政府通过修建铁路，刺激了煤炭产量的提高；第二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政府连续提高煤炭进口关税，促进了本国煤炭工业的崛起。
（1）兴修铁路与保护关税政策。19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俄国出现了第一次铁路修建热潮，拉动了煤炭工业的发展。南方铁路的建设使顿涅茨克煤炭的产量不断增长。1871—1872年，库尔斯克—亚述、卡兹洛夫—罗斯托夫铁路相继通车，将顿涅茨克煤田与俄国的主要铁路网连结，扩大了煤炭销售市场。1879年顿涅茨克铁路竣工，打开了南俄煤炭销售市场，煤炭开采量大幅攀升。建造铁路扩大了对煤炭的需求，促使大量的资本投入了南俄的煤炭工业。{39}
如果说60—70年代煤炭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铁路修建，那么到80年代煤炭工业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干预政策，即保护关税政策。
19世纪80年代，煤炭工业主在关税政策方面不断对政府施压。财政部审时度势，连续三次调整了煤炭的进口税率。随着南俄煤炭工业的发展，煤炭关税的调整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1868年税率规定，除波兰边境外，外国煤炭进口都免征关税。整个80年代，关于煤炭进口关税问题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息，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派要求对外国煤炭征收进口关税，典型代表是南俄煤炭工业主和其他地区具有保护关税思想的工业主。他们呼吁对国外煤炭进口征收关税。认为此种做法不但会刺激本国煤炭的开采，还会改善贸易平衡，增加国库收入。另一派主张继续免税进口国外的煤炭，主要代表是彼得堡、普梯洛夫、布良斯克等地区的机器制造厂，这些工厂一直利用进口煤炭作为生产燃料。他们宣称对煤炭征收进口关税会给整个民族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会导致国内煤炭价格的上涨。
在1882年举行的南俄矿业主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提出了具体关税调整方案：（1）经黑海港口、波罗的海港口进口的煤炭分别要征收每普特3.5和2戈比的关税；（2）经西部陆路边境进口的煤炭每普特要征收3戈比的关税。财政部认为这不符合本国经济需求，否定了南俄矿业主的要求。同时出台法令，将经波兰边境进口的煤炭从每普特0.5戈比提高到1戈比。
1883年的南俄矿业主代表大会上，提高煤炭关税的申请再次被提出。多数代表认为，大量国外煤炭的涌入和铁路公司的特权是制约煤炭工业发展的最大因素。最后大会通过决议：（1）经黑海、亚速海港口进口的煤炭每普特要征收3.5戈比的关税；（2）经波罗的海港口进口的煤炭每普特要征收2.5戈比的关税；（3）经所有陆路边境进口煤炭的关税为每普特3戈比。{40}
为了研究南俄矿业工业主的决议，财政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然而，委员会成员之间也存在诸多分歧，经黑海、亚速海港口进口煤炭的关税是争论的焦点。委员会主席和三名成员支持南俄矿业主的呼吁，同时要求将经波兰边境进口煤炭的关税提高到每普特1.5戈比。另有五名成员主张对黑海港口煤炭进口继续实行免税政策，保持经波兰边境煤炭进口关税不变。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委员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大臣本格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与英国竞争最激烈的地区是南俄，所以最应该依靠保护关税政策的是南俄的煤炭工业。{41}
本格不赞同对波罗的海港口和波兰边境煤炭进口征收关税，并提出新的税率方案：（1）经黑海和亚速海的煤炭进口每普特征收2戈比的关税；（2）经西部陆路边境进口的煤炭税率为每普特2戈比；（3）经其他地区进口煤炭均免征关税。1884年6月16日，国务会议出台煤炭关税法令。法令规定：（1）经黑海和亚速海港口进口煤炭的税率为每普特2戈比（即与财政大臣的提案相同）；（2）经波罗的海沿岸进口煤炭开始征税，税率为每普特0.5戈比；（3）经西部陆路边境煤炭的进口税率提高到1.5戈比。{42}
1884年法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俄国只对经波兰边境进口的煤炭征收关税，其余陆路边境和港口都实行免税政策。1884年关税政策未能限制英国煤炭的进口，这一年英国出口到俄国的煤炭仍达到15亿普特。1885—1886年英国矿业工业爆发严重的危机，英国政府以更低廉的价格向俄国市场倾销煤炭。
俄国的保护关税政策未能起到限制煤炭进口的作用，引发了矿业工业主的不满。1885年12月的南俄矿业主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1884年关税对本国煤炭工业没有任何保护意义，坚决要求大幅提高煤炭的进口税率。为了发展本国的重工业，同时也是为了平复矿业主的不满情绪，财政大臣本格再一次向国务会议提交报告，阐明1884年煤炭进口税率存在弊端，同時提议将经黑海和亚速海港口进口煤炭的关税调整为每普特3戈比，其他税率标准保持不变。1886年6月12日，国务会议批准本格的提案。{43}
然而，1886年秋，在哈尔科夫召开的南俄矿业主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工业主们要求将经黑海和亚速海港口进口煤炭的关税提高到每普特4戈比，而经波罗的海港口进口的煤炭每普特要征收2戈比的关税。1887年初，И·А·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取代本格出任财政大臣，他继承了本格的思想，在重工业领域内实行渐进式的保护关税政策。在向国务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新任财政大臣提议将煤炭进口关税普调0.5戈比，并大幅提高焦炭的进口关税。1887年5月19日，沙皇批准了新的税率法令。{44}
（2）煤炭工业的高涨。凭借铁路网和保护关税政策，南俄的煤炭产量呈跳跃式增长的趋势。19世纪60年代，俄国主要有顿涅茨克和东布罗夫两大煤炭工业区。到了70年代， 南俄的顿涅茨克成为俄国最大的煤炭基地。70年代南俄煤炭工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兴修铁路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南俄煤炭产量增加近4.5倍。1880 年，南俄煤炭产量为8600万普特，占全国总产量的42.5%。19世纪下半叶，兴修铁路消费了60%的顿涅茨克煤炭。{45}
19世纪70年代，无论是进口还是国内开采的煤炭，每年都不到2亿普特。直到1887年煤炭关税法令出台前，俄国国内煤炭开采量也仅仅接近2.5亿普特。随着国家干预强度的增大，俄国的煤炭工业才迅速发展。到1900年，俄国产煤量达到了10.03亿普特，占俄国煤炭总需求的78.5%，进口量仅占21.5%，是1890年和1880年的近三倍和五倍。19世纪最后十年，俄国煤炭开采量增长了近160%，而英、法、德、美四国的煤炭开采量平均涨幅为42%。{46} 可见俄国煤炭工业发展之迅猛。
1880年、1890年和1900年，南俄煤炭产量分别为0.86亿、1.84亿和6.92亿普特，分别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42.5%、49.9%和69.5%。{47} 南俄成为俄国最大的产煤基地。
2. 国家对石油工业的干预
（1）煤油消费税的调整。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的石油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俄国石油工业是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新兴部门。到20世纪之前，俄国石油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地就是俄国的巴库。
1808—1872年俄国的石油实行包税制。根据这个制度，政府每四年将整个巴库油田承包给一个包税人，后者再将油田分包。承包人只关注眼前利益，不关心石油开采技术的革新。{48} 这种制度是抑制俄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枷锁。1872包税制被废除，俄国石油开采业迅猛发展。但是石油加工业却受到了抑制，因为1872年2月1日，政府出台了《关于页岩煤油征收消费税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从1873年开始，石油产品（页岩煤油、轻油等）每普特征税25戈比。但是，征税的对象并不是成品，而是按蒸馏器中的液体石油征税。{49} 无疑，这种征税的方式加重了石油产品生产商的负担，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逃避消费税。
1873年消费税条例对石油加工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1876年，俄国石油加工业出现了危机，很多大型的煤油厂倒闭，导致美国的煤油大量涌入俄国市场。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极为关切本国石油工业的前途命运。财政部开始研究控制美国煤油进口的措施。著名学者门捷列夫受俄国技术协会的委托，亲赴美国调查研究石油工业发展的问题。门捷列夫认为当务之急是取消煤油消费税，学者的观点与财政部的思想不谋而合。1877年政府出台法令，从9月份起取消煤油消费税。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俄国石油工业发展问题在社会各界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882年的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提出了重新征收石油消费税的问题。俄国石油大亨В·И·拉卡金发言强调，政府必须完全禁止原油出口。因为西方国家的石油加工技术先进，加工成本低，原油出口会对俄国石油工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同时，要征收煤油消费税。支持拉卡金的是另一个名声显赫的石油巨头Л·Э·诺贝尔。门捷列夫为首的学者派认为，政府不仅要关心石油工厂主的利益，也要考虑到石油开采商的利益。{50} 由于大多数代表支持门捷列夫的观点，拉卡金的提议被否定。
1885年俄国石油工业再次爆发危机，上述两个阵营的争斗更为激烈。1886年石油消费税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Л·Э·诺贝尔和В·И·拉卡金不断向政府施压，先后向财政大臣提交了报告，申请对煤油征收每普特15戈比的消费税。石油巨头的提案损害了大多数石油工业主的利益，招致强烈的反对。同年4月，在第三届石油工业主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提出建议，认为石油及其产品的消费税任何时候都不应征收。
1886年10月，巴库石油工业主全体大会发表声明：强调对石油工业产品征收消费税不合时宜，认为这种做法只会让一两个石油公司大发横财，而其他的石油工业企业都会处于破产的境地。{51} 12月财政大臣本格责成税务司组建委员会讨论石油消费税的问题。然而，委员会成员之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887年新任财政大臣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以国库利益为由，决定对石油产品（主要是煤油）征收消费税。1888年1月15日，煤油消费税法令正式出台，煤油国内市场的征税标准如下：重油每普特30戈比，轻油每普特40戈比。出口煤油免征关税。此后，国内市场的煤油消费税不断提高，1892年重油和轻油的消费税分别为每普特50和60戈比。{52} 为了发展石油工业，限制美国煤油进口，俄国不断提高美国煤油的进口关税，到1891年，美国的煤油进口被征以每普特高达1卢布的关税。{53}
（2）石油工业的发展与垄断。1888年煤油消费税出台之后，中小石油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实力雄厚的大石油企业凭借成熟的蒸馏技术，可以降低生产煤油的成本。这些大企业的运输工具更是优于中小企业。更重要的是，诸如诺贝尔兄弟公司这样的大企业还有自己的油田。在残酷的竞争中，中小企业要么被吞并，要么破产。但是，企业数量虽然缩減，可产能却不断增长，石油工业垄断渐渐完成。1885—1900 年巴库的炼油厂减少了27家，而煤油产量却从0.22亿普特增至1.1亿普特。{54} 同期，石油及其制品的产量增长了294%。可见，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石油工业垄断初步形成。{55}
国家干预促进石油工业垄断的同时，也使得高加索巴库地区的采矿工业在改革后急遽增长。19世纪60年代，该地区的石油开采量连100万普特都不到（1865年为55.7万普特），接下来的五年，巴库石油开采量猛增。石油采炼业的巨大发展，引起了俄国煤油消费的增加：原因之一是随着工厂加工产品价格的下降，个人消费增加了；原因之二是美国的煤油完全被排挤出俄国市场；原因之三作为工厂与铁路燃料的重油的消费有了大幅攀升。高加索采矿工业中的工人数也迅速增长，从1877年的3431人，增长到1890年的17603人，即增加了4倍。{56}
四、国家干预的适度性和政府的主导地位
一些学者认为，在关税政策调整方面，充分体现了工业主捍卫本阶层利益的动机，工业资产阶级在推行国家干预政策时作用不容忽视。著名学者Л·В·古普里亚诺娃也曾指出，1884、1886和1887年煤炭进口关税的三次调整就是迫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57} 我们部分赞同上述观点，同时认为俄国的国家干预具有适度性特征，政府是国家干预的决策者和主导者。
1882年，南俄工业主呼吁将生铁的关税提高到15戈比，个别代表甚至提出了35戈比的税率标准。财政部经过认真调研分析，认为将生铁的关税提高到25和35戈比，不但会引发与西方强国的关税战，而且也会打破国内冶金业的正常发展。最终1884年规定了每普特6戈比的税率，与工业主们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充分说明财政部对关税的调整持谨慎的态度，并不是盲目的一味满足工业主的要求，同时也证明在关税政策调整中政府的主导地位。
1882年，南俄矿业主提出煤炭进口税率方案，要求经黑海、波罗的海西部陆路边境进口的煤炭每普特分别征税3.5、2和3戈比，后来方案被财政部否定。1883年类似的方案再次被南俄矿业主提出，财政部部分满足了工业主们的要求。1884年国家颁布法令，经上述地区进口的煤炭每普特征税2、0.5和1戈比。提高黑海港口的煤炭关税是出于保护南俄煤炭工业。由于俄国的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和兴修铁路对煤炭的需求猛增，本国的煤炭开采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所以，财政部实行的仍是渐进式提高关税的策略。
70—80年代，俄国政府在石油工业领域内不断实行国家干预：1872年废除包税制、1873年征收煤油消费税、1877年取消煤油消费税、1888年再次对煤油征收消费税。连续的国家干预充分体现了政府的动机：废除包税制奠定了石油工业发展的基础；1873年征收煤油消费税出于增加国库收入的动机；1877年取消煤油消费税是为了应对石油工业危机；1888年再次征收煤油消费税是为了实现石油工业的垄断。这些动机证明了政府在推行国家干预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1888年赞同征收煤油消费税的只有诺贝尔和拉卡金两位石油巨头，绝大多数石油工业主都反对这个政策。财政部毅然决然地支持两位石油巨头。其真实意图就是在石油工业中实行垄断，通过这些垄断的石油辛迪加与美国争夺国际市场。
的确，每次重工业部门关税调整时，南俄矿业主都积极呼吁实行更高级别的保护关税政策，他们的倡导对政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政府最终批准的税率标准与工业主们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政府在国家干预重工业方面具有主导作用。而且，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国家往往是渐进式提高关税保护级别，体现了国家干预的适度性。
综上所述，为了发展本国重工业，19世纪60—90年代，俄国政府在重工业领域不断出台干预政策，推动重工业迅猛发展。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重工业开始步入了集约化发展阶段。生产技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了新的冶金和煤炭基地。重工业生产部门技术不断革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劳动集约化不断增强。很多小型手工工厂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中消亡。在这一时期，俄国大工业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尽管纺织工业仍保持着重要的地位，但此时冶金工业、运输机器制造业、燃料能源工业占据首要地位。俄国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经常呼吁政府加强对重工业的保护级别。但制定和出台干预政策时，政府拥有主导地位。政府并不是一味满足工业主的要求，而是根据重工业发展的现状，合理推进政府的干预举措，国家干预具有适度性的特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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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張广翔、白胜洁：《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石油工业垄断》，《求是学刊》2014年第3期。
{56}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0—451页。
作者简介：梁红刚，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吉林长春，13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