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在中国（2012—2017）
杨章文
摘 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关乎旗帜道路、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其渐趋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当前学者们的研究志趣主要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相关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演进脉络、现实困境以及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等方面。其研究内容广博，聚焦问题精准，路径分析透彻，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些核心概念的界定和概括有待进一步廓清，专题性、比较性、多学科性等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话语权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3.011
中图分类号： A811；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3-0052-06
意识形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其建构的关键点在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发展脉络、现实困境、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究。通过归纳、整理和简评蕴含其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向提出基本反思与展望，以期为学界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明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路向。
一、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相关概念界定
“意识形态”一词就如同“哲学”的概念一样，应用十分广泛，但其内涵莫衷一是。“意识形态”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德斯杜特·特拉西首次提出，随后被众多领域所引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同样来源于特拉西，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即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体现阶级利益、保持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思想上层建筑。同时，意识形态是实践活动在人脑中的再现。正如他所言：“我们的起点是进行实际活动的人，并且从其实际活动中我们还能揭示出这一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回声和反射的发展。”[1]而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总结和归纳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共有16种。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权利生产所凝结的思想形态；二是社会中某些团体的信仰与观念；三是“它”所存在的世界可由个体所感知。布尔迪厄则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从“场域”的概念出发，指出意识形是“场域”空间的多维度产物。[2]
关于“话语体系”的内涵。梅荣政指出，话语体系是满足一定要求和利益、阐发一定立场和观点的介质，极具阶级特性。[3]杨鲜兰则站在国家软实力的角度，指出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负载着一个国家的特定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4]陈汝东同样基于国家的视角，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国家话语体系”，认为国家话语体系包含五个层面：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行使国家主权、传播国家行为的主体形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实力的媒介传播形态；国家意志、国家梦想、国家追求、国家价值观在世界舞台的综合展示形态；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上的再阐述形态。[5]
从耙梳的文献资料中可知，学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内涵的研究尚少，也未有统一的定论。首先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有人将其定义为“马克思主义依据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力，顺而将其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推向社会，使之收获社会各界的认同，不断提升其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6]而至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学界一般以毛泽东的释义为主，即“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在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为特定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进行辩护及维持着此种利益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立场，并建立保障制度、运用媒介传播的话语体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主要包含了两个“体系”，即“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其中，前者指为某一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进行显性辩护的理论和思想；后者则特指专注并环绕于前者而展开的间接抑或直接的话语表述。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
循着唯物史观创立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一般可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列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等三个发展阶段。
1.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展阶段
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发展阶段分别有“三维度说”、“三阶段论”等不同的观点。唐晓燕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形成具有三重向度，即批判向度、建构向度、超越向度。[7]也有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作区分开来，进而提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发展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从早期著作到1844年；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到1857年；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到《资本论》的完成。[8]还有学者从《资本论》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在其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阐发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诉诸于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释析于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经济发展理论根源于发展生产力与扩大再生产的话语体系。[9]
2.列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展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理论真正确立于列宁时期，但由于列宁过早去世，而以他为主导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直至今日，学界对其意识形态理论尚缺乏足够的重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更是处在基础阶段。在王庆五等人看来，列宁主义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话语体系也开始逐渐形成，主要可归结为：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提出“一國胜利论”；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具有指导作用，同时也对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意义重大。[10]还有学者认为，列宁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为基底，根据所处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超越，深刻地阐发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理论。[11]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意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的话语体系，其内蕴着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张秀琴从传播范式的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大致可以分为“教科书体”、“领袖体”以及“编译体”三种基本传播形式。[12]其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著的“编译体”中“意识形态”概念译法的流变，进而管窥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接受与传播史。孙代尧从纵向的维度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逻辑进路，并将之分为夺取主导权、完全主导与相对主导三个时段。陈锡喜则从历史经验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重构的目标、原则和重点，并要求我们积极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从而为政治话语的表达提供强力的理论支撑，更好地将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13]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困境研究
客观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挑战，不仅有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外部因素，也有来自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部因素。由此，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的困境展开了透析，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主流观点。
1.“反马克思主义说”
韩震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全力推行其“普世价值观”，而且高度肯定这一行为理念，他们除了在国内宣传之外，还将其价值观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14]当然，中国也未能摆脱和幸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受到极大挑战和影响。梁柱基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缘起、特征和主要内容的深入挖掘，充分论证了其深层危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思想的极端恶劣影响。”[15]潘莉等同样认为历史虚无主义通过“重新解释”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以及所谓的“系统梳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前因后果，妄图颠覆学界已有的范畴界定，实现其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者的“反批判”，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企图瓦解其格局建构。[16]由是观之，西方社会思潮的赓续渗入和衍化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话语所面对的严峻挑战。
2.“信息多元化论”
林芳以新型媒介为视角，指出电子媒介在极力拓宽文化传播范围和领域的同时，也使得意识形态构建与思想文化传播趋于繁复化和碎片化，窒碍着人们理解现实世界及主流价值观念。[17]王永贵等指出，在信息化的趋势之下，所衍生出的信息不可控传播、舆论热点异化效应、国人盲目从众等问题日益凸显，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出重大挑战。[18]李国亮认为，新兴媒体在教育方面阻滞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譬如，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稀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权威性。[19]张合营则选取了新兴媒介中的一种——微博，从质疑政府合法性、“去中心化”、娱乐享受“中立”、传播方式碎片化等维度，阐述了微博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困境。[20]
3.“社会转型说”
周民锋在其论著中指出，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正面临着新的意识形态涌进的问题，原有的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和挑战。[21]李萍认为，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评判标准、价值立场及精神信仰日益趋于功利和多元，诱发了道德的失范和滑坡，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背离。[22]张凤翠等也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一方面日趋多元的市场主体、分配方式、利益格局、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影响着人们对“一元”的意识形态缺乏信心和认同；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两极分化显著，在此种情形之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受到了强烈冲击。[23]王永贵认为，社会的快速变革也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出向消极方面发展的可能。[24]
4.“自身建设说”
王庆五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尚未达到与时俱进的要求，“当今中国变化快速，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已不能为现实问题提供解答方案，或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已无法诠释瞬息万变的现实状况”，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的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反差缺乏科学有力的解释，二是对国内的一些实际问题缺少合理解答，三是不能为深入的改革达成共同意识、整合共同利益。[25]李合亮等指出党所领导的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意识形态缺乏吸引力；意识形态缺乏学理支持；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较弱；意识形态的敏感性较弱；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方法陈旧等。[26]申文杰則立足于意识形态政治功能视角，提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创新话语体系、宣传方式、教育方式、引领途径等诸多方面矛盾丛生。”[27]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研究
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路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因而，学界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领域所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探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新方法和新思路，相关成果斐然。倘若从研究维度来看，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路径的研究多集中于如下四个不同视角。
1.信念坚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元社会思潮
第一，深入探究社会思潮，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价值。余保刚、王永贵提出，我们要认真透过社会思潮的表面特征把握其本质，重点分析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在实质，通过社会思潮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利益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第二，以“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有学者认为，坚持并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并以此“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是当前时期我国走在正确道路上的理论旨归。[28]第三，建立健全引领机制，实现对社会思潮的科学引领。张军指出，成功引领社会思潮的当务之急和迫切要求就是在承继传统工作机制的基础之上，立足于工作方式的改进和体制机制的创新。[29]
2.理论自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规律和特点
第一，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生成规律，融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事实上，在客观上尊重以碎片或体系的形式于特定时空中孕育的普遍规律即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基本遵循，我们应在领悟时代、国家、阶级、阶层、团体等意识形态实践之内核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作用最大化。第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思想认识。有学者运用P-S-R模型（关注度指数分析），从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初步探寻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基本遵循。[30]第三，捋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进路，丰富其话语体系意涵。有学者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经从“反题正解”到“考察历史”再到“实践检验”的三个阶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现了第二次理论飞跃。[31]
3.价值认同：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第一，牢牢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价值立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对增强国人凝心聚力、矢志奋斗的信心与决心举足轻重。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无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注入了信念因子。[32]第二，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现实化建设，切实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突出问题。要想避免马克思主义成为空谈，就必须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效进行党政队伍的治理，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33]第三，坚持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建立在回应时代挑战与把握时代主题的本体上，并独创性地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34]第四，紧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即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三权”统筹，关键在于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提供保障，提高人们对其的自信心和认同感。[35]
4.话语创新：尽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理论魅力
第一，找准话语创新的发力点，构建“接地气”的话语体系。有学者以高校作为切入点，指出创设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需针对其当前的弱势节点发力，尤其需要在对政治话语的强度、硬度以及理论的沉滞与抽象进行柔和与具象处理上多下功夫，让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更“接地气”。[36]第二，创新体现时代魅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一方面，增进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即要尊重受众群体的个性差异性，营建平等参与和互动对话的和谐氛围；另一方面，网络意见领袖的正面引导作用得到彰显，在网络阵地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马克思主义声音，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37]第三，在创新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秦宣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并做到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竭力归纳出科学、融通、理论结合实际的新范畴、新理念、新表述，习得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之方法，实现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化创新。[38]
五、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的几点凝思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宏观描述和内容盘点并非研究的最终目的，还应当更进一步，立足于“再审视”，生成一种习惯性反思。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问题的探讨，在十八大之后达到高峰，研究成果蔚为壮观，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专题性、比较性、多学科性等方面的研究仍然亟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1.专题维度之思：着力寻求路径衔接之融通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往国内学者有少数以专题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进行分析和阐述，可散见于党史类综合性著作的思想建设部分之中。近年来，随着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非意识形态思潮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问题也重新回归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总体上看，当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各领域不同问题之分析。毋庸讳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也不例外。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无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当前阶段，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何以可能？这个重大课题始终存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怎样加强和完善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設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意识形态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而这也应是当前学界深化研究的热点话题。深入研究并系统梳理有关我国社会大变革历史时期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实践分析或经验总结的研究，有利于对现实问题进行科学研判。
2.比较维度之思：极力打破时空间距之梗阻
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不尽相同。学者们主要以叙述性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然而却鲜有学者将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作为选题进行比较研究。如立足于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分析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对比研究，总结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共性和个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铺陈进阶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缺乏对此问题的历史对比研究，我们就难以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嬗变进行清晰的把握，更谈不上“再认识”。从时间向度看，横向研究成果居多，即对同一时间范围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的困境及其建构路径等领域的阐述。纵向研究需进一步拓展，即将某一具体意识形态置于时空变化过程之中，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变迁展开相关研究以及比较，尚待学界聚焦。从空间向度看，应克服空间距离，在比较和借鉴他国有关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寻适合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科学理路。
3.学科维度之思：竭力摆脱现有模式之禁锢
学科视野维度下思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研究，应呈现出个性研究的特色，不拘泥于唯一，在宽度和广度上下功夫，竭力摆脱现有模式之禁锢。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关键所在，研究主体必须能够认识并清除那些深入骨髓般支配着其思想特点的社会决定因素以及研究模式，避免思想封闭和“盲目跟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研究之路是竭力摆脱现有模式禁锢的过程，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处在一种动态上升的状态，正处于发展之中，因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言。实际上，每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都根源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他们是社会结构及其心理等诸多方面生成和发展的集中体现。这就要求学者们要立足更广泛的研究视野和视界，充分阐述和揭示不同历史谱系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间的相互关系。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弥补社会效果的缺失，同时，还应尽快打破对这一问题进行单一学科研究的桎梏，将其与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门跨越专业界限的理论学科。
总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社会发展而持续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如今，学界对这一重大课题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成果颇丰，为新时代我国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倘若能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廓清和拓展其概念内涵、理论问题以及内在逻辑，必将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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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
摘 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关乎旗帜道路、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其渐趋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当前学者们的研究志趣主要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相关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演进脉络、现实困境以及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等方面。其研究内容广博，聚焦问题精准，路径分析透彻，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些核心概念的界定和概括有待进一步廓清，专题性、比较性、多学科性等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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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相关概念界定
“意识形态”一词就如同“哲学”的概念一样，应用十分广泛，但其内涵莫衷一是。“意识形态”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德斯杜特·特拉西首次提出，随后被众多领域所引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同样来源于特拉西，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即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体现阶级利益、保持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思想上层建筑。同时，意识形态是实践活动在人脑中的再现。正如他所言：“我们的起点是进行实际活动的人，并且从其实际活动中我们还能揭示出这一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回声和反射的发展。”[1]而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总结和归纳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共有16种。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权利生产所凝结的思想形态；二是社会中某些团体的信仰与观念；三是“它”所存在的世界可由个体所感知。布尔迪厄则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从“场域”的概念出发，指出意识形是“场域”空间的多维度产物。[2]
关于“话语体系”的内涵。梅荣政指出，话语体系是满足一定要求和利益、阐发一定立场和观点的介质，极具阶级特性。[3]杨鲜兰则站在国家软实力的角度，指出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负载着一个国家的特定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4]陈汝东同样基于国家的视角，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国家话语体系”，认为国家话语体系包含五个层面：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行使国家主权、传播国家行为的主体形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实力的媒介传播形态；国家意志、国家梦想、国家追求、国家价值观在世界舞台的综合展示形态；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上的再阐述形态。[5]
从耙梳的文献资料中可知，学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内涵的研究尚少，也未有统一的定论。首先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有人将其定义为“马克思主义依据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力，顺而将其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推向社会，使之收获社会各界的认同，不断提升其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6]而至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学界一般以毛泽东的释义为主，即“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在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为特定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进行辩护及维持着此种利益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立场，并建立保障制度、运用媒介传播的话语体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主要包含了两个“体系”，即“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其中，前者指为某一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进行显性辩护的理论和思想；后者则特指专注并环绕于前者而展开的间接抑或直接的话语表述。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
循着唯物史观创立和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一般可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列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等三个发展阶段。
1.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展阶段
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发展阶段分别有“三维度说”、“三阶段论”等不同的观点。唐晓燕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形成具有三重向度，即批判向度、建构向度、超越向度。[7]也有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作区分开来，进而提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发展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从早期著作到1844年；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到1857年；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到《资本论》的完成。[8]还有学者从《资本论》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在其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阐发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诉诸于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释析于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经济发展理论根源于发展生产力与扩大再生产的话语体系。[9]
2.列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展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理论真正确立于列宁时期，但由于列宁过早去世，而以他为主导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直至今日，学界对其意识形态理论尚缺乏足够的重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更是处在基础阶段。在王庆五等人看来，列宁主义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话语体系也开始逐渐形成，主要可归结为：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提出“一國胜利论”；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具有指导作用，同时也对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意义重大。[10]还有学者认为，列宁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为基底，根据所处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超越，深刻地阐发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理论。[11]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意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的话语体系，其内蕴着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张秀琴从传播范式的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大致可以分为“教科书体”、“领袖体”以及“编译体”三种基本传播形式。[12]其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著的“编译体”中“意识形态”概念译法的流变，进而管窥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接受与传播史。孙代尧从纵向的维度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逻辑进路，并将之分为夺取主导权、完全主导与相对主导三个时段。陈锡喜则从历史经验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重构的目标、原则和重点，并要求我们积极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从而为政治话语的表达提供强力的理论支撑，更好地将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13]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困境研究
客观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挑战，不仅有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外部因素，也有来自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部因素。由此，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的困境展开了透析，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主流观点。
1.“反马克思主义说”
韩震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全力推行其“普世价值观”，而且高度肯定这一行为理念，他们除了在国内宣传之外，还将其价值观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14]当然，中国也未能摆脱和幸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受到极大挑战和影响。梁柱基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缘起、特征和主要内容的深入挖掘，充分论证了其深层危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思想的极端恶劣影响。”[15]潘莉等同样认为历史虚无主义通过“重新解释”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以及所谓的“系统梳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前因后果，妄图颠覆学界已有的范畴界定，实现其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者的“反批判”，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企图瓦解其格局建构。[16]由是观之，西方社会思潮的赓续渗入和衍化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话语所面对的严峻挑战。
2.“信息多元化论”
林芳以新型媒介为视角，指出电子媒介在极力拓宽文化传播范围和领域的同时，也使得意识形态构建与思想文化传播趋于繁复化和碎片化，窒碍着人们理解现实世界及主流价值观念。[17]王永贵等指出，在信息化的趋势之下，所衍生出的信息不可控传播、舆论热点异化效应、国人盲目从众等问题日益凸显，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出重大挑战。[18]李国亮认为，新兴媒体在教育方面阻滞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譬如，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稀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权威性。[19]张合营则选取了新兴媒介中的一种——微博，从质疑政府合法性、“去中心化”、娱乐享受“中立”、传播方式碎片化等维度，阐述了微博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困境。[20]
3.“社会转型说”
周民锋在其论著中指出，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正面临着新的意识形态涌进的问题，原有的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和挑战。[21]李萍认为，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评判标准、价值立场及精神信仰日益趋于功利和多元，诱发了道德的失范和滑坡，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背离。[22]张凤翠等也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一方面日趋多元的市场主体、分配方式、利益格局、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影响着人们对“一元”的意识形态缺乏信心和认同；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两极分化显著，在此种情形之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受到了强烈冲击。[23]王永贵认为，社会的快速变革也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出向消极方面发展的可能。[24]
4.“自身建设说”
王庆五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尚未达到与时俱进的要求，“当今中国变化快速，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已不能为现实问题提供解答方案，或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已无法诠释瞬息万变的现实状况”，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的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反差缺乏科学有力的解释，二是对国内的一些实际问题缺少合理解答，三是不能为深入的改革达成共同意识、整合共同利益。[25]李合亮等指出党所领导的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意识形态缺乏吸引力；意识形态缺乏学理支持；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较弱；意识形态的敏感性较弱；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方法陈旧等。[26]申文杰則立足于意识形态政治功能视角，提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创新话语体系、宣传方式、教育方式、引领途径等诸多方面矛盾丛生。”[27]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研究
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路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因而，学界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领域所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探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新方法和新思路，相关成果斐然。倘若从研究维度来看，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路径的研究多集中于如下四个不同视角。
1.信念坚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元社会思潮
第一，深入探究社会思潮，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价值。余保刚、王永贵提出，我们要认真透过社会思潮的表面特征把握其本质，重点分析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在实质，通过社会思潮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利益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第二，以“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有学者认为，坚持并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并以此“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是当前时期我国走在正确道路上的理论旨归。[28]第三，建立健全引领机制，实现对社会思潮的科学引领。张军指出，成功引领社会思潮的当务之急和迫切要求就是在承继传统工作机制的基础之上，立足于工作方式的改进和体制机制的创新。[29]
2.理论自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规律和特点
第一，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生成规律，融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事实上，在客观上尊重以碎片或体系的形式于特定时空中孕育的普遍规律即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基本遵循，我们应在领悟时代、国家、阶级、阶层、团体等意识形态实践之内核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作用最大化。第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思想认识。有学者运用P-S-R模型（关注度指数分析），从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初步探寻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基本遵循。[30]第三，捋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进路，丰富其话语体系意涵。有学者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经从“反题正解”到“考察历史”再到“实践检验”的三个阶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现了第二次理论飞跃。[31]
3.价值认同：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第一，牢牢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价值立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对增强国人凝心聚力、矢志奋斗的信心与决心举足轻重。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无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注入了信念因子。[32]第二，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现实化建设，切实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突出问题。要想避免马克思主义成为空谈，就必须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效进行党政队伍的治理，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33]第三，坚持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建立在回应时代挑战与把握时代主题的本体上，并独创性地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34]第四，紧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即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三权”统筹，关键在于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提供保障，提高人们对其的自信心和认同感。[35]
4.话语创新：尽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理论魅力
第一，找准话语创新的发力点，构建“接地气”的话语体系。有学者以高校作为切入点，指出创设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需针对其当前的弱势节点发力，尤其需要在对政治话语的强度、硬度以及理论的沉滞与抽象进行柔和与具象处理上多下功夫，让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更“接地气”。[36]第二，创新体现时代魅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一方面，增进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即要尊重受众群体的个性差异性，营建平等参与和互动对话的和谐氛围；另一方面，网络意见领袖的正面引导作用得到彰显，在网络阵地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马克思主义声音，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37]第三，在创新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秦宣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并做到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竭力归纳出科学、融通、理论结合实际的新范畴、新理念、新表述，习得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之方法，实现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化创新。[38]
五、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的几点凝思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宏观描述和内容盘点并非研究的最终目的，还应当更进一步，立足于“再审视”，生成一种习惯性反思。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问题的探讨，在十八大之后达到高峰，研究成果蔚为壮观，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专题性、比较性、多学科性等方面的研究仍然亟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1.专题维度之思：着力寻求路径衔接之融通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往国内学者有少数以专题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进行分析和阐述，可散见于党史类综合性著作的思想建设部分之中。近年来，随着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非意识形态思潮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问题也重新回归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总体上看，当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各领域不同问题之分析。毋庸讳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也不例外。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无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当前阶段，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何以可能？这个重大课题始终存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怎样加强和完善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設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意识形态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而这也应是当前学界深化研究的热点话题。深入研究并系统梳理有关我国社会大变革历史时期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实践分析或经验总结的研究，有利于对现实问题进行科学研判。
2.比较维度之思：极力打破时空间距之梗阻
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不尽相同。学者们主要以叙述性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然而却鲜有学者将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与实践作为选题进行比较研究。如立足于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分析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对比研究，总结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共性和个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铺陈进阶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缺乏对此问题的历史对比研究，我们就难以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嬗变进行清晰的把握，更谈不上“再认识”。从时间向度看，横向研究成果居多，即对同一时间范围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的困境及其建构路径等领域的阐述。纵向研究需进一步拓展，即将某一具体意识形态置于时空变化过程之中，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变迁展开相关研究以及比较，尚待学界聚焦。从空间向度看，应克服空间距离，在比较和借鉴他国有关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寻适合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科学理路。
3.学科维度之思：竭力摆脱现有模式之禁锢
学科视野维度下思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研究，应呈现出个性研究的特色，不拘泥于唯一，在宽度和广度上下功夫，竭力摆脱现有模式之禁锢。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关键所在，研究主体必须能够认识并清除那些深入骨髓般支配着其思想特点的社会决定因素以及研究模式，避免思想封闭和“盲目跟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研究之路是竭力摆脱现有模式禁锢的过程，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处在一种动态上升的状态，正处于发展之中，因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言。实际上，每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都根源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他们是社会结构及其心理等诸多方面生成和发展的集中体现。这就要求学者们要立足更广泛的研究视野和视界，充分阐述和揭示不同历史谱系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间的相互关系。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弥补社会效果的缺失，同时，还应尽快打破对这一问题进行单一学科研究的桎梏，将其与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门跨越专业界限的理论学科。
总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社会发展而持续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如今，学界对这一重大课题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成果颇丰，为新时代我国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倘若能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廓清和拓展其概念内涵、理论问题以及内在逻辑，必将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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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