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刍议
国策+任强+许瑞卓
［摘要］培养创新人才是钱学森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也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界共同的价值追求。我国高校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受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在认识层面、制度层面等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要改革办学理念, 树立引领社会进步的标杆; 改革教育体制，去除行政干预；改革人才培养评价机制，促进学生个性的协调发展，让一部分教师静下心来做学问。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创新人才高等学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12-0009-02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同志对前来看望他的温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类似的疑问英国著名生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曾提出：“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其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十五世纪的欧洲诞生呢？”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各国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人才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无论是“钱学森之问”还是“李约瑟难题”，都蕴含着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的深深忧思。多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也试图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研究来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成长的条件与规律，从而使我国更快地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行列。
一、创新人才产生之条件及我国教育之缺失
对于创新人才产生的基本条件，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有论述：“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阐述，当以上三个条件同时存在时，即是创新人才辈出之际。
（一）真兴趣
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乃人之天性，更何况我泱泱中华，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无论生命力多么顽强的兴趣的种子，如若没有滋养的阳光和土壤也难以茁壮成长。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靠水边的国家商业发达，自然学科强，易于孕育思辨精神；商业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对外来和新兴文化更为包容。而古代中国是个典型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国家，商业交往少，故很难出现思辨精神，而是对封建制度的稳定有重要作用的伦理学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在我族传统思维上，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现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又使孩子从小便被放在了统一模具的“生产线”上，所有的课余爱好都要给考试让路，在日复一日的规训中将“真兴趣”压抑为零。
（二）充分之思想自由
“科学发展和创新，要求人们必须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创新人才对思想自由的需要就如植物对阳光雨露的渴望一样强烈。中国古代确实有着举世闻名的科技成就，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对科学存在着方方面面的限制，与科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精神内核是相互违背的，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制度下，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唯独不崇拜知识”。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主体性，集体本位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只有两个时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是清末民初。不怪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三）时间之保障
没有宽松有序的制度体系就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建国后我国急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要求教育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教育界掀起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等改革。在极端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大学成为灌输现成知识或训练简单技能的场所，抑或颁发甚至是贩卖文凭的机构，教育被完全当作服务社会、乃至服务政治的工具，而忽视了培养人的本意。相应的，我国的高校评价制度的一些弊端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第一，对学生的评价考核主要以考试、分数为指挥棒，简单粗暴、一刀切的要求居多, 缺乏灵活性和宽容度，尤其在英语方面，各种过级考试使学生牺牲了他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创新时间。第二，高校对教师的评价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重课题论文数量轻质量的倾向。特别是对于年轻教师一味施以繁重的课时和各种各样的评职、考核表格，缺乏灵活的、有针对性的柔性管理，既错过了他们博士毕业后创新的黄金时段, 还会造成学术浮躁和腐败。
二、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
（一）改革高校办学理念
教育应当由懂教育的人办，要倡导教育家办学。一流的教育家才能办出一流的大学来。现今很多高校盲目追求扩张土地，建设大楼，增加本科专业和硕博点，其实衡量高校的办学水平，不在“硬件”规模大小，关键是要看他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风格。社会的需要是高校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大学不能盲目满足社会纷繁复杂的任何需要，而应把引领社会进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在这个前提下去审视社会需要。否则就不可能生产出真正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创新性知识，不可能培养出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型人才。套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所用的“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在引领社会进步这个魂灵指导下的大学，才是一所“自为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魂灵，大学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失去正确方向。
（二）改革高校教育体制
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国的各类教育层次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也从培养社会精英进入大众化时代。然而，落后的教育体制与现有的教育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却尤为突出。因此，只有坚决地革新现有的教育体制，去“行政化”，使教育回归自身应有的面貌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之道：首先，下放经济权力。现今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掌控着各个大学巨额的科研经费，这种权力的过度集中没有取得应有的创新成果，反而成了学术和道德败坏的土壤，因此，应该让政府将教学的自主权还给学校；让学校将行政权力向教授、学生放开。其次，健全符合高校自身实际和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高校应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避免行政主导，学校的重大事务应由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民主决策，由行政部门具体执行。同时，改变现有的校长由上级管理部门直接任命的现状，校长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产生后应该对教师和学生负责，并受他们的监督。
（三）改革人才培养评价机制
首先，在学生培养模式上，在中国的传统课堂中，老师是教育的主体、课堂的主角，他们更为注重知识的“体系性”、采取“一言堂”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说在初等基础教育中采取这样的理念还有情可原，在大学人才培养中仍然采取这样的形式，学生们便会丧失学习过程中应有的好奇心和趣味性，感觉到学习越来越枯燥、无味、乏味；教师则丧失了教课过程中的自由性、灵活性、幽默感，觉得教的单调、辛苦、死板。要真正实行因材施教，就不能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不能再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所有学生。那么教育教学模式及评价标准就必须多元化、多样化，大学就必须鼓励与支持教师进行各种尝试，大学必须把教育自由权还给教师，在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的前提下放手让教师自由探索。
其次，在教师评价机制上，“让一部分人先静下心来做学问！”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不断涌现创新型人才甚至是大师，务必要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专注搞研究。心态浮躁就会注重短期效益，就不能潜心做学问，就不能出大成果。社会的大环境“静”不下来，学校就要设法为教师提供安静的小环境，坚决消除名利化、权利化的负面影响，努力为教师创造廉洁从教、严谨治学的环境和氛围。刘怀远院士等曾建议实施两个计划：“宁静致远计划”，“老骥伏枥计划”。即支持一批在职教师宁静以致远，用3到5年的时间潜心研究；鼓励退休的老教师“发挥余热”，运用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指导教学和科研。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对评奖和科研项目申请，要建立严格、公平的评审制度和程序，不要仅以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作为考评的主要依据，更要坚决防治“学阀”、“学霸”和学术裙带等不良现象，才有可能为杰出人才涌现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张绪山.“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J］.炎黄春秋，2010，（6）：70.
［2］林文照.对近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产生之若干原因的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1）:10.
［3］庞跃辉，许尚立.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求解“钱学森之问”［J］.高校教育管理，2011，（1）：46.
［责任编辑：雷艳］
［摘要］培养创新人才是钱学森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也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界共同的价值追求。我国高校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受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在认识层面、制度层面等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要改革办学理念, 树立引领社会进步的标杆; 改革教育体制，去除行政干预；改革人才培养评价机制，促进学生个性的协调发展，让一部分教师静下心来做学问。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创新人才高等学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12-0009-02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同志对前来看望他的温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类似的疑问英国著名生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曾提出：“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其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十五世纪的欧洲诞生呢？”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各国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人才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无论是“钱学森之问”还是“李约瑟难题”，都蕴含着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的深深忧思。多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也试图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研究来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成长的条件与规律，从而使我国更快地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行列。
一、创新人才产生之条件及我国教育之缺失
对于创新人才产生的基本条件，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有论述：“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阐述，当以上三个条件同时存在时，即是创新人才辈出之际。
（一）真兴趣
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乃人之天性，更何况我泱泱中华，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无论生命力多么顽强的兴趣的种子，如若没有滋养的阳光和土壤也难以茁壮成长。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靠水边的国家商业发达，自然学科强，易于孕育思辨精神；商业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对外来和新兴文化更为包容。而古代中国是个典型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国家，商业交往少，故很难出现思辨精神，而是对封建制度的稳定有重要作用的伦理学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在我族传统思维上，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现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又使孩子从小便被放在了统一模具的“生产线”上，所有的课余爱好都要给考试让路，在日复一日的规训中将“真兴趣”压抑为零。
（二）充分之思想自由
“科学发展和创新，要求人们必须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创新人才对思想自由的需要就如植物对阳光雨露的渴望一样强烈。中国古代确实有着举世闻名的科技成就，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对科学存在着方方面面的限制，与科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精神内核是相互违背的，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制度下，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唯独不崇拜知识”。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主体性，集体本位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只有两个时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是清末民初。不怪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三）时间之保障
没有宽松有序的制度体系就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建国后我国急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要求教育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教育界掀起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等改革。在极端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大学成为灌输现成知识或训练简单技能的场所，抑或颁发甚至是贩卖文凭的机构，教育被完全当作服务社会、乃至服务政治的工具，而忽视了培养人的本意。相应的，我国的高校评价制度的一些弊端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第一，对学生的评价考核主要以考试、分数为指挥棒，简单粗暴、一刀切的要求居多, 缺乏灵活性和宽容度，尤其在英语方面，各种过级考试使学生牺牲了他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创新时间。第二，高校对教师的评价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重课题论文数量轻质量的倾向。特别是对于年轻教师一味施以繁重的课时和各种各样的评职、考核表格，缺乏灵活的、有针对性的柔性管理，既错过了他们博士毕业后创新的黄金时段, 还会造成学术浮躁和腐败。
二、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
（一）改革高校办学理念
教育应当由懂教育的人办，要倡导教育家办学。一流的教育家才能办出一流的大学来。现今很多高校盲目追求扩张土地，建设大楼，增加本科专业和硕博点，其实衡量高校的办学水平，不在“硬件”规模大小，关键是要看他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风格。社会的需要是高校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大学不能盲目满足社会纷繁复杂的任何需要，而应把引领社会进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在这个前提下去审视社会需要。否则就不可能生产出真正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创新性知识，不可能培养出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型人才。套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所用的“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在引领社会进步这个魂灵指导下的大学，才是一所“自为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魂灵，大学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失去正确方向。
（二）改革高校教育体制
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国的各类教育层次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也从培养社会精英进入大众化时代。然而，落后的教育体制与现有的教育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却尤为突出。因此，只有坚决地革新现有的教育体制，去“行政化”，使教育回归自身应有的面貌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之道：首先，下放经济权力。现今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掌控着各个大学巨额的科研经费，这种权力的过度集中没有取得应有的创新成果，反而成了学术和道德败坏的土壤，因此，应该让政府将教学的自主权还给学校；让学校将行政权力向教授、学生放开。其次，健全符合高校自身实际和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高校应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避免行政主导，学校的重大事务应由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民主决策，由行政部门具体执行。同时，改变现有的校长由上级管理部门直接任命的现状，校长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产生后应该对教师和学生负责，并受他们的监督。
（三）改革人才培养评价机制
首先，在学生培养模式上，在中国的传统课堂中，老师是教育的主体、课堂的主角，他们更为注重知识的“体系性”、采取“一言堂”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说在初等基础教育中采取这样的理念还有情可原，在大学人才培养中仍然采取这样的形式，学生们便会丧失学习过程中应有的好奇心和趣味性，感觉到学习越来越枯燥、无味、乏味；教师则丧失了教课过程中的自由性、灵活性、幽默感，觉得教的单调、辛苦、死板。要真正实行因材施教，就不能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不能再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所有学生。那么教育教学模式及评价标准就必须多元化、多样化，大学就必须鼓励与支持教师进行各种尝试，大学必须把教育自由权还给教师，在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的前提下放手让教师自由探索。
其次，在教师评价机制上，“让一部分人先静下心来做学问！”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不断涌现创新型人才甚至是大师，务必要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专注搞研究。心态浮躁就会注重短期效益，就不能潜心做学问，就不能出大成果。社会的大环境“静”不下来，学校就要设法为教师提供安静的小环境，坚决消除名利化、权利化的负面影响，努力为教师创造廉洁从教、严谨治学的环境和氛围。刘怀远院士等曾建议实施两个计划：“宁静致远计划”，“老骥伏枥计划”。即支持一批在职教师宁静以致远，用3到5年的时间潜心研究；鼓励退休的老教师“发挥余热”，运用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指导教学和科研。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对评奖和科研项目申请，要建立严格、公平的评审制度和程序，不要仅以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作为考评的主要依据，更要坚决防治“学阀”、“学霸”和学术裙带等不良现象，才有可能为杰出人才涌现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张绪山.“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J］.炎黄春秋，2010，（6）：70.
［2］林文照.对近代科学何以未在中国产生之若干原因的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1）:10.
［3］庞跃辉，许尚立.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求解“钱学森之问”［J］.高校教育管理，2011，（1）：46.
［责任编辑：雷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