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状况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李志英 郝宇锋 摆小林 李鸿雁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高校学生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也是一个数量不断增多的群体。根据国家民委的统计，截至2005年，高校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已超过5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到高校读书，特别是到内地高校读书，在远离家乡、远离本民族文化的情况下，他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与家庭是一种怎样的联系？与生俱来、朝夕相处的家庭对于他们的思想和文化认同的演化有怎样的影响？截至目前，学术界和思想教育界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及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做过多方面的探讨，但从家庭影响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尚不多见。
为了对上述问题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们于2007年4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实际收回111份，回收率为74%。有效问卷超过100份，符合社会学关于发放问卷的数量限度要求。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虽然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母，远离了从小生长起来的文化环境，但从家庭影响中获取的文化认知的影响仍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并且依家庭状况的不同特别是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一、家庭状况不同给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带来的差异
1.家庭状况的不同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带来的差异
调查显示，85%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取欣赏和赞同的态度。赞赏本民族文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如果区分家庭状况，则差异就会显示出来。如对于“是否赞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的问题，被调查者选择赞同的比例都比较高，无论来自哪一收入水平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赞同比例均超过了80%。但赞同比例最高的是来自家庭月收入水平低于500元的大学生，最低的是来自月收入水平高于5，000元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两者相差了25个百分点，呈现了两级分化的特点。而处于中间收入水平家庭的大学生则差距不大，其数值差距更接近收入水平较低家庭的大学生。对于“是否愿意到内地上大学”的问题，选择“非常强烈”的，来自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只占8.7%。这个数值随家庭月收入的增高而上升，来自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达到20%，两者相差了11个百分点。对于“家庭是否支持来内地上大学”的问题也呈现了同样的趋势，取“非常赞同”态度的为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达100%，而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78.3%。
上述描述表明，家庭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随家庭收入状况发生改变，而且十分显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但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对外交流的机会较多，对外面的精彩世界了解较多，应当是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就多了几分理性思考，从而对内地文化的认同度也就有所提高。
2.家庭状况的不同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内地文化认同带来的差异
对于内地文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态度显示了与对待本民族文化相同的特点。如对于“是否愿意用内地文化来改造家乡”等问题，来自家庭月收入高的被调查者一般都显示了积极的态度，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选择“非常认同”的在30%以上，而家庭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则徘徊在25%左右。对于“是否希望以后传播内地文化到家乡”的问题，来自家庭月收入3，000元～5，000元的被调查者选择“非常希望”的占54.5%，1，500元～3，000元的占47.6%，而来自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8.7%，与最高值相比，低了40个以上的百分点。相反，对于这一问题选择“不会”的则以来自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最高，为26.1%，比最低数值高了15个以上的百分点。对于“学习结束后的去向”的问题，来自家庭月收入1，500以上的被调查者有30%以上的人选择“留在内地工作或升学”，而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选择率只有10%，来自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最低，只有4.3%。当然这个百分比背后的考虑可能由多种因素构成，比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或许更愿意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家乡的面貌，从而改变家庭的面貌，等等。但是，百分比相差如此之大，令人不能不考虑其中透露的倾向。
从以上几个问题可以看出，在对待内地文化上，少数民族大学生显示了与对待本民族文化基本一致的特点，即来自家庭收入水平高的被调查者显示了较为开放的态度，对内地文化采取了更多的包容态度。但是，相比而言，来自家庭收入中间水平的被调查者显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种态度耐人寻味，除了上面所述他们比较广泛地分布在内地的因素外，他们家庭经济状况既没有过多的既得利益，也没有生活窘迫挤压，这使得他们的心态可以处于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
3.不同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
调查显示，在信奉宗教方面，家庭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信仰宗教的程度”的问题，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认为宗教信仰程度比较深，57.6%的人选择“很深”，28.8%的人自认为信仰程度“一般”，不太信的只有7.6%，还有3%的人不信教。但在家庭收入3，000元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仅有26.2%的人认为自己信仰程度“很深”，比家庭月收入1，500元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低了30个百分点，而选择信仰程度“一般”的比例较高，为42.9%，又高出了15个以上的百分点，表示无宗教信仰的比例则高出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
在这一问题上，家庭收入在1，500元～3，000元之间的中等水平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选择显示了与对待内地文化一致的态度。他们选择“很深”的比例最低，为19%，比来自高收入家庭的被调查者还低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他们选择没有宗教信仰的比例最高，为28.6%，比来自高收入家庭的被调查者又低了14个百分点。可以说，对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的宗教，他们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游离态度。一般而言，中等收入的家庭在全社会的人员构成中通常居大多数，这些人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特别是来自这类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态度，对于我们了解宗教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以及未来走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不同家庭状况带来文化认同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同的家庭状况尤其是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的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被调查者的文化认同显示了两种不同的走向。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文化认同态度的变化与家庭所处的地区有关
调查显示，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乡镇农村，其中家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91.3%，500元～1，500元的占60.5%，而家庭月收入1，500元～3，000元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自乡镇农村的仅占23.8%，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更少，仅为7.7%。居住在乡镇农村的人与外界的交流比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多，而如果所处乡镇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话，则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就更大。大学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在进入大学后往往很难在短期内完善自己的文化认同。
2.文化认同态度的变化更多地与家庭类型有关
调查统计显示，来自农民、个体户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宗教的信仰程度较深，其中来自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选择“很深”的为59%，来自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选择“很深”的为62.5%，比来自干部和工人家庭的被调查者高出了20个～30个百分点。来自干部和工人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显然与他们的家庭更多地接触其他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有关。另外，他们家庭成员的职业和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减了他们对宗教的精神依赖。而农民和个体户家庭则不同，他们的职业保障相对较少，个体户家庭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随时面临经营风险，农民家庭则更多的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谋求家庭的生存，这必然会对作为家庭成员的大学生的精神寄托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与家庭背景似乎不太匹配。他们的家庭经济生活相对优越，又有着文化资源的优势，生活的担忧和对外界文化的不了解显然不是他们对宗教信仰产生深厚感情的因素。而这种状况另有原因，这应当与在他们中间弥漫的一种疏离现实政治的倾向有关。
3.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随年级的升高呈现更加理性的态度
调查显示，高年级的被调查者往往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本民族文化和内地文化。例如，对于是否赞同本民族风俗习惯的问题，三年级以下的被调查者有3%～7%的人选择“不赞同应当有所改变”，但四年级以上的被调查者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则已经无一人选择这一选项。这表明随着知识的增加和学术修养水平的提高，高年级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事物已经开始摒弃过于绝对的看法，能够采取一种更加冷静科学的态度。对于“是否欣赏内地文化”的问题，三年级以下被调查者有15.6%的人选择“不太认同”、“反对”和“反感”，选择“非常认同”和“一般”的仅占70%左右，其中二年级最低，为59%。而四年级以上的被调查者则已经无人选择“不太认同”、“反对”和“反感”选项，全部选择了“非常认同”和“一般”，前者占58%，后者占42%。对于“是否希望以后可以传播内地文化到自己家乡”，二年级以下的被调查者中有26%左右的人选择“不会”，三年级被调查者下降到9.1%，四年级以上的被调查者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则已经无人选择这一选项，而是选择了“非常希望”和“一般”，其中选择“非常希望”的占到了58%。这都表明，无论来自何种家庭的被调查者，他们的文化认同态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高等教育的广阔视野和理性思考在他们的成长岁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对策
1.实现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良性转化的根本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进步
上面的阐述已表明，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消极因素相对较多。因此，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是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良性转变的根本。通过发展经济，为文化交流提供条件，不断开拓少数民族群众的视野，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打下良好基础。
2.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及全体教师要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的关心
鉴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家庭生活困难的较多，高校应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多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政策上要有适当倾斜，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和学校的温暖。他们感受到温暖后，自然会对教师和辅导员产生亲近感，教师就能更好地与之交流，从而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向好的方向转化。
3.注重寓文化认同的引导于教育中
前已叙及，高年级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趋向理性，这说明高等教育对于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有积极意义。因此，今后高校的教学应有意识地加入相关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在与学生讨论问题时，都应有意识地加强文化认同的教育，注意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他们在关注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关注中华民族文化，关注中华民族的进步，促使他们在提高学养的同时实现文化认同的进步。
4.发挥优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往往较为理性。高校教师和辅导员在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工作时要积极依靠这些学生，利用他们和本民族同学交流的优势以及在本民族同学中的影响，实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引导。
总之，家庭收入的差异确实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影响。如果高校能够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他们的文化认同的引导，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态度的良性转变必将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产生良好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包和春]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高校学生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也是一个数量不断增多的群体。根据国家民委的统计，截至2005年，高校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已超过5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到高校读书，特别是到内地高校读书，在远离家乡、远离本民族文化的情况下，他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与家庭是一种怎样的联系？与生俱来、朝夕相处的家庭对于他们的思想和文化认同的演化有怎样的影响？截至目前，学术界和思想教育界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及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做过多方面的探讨，但从家庭影响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尚不多见。
为了对上述问题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们于2007年4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实际收回111份，回收率为74%。有效问卷超过100份，符合社会学关于发放问卷的数量限度要求。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虽然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母，远离了从小生长起来的文化环境，但从家庭影响中获取的文化认知的影响仍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并且依家庭状况的不同特别是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一、家庭状况不同给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带来的差异
1.家庭状况的不同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带来的差异
调查显示，85%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取欣赏和赞同的态度。赞赏本民族文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如果区分家庭状况，则差异就会显示出来。如对于“是否赞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的问题，被调查者选择赞同的比例都比较高，无论来自哪一收入水平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赞同比例均超过了80%。但赞同比例最高的是来自家庭月收入水平低于500元的大学生，最低的是来自月收入水平高于5，000元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两者相差了25个百分点，呈现了两级分化的特点。而处于中间收入水平家庭的大学生则差距不大，其数值差距更接近收入水平较低家庭的大学生。对于“是否愿意到内地上大学”的问题，选择“非常强烈”的，来自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只占8.7%。这个数值随家庭月收入的增高而上升，来自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达到20%，两者相差了11个百分点。对于“家庭是否支持来内地上大学”的问题也呈现了同样的趋势，取“非常赞同”态度的为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达100%，而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78.3%。
上述描述表明，家庭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随家庭收入状况发生改变，而且十分显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但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对外交流的机会较多，对外面的精彩世界了解较多，应当是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就多了几分理性思考，从而对内地文化的认同度也就有所提高。
2.家庭状况的不同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内地文化认同带来的差异
对于内地文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态度显示了与对待本民族文化相同的特点。如对于“是否愿意用内地文化来改造家乡”等问题，来自家庭月收入高的被调查者一般都显示了积极的态度，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选择“非常认同”的在30%以上，而家庭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则徘徊在25%左右。对于“是否希望以后传播内地文化到家乡”的问题，来自家庭月收入3，000元～5，000元的被调查者选择“非常希望”的占54.5%，1，500元～3，000元的占47.6%，而来自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8.7%，与最高值相比，低了40个以上的百分点。相反，对于这一问题选择“不会”的则以来自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最高，为26.1%，比最低数值高了15个以上的百分点。对于“学习结束后的去向”的问题，来自家庭月收入1，500以上的被调查者有30%以上的人选择“留在内地工作或升学”，而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选择率只有10%，来自家庭月收入5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最低，只有4.3%。当然这个百分比背后的考虑可能由多种因素构成，比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或许更愿意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家乡的面貌，从而改变家庭的面貌，等等。但是，百分比相差如此之大，令人不能不考虑其中透露的倾向。
从以上几个问题可以看出，在对待内地文化上，少数民族大学生显示了与对待本民族文化基本一致的特点，即来自家庭收入水平高的被调查者显示了较为开放的态度，对内地文化采取了更多的包容态度。但是，相比而言，来自家庭收入中间水平的被调查者显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种态度耐人寻味，除了上面所述他们比较广泛地分布在内地的因素外，他们家庭经济状况既没有过多的既得利益，也没有生活窘迫挤压，这使得他们的心态可以处于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
3.不同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
调查显示，在信奉宗教方面，家庭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信仰宗教的程度”的问题，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认为宗教信仰程度比较深，57.6%的人选择“很深”，28.8%的人自认为信仰程度“一般”，不太信的只有7.6%，还有3%的人不信教。但在家庭收入3，000元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仅有26.2%的人认为自己信仰程度“很深”，比家庭月收入1，500元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低了30个百分点，而选择信仰程度“一般”的比例较高，为42.9%，又高出了15个以上的百分点，表示无宗教信仰的比例则高出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
在这一问题上，家庭收入在1，500元～3，000元之间的中等水平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选择显示了与对待内地文化一致的态度。他们选择“很深”的比例最低，为19%，比来自高收入家庭的被调查者还低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他们选择没有宗教信仰的比例最高，为28.6%，比来自高收入家庭的被调查者又低了14个百分点。可以说，对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的宗教，他们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游离态度。一般而言，中等收入的家庭在全社会的人员构成中通常居大多数，这些人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特别是来自这类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态度，对于我们了解宗教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以及未来走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不同家庭状况带来文化认同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同的家庭状况尤其是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的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被调查者的文化认同显示了两种不同的走向。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文化认同态度的变化与家庭所处的地区有关
调查显示，家庭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乡镇农村，其中家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91.3%，500元～1，500元的占60.5%，而家庭月收入1，500元～3，000元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自乡镇农村的仅占23.8%，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更少，仅为7.7%。居住在乡镇农村的人与外界的交流比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多，而如果所处乡镇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话，则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就更大。大学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在进入大学后往往很难在短期内完善自己的文化认同。
2.文化认同态度的变化更多地与家庭类型有关
调查统计显示，来自农民、个体户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宗教的信仰程度较深，其中来自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选择“很深”的为59%，来自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选择“很深”的为62.5%，比来自干部和工人家庭的被调查者高出了20个～30个百分点。来自干部和工人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显然与他们的家庭更多地接触其他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有关。另外，他们家庭成员的职业和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减了他们对宗教的精神依赖。而农民和个体户家庭则不同，他们的职业保障相对较少，个体户家庭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随时面临经营风险，农民家庭则更多的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谋求家庭的生存，这必然会对作为家庭成员的大学生的精神寄托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与家庭背景似乎不太匹配。他们的家庭经济生活相对优越，又有着文化资源的优势，生活的担忧和对外界文化的不了解显然不是他们对宗教信仰产生深厚感情的因素。而这种状况另有原因，这应当与在他们中间弥漫的一种疏离现实政治的倾向有关。
3.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随年级的升高呈现更加理性的态度
调查显示，高年级的被调查者往往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本民族文化和内地文化。例如，对于是否赞同本民族风俗习惯的问题，三年级以下的被调查者有3%～7%的人选择“不赞同应当有所改变”，但四年级以上的被调查者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则已经无一人选择这一选项。这表明随着知识的增加和学术修养水平的提高，高年级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事物已经开始摒弃过于绝对的看法，能够采取一种更加冷静科学的态度。对于“是否欣赏内地文化”的问题，三年级以下被调查者有15.6%的人选择“不太认同”、“反对”和“反感”，选择“非常认同”和“一般”的仅占70%左右，其中二年级最低，为59%。而四年级以上的被调查者则已经无人选择“不太认同”、“反对”和“反感”选项，全部选择了“非常认同”和“一般”，前者占58%，后者占42%。对于“是否希望以后可以传播内地文化到自己家乡”，二年级以下的被调查者中有26%左右的人选择“不会”，三年级被调查者下降到9.1%，四年级以上的被调查者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则已经无人选择这一选项，而是选择了“非常希望”和“一般”，其中选择“非常希望”的占到了58%。这都表明，无论来自何种家庭的被调查者，他们的文化认同态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高等教育的广阔视野和理性思考在他们的成长岁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对策
1.实现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良性转化的根本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进步
上面的阐述已表明，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消极因素相对较多。因此，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是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良性转变的根本。通过发展经济，为文化交流提供条件，不断开拓少数民族群众的视野，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打下良好基础。
2.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及全体教师要从生活上和思想上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的关心
鉴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家庭生活困难的较多，高校应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多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政策上要有适当倾斜，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和学校的温暖。他们感受到温暖后，自然会对教师和辅导员产生亲近感，教师就能更好地与之交流，从而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向好的方向转化。
3.注重寓文化认同的引导于教育中
前已叙及，高年级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趋向理性，这说明高等教育对于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有积极意义。因此，今后高校的教学应有意识地加入相关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在与学生讨论问题时，都应有意识地加强文化认同的教育，注意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他们在关注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关注中华民族文化，关注中华民族的进步，促使他们在提高学养的同时实现文化认同的进步。
4.发挥优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往往较为理性。高校教师和辅导员在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工作时要积极依靠这些学生，利用他们和本民族同学交流的优势以及在本民族同学中的影响，实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引导。
总之，家庭收入的差异确实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影响。如果高校能够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他们的文化认同的引导，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态度的良性转变必将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产生良好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包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