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翻译：文化身份的建构

    安湘君 薛军锋

    内容摘要：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的翻译转向的合流，翻譯研究的焦点转向了文化层面。在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加深，在对外传播本国文化的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彰显对保持文化特色至关重要。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转向 文化身份

    1.引言

    作为文化的使者，翻译在传播一国文化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英语语言的全球化，语言背后的英美文化正已经深入影响着全世界;随着中国的崛起，汉语言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正一步一步地扩大，通过翻译向世界译介中国，表达中国话语，构建中国文化身份正逐步繁荣。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影响，不但没有使不同的民族文化趋同，反而加速了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使得翻译研究逐渐进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王宁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完全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翻译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1]。

    2.两个转变

    在国际学术界，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形成了合流。在翻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当代文化理论对翻译的影响，苏珊·巴斯奈特和列弗费尔提出翻译的文化观[2]、劳伦斯·韦努蒂提出采取阻抗式的异化策略打破西方强势文化话语权的主导地位[3]，彰显弱势文化的文化身份;在文化学界，许多文化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如左哈尔、德里达、福柯等都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两个学术领域研究层面的合流对翻译理论的重新建构和翻译视角的拓展带了启发。从全球化视角去探讨翻译，韦努蒂、巴斯奈特等人提出后殖民翻译理论和异化论认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要突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新世纪以来，更多翻译理论家继续从相异视角探讨翻译的重要性，指出在跨文化语境和全球化语境下，翻译对促进文化交流、传播文化符号、构建文化身份的积极意义。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层面的合流其实反映了研究者们的两种视域。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翻译，一般以文化为中心，考察翻译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而从翻译的角度考察文化，则是考察文化在翻译发展中的作用。两种视域，使得两种转向各具特色，韵味无穷。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那么，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也应视为一种社会力量，一种作用于语族之间的文化动力。面对英语强势地位的减弱、话语权发生的变迁、语言民族主体性的加强的客观现实，陈宏薇认为，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交际活动，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言转换过程，而且是反映不同社会特征的文化转换过程。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必然的，在翻译研究中应加强翻译的文化意识，进一步确立文化观[4]。

    3.翻译中的文化身份

    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一国文化身份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向外传播本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翻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认为语言符号本身已经能够反应本身，对于单独语言和意义单位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的研究更重要，前者脱离了语言文本所在的文化大环境去考察翻译;文化学派和综合学派则侧重于在大环境中考察翻译的方式、目的和策略，将单纯的对语言符号和意义的翻译上升了对文化语境的翻译，开创了翻译研究的全新视角。巴斯奈特和列弗费尔在合著《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倡导文化转向，号召将文化、意识形态纳入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观点的提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这其中，译者和原文本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策略的选取显得极为重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韦努蒂提出异化的翻译策略，谴责归化主导了英美翻译文化，归化的翻译策略拒绝接受外国的差异，翻译严重缺乏对外国文化身份的尊重。翻译采用霸权主义的方法妨碍接受外国文化并采取优先权，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行为，加之又成功地消除了外国文化身份的外在痕迹。虽然异化可能会导致译文晦涩难懂，影响阅读的流畅性，但是其在宣扬原语的文化和创建原语的文化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非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对文化差异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开放自身文化可以使文化在目的语和目标文化身份中产生影响。韦努蒂为文化身份和归属感，以及外域差异性和翻译政治等复杂和反复出现的问题开辟了新视角。

    4.实证中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韦努蒂认为异化有益于民族文化的建设，能为语言社团打造建立在外国文本之上的文化身份，以获得政治上的自主权;异化能通过挑战目标语言中的文化规范约定性边界和自然价值观而削弱民族的理念。译者应注意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坚持文化信息的真实性，以保留和反映外国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使目标语读者理解传统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下面以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对《红楼梦》的翻译为例，讨论中英文化中的存在的差异。

    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夫妇翻译的《红楼梦》译本都是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这期间，第三世界国家因经济技术落后而依赖于殖民帝国才能生存，西方强权开始对它们实行文化霸权。杨宪益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阻抗式的翻译策略，保留了小说的主线“红”的异质成分[5]。在小说中，“红”在整篇小说中象征着贾家的兴旺，而“白”象征着贾家的衰落。“红”还象征着贾家对其后代贾宝玉的希冀。怡红院的颜色就是例证。杨氏夫妇保留了“红”的文化意象，凸显了中国“红”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文化的文化身份，这样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使目标与读者了解到“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霍克斯认为汉语“红”不同于英语“red”，而同于英语“golden”“yellow”或“green”，所以很多时候用“green”来代替“red”。“red”在西方文化中象征暴力、流血、生气等。因此，霍克斯用《石头记》作为小说名，用“石头研究”代替“红学”。纵使目标与读者能感受中国古典小说之美，却无法了解“红”在整篇小说中的文化意象和作用。对小说中“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一句，杨宪益和霍克斯译法不同：杨宪益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 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霍克斯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 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周志培，2003）。显然，杨宪益保留了“rice”和“meal”，霍克斯用“面粉”和“面包”取而代之，两者的差异源于中英饮食文化的差异。由此可见，杨宪益倾向文化翻译观，对文化因素采取保留的态度，凸显汉语文化，保存汉语的文化身份。

    5.文化翻译的前景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语言的一部分，它们紧密相连。当前以英语为载体的强势文化遍布世界各地，较之武力侵略，文化输出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却不会像武力进攻那样遭到强烈抵抗。面对强势文化的大举进攻，弱势文化逐渐消融，丧失了个性，丢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翻译之所以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是因为语言在反映文化的同时又受到文化的限制，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合理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6]。通过翻译展现自身独特魅力，让不同文化的人们了解和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和翻译文化经典时，译者应注重文化成分的翻译，彰显中国文化的文化身份，以此融入世界文化融合的潮流。

    参考文献

    [1]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诠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6：33-42.

    [2]Bassnett， Susan &Leefvere， Andrw（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 Shna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许钧.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03）：219-226.

    [5]彭爱民.劳伦斯·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与文化交流和翻译——以《红楼梦》英译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08）：21-24.

    [6]黄永存.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对汉语新词英译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6（4）：113-114.

    基金项目：2017年湖北医药学院人才启动金资助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7QDJRW06）

    （作者介绍：安湘君，湖北医药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育和二语习得等研究;薛军锋，湖北医药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ESP，应用语言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