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下的人才发展战略构想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这为乡村人才成长提供了广阔背景和有效机遇。应确立新时代乡村人才发展战略构想，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动力源之所在。一是要树立乡村人才的整体发展观，二是要探索乡村人才成长新模式，三是要创办有利于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各类学校。其中，县委书记、乡镇干部、村干部、乡贤、志愿者、乡村学校等，是乡村人才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必须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进行大胆甚至非常规的制度创新，以便尽早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奋斗目标。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才成长；战略构想；创新模式；第二学校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乡村治理研究”（YZD2011—16）；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C9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01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这将成为改变当下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转折点。“乡村振兴”将从根本上确立乡村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也为其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奠定了基调。然而，如何振兴乡村，研究者尚缺乏创新性和有效性思路，对于“人才成长”这个关键词或瓶颈问题更缺乏深入探讨，致使“乡村振兴”很难落到实处。本文认为，人才培育和发展是“乡村振兴”的要义所在，必须突破以往的人才发展理念，形成前瞻性、有机性和战略性的格局与构想。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伟大系统工程。
一、树立乡村人才整体发展观
乡村人才之缺乏甚至匮乏，并非始于今日。对于乡村人才的重视以及培养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于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工作的始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乡村人才外流和缺失变得愈加严重，有的村庄甚至出现人才“饥荒”，即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村各类实用人才只有1690多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的3.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才之缺乏。① 而各级优秀领导干部在乡村更为缺乏。没有人才的乡村，不要说振兴，就是维持也是一句空话。何以会出现乡村的人才“饥荒”状况，我们应怎样从根本上解决乡村人才缺乏问题？对此，不能不从观念上进行思考和突破。
在许多人看来，所谓城镇化就是去鄉村化，于是乡村人才也就如同乡村的凋零一样，变得越来越缺乏。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从乡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少有愿意回来工作的，城里的干部多不愿到乡村工作，退休人员也多在城里住，就连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久而久之也不想回农村了。整个乡村人才变成单向度的外流，少有向内进入者，这是一种极不对等的人才流动状态。近些年，党和国家加大了向乡村输入人才的力度，像让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建立大学生村官制度，倡导和激励年轻人到乡村接受锻炼等，都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其最大的问题是时间短，有的甚至成为走马观花式的镀金，还有的功利心太强，致使乡村人才仍处于缺乏、不稳定和低效状态。可以说，目前的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有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很难真正起到乡村振兴的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并彰显乡村社会的内在价值和魅力。
首先，需打破城乡人才流动的区隔与壁垒。一般意义上说，城乡人才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也是为什么不少高级干部都有基层工作经历，有的甚至接受过各式各样的基层锻炼。从国家干部晋升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如要得到提升和重用，必须有一定期限的基层工作阅历。如根据规定，“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②。然而，事实上，城乡人才流动有着巨大的障碍，这就造成城乡干部较难正常和自由流动的困局。比如，一个乡村干部要成为城市干部，无异于跨越一道鸿沟；大多数乡镇干部很难成为县市干部，有的一辈子就在乡镇内部交换流转。村干部更是如此，由于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行政官员，所以较少能成为国家干部，这就严重影响了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成为其贪腐和惰政的根源之一。尽管有的地方进行了村干部可晋升为乡镇干部的尝试，但较少能够持久下去的，更不要说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创新并不多见，根本不能改变广大乡村的人才交流理念。未来必须真正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升降制度和机制，全面打破目前的区隔，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理念，让包括村干部在内的优秀的乡村干部“能上”，并且有快速的跨级上升通道。果能如此，乡村干部就会变得富有吸引力，并快速成长起来。同理，有志于到乡村工作的城市人才也可以突破各种阻力和限制，成为乡村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
其次，要高度重视对于主要乡村干部的选用。整体而言，乡村干部的选用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点更是得到了明显加强。如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兰考同焦裕禄干部学院部分乡村干部学员座谈时指出：“乡村处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末端，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在座各位可以说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位子不高但责任很大。现在，农村发展和管理对基层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家要多思考如何把基层干部当好。”③ 近些年，中央高度重视优秀县委书记的培训和评选活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如何重视乡村干部，尤其是如何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是一项需要认真研究的工作。就目前情况看，对于乡村干部的重视远远不够，对于县市、乡镇、村干部的重视程度也呈递减之势，这也是造成乡村社会问题众多，尤其是腐败现象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将村干部比成一个人的十指，那么乡镇干部就是他的手腕，县市干部就是其臂膀，国家方针政策的传达和落实需要各级干部包括乡村干部的分工和协作。因此，对于乡村干部容不得半点忽略，更不能简单笼统而不加区分地看待乡村干部，而应赋予其各自独特的功能以及不可代替的价值。以村干部为例，它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与广大村民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其优劣高下至关重要，对之不可不慎重选用。乡镇干部在国家干部体系中处于末端，但它具有桥梁和中介作用，是上承下达的关键。如果乡镇干部得其人选，一定会上下通畅、得心应手，否则必然会事倍功半。还有县市干部，它是党和国家与广大乡村联系的大动脉，如无得力的县市干部，广大乡村与国家肌体就会变得十分隔膜。因此，必须科学地理解乡村干部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与党和国家的关系，否则乡村人才不可能得到真正重视，更难以做到因才而用和各得其所。
再次，应充分发挥乡村人才安居乐业的特殊优势。就如同不能就农村研究农村一样，对于乡村人才问题也要与乡村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因为要真正让乡村人才不断涌现和快速成长，一定离不开乡村优势的发挥。这就要求我们快速解决目前乡村社会存在的短板问题，主要包括生活环境、硬件设施、公共产品供给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吸引天下英才。具体而言，乡村人才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配备和提升，尤其要在乡村的文化建设上给予大力支持，从而展示乡村社会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当乡村社会有了美丽的生态环境、方便快捷的交通设施、高水平的医疗和教育、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时，就不愁乡村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方面，一些特色小镇建设吸引了大量人才，这对各地乡村人才的储备不无借鉴作用。
总之，必须从整体上理解乡村人才问题，否则就会陷入机械论。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待乡村人才问题，不要说不会有乡村人才的兴旺，即使有也会很快枯竭。另一方面，乡村干部本身也是一个整体，它需要在强调县、乡、村等关键环节时，更注意其内在的关联性，否则永难打开乡村人才问题自身存在的一个个死结。
二、探索乡村人才成长新模式
尽管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一直备受关注，各地也不断开展了一些创新性探索，但整体而言仍存在着惯性思维甚至固化模式，这严重影响了乡村人才工作的长远发展，也难以真正整合、强化、优化乡村人才队伍。我认为，必须打破成规，加强创新，注重实际，紧接地气，让乡村真正成为优秀人才的蓄水池和制度创新的实验场。换言之，必须以非常规的创新将各路英才吸引到乡村，从而全面带动和提速乡村社会发展。
一是创新县委书记任用制度。由于长期以来的干部升迁制度的限定，县委书记多是按程序任用，如从乡镇或县级领导干部提升，或从地委等层级下派。这两种方式的优点是强调层级渐进和实践的重要性，但其最大不足是过于突出层级关系，这样较难将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从乡村振兴的角度考虑，县市是联系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县委书记是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因此必须适应乡村振兴的要求，大胆创新县委书记的任用制度。除了就近从高低两层选任县委书记外，还可越级和破例选拔。如有优秀的厅局级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欲任县委书记，可让其在保留級别的情况下到县域大显身手。当然，对那些特别有才干的乡镇甚至村干部，即使他们级别不够，也可通过考察破格提升为县委书记。我们的目的不是按部就班、刻舟求剑地选用县委书记，而是将最优秀的人才放在这个岗位。以一个省的正副厅局级干部为例，其数量往往不下百人，按现有的选用模式，他们较少或较难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其实，不少有真才实学的正副厅局级干部甘做县委书记，而不愿在厅局级干部中换来调去，与其混迹于大量的厅局级干部之中，还不如到县上为造福一方发挥一己才干。像古代的郑板桥、当代的焦裕禄，他们虽只是个县级官员，但贡献和影响力并不比更高级别的官员小。秦始皇时，李斯强调：海内一统，皆为郡县。④ 之后，中国历代基本沿续了秦朝的郡县制，并选拔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去做县令，以至于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习近平也表示：“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⑤ 因此，从国家和政府角度说，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宣传县委书记的重要性，增强其荣誉感，另一方面要破除陈规，鼓励有志向、有才干的高层级干部去当县委书记，这样乡村振兴就会充满希望。当然，让高层级的领导干部屈身当县委书记，必须保证其级别不动、待遇从优、提升优先，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志于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更要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从而创造全国上下领导干部争做县委书记的局面。
二是把好优秀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选用关。乡镇干部职低位卑权小，但责任和影响却很大，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乡镇的发展及其命运。目前的乡镇干部尽管对于维护乡镇稳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是较为明显的：第一，乡镇干部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突显。在不少人看来，乡镇干部是领导干部的一个余数或尾巴，有能力有作为者可升迁为更高层级，能力一般或无能者被放在乡镇。第二，乡镇干部的选用过于简单随意，缺乏严格的审核、考核、监督，致使不少乡镇干部文化和道德水平不高，能力不强，有的甚至带病上岗。第三，乡镇干部的管理创新明显不足。不论是对乡镇干部的为政方式，还是对乡镇干部的工作状态，都有监管不到位的情况，致使不少乡镇干部不作为甚至尸位素餐，更不要说创新性开拓与发展了。村干部也是如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村民自治对于乡村治理意义重大，但贿选、黑社会干预、腐败成风、道德滑坡、利己主义与金钱至上等，也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负面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村民自治开展数十年后，不少村庄仍然贫困落后，以至于不得不选派机关干部到村帮扶整改。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开始探索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做法，这是一个创举，也收到了良好效果。不过，因其临时性和整改性，大大削弱了其可持续性与有效性。可喜的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规定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1至3年，且要“确保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这一规定弥补了以往进村当第一书记的短期性和不安定感，但在村庄第一书记的任用上，仍缺乏开放性、探索性、创新性。因此，建议国家和各级政府确立这样的为政理念：治国先治县，治县先治乡镇，治乡镇必自村庄开始，以便打下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坚实基础。在村干部、乡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要将民选与上级考核相结合，将自愿报名与审查相统一，将业绩与晋升相关联，并打破各种常规束缚，从而为乡村干部任用和成长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如县级职能部门有能力者，可要求到乡镇甚至村庄当第一书记，并将其职、责、权、利等直接挂钩，能使乡镇或村庄得以善治者，可享受更多物质红利与升迁机会。当然，更应鼓励那些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长期扎根乡村，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与坚定柱石。
三是鼓励和推进退休干部、乡贤、志愿者为乡村服务。现在的乡村人才缺失主因是“外流”远大于“进入”，许多原本可为乡村服务的人才难以发挥作用。以在外退休的领导干部和乡贤为例，他们中有不少人年纪并不老，体力和精力尚好，人脉畅通，经济实力雄厚，尤其有一颗报效乡里之心，然而因得不到政策支持，难以为家乡尽心效力。国家能否打破乡村干部任用制度，让那些优秀的退休干部和乡贤做乡镇和村第一书记？如果可行，他们一定会不负重望，将乡村治理得面目一新。不要说给这些人以物质激励，就是没有报酬，只给他们精神鼓励，他们也会为乡村社会发光发热并乐此不疲的。这是因为，在外漂泊一生的游子，无论以前如何，对家乡的恩情总是难忘的，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为家乡振兴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志愿者也是如此，与城市志愿者相比，乡村志愿者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距离。应建立长效机制，让志愿者尤其是家乡志愿者为乡村发展献计出力，努力开发利用好这一极富有潜力的人才资源。而事实上，当下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封闭性、保守性、形式主义堵住了人才“进入”的大门，从而将乡村变得缺乏活力甚至死水一潭。
乡村是一块广大无垠的乐土，它需要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并为之奋斗终生。然而，現有的制度与实践却把许多优秀人才挡在外面，更缺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理念和动能，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急剧社会变革是极不相适应的。今后，我们应借鉴以往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有益经验，也要总结其失利的教训，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尤其要结合乡村社会的特点，创造性地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不为任何成规与旧习所束缚。凡是有利于壮大和优化乡村人才队伍的做法，我们都可以探索和尝试，而无益和无效的都要摒弃。在此，最为重要的是，要高度重视和最大范围内选用县委书记、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充分盘活本地在外退休的干部和乡贤，更多吸纳志愿者深入乡村。只有这样，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才能走出一条创新性发展道路，乡村振兴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
三、以“第二学校”助推乡村人才成长
教育历来为家国发展之长远大计，有头脑和眼光者均会在教育上全力以赴。不久前，习近平还强调：“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人才，根本要依靠教育。”⑥ 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关键在教育，在通过教育获得优秀人才，从而形成乡村善治的原动力和内动力。从此意义上说，教育水平之高下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发展之程度。这也是教育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比教育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与文化获得了更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目前的乡村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利用“第一学校”，即由国家创办的正规的大学、中学、小学，而具有辅助性的党校、职业学校、夜校等“第二学校”的作用发挥不理想，尤其是缺少由社会参与办学、立足于乡村人才培养的专门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我们认为，除了靠“第一学校”为乡村培育人才外，还需要大力发展“第二学校”，有针对性地培养乡村专门人才。
第一，大力发展县级和乡镇党校。与大学、中学、小学这样的“第一学校”相比，党校是“第二学校”，是具有辅助性和培训功用的重要场所，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可在党校获得很好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党校，它们成为“第二学校”的核心力量与排头兵。不过，也应该承认，县乡尤其是乡镇党校的作用并未得到很好发挥，有不少乡镇没有成立党校，即使有也多是有名无实，至多挂个牌子，连基本人员也配备不齐，致使不少乡镇党校根本没有发挥培育乡村人才的作用。今后，应加大力量创建和发展县乡尤其是乡镇党校，使其成为乡村党员成长的重要平台和培训基地，以克服以往只有党员领导尤其是高层党员领导才有机会进党校学习的局限，让乡村党员也有机会接受党校培训。这既有助于乡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也是提高党员尤其是乡村党员干部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的捷径。至于如何创办乡镇党校，可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方法，可让外来的专家学者登台讲解，也可让乡镇领导尤其是有成就的乡村党员讲解，还可举行乡镇党员研讨会，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社会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总之，乡镇党校要避免政治空谈，而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的农村实际问题相结合，力求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道德品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意识等方面整体推进。
第二，全面建立有助于乡村人才成长的专门学校。就目前情况看，针对乡村的技术学校、职业学院以及农民学院也有一些，但整体而言并未形成规模，更未得到普及，而能将之下沉到乡镇一级的更是少见，更不要说立足于乡村干群现代化能力水平提高的专门学校了。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广大乡村亟需培训的干群数量惊人，但真正为他们建立的专门学校却比较有限，能切合乡村干群实际情况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未来的乡村人才培育必须加大气力建立专门学校，这既包括从全国范围着手建立“第二学校”，也包括将“第二学校”直接下沉到县市、乡镇，以便更贴近乡村干群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实际需求。以乡镇学院为例，如能建立以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生态、艺术、体育等为中心的培训学校，直接将广大干群作为培训学员，实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学习，那乡村人才就会获得内生动力，从而克服过于依赖外援式人才的局限。
第三，村庄农民可成立夜校、冬校等，利用业余和休闲时间学习知识、技能，提高道德、文化水平，培养艺术、养生兴趣，提升美好和幸福指数。这就接续了毛泽东、梁漱溟等人早年创办农校、业校的传统。其实，在广大乡村人才培育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有自主性和创新性，充分发挥基层干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以适应农村、乡村干部和农民更好发展的需求。目前，广大乡村干群业余生活贫乏，有的甚至陷于简单的唱歌、跳舞、打麻将，还有的误入赌博、吸毒、性淫乱歧途，这势必导致乡村各种社会问题多发频发。在村庄创办各式夜校、冬校，既可改变这些社会不良风气，又可让村民掌握农业和手工业等技术，还可提高其现代化生活管理技能，养成良好社会道德风气，培育充实、健康、高尚的审美趣味。这是一项立足长远、意义重大、功德无量的伟业。
当然，在乡村“第二学校”建设中，要格外注重举办各式各样、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班。在这方面，全国各地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像农村科技培训班、职业女农民培训班⑦，有的甚至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进行培训，还有的通过远程信息化进行培训。但目前乡村培训存在以下问题：过于重视技术而忽略文化素质，相对重视领导干部而忽略农民，形式较为单一而缺乏多样性，尤其是缺乏创新性培训。因为广大乡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各有其地理、文化、经济特点，所以应在丰富性、专门性、现代性、信息化等方面多下功夫。在广大乡村，可提炼出有代表性的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如针對婆媳关系、儿女教育、垃圾清理、财产纠纷、夫妻相处之道、干群关系、投资理财、婚恋嫁娶等乡村干群感兴趣的话题展开培训，以带动乡村人才培养。在强化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时，应深入贯彻农业部印发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精神，除了提高农民科技能力外，还要在培育现代农民品质上有所推进。这样的培训有以下优点：避免脱离乡村农民实际特点的虚空状态，从文化和精神高度提升新型农民的境界与品位，强化了问题意识和专业性特点。另外，对于乡村干部的培训也应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从而突破单一甚至形式主义的培训内容和方式。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怎样以战略的眼光，进行统筹安排，强化制度设计，注重实效，在与“第一学校”既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情况下，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创立“第二学校”。这就需要顶层设计与草根智慧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更需要县乡上下互动，还需要干群合力而为，以便让“第二学校”在全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开花结果。
乡村振兴是我们正在面临着的一项重大课题。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欠债太多，所以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这就需要实行乡村人才发展战略转型，改变观念，大胆创新，切合实际，有时需要进行非常规探索和变革。具体而言，应以整体的动态思维，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尤其是充分调动乡村广大干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果如此，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就会进入良性、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注释：
① 王浩：《农民培训更要接地气》，《人民日报》2018年1月14日。
②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稿），《人民日报》2014年1月16日。
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兰考两地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报道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④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9页。
⑤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讲话》，《求是》2015年第17期。
⑥ 习近平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1日。
⑦ 张岳：《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宣城开办》，《安徽日报》2014年9月12日。
作者简介：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100028。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才成长；战略构想；创新模式；第二学校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乡村治理研究”（YZD2011—16）；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C9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4-001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这将成为改变当下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转折点。“乡村振兴”将从根本上确立乡村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也为其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奠定了基调。然而，如何振兴乡村，研究者尚缺乏创新性和有效性思路，对于“人才成长”这个关键词或瓶颈问题更缺乏深入探讨，致使“乡村振兴”很难落到实处。本文认为，人才培育和发展是“乡村振兴”的要义所在，必须突破以往的人才发展理念，形成前瞻性、有机性和战略性的格局与构想。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伟大系统工程。
一、树立乡村人才整体发展观
乡村人才之缺乏甚至匮乏，并非始于今日。对于乡村人才的重视以及培养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于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工作的始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乡村人才外流和缺失变得愈加严重，有的村庄甚至出现人才“饥荒”，即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村各类实用人才只有1690多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的3.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才之缺乏。① 而各级优秀领导干部在乡村更为缺乏。没有人才的乡村，不要说振兴，就是维持也是一句空话。何以会出现乡村的人才“饥荒”状况，我们应怎样从根本上解决乡村人才缺乏问题？对此，不能不从观念上进行思考和突破。
在许多人看来，所谓城镇化就是去鄉村化，于是乡村人才也就如同乡村的凋零一样，变得越来越缺乏。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从乡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少有愿意回来工作的，城里的干部多不愿到乡村工作，退休人员也多在城里住，就连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久而久之也不想回农村了。整个乡村人才变成单向度的外流，少有向内进入者，这是一种极不对等的人才流动状态。近些年，党和国家加大了向乡村输入人才的力度，像让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建立大学生村官制度，倡导和激励年轻人到乡村接受锻炼等，都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其最大的问题是时间短，有的甚至成为走马观花式的镀金，还有的功利心太强，致使乡村人才仍处于缺乏、不稳定和低效状态。可以说，目前的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有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很难真正起到乡村振兴的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并彰显乡村社会的内在价值和魅力。
首先，需打破城乡人才流动的区隔与壁垒。一般意义上说，城乡人才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也是为什么不少高级干部都有基层工作经历，有的甚至接受过各式各样的基层锻炼。从国家干部晋升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如要得到提升和重用，必须有一定期限的基层工作阅历。如根据规定，“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②。然而，事实上，城乡人才流动有着巨大的障碍，这就造成城乡干部较难正常和自由流动的困局。比如，一个乡村干部要成为城市干部，无异于跨越一道鸿沟；大多数乡镇干部很难成为县市干部，有的一辈子就在乡镇内部交换流转。村干部更是如此，由于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行政官员，所以较少能成为国家干部，这就严重影响了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成为其贪腐和惰政的根源之一。尽管有的地方进行了村干部可晋升为乡镇干部的尝试，但较少能够持久下去的，更不要说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创新并不多见，根本不能改变广大乡村的人才交流理念。未来必须真正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升降制度和机制，全面打破目前的区隔，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理念，让包括村干部在内的优秀的乡村干部“能上”，并且有快速的跨级上升通道。果能如此，乡村干部就会变得富有吸引力，并快速成长起来。同理，有志于到乡村工作的城市人才也可以突破各种阻力和限制，成为乡村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
其次，要高度重视对于主要乡村干部的选用。整体而言，乡村干部的选用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点更是得到了明显加强。如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兰考同焦裕禄干部学院部分乡村干部学员座谈时指出：“乡村处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末端，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在座各位可以说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位子不高但责任很大。现在，农村发展和管理对基层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家要多思考如何把基层干部当好。”③ 近些年，中央高度重视优秀县委书记的培训和评选活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如何重视乡村干部，尤其是如何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是一项需要认真研究的工作。就目前情况看，对于乡村干部的重视远远不够，对于县市、乡镇、村干部的重视程度也呈递减之势，这也是造成乡村社会问题众多，尤其是腐败现象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将村干部比成一个人的十指，那么乡镇干部就是他的手腕，县市干部就是其臂膀，国家方针政策的传达和落实需要各级干部包括乡村干部的分工和协作。因此，对于乡村干部容不得半点忽略，更不能简单笼统而不加区分地看待乡村干部，而应赋予其各自独特的功能以及不可代替的价值。以村干部为例，它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与广大村民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其优劣高下至关重要，对之不可不慎重选用。乡镇干部在国家干部体系中处于末端，但它具有桥梁和中介作用，是上承下达的关键。如果乡镇干部得其人选，一定会上下通畅、得心应手，否则必然会事倍功半。还有县市干部，它是党和国家与广大乡村联系的大动脉，如无得力的县市干部，广大乡村与国家肌体就会变得十分隔膜。因此，必须科学地理解乡村干部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与党和国家的关系，否则乡村人才不可能得到真正重视，更难以做到因才而用和各得其所。
再次，应充分发挥乡村人才安居乐业的特殊优势。就如同不能就农村研究农村一样，对于乡村人才问题也要与乡村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因为要真正让乡村人才不断涌现和快速成长，一定离不开乡村优势的发挥。这就要求我们快速解决目前乡村社会存在的短板问题，主要包括生活环境、硬件设施、公共产品供给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吸引天下英才。具体而言，乡村人才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配备和提升，尤其要在乡村的文化建设上给予大力支持，从而展示乡村社会的独特价值和魅力。当乡村社会有了美丽的生态环境、方便快捷的交通设施、高水平的医疗和教育、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时，就不愁乡村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方面，一些特色小镇建设吸引了大量人才，这对各地乡村人才的储备不无借鉴作用。
总之，必须从整体上理解乡村人才问题，否则就会陷入机械论。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待乡村人才问题，不要说不会有乡村人才的兴旺，即使有也会很快枯竭。另一方面，乡村干部本身也是一个整体，它需要在强调县、乡、村等关键环节时，更注意其内在的关联性，否则永难打开乡村人才问题自身存在的一个个死结。
二、探索乡村人才成长新模式
尽管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一直备受关注，各地也不断开展了一些创新性探索，但整体而言仍存在着惯性思维甚至固化模式，这严重影响了乡村人才工作的长远发展，也难以真正整合、强化、优化乡村人才队伍。我认为，必须打破成规，加强创新，注重实际，紧接地气，让乡村真正成为优秀人才的蓄水池和制度创新的实验场。换言之，必须以非常规的创新将各路英才吸引到乡村，从而全面带动和提速乡村社会发展。
一是创新县委书记任用制度。由于长期以来的干部升迁制度的限定，县委书记多是按程序任用，如从乡镇或县级领导干部提升，或从地委等层级下派。这两种方式的优点是强调层级渐进和实践的重要性，但其最大不足是过于突出层级关系，这样较难将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从乡村振兴的角度考虑，县市是联系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县委书记是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因此必须适应乡村振兴的要求，大胆创新县委书记的任用制度。除了就近从高低两层选任县委书记外，还可越级和破例选拔。如有优秀的厅局级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欲任县委书记，可让其在保留級别的情况下到县域大显身手。当然，对那些特别有才干的乡镇甚至村干部，即使他们级别不够，也可通过考察破格提升为县委书记。我们的目的不是按部就班、刻舟求剑地选用县委书记，而是将最优秀的人才放在这个岗位。以一个省的正副厅局级干部为例，其数量往往不下百人，按现有的选用模式，他们较少或较难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其实，不少有真才实学的正副厅局级干部甘做县委书记，而不愿在厅局级干部中换来调去，与其混迹于大量的厅局级干部之中，还不如到县上为造福一方发挥一己才干。像古代的郑板桥、当代的焦裕禄，他们虽只是个县级官员，但贡献和影响力并不比更高级别的官员小。秦始皇时，李斯强调：海内一统，皆为郡县。④ 之后，中国历代基本沿续了秦朝的郡县制，并选拔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去做县令，以至于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习近平也表示：“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⑤ 因此，从国家和政府角度说，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宣传县委书记的重要性，增强其荣誉感，另一方面要破除陈规，鼓励有志向、有才干的高层级干部去当县委书记，这样乡村振兴就会充满希望。当然，让高层级的领导干部屈身当县委书记，必须保证其级别不动、待遇从优、提升优先，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志于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更要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从而创造全国上下领导干部争做县委书记的局面。
二是把好优秀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选用关。乡镇干部职低位卑权小，但责任和影响却很大，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乡镇的发展及其命运。目前的乡镇干部尽管对于维护乡镇稳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是较为明显的：第一，乡镇干部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突显。在不少人看来，乡镇干部是领导干部的一个余数或尾巴，有能力有作为者可升迁为更高层级，能力一般或无能者被放在乡镇。第二，乡镇干部的选用过于简单随意，缺乏严格的审核、考核、监督，致使不少乡镇干部文化和道德水平不高，能力不强，有的甚至带病上岗。第三，乡镇干部的管理创新明显不足。不论是对乡镇干部的为政方式，还是对乡镇干部的工作状态，都有监管不到位的情况，致使不少乡镇干部不作为甚至尸位素餐，更不要说创新性开拓与发展了。村干部也是如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村民自治对于乡村治理意义重大，但贿选、黑社会干预、腐败成风、道德滑坡、利己主义与金钱至上等，也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负面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村民自治开展数十年后，不少村庄仍然贫困落后，以至于不得不选派机关干部到村帮扶整改。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开始探索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做法，这是一个创举，也收到了良好效果。不过，因其临时性和整改性，大大削弱了其可持续性与有效性。可喜的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规定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1至3年，且要“确保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这一规定弥补了以往进村当第一书记的短期性和不安定感，但在村庄第一书记的任用上，仍缺乏开放性、探索性、创新性。因此，建议国家和各级政府确立这样的为政理念：治国先治县，治县先治乡镇，治乡镇必自村庄开始，以便打下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坚实基础。在村干部、乡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要将民选与上级考核相结合，将自愿报名与审查相统一，将业绩与晋升相关联，并打破各种常规束缚，从而为乡村干部任用和成长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如县级职能部门有能力者，可要求到乡镇甚至村庄当第一书记，并将其职、责、权、利等直接挂钩，能使乡镇或村庄得以善治者，可享受更多物质红利与升迁机会。当然，更应鼓励那些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长期扎根乡村，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与坚定柱石。
三是鼓励和推进退休干部、乡贤、志愿者为乡村服务。现在的乡村人才缺失主因是“外流”远大于“进入”，许多原本可为乡村服务的人才难以发挥作用。以在外退休的领导干部和乡贤为例，他们中有不少人年纪并不老，体力和精力尚好，人脉畅通，经济实力雄厚，尤其有一颗报效乡里之心，然而因得不到政策支持，难以为家乡尽心效力。国家能否打破乡村干部任用制度，让那些优秀的退休干部和乡贤做乡镇和村第一书记？如果可行，他们一定会不负重望，将乡村治理得面目一新。不要说给这些人以物质激励，就是没有报酬，只给他们精神鼓励，他们也会为乡村社会发光发热并乐此不疲的。这是因为，在外漂泊一生的游子，无论以前如何，对家乡的恩情总是难忘的，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为家乡振兴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志愿者也是如此，与城市志愿者相比，乡村志愿者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距离。应建立长效机制，让志愿者尤其是家乡志愿者为乡村发展献计出力，努力开发利用好这一极富有潜力的人才资源。而事实上，当下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封闭性、保守性、形式主义堵住了人才“进入”的大门，从而将乡村变得缺乏活力甚至死水一潭。
乡村是一块广大无垠的乐土，它需要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并为之奋斗终生。然而，現有的制度与实践却把许多优秀人才挡在外面，更缺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理念和动能，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急剧社会变革是极不相适应的。今后，我们应借鉴以往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有益经验，也要总结其失利的教训，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尤其要结合乡村社会的特点，创造性地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不为任何成规与旧习所束缚。凡是有利于壮大和优化乡村人才队伍的做法，我们都可以探索和尝试，而无益和无效的都要摒弃。在此，最为重要的是，要高度重视和最大范围内选用县委书记、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充分盘活本地在外退休的干部和乡贤，更多吸纳志愿者深入乡村。只有这样，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才能走出一条创新性发展道路，乡村振兴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
三、以“第二学校”助推乡村人才成长
教育历来为家国发展之长远大计，有头脑和眼光者均会在教育上全力以赴。不久前，习近平还强调：“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人才，根本要依靠教育。”⑥ 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关键在教育，在通过教育获得优秀人才，从而形成乡村善治的原动力和内动力。从此意义上说，教育水平之高下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发展之程度。这也是教育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比教育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与文化获得了更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目前的乡村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利用“第一学校”，即由国家创办的正规的大学、中学、小学，而具有辅助性的党校、职业学校、夜校等“第二学校”的作用发挥不理想，尤其是缺少由社会参与办学、立足于乡村人才培养的专门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我们认为，除了靠“第一学校”为乡村培育人才外，还需要大力发展“第二学校”，有针对性地培养乡村专门人才。
第一，大力发展县级和乡镇党校。与大学、中学、小学这样的“第一学校”相比，党校是“第二学校”，是具有辅助性和培训功用的重要场所，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可在党校获得很好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党校，它们成为“第二学校”的核心力量与排头兵。不过，也应该承认，县乡尤其是乡镇党校的作用并未得到很好发挥，有不少乡镇没有成立党校，即使有也多是有名无实，至多挂个牌子，连基本人员也配备不齐，致使不少乡镇党校根本没有发挥培育乡村人才的作用。今后，应加大力量创建和发展县乡尤其是乡镇党校，使其成为乡村党员成长的重要平台和培训基地，以克服以往只有党员领导尤其是高层党员领导才有机会进党校学习的局限，让乡村党员也有机会接受党校培训。这既有助于乡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也是提高党员尤其是乡村党员干部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的捷径。至于如何创办乡镇党校，可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方法，可让外来的专家学者登台讲解，也可让乡镇领导尤其是有成就的乡村党员讲解，还可举行乡镇党员研讨会，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社会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总之，乡镇党校要避免政治空谈，而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的农村实际问题相结合，力求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道德品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意识等方面整体推进。
第二，全面建立有助于乡村人才成长的专门学校。就目前情况看，针对乡村的技术学校、职业学院以及农民学院也有一些，但整体而言并未形成规模，更未得到普及，而能将之下沉到乡镇一级的更是少见，更不要说立足于乡村干群现代化能力水平提高的专门学校了。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广大乡村亟需培训的干群数量惊人，但真正为他们建立的专门学校却比较有限，能切合乡村干群实际情况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未来的乡村人才培育必须加大气力建立专门学校，这既包括从全国范围着手建立“第二学校”，也包括将“第二学校”直接下沉到县市、乡镇，以便更贴近乡村干群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实际需求。以乡镇学院为例，如能建立以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生态、艺术、体育等为中心的培训学校，直接将广大干群作为培训学员，实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学习，那乡村人才就会获得内生动力，从而克服过于依赖外援式人才的局限。
第三，村庄农民可成立夜校、冬校等，利用业余和休闲时间学习知识、技能，提高道德、文化水平，培养艺术、养生兴趣，提升美好和幸福指数。这就接续了毛泽东、梁漱溟等人早年创办农校、业校的传统。其实，在广大乡村人才培育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有自主性和创新性，充分发挥基层干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以适应农村、乡村干部和农民更好发展的需求。目前，广大乡村干群业余生活贫乏，有的甚至陷于简单的唱歌、跳舞、打麻将，还有的误入赌博、吸毒、性淫乱歧途，这势必导致乡村各种社会问题多发频发。在村庄创办各式夜校、冬校，既可改变这些社会不良风气，又可让村民掌握农业和手工业等技术，还可提高其现代化生活管理技能，养成良好社会道德风气，培育充实、健康、高尚的审美趣味。这是一项立足长远、意义重大、功德无量的伟业。
当然，在乡村“第二学校”建设中，要格外注重举办各式各样、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班。在这方面，全国各地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像农村科技培训班、职业女农民培训班⑦，有的甚至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进行培训，还有的通过远程信息化进行培训。但目前乡村培训存在以下问题：过于重视技术而忽略文化素质，相对重视领导干部而忽略农民，形式较为单一而缺乏多样性，尤其是缺乏创新性培训。因为广大乡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各有其地理、文化、经济特点，所以应在丰富性、专门性、现代性、信息化等方面多下功夫。在广大乡村，可提炼出有代表性的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如针對婆媳关系、儿女教育、垃圾清理、财产纠纷、夫妻相处之道、干群关系、投资理财、婚恋嫁娶等乡村干群感兴趣的话题展开培训，以带动乡村人才培养。在强化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时，应深入贯彻农业部印发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精神，除了提高农民科技能力外，还要在培育现代农民品质上有所推进。这样的培训有以下优点：避免脱离乡村农民实际特点的虚空状态，从文化和精神高度提升新型农民的境界与品位，强化了问题意识和专业性特点。另外，对于乡村干部的培训也应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从而突破单一甚至形式主义的培训内容和方式。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怎样以战略的眼光，进行统筹安排，强化制度设计，注重实效，在与“第一学校”既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情况下，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创立“第二学校”。这就需要顶层设计与草根智慧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更需要县乡上下互动，还需要干群合力而为，以便让“第二学校”在全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开花结果。
乡村振兴是我们正在面临着的一项重大课题。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欠债太多，所以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这就需要实行乡村人才发展战略转型，改变观念，大胆创新，切合实际，有时需要进行非常规探索和变革。具体而言，应以整体的动态思维，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尤其是充分调动乡村广大干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果如此，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就会进入良性、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注释：
① 王浩：《农民培训更要接地气》，《人民日报》2018年1月14日。
②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稿），《人民日报》2014年1月16日。
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兰考两地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报道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④ 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9页。
⑤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讲话》，《求是》2015年第17期。
⑥ 习近平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1日。
⑦ 张岳：《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宣城开办》，《安徽日报》2014年9月12日。
作者简介：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10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