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变化与发展
[摘 要]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作为教育科学领域的重要奖项，具有重要的社会评价功能。第三至第五届评奖结果见证了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变化与发展趋势。通过对近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统计、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获奖数量趋于平稳，成果含金量凸显；获奖覆盖面广，地域分布不均衡；获奖机构较多，不同类型机构和机构间获奖数量差异较大；外文类和研究报告类成果较少，国际化和社会服务水平有待提高；获奖著作和论文过于集中于少数出版社和核心期刊。
[关键词]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教育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8-0024-09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8.005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教育部6项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之一，由教育部面向全国各级各类教育科学研究特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级各类课题研究的优秀成果设立的奖项。旨在不断提高教育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该奖设立于1990年，进入新世纪以来，每5年评选一次，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评选，分别是1990年第一届、1999年第二届、2006年第三届、2011年第四届、2016年第五届，是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最高级别奖项，作为权威的政府科研奖项，在教育界具有广泛影响。获奖作品大多数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创新，能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的学术成果精品。本文通过对第三至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进行的实证分析，在总结20世纪末以来全国教育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同时，对教育科学的发展和成果评价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国内对教育部组织评选的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刘霞、何汶、邱均平对教育部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进行计量统计和分析，从奖励的角度研究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竞争力[1]。王永斌通过对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统计分析，对获奖成果的学科、学校、地域分布、研究内容、学术影响力进行了分析，用实证的方法分析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及特点[2]。王周谊通过对2009年教育部评奖，第五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数据的深入分析，揭示了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的总体面貌与发展趋势，以及高校之间在整体实力、成果竞争力和学科建设水平方面的差异状况[3]。王日春、王玉明以第一至第五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项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透视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并对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出了建议[4]。王永斌、孔令会、徐宏霞回顾了高校人文社科奖励制度的演进轨迹，认为高校人文社科奖具有重要的社会评价功能，第一至第五届评奖结果见证了30年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变化和发展趋势[5]。陈平从学科、学校、获奖者教育背景和年龄分布等四个维度，对第四届至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国际成果申报、获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此揭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6]。黄华伟以第七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数据为基础，对获奖成果奖的学科、地区、单位进行統计分析，总结了近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成效[7]。王军基于教育部第四至第七届优秀成果奖的统计分析，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近10年的发展现状[8]。
笔者通过梳理前期关于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相关研究，发现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某一阶段（连续几届）或某一届别的获奖数据进行整体分析，研究高校人文社科的研究竞争力或学术影响力；二是探讨某一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三是针对优秀成果奖的某一具体方面（或问题）进行数据挖掘，反映问题与提出建议。研究鲜有通过评奖数据探讨具体某一学科发展的文献，尤其是具有特殊性的学科。如教育学、艺术学等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单列学科获奖分析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针对同样由教育部评选出的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处理的研究仍比较欠缺。与过去的研究不同，本文以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批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优秀成果奖的分布情况，能够帮助获奖机构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及研究机构之间的水平差距，同时可以为各省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教育研究机构、科研管理部门制定教育科学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近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立项文件。从届次分布、获奖区域、获奖机构、成果类型、成果出版等角度对优秀成果奖的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了解和把握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特征及阶段性成果。所得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在分析过程中，为凸显获奖成果、获奖机构的影响，采用了加权求和排序的处理方法。为完整地、准确地了解获奖著作和论文的出版信息，使用互联网络搜索引擎和中国学术期刊网进行搜索查询，补充了相关出版信息。
本文选择第三至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批项目为调查样本，主要基于两点：其一，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评选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高校普遍将其视为教育科学领域的重要奖项，所以此奖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和现状；其二，样本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15年，这个阶段可以反映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变化与发展，全面检阅在此期间我国教育科研战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此研究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现状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三、获奖分布情况
（一）获奖成果基本情况
第三至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奖励活动共评出获奖成果870项。从获奖年份来看，第三届（2006年）283项，第四届（2011年）289项，第五届（2016年）298项。从获奖等次来看，一等奖57项、二等奖248项、三等奖565项，囊括了20世纪末以来17年间（1999—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大多数优秀成果。获奖成果数量分布情况（详见表1、图1）。从一等奖获奖比例来看，第三届为5.30%，第四届为6.57%，第五届为7.72%。一等奖比例呈上升趋势，有利于树立高级别奖项的精品形象。
根据近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奖励办法》，每届评奖设研究成果奖项300项。其中：一等奖30项，二等奖90项，三等奖180项，并根据需要设立荣誉奖，如终身成就奖。评奖范围包括列入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至“十二五”规划的各级各类立项课题；未列入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至“十二五”规划而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教育科研成果，或不宜公开发表和出版但被决策、管理部门采用的教育科研成果；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奖活动已获奖成果，或未参加评奖的成果。从各届获奖结果来看，获奖数逐年递增，获奖规模均控制在300项以内。需要说明的是，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下，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与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教育学科、心理学科）评奖活动实现了统筹，做到了统一标准、统一评审、统一奖励，更好地体现了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另外，表1显示的获奖数额与评选奖励办法的奖项指标不一致，有个别届次存在一等奖和二等奖有富余名额计入三等奖的现象。这一方面表明，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的严格性，宁缺毋滥，确保质量第一，体现了获奖成果的含金量；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科学领域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不高，达不到一等奖的评奖标准。
（二）获奖成果区域分布
为考察各地区教育科研力量和发展状况，笔者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获奖地区分布做了统计（表2）。除了海南省外，全国有30个省市区获得过这一奖项，获奖地区覆盖率为96.77%。从获奖频次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北、福建、陕西、浙江、山东、湖南、广西、四川、辽宁、重庆、安徽、河北、甘肃、吉林、云南、河南、贵州、天津22省区市连续3届获奖；青海、内蒙古、江西、西藏、新疆5省区各获奖2次；黑龙江、宁夏、山西3省区各获奖1次。从表2可以看出，北京市获奖数最多，高达244项，占全国获奖总数的28.05%，地区排名第一，这说明了北京教育科学发展的研究实力和地域优势。上海、江苏、湖北、浙江、广东5省市分别排在第2～6位。前三位的获奖总数为432项，占获奖总数的半壁江山（占比49.66%）。按地理区域划分，东部10省市有627项，占72.07%；中部8省市有133项，占15.29%；西部12省市有110项，占12.64%。统计结果不仅准确客观地反映了1999年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也揭示了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研究实力和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力量分布极不平衡。从获得一等奖的机构区域分布来看，共有11个地区的机构获得一等奖。其中，北京一枝独秀，有关机构在三届共57项一等奖中获得了31项，位列第1；第2～4名，分别是江苏7项、上海5项、湖北4项；其后是浙江、重庆、福建4省市各获得2项；广东、吉林、山东、陕西4省各获得1项。数据表明，在获奖的省份中，获一等奖数与获奖总数呈正相关，即获得一等奖的数量越多，该省获成果奖的总数也越多，所属区域的研究竞争力就越强。
（三）成果获奖机构分布
21世纪以来，教育部共组织了3次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活动，去除重复出现的机构，共有302家机构获得该奖项。其中第三届144家，第四届144家，第五届136家。从获奖频次看，获奖3次的机构有37家，获奖2次的机构有48家，仅获奖1次的机构有217家；从获奖者所在机构的类型来看，来自本科院校的研究者获奖最多，有627项，占获奖总数的72.07%；其他依次为科研机构的研究者88项，占10.11%；行政机构的研究者44项，占5.06%；中小学（含特殊学校）的研究者41项，占4.71%；军队系统的研究者32项，占3.68%；高职院校的研究者14项，占1.61%；其他机构的研究者24项，占2.76%。具体分布情况（表3）。从获得一等奖的机构分布情况来看，本科院校的研究者获奖最多，为37项；其次为教育行政机构和中小学（含特殊学校）的研究者，各获奖5项；军队系统和各类协会学会组织的研究者，各获奖3项；科研机构的研究者获奖2项；出版社和电视台的研究者各获奖1项。而高职院校的研究者则表现不佳，尚无人获得一等奖，说明现阶段高职院校科研实力弱，研究基础薄，教师科研水平低，在教育科研成果方面还难以产出学术精品[9]。
为充分反映不同等级获奖成果的水平，使统计数据趋于合理，笔者仅对历届连续评选出的常规奖，即一、二、三等奖进行统计，并分别赋予3分、2分和1分的权重分，从而求出各教育研究机构获奖成果的加权总分，以此观测各获奖机构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从表4可知，获奖总数位居前10的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教育部、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这10家机构仅占获奖机构总数（302家）的3.31%，但所获奖项的加权得分为432分，占获奖总分（1232分）的35.06%。从获奖成果的角度上看，可以认为前10家机构是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核心机构。统计表明，这些获奖成果主要出自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而从一等奖获奖的具体单位来看，排名前三的高校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11项、华东师范大学4项、华中师范大学3项，均为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樹人大学在第四届评奖中获得三等奖1项，广州商学院在第五届评奖中获得三等奖1项，是近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机构中仅有的两所民办高校。民办高校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国内这个公办院校呈绝对垄断地位的教育科研大舞台中崭露头角，研究成果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在全国竞争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四）获奖成果形式分布
在全部获奖成果中，著作获奖518项，论文获奖246项，研究报告获奖106项，分别占获奖总数的59.5%、28.3%和12.2%。从发展趋势看（图2），著作获奖比例由第三届的63.3%到第五届的53.0%，下降了10个百分点；论文获奖比例持续提高，由第三届的21.2%到第五届的36.9%，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研究报告的获奖比例则由第三届的15.5%到第五届的10.1%，下降了5个百分点。著作类成果占有绝对优势，但总体比例逐届下降，论文类成果的比例逐届上升，研究报告的比例也逐届下降。这一变化内在地反映出教育部评奖对以论文为代表的原创性教育科研成果的重视，论文类成果更能集中体现出作者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获奖成果形式数量分布情况（表5）。从获得一等奖的成果形式看，著作占绝大多数，而近三届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总量相当。在这10篇一等奖论文中，有1篇外文成果，获奖者是北京大学的贾积有、陈宇淏、丁竹卉、阮美贤。研究成果以“Effects of a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assessment system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a blended learning class for English subject”为题在国际著名期刊《计算机与教育》（Computers & Education，SSCI杂志，2012年影响因子达2.775）上发表，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科学“走出去”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五）获奖成果出版分布
出版机构作为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发布器，能够及时向公众发布教育科学研究新著，展示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帮助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现状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教育部公布的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名单未包含相关“出版、发表或适用范围”的信息。为了对獲奖著作和论文的出版信息有所了解，本文使用互联网络搜索引擎和中国学术期刊网进行了查询，并补充相关出版信息。在全部获奖著作和论文中，除了5部著作和10篇论文，其余513部获奖著作和236篇获奖论文均有明确的出版信息，具体情况如下。
513部获奖著作由137家出版社出版。其中出版获奖著作10部以上的出版社有10家，分别是教育科学出版社56部、人民教育出版社46部、高等教育出版社35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5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各19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部、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各11部、广东教育出版社10部。查询和统计表明，大部分获奖著作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这跟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验收的基本要求有关。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最终成果的基本要求：列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所有课题应在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20～40万字不等的学术专著1部或在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1～3篇不等的系列论文。
236篇获奖论文刊载于70多家期刊。其中刊载论文3篇以上的刊物有15种，分别是《教育研究》77篇，《高等教育研究》19篇，《心理学报》10篇，《教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各7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6篇，《中国高教研究》5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育学刊》和《复旦教育论坛》各4篇，《中国特殊教育》《心理科学》和《电化教育研究》各3篇。从以上数据来看，获奖论文主要集中在《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上，占了全部获奖论文（236篇）的40.68%，其余获奖论文的来源期刊则较为分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类的评选中，发表在权威期刊《教育研究》上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共有77篇，按届次分，依次为：第三届19篇，第四届20篇，第五届38篇；按等次分，依次为：一等奖3篇，二等奖21篇，三等奖53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都呈现上升趋势，由此反映出教育学学科的研究成果质量也越来越高。
四、结论与展望
第一，从获奖整体来看，获奖数量趋于平稳，成果含金量凸显，高质量成果稀缺。虽然评奖存在上一等级富余名额计入下一等级的情况，但也确保了获奖成果的质量，使得获奖成果的含金量更高。从另一个侧面看，近几年教育学科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项目少之又少，也反映出当前教育学科高质量成果仍十分稀缺[10]，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各省要成立教育科学研究院，推动协同创新，聚焦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破解。由省教科院或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组织省内科研力量较强的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研究机构、群众社团等智库，建立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围绕重大教育现实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力争产出一批具有操作性、应用性，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优秀成果。
第二，从区域角度来看，获奖覆盖面广，地域分布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的科研竞争力较强。从获奖区域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该奖的颁奖范围已覆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是，获奖地区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少数几个地区，无论是在获奖总数上还是在一等奖获奖数量上都占绝对优势。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获奖成果较少，东部地区的获奖数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时要重视地区差异，对中西部地区申报的优秀成果奖做适当调整和倾斜，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避免区域间教育科学研究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从而推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均衡发展。
第三，从机构角度来看，获奖机构较多，不同类型机构和机构间研究实力差距较大，层级明显。从获奖机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末以来全国已有300多家机构获得这一奖项，但是本科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获奖数量远远多于其他类型机构。尤其是高职院校，不仅获奖数量较少而且尚未获得过一等奖，表明其在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方面还存在一定困境，还缺乏比较有影响力和贡献力的研究[11]。同时，从获奖机构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获奖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教育科学研究机构，这可以体现出其在国内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军地位。获奖机构分布不均衡是科研实力分布不均衡的表现形式，这使得教育科学的科研竞争力呈现了金字塔式层级结构。不同类型的教育研究机构，要按照自身的科研实力，对本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做出准确定位并明确其发展方向，实行差异化的特色发展，打造有教育科研特色的品牌，重视在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研究上创新，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第四，从形式角度来看，研究报告类成果少，社会服务水平有待提高。从各类成果形式获奖比例可以看出，研究报告类获奖成果的数量及在全部获奖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这说明，我国教育科学为社会服务、为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的水平还不高。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实证研究所占比例偏低。以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为例，教育实证研究的成果不到10%。学术界普遍认为，提高教育研究质量和影响力，必须加强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教育研究机构要建设教育智库，开展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的政策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形成一批具有操作性、应用性、实践性的政策建议、改革意见、评估标准，以及建议性行政文件，及时报送《教育成果要报》，争取优秀的课题研究成果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报送给教育部相关司局，为制定教育政策提供有力支撑。
第五，从国际化角度看，外文类成果少，教育研究国际化水平亟需提升。外文成果获奖数为15项，仅占获奖总数的1.72%。在获奖外文成果中，著作3项，论文12项。从获奖届次看，第三届空缺，第四届1项，第五届14项；从获奖等次看，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8项；从获奖机构看，北京师范大学2项，首都师范大学等13所高校各1项。这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还很低，国内教育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受认可的优秀成果并不多。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内地高师院校的教育研究国际化明显落后于国内综合性大学和机构[12]。但从第五届外文成果获奖情况可以看出，获奖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反映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者正在根据自身资源和优势，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走出去”方式和途径，努力提升中国学术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具有研究基础的高校，尤其是作为教育研究主体的师范院校，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高校科研機构与国际知名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深度合作，鼓励科研人员参加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使中国教育研究水平走向世界。
第六，从出版角度来看，获奖著作和论文过于集中在少数出版社和核心期刊，“马太效应”日渐明显。学术评价应尽量避免简单地“以刊评文”“以刊定质”，用学术质量本身来评价科学研究。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即便是在普通刊物上发表，也终究会以较高的转引率、转载率等方式被传播和认可[13]。如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权威文摘类刊物全文转载。因此，优秀成果奖应以研究成果质量作为评价依据，同时还应摒弃简单以出版社和刊物的不同判断研究成果质量的做法[14]。此外，教育学是包含几乎所有学科范式的大领域，不同学术范式有不同的学术评价。例如教育科学研究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如产出、引用、政策影响）评价，教育人文研究以人文学科的标准（如同行声誉、长期影响、权威观点）评价[15]。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所分析的对象是20世纪末以来近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虽然是1999—2015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一部分，但由于这部分成果是从众多的参评成果中经过严格评奖程序遴选出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从一个长达17年的时间跨度来研究我国最优秀的教育科研成果，无疑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此，研究这些获奖成果的特点，将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面貌与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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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