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儒林列传》中司马迁的儒学观

    姚思颖

    内容摘要：《儒林列传》梳理了先秦至汉初的儒学发展脉络来考辨儒学六艺的师承沿革，同时又以春秋笔法对异化扭曲的儒林进行讽刺和批判。本文还进一步探究汉武帝时期儒学复兴的具体原因，在此基础上总结司马迁的儒学观。

    关键词：《儒林列传》 儒林 儒学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评论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长短，极力推崇“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的道家。据此，班固父子批判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思想倾向。于是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评价道：“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认为《史记》不以儒学为正统，后世也因此对《史记》颇有偏见。但是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也同时指出“儒家以六艺为法”，“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即便司马迁在《史记》的叙事观上继承了父亲推崇黄老之学的观点，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绍明世，正《易传》， 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表示自己秉承先人遗志的决心。司马迁认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贤，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4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历史理性精神使他在肯定道家“无为”思想的同时，也对儒家的道义精神表达赞许之情。

    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其中《儒林列传》系统地记载了儒家学派自孔子创立至汉武帝尊儒的发展历史，叙述了《诗》《尚书》《礼》《易》《春秋》五经至汉初到汉中叶的师承沿革。司马迁对孔子及儒学的地位的肯定体现了司马迁对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的重视，储欣在《史记选》卷六里提出“《儒林列传》序千百年文學废兴，悉备于此，至其叙述《六经》，推崇孔孟，亦复不遗余力。读此而犹谓太史公专尚黄老，岂非眊耶！”这也驳斥了后世很多人认为《史记》不以儒学为正统的观点。

    茅坤的《史记钞》卷八五写道：“太史传儒林，不采道德之士及说经者之旨，独疏六艺门户，此其不知学之故。古人云，汉儒传经而经亡，于此亦可概见也。”相反，“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笔者认为，司马迁正是意识到“六艺”在儒家传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才选择了重师承轻学术的写法。《孔子世家》中“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可以窥见司马迁对“六艺”地位的肯定以及对孔子的向往与景仰之情，而在《儒林列传》的首句“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却可以看出司马迁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当代汉儒的失望。吴汝纶也赞同“此篇以公孙弘曲学阿世为主。自公孙弘广厉学官，是后博士习经无通洽者，终汉之士，以博士家为俗儒。刘向、扬雄始振古学，而许贾马郑宗之，然皆不习博士经，是汉之儒风坏于孙弘，验也，太史之识卓也。”5

    在《儒林列传》对当代汉儒的叙述中，司马迁更是将矛头直指公孙弘：

    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此言一语成谶，在《平准书》里也记录有公孙弘堕落的缘由：

    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

    在《汲郑列传》中也有公孙弘和汲黯的交锋：

    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于是司马迁评价道“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6，难怪他要废书而叹：这样心胸狭窄、曲意逢迎、阴鸷恶毒之人算得上儒者？然而公孙弘并非个例，他实际上代表着汉初那些因儒学而起家显贵的大批儒生们，品行不端者大有人在。于是杨绍文感慨道“嗟乎！儒术之坏自此始矣。”7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

    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儒林列传》）

    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平准书》）

    公孙弘在面对卜式愿以家之半助边的请求时，没有因循人情站在国家角度来抵御匈奴，而以“非人情”之由纵容统治者与民争利，造成了国富民贫的局面。作为司马迁老师的董仲舒面对权势抛弃了“道”“德”，甚至屈于政治，以“天人三策”的学说为汉初的政治统治建立新的理论基础。当儒家抛弃了以道抗势、以德抗力的正言，失去了教化之力后，它在成为官学之时便滑入了利禄之学的轨道，沦为政治的附庸。这也许也是司马迁没有为董仲舒单独列传的原因。

    司马迁继承春秋笔法，褒贬鲜明，直书不讳。他毫不掩饰对儒学六艺、正言之学的欣赏，但同时对异化、扭曲、堕落的儒生和儒学进行了理性的解剖和批判，强调对孔子、荀卿等人所代表的“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笔者认为，当时汉武帝时期畸形、异化的社会环境也是司马迁抨击的对象。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汉书·贡禹传》）

    汉武帝即位后，汉朝开始经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尤其是在武帝后期的统治时期：“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8汉武帝劳民伤财，虽然抵御了匈奴，却造成了“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集中稳定政权，汉武帝急需新的政治理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抛弃黄老之学对社会的“无为”来集中自己对民生的控制权，转而利用儒生使之改造儒家经典以“有为”的手段来形塑帝国政治。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皇权思想的精神支柱来加强君臣之分。公孙弘由“为天下先”的理想堕化为“骛于功利”，董仲舒由“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到被“以为下愚”以至于最后“竟不敢复言灾异”离不开这樣的社会思想环境。汉武帝的煽动也是导致儒生滑向利禄深渊的推动力。不得不说，儒家在维护大一统的国家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上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如此，汉武帝实行的缺少黄老之学理论支撑的货币改制在推行之后并没有改善市场，反而导致了市场经济的混乱以及社会的不安定。反过来促使儒生选择求仕之路以获得优越的生存条件。

    尽管汉儒庸于世俗，汲汲于功名，但是“自孔子卒，京师莫崇摩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案如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学中关于教育的有益传统被保留下来，同时儒学的盛行推动了传统儒学经典典籍的保存、传播、发扬。于是王治皞在《史记榷参·儒林》提出“秦火过后，得以昌明六艺，则广厉学官之功，不可没耳。”

    司马迁以春秋笔法表示对儒学六艺、正言之学的充分肯定，也对异化、扭曲、堕落的儒林和儒学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同时强调对孔子、荀卿等人“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注 释

    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见《史记》。

    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见《史记》。

    3.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见《汉书》。

    4.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见《史记》。

    5.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6.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见《史记》。

    7.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