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失败的几脚

张国庆
在我的教育教学生涯中,我曾狠狠地踹过学生几脚。这件事过去将近九个年头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
事情发生在2005年。那年我教四年级。一天下午,我骑车刚进学校大门,就有几名学生大呼小叫地跑到我面前:“老师,六年级的郭杰(化名)打冯艳玲(化名)了!他掐冯艳玲的脖子掐了好长时间,冯艳玲都快憋昏过去了!” “老师,你快去看看吧!”
我马上意识到事情很严重,就急忙往教室跑去。一进教室,我就看见冯艳玲坐在地上哭,一边用手捂住脖子,一边在不停地咳嗽。看来,学生所言非虚。我的火腾地冒了上来:这还得了!得教训一下郭杰。如果不教训他,说不准哪天他会闹出人命来呢!想到这儿,我连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也顾不上问,就气冲冲地转身向六年级教室奔去。
冲进教室,我看见郭杰正坐在座位上像没事人似的嘻嘻哈哈。我直奔到他面前,没等他有任何反应,一下子把他拽翻在地,朝他屁股上使劲踹了几脚。郭杰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缓过神来,他便大声吆喝:“老师打人了!老师打人了!”听到他吆喝,我愈发恼怒,便揪住他的领子,照他屁股上又踹了几脚。我边踹边说:“就是要打你,告去吧!”当我走出教室时,回头狠狠地看了郭杰一眼,发现他也正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
打过郭杰之后,我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认为打他是对的,认为这是在为受过他欺负的学生出气,也是在伸张正义。郭杰在我们学校很有名气,从学生到老师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惧怕他,惧怕他的原因有三:一是他人高马大,出手“毒辣”;二是有几名学生常形影不离地跟随在他左右,对他言听计从;三是他在上下学的路上经常敲诈学生。由于他不是我的学生,我和他基本没有交往。现在他惹到我班的学生,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教训他一次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学生问题可以说没有任何教育的成分。郭杰打冯艳玲的事件发生之后,我压根儿就不是抱着平息事端、化解怨气、解决问题、转变学生的态度去处理的,而是带着情绪、怀着愤怒去报复郭杰的。这种报复所带来的后果是:形成师生之间新的对立,使郭杰本来就有缺陷的人格变得更加扭曲。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完善儿童的人格。在教育方法上,我们教育者只能循循善诱而不应该激化矛盾;在教育态度上,教育者需要理性,而不是用情绪对抗情绪,更不应该用暴力对付暴力;在教育效果上,应该是使矛盾双方能够达到彼此理解而不应该是增加仇恨。由于我在处理郭杰打冯艳玲这件事上与教育的本质没有任何关联,由此带来的恶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日益显现出来。
郭杰先后对我进行了多次报复,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在他毕业前的半年多时间,他放过我的车胎气,后来大概是看到我只需要重新打好气便可以骑车回家不解气,便又用铁丝在我的车胎上扎窟窿。毕业前一个星期,他用刀把我的内外车胎全都割成两段。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他毕业之后。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打印材料,他与几名学生用砖头砸碎了办公室的玻璃,差点砸住我。就在玻璃被砸碎的同时,我听到郭杰与那几名学生在窗外哈哈大笑。很显然,他们是为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高兴。
那几年,只要一提起郭杰,我就恨得牙根痒痒;只要想到他,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
最近几年,我对教育有了比较多的思考。回过头来看,郭杰的所作所为诚然不对,但我认为,从郭杰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一切问题,都应该归因到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或者说,郭杰在他的童年时代变成这个样子,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在学校里,老师的 关爱、呵护、信任、赞美等都与他无缘。人的生命中最大的痛苦不是贫穷,不是艰苦,也不是没有别人聪明,而是生命尊严被人漠视,是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受到歧视的标签行走在世间。郭杰的生命行为之所以呈现出极端化,当然有众多的原因,但毫无疑问,我在其中扮演着把他推向深渊的角色。
我想,假如郭杰在他的儿童时代能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呵护、尊重、理解、宽容,假如我们的教育没有那么多对学生充满歧视的标签,假如教育者在与儿童交往的过程中能正确引导他们,郭杰身上的种种问题还会出现吗?但生命的发展没有假如,我们对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现场直播。
对郭杰那失败的几脚牢牢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如果这个案例能够成为我们教育者的为师之鉴,我心里会得到莫大的慰藉。
(插 图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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