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一带一路”战略成都对外文化贸易新路径研究

    黄益倩　崔粲

    摘 要 我国在多元变化的国际环境下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不仅是一条连接欧亚非的经贸互通之路，更是一条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之路。而西部中心城市成都，不仅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今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交汇点，具有显性地位和战略意义。因此，本文主要挖掘“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正视其现存问题，探究其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城市发展寻找新思路。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成都 文化贸易 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71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9月至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多元国际环境中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性决策，助力我国新一轮對外开放和国际贸易，更促进沿线国家地区人民经济文化的“互联互通”，对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而成都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枢纽，早已开启了中国内陆与东南亚、阿拉伯地区乃至欧洲等地的经贸交流，是“高原丝路”和“喜马拉雅文化带”的东端起始点，贯通东西，联接中亚欧。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商贸文化往来，不仅促进了中国与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时也积淀了“天府之都”文化贸易的历史和基础。而迈进新时代的成都如何创新发展文化动力，进一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交流合作，彰显天府文化软实力，将成都发展真正融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宏大景观之中，这无疑是“一带一路”战略给予这座城市新的挑战与机遇。

    1立足“一带一路”战略，成都对外文化贸易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具有宏观战略意义。2014年国务院签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我国对外文化贸易规模逐步扩大、结构不断调整，但仍存在着文化贸易出口额比重低、核心文化产品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而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深入合作，作为“文化”领头兵的文化贸易，势必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市场需求，制定精准传播策略，拓展对外文化贸易空间，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规模和质量。作为“一带一路”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成都拥有区位、政策、文化资源等系列优势，探寻其与不同地区、国家间文化贸易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价值，一面回应着宏观战略发展的要求，另一面也显示枢纽城市在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下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厚积薄发，前景广阔。成都自古即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三大交通走廊的交汇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汇聚处，是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的交通走廊，早已积淀了对外文化贸易交流的历史基础。现代化建设则为促进成都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

    而成都丰厚的地理资源、生态资源、历史资源、民俗资源和文化资源既是其发展文化贸易的不竭源泉，又激活文化创新的内生动力。而城市也珍视其文化资源，将文化作为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心。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备与政策环境的成熟，人才技术孵化工程的襄助，通过建立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以服务平台带动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扶持对外文化贸易行业协会等途径，成都将更好地吸收“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将成都文化的内生力、传播力、感染力转换成现实生产力，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彰显长远的发展前景。

    再次，成都对外文化贸易也将促进和扩大天府文化的海外传播，凸显中华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建构。文化贸易本质是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播与交流，其中凸显的是国家与地区的文化软实力。

    2“一带一路”背景下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不仅为新时代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因为多样复杂的国际环境生发出新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梳理成都对外文化贸易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务实的姿态回应“挑战”。

    首先，尽管“一带一路”战略开辟了巨大的市场，然而成都文化产业自身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多元和个性化市场需求，制约了文化贸易长期稳定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达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巨大的空间跨度和集聚的人口数量形成复杂多元的对外贸易环境。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信仰、风俗人情、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迥异，各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语境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义性，造成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具有多元差异的特征，这就对成都乃至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目标受众市场分类细致的调查，基于调查分析之上的专业独特的创意，以及精准对位的传播与销售，才能降低文化贸易中文化折扣，取得竞争优势，形成长期稳定的出口。而面对如此庞大多元又细分精致的文化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的成都文化产业不仅欠缺多样的产业类型，更缺乏深耕细作的优质产品，在种类与规模，质量与专业上都存在着拓展和深化海外贸易的局限。比如历史悠久且艺术至臻的“成都漆器”一直是成都对外贸易的重要文化产品，然而随着贸易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需求的时代化，漆器外贸出口曾一度停滞，而漆器创作与生产也正在尝试突破其仅止于“工艺摆件”的单一性。

    其次，内生性的原因则是成都对外文化贸易结构不合理，对外文化贸易平台运行不畅，缺乏重点扶持的文化出口企业，因此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也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2017年成都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10.1亿美元，其中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占比仅为1.27%，对外文化贸易总体规模较小。而就对外文化贸易的产品和服务类型而言，主要以演艺、玩具、蚕丝等劳动密集、产业附加值小的类型为主，而网络视听和高科技文创等核心产品鲜有。同时，依托于文化节庆活动展开的文化贸易平台大部分面向国内市场，对外搭建项目渠道单一、平台狭小，文化贸易“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另外，缺少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的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也难以生成联动效应，形成文化产品批量出海的规模效益，这又反过来桎梏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长远而言，对外文化贸易的局限将反制文化产业的创新。

    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依然离不开“人才”，专业对外文化贸易人才的短缺亦是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瓶颈。“一带一路”战略催生了广阔的文化贸易市场，引领着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急需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练国际贸易业务，懂得文化市场运作方式，洞悉国内外相关政策法规，又具有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专业能力的文化经纪人、制作人、策划人等复合型文化创意人才。而专业教育的整合和实践导向的人才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与沉淀，针对特定文化市场和文化贸易的专业人才甚至需要“订制”，这是“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智库建设的需求，同样也是影响成都对外文化贸易的关键。而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的保障，配套政策措施的跟进，这恰好又是一个迫在眉睫而又难以一蹴而就的长期工程。

    3“一带一路”战略下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新路径探索

    立足“一帶一路”宏观国家战略，结合成都对外文化贸易的实绩，以“问题”为导向而构建新时代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新路径，应立足于三个维度：

    首要的维度是加强文化生产力的创新驱动，打造成都城市文化品牌；以品牌为“IP”，深度挖掘和开发“IP”价值。

    文化创新驱动是文化产业、文化贸易不竭的源泉。拥有丰厚自然资源、民俗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的成都应将系列资源科学合理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将资源转化为生产力。这就要求用创新能力挖掘天府文化的核心内涵，延展与阐释其核心价值；推动文化资源利用模式的革新，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产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之上，重点打造高端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依赖“西部博览会”“成都世界非物质遗产博览会”“成都创意设计周”等文化活动和项目大力开展借势营销和品牌营销，不断扩大成都对外文化贸易的国际影响力，主动带着文化产品与项目出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促进天府文化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消除隔阂增进理解，从而提升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塑造生动活泼又现代多元的成都城市文化的品牌营销力。而具有高度品牌营销力的成都城市文化则可以转化为内涵不断创新发展的“IP”，而这构成了文化生产与文化贸易的正向循环。

    其次，能否促进产业链上游的文化创意、科技、版权等文化产品和服务比重的提高，实现政策、资金、信息多平台的协同运作，对成都文化贸易布局尤为关键。“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市场环境，成都应依据现实条件提高高科技和附加值大的核心层产业比重，进行多平台协同整合：依据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成都市政府应不断完善对外文化贸易政策，积极落实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具体意见，整合机构责任主体，为成都对外文化贸易提供政策助力。同时，进一步加强投融资机制平台的建设，细化金融支持，鼓励多种资本的进入，为对外文化贸易提供良性和持续的资金运转平台。搭建本土到国际的贸易平台，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信息咨询平台、文化展示平台和交易平台，完善法律、保险、评估等多维度支持体系。尤其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加强与区域性文化企业与文化机构的合作交流，有的放矢的搭建文化贸易与合作平台，旨在形成稳定长效的交流贸易机制。

    第三个维度则是以人才队伍建设稳固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积极培育高端复合型人才，形成对外文化贸易的智库。不仅要依据“成都市‘十三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培养不同层级的文化产业人才，更要立足“一带一路”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实际需求，有规划有步骤的搭建文化创意产业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培养平台。依托成都本地几所高校的资源优势，引导高等院校加快创意产业和文化贸易相关学科的整合，立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贸易实施人才培养“订制”。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制定相应的人才支持和评价体系，鼓励高端的文化贸易人才进入对外文化贸易实践，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培养具有国际性视野和适应国际化竞争的人才。在培养之外，也要积极引进高端人才。2018年5月27日，首个国际文化人才港正式落户成都。这不仅是国内首个国际文化人才聚集地，同时也开启了成都国际文化人才交流的门户。

    “一带一路”始于贸易，发扬于文化；分散为不同地区国家的发展交流，归聚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文化交流与文明共生之路任重而道远。立足“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成都对外文化贸易一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然面临重大挑战，成都应紧扣“拓展城市文化品牌”和“深挖文化创造力”两个行动抓手；从政府职能、投资机制、贸易平台进行“三大转型”，促进文化资源续航、优化人才培养、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推动文化传播的“四大能力”，从而促进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焕发“天府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2018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立足‘一带一路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8R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益倩（1980.8-）女，汉族，博士研究生，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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