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视域下单位 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马玉龙

    摘要：“三社联动”作为当前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已引起多方关注，内蒙古B市D社区“三社联动”的治理实践表明，在单位社区的治理实践中，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政府等基于社会理性化逻辑形成了一致的社区发展目标，促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合作行为，而且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理性的发育，使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实现良性互动。

    关键词：三社联动；社会理性；单位社区；政社关系

    中图分类号：D669.3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8.03.007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创新社会治理被提上重要日程。社区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2013年11月民政部与财政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意见》，明确提出“三社联动”的工作要求，即按照“政府扶持、社会承接、专业支撑、项目运作”的思路，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服务治理机制。“三社联动”作为推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机制，已经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并被推广。

    “三社联动”的推进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致力于调动多元社会力量支持城市社区的发展。目前学界对于“三社联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三社联动”基础概念的明确与探讨，徐永祥、曹国慧将“三社联动”概念界定为：三社联动是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领域，围绕居民开展的社区治理活动，目的是提高居民福祉，实现基层民主，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顾东辉则认为三社联动有“主体联动”和“要素联动”两种解读，也可以视为社区传统机构、社会工作机构和其他机构，针对社区议题，基于社会理性而协作行动，并依托社会工作方法，实现社区发展任务。二是各地“三社联动”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陈金城与叶南客根据各地经验划分了“三社联动”的模式，主要有内需驱动型、項目引领型、政府主导型、体制创新型、理念践行型五种模式，并构建“组织化拉动、社会化运营、多元化发展、项目化支撑、专业化导向”的五大发展战略。

    单位社区是依附于单位体制而存在的，随着社会转型，单位体制的解体，单位社区呈现衰落化的特征。一方面体现为社区的的房屋、公共设施老化，公共服务缺失；另一方面体现为社区的老龄化以及阶层分化，社区的老龄人数逐年上升，社区活力匮乏；同时社区的居民越来越以中下阶层为主，出现社区“贫民化”的现象。 “三社联动”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民办社工机构）为载体，以社工为骨干，通过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通过社工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服务，实现社区多元服务供给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

    二、单位社区“三社联动”的治理实践：D社区的经验探索

    D社区辖区总面积约19万平方米，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是某国企的老旧社区，现有楼房66栋，楼房一共3054户，社区居民7600多人。社区里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人口90%以上是某国企的住宅及职工，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到总人口的30%，社区老龄化现象明显。2013年7月在昆区总工会的扶持下，D社区设立了以居委会主任名字命名的“郭孝红劳模创新工作室”。郭孝红工作室秉承“平等 关爱 包容 和谐”的使命，引导创建互助社区，矢志成为服务弱势家庭及倡导社区和谐发展的专业服务机构。机构由本市从事或关注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的专家、专职社会工作者及有关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热心社会工作的其他人员组成，是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专业性、联合性的社会组织，四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赢得居民广泛认同。自2013年成立工作室以来，D社区逐渐形成了“三社联动”的社会治理新形式，主要体现为社区党支部的示范作用，社会组织引入与培育，社会工作者人才整合等几方面。

    党支部的示范作用：社区社会团结的重塑

    社区的社会团结主要强调社区居民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应对事件的能力，集中探讨社区的凝聚力。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单位社区的共同体功能日益衰微，社区日益走向原子化、空心化，公共性衰落。社会团结重塑的关键在于“中间组织”的培育与发展。D社区社会团结的塑造则依赖于发挥社区党支部的作用。辖区共有党员720人，在职党员175人，退休党员546人。其中，已经建立4个特色党支部，即书法党支部、关心下一代党支部、运动类党支部和联合党支部。结对共建单位是包钢十小、建设局机关党支部、市巡警支队二中队，联合党支部是包钢十小党支部。在社区党支部书记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进性作用，尤其是注重发挥退休老党员的余热，不间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活动。

    第一，关注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和兴趣点。D社区党支部一直在探索如何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并且觉得通过空头标语宣传无济于事，应该寻求与居民利益以及兴趣的结合点，这样才能使社区恢复生机与活力。例如，D社区党支部在深入了解该社区老年人群较多以后，基于老年人对身体健康的关注日益加强的特点，主动出钱、出力完善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并且党员轮流、按时对健身设施维护，并打扫健身场地，清理垃圾，而且成立了常青藤老年健身队，增强老年人体质。

    第二，凝结人气，扩大社区居民参与。该社区党组织成员大部分是国企职工，大家努力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社区服务，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一位老党员退休前是国企的文艺干事，他在书法等方面有一定造诣，现在社区板报每期都由他出，而且定期在社区文化室举办自己的书法作品展和讲座，吸引了很多居民参与进来。

    第三，明确党组织宗旨，增强组织凝聚力。该社区在社区党支部书记的引导下，定期开展党支部会议，交流工作上的经验心得以及生活上的疑难困惑。明确党组织的宗旨，形成以“社区居民为核心”的工作理念，增强了组织的向心力。

    社会组织的引进与培育：公共服务资源的引入与在地化

    D社区“三社联动”的核心在于，代表基层政权的街道主动支持该社区成立本地的社会组织即“郭孝红工作室”，并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形式支持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在该社区开展服务活动，实现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在地化，激发社区活力，进一步推动“政社不分”向“政社分工”机制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社区组织化进程。最近几年，该区不断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针对以往为居民服务不及时、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该区以居委会为载体，大力开展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积极扶持各具特色的社区群众工作室开展工作，将服务窗口前移至居民身边。同时，对于该社区本地的社会组织即“郭孝红工作室”而言，机构的领导人物、组织目标、专业人才队伍的延续性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该机构的领导人物是本社区居委会主任，郭主任原来在棉纺织厂工作，2000年下岗后成为该社区居委会主任。她工作能力强，待人热情，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办居民所需，主动帮扶社区孤老残弱的居民，热心于公益事业，受到广大居民的热情赞扬，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自治区劳动模范、自治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示范带头人、2012年度中国最美社工称号。 其次，该机构的组织目标是引导创建互助社区，成为服务弱势家庭及倡导社区和谐发展的专业服务机构。通过创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的工作模式，为社区和社会组织搭建起了一个联系的桥梁，吸引16家服务机构和众多专业社工进入社区，通过公益活动和政府购买服务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比如，为老人和小孩服务、家事法律服务、婚姻家庭咨询等。近年来，社区为老年人家里安装了卫生间防摔扶手杆，逢年过节给擦玻璃，发放康复理疗器、应急药箱和制氧机等，使90%以上的老人受益，还推出了“民意直通车”工作方式和代表五种寓意的“五色菜单”工作法。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整合：社区服务供给的先行者

    在D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社区公共服务真正得以落地不仅依赖于引入外来专业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人才队伍优势，而且有效培养原有社区工作人员能力、与当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合作也是重要的实践策略。一方面，高校专业社工队伍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在运用专业理念、方法等要素为社区人群提供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有效进入社区并运用社区资源方面还面临着困境，例如，如何进场，如何了解居民需求，如何获得居民信任等问题。因此，将专业人才队伍与原有社区工作者进行整合，发挥各自优势，是D社区推进“三社联动”的重要步骤。

    在D社区的实践中，该社区和本市N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负责人签订了该专业学生每年定期来实习一个月的协议，实现了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的优势互补，就此形成了 “专业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人才整合效应。在日常实践中，一方面，社会工作大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将较为先进的工作方法和服务理念运用于社区服务当中，影响和改善了原有社区工作者的心态和行动实践，如他们为社区撰写活动策划，创新社区活动形式等；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了解社区情况、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带领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进入社区了解居民需求等，形成了“互为师徒”的关系，在专业性较强的服务方面，社工大学生是 “老师”，转变原有社区工作者开展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为他们参加全国社工师职业资格考试提供学习上的指导，以彰显 “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宗旨；而在管理性较强的工作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熟悉的社区关系网，发挥出了他们师傅的作用，引导社工大学生更好地融入社区。两者的有机结合，极大地丰富扩展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有利于形成 “社区本位”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基于社会理性，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服务社区的格局，促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新的公共空间的生产，这种空间的生产进一步塑造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社会理性的培育与社区社会团结的再造。

    三、单位社区“三社联动”对于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再造居民社区感

    以人为本是指人们处理和解决问题时的态度、方式、方法，即指人们抱着以人为根本的态度、方式、方法来处理问题。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单位社区原有的公共服务功能退化，单位社区日益走向原子化、空心化，居民的社区感日益减退。社区感既指情感方面的感受，也含有理性层面的认识，如信任感、归属感、社区认同感。社区感的消失容易使社区居民陷入失范狀态中，从经验的角度讲，所谓规范就是应对着现实的世界，人们内心中所存在的最确定的东西，人们因此而有了有限性；人们因此而有了归属感，不只因自己存在而存在，而是努力成为他所属的共同体的存在，人们因此而有了依恋，现实中才能建立彼此相依的社会纽带。再造居民社区感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享受技术红利，例如开发各种社区掌上服务APP、为社区老人佩戴智能手环等，认真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建议，尤其需要侧重社区居民情感需求的满足，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再造居民的社区感，从而形成社区共同体，增强社区社会团结的程度。

    明晰政社关系的边界，形成政社关系的互动机制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始终是社会治理创新不可回避的话题，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社会”尚未发展成熟，“三社”参与社区社会治理的关键是政府的培育或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从国家层面上确立了政社关系的应有态势。

    当前各地“三社联动”的具体实践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异，大部分当地政府都尝试“三社联动”运行的制度化，这些做法主要有利于那些社区空心化、衰落化、活力不足，社会力量发育不良的地方，仍然受着强政府逻辑的影响。当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社区里的内生力量得到进一步增长的时候，政府应该转换角色，找准自己的位置，从一种 “大家长”角色逐渐向 “资源提供者”“服务者”“监督者”等角色转变，从注重掌控的刚性治理向注重服务、合作的柔性治理转变。“三社”主体与政府的关系应该形成互动和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科层理性主导下的领导与被领导的消极关系。因此需要采纳和完善项目制来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打破官僚制条块关系的束缚，改善政府权力和资源配置方式，进一步优化政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