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研究

王喆 韩广富
摘 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轨迹,在新媒体多元文化交融和信息碎片交织等因素的作用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挑战。应快速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媒体传播机制,坚持党的领导,持续加强理论及方法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创新成果,增强理论自信,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与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实现紧密的契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媒体;理论自觉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2.016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2-0026-04
理论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关于社会与自然界知识的研究成果和系统论述,理论自觉则指的是主体对先进理论的自觉认识、自觉创新与自觉转化。马克思主义自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便深深地镌刻在了党的旗帜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正是由于理论自觉这一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变化着的中国发展实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更進一步适应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始终保持理论自觉是应对新时期复杂局面的根本之法,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政党建设、事业改革与理论创新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实现条件
理论自觉就是人们利用先进的理论来认识和指导世界改造的重要精神条件。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指导我国社会各项建设的行动指南,中国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已经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其中,领袖人物的精神主导、理论创新意识以及强烈的使命意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重要条件。
1.领袖人物的精神主导是生成理论自觉的重要前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人物既具有一般群众的思想根基和生活历练,又具备杰出人物的远见卓识和智慧品质,因此领袖人物往往是先进理论的创新者和有力地推动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历代领袖人物的理论自觉品质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相比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干部而言,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更加深层次的智慧解读和理解认识,能够深刻地把握和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与理论内涵,更加信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其倡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键。领袖人物的牵动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觉醒,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运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回顾过去,毛泽东与邓小平等党的优秀代表人物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中充实、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的战略思想。
2.理论创新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基本保证
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优越性的主要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的历史,理论创新也是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执政生命的内在要求。理论创新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阶段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理论创新之所以是实现理论自觉的基本保证,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今时代客观环境发展日新月异,而始终不变的是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所揭示的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在充分认识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增强理论创新意识,才能形成理论危机感和时代危机感,加速理论成果的创新和转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成果更加适应新阶段的新征程,对社会建设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做出有益的指导。建国初期,毛泽东便将《实践论》、《矛盾论》重新发表,用以鼓励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加强学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辩证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主导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历届领导集体,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危机、信息社会以及参与全球化进程等重大现实,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全面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传统,继续依靠理论创新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3.强烈的使命感是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精神支撑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在见证了理论转化为社会建设成果的事实之后,党和人民群众形成了更加强烈的理论自觉,在无形中赋予了党和中国社会强烈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使命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双重的使命,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二是“以符合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和原则立场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推进。”[3]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国家危难之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强烈的家国使命感的支持下,主动汲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泉,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入中国的革命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发展阶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在重塑国威、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使命感召下,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理论自觉的具体行动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出于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自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艰辛地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二、新媒体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挑战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4]新的问题代表着新的挑战,在新媒体时代中,技术的变化加速了人和社會的变化,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遭遇了多种干扰因素。
1.新媒体复杂信息交织对理论自觉产生精神干扰
新媒体技术更新十分快速,在卓越的技术支持下,多种话语发声平台快速涌现,且新媒体平台的准入门槛较低,基本面向全世界、所有人、全时间开放,这种自由的活动条件使一些非理性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噪音”和“杂音”充斥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中,干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精神刺激环境,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同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一部分不负责任的言论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建设的成果提出言语挑衅,用煽动、蛊惑和欺骗等手段,制造消极舆论,引起误会。用具有误导性、蒙蔽性的片面事实来质疑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正确性,试图撼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领域的根基,这些别有用心、扰乱社会和媒介环境稳定的信息交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产生了精神干扰。
2.多元文化的时代碰撞干扰了理论清醒
在全球化进程中,新媒体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外来文化的快速涌入一方面丰富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消极文化借势而来,干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清醒。在以往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下,我国社会接触多元理论的机会较少,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相对唯一性,理论创新环境单一、稳定。但在新媒体时代中,来自西方社会的多种理论体系走进我国大众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面临着主体选择性危机。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转化成果充分表明了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应用的必然性与正确性,但在新媒体多种理论交织以及批判、反对声音不绝于耳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仍然要面临更加复杂挑战,更要持续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
3.新媒体平台消极思想干扰主体的理论自觉意识
新媒体文化和话语流的发展反应了现实社会思想意识的状态,是社会主体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精神动态的集合。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我国的市场经济大放异彩,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直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也导致了一定的贫富差距、资源不均等现实矛盾。在新媒体网络的作用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一度在社会领域蔓延。一些理论研究者、党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等没有逃出消极思想的侵蚀,功利思想逐渐抬头,失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意识。未能在复杂的环境和物质诱惑面前保持理论清醒和行为自律,失去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重要条件和根基。浑浊的精神思想蒙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意识方向,对增强主体的理论自觉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4.新媒体新技术应用对理论自觉的方法提出挑战
理论的创新要具备创新意识、创新内容以及创新方法等基本条件。在新媒体时代中,高频率的技术变革和创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实现方法提出了挑战。在理论学习方法方面,不能仅仅依靠理论宣讲和灌输来鞭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利用新媒体平台提高理论学习和研究效率必须要成为理论自觉主体自身的技术优势。在理论传播方面,传统的理论传播方式有待改进,部分理论研究者和传播者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媒体传播技术结合,或表现为结合的不充分、不到位、不准确,理论与技术的契合性不够。在理论创新方法方面,把握新媒体时代社会运行特点的方法还有待丰富,对社会的观察、对理论的挖掘、对理论的时代转化仍然存在方法滞后的难题。
三、新媒体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实现
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5]唯有在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才能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使其在新媒体时代中继续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1.净化新媒体环境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并进一步要求:“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当前,建立新媒体生态环境是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传播的重要保证。第一,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话语权运行机制,依靠综合媒体的舆论引领功能,加快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新媒体传播,形成新媒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舆论基础。第二,建立完善的新媒体信息监管机制,坚持包容理性的原则,对那些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不负责任言论进行依法整治。形成政府主导、司法保证、监管到位、媒体配合、主体自觉的新媒体协同信息监管机制。第三,加大新媒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内容的存在比例。避免新媒体平台过度娱乐化和功利化的发展倾向,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传播内容的必要存量,依靠理论的“清流”涤荡新媒体环境,建立新媒体理论生态,为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培育温厚的土壤。
2.以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融合保持理论清醒
理论自觉来自于理论自信与文化自觉,在新媒体时代中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应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经典民族文化“基因”的紧密结合,不断夯实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激励党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理论清醒。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产物,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经历了数千年的绵延发展之后,在当代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两种文化生命的融合将极大地激发和唤醒主体的理论自觉,增强生成理论自觉的精神动力。为此,一是要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资源,从哲学领域、方法领域和价值观领域探寻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加强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兼容性。依靠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要坚持开放并包、辩证认识和理性择取的原则,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讲求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抉择之中。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主义使命感的动力驱使下,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清醒,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两大文化谱系进一步融合,发展好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坚持党对解决实际问题和理论建设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解决好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多种实际问题,因此坚持问题导向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针对新媒体时代社会领域多元思潮激荡、复杂思想交织的现实。必须要依靠党的领导发展好社会各项事业。我国社会的发展应实现经济、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存,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依靠党的领导,着力推进理论建设,努力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理论自觉的生成积蓄物质条件。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增长优化社会分配制度,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为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化解社会矛盾,消减因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而引发的话语冲突和社会心态不平衡的问题。此外,应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利用“三个倡导”的理论意蕴和价值精神引领,抑制社会领域消极思想蔓延。依靠党领导中国事业发展的经验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力量,解决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维护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消除新媒體复杂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意识干扰。
4.新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方式创新
增强理论自觉需依靠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一是清醒认识新媒体时代理论创新方法变迁的基本现实,培育利用新媒体促进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二是自觉借助新媒体开放平台,增强与社会和世界的理论对话,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运行规律,在新媒体平台中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基础。三是在微博、微信等受众基础庞大的平台中传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声音,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和权威性。四是激励新媒体传播媒介增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自觉学习和自觉传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提供大数据信息技术支持,依靠自觉和自律,净化新媒体运行环境,为推动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泛的理论自觉创造媒介条件。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3] 庄友刚,谢燕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理论自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谈起[J].理论学刊,2016(6):1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
[责任编辑:张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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