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派琵琶艺术在安徽的传承发展述论
张迎春
摘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派琵琶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当代最重要的琵琶艺术派别之一。得益于以第七代传人潘亚伯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浦东派琵琶艺术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其传承形成了网络状传承格局和代际相递的兴盛局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创作了多首经典琵琶乐曲，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美学观念，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非遗保护视域，可从优秀传统继承、精品曲目创作、师资队伍建设、传承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安徽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积极探索。
关键词：浦东派琵琶；潘亚伯；安徽；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63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188-005
发源于上海南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派琵琶艺术”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琵琶艺术派别之一。在安徽，得益于以第七代传人潘亚伯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浦东派琵琶艺术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安徽的浦东派是当代浦东派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尚未对安徽琵琶展开专题式、系统性的研究。笔者是潘亚伯先生的嫡传弟子，系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琵琶专业教师和“浦东派琵琶艺术安徽传承基地”负责人，长期致力于高校琵琶专业的教学与演奏，有责任、使命和研究优势来完成国内第一个系统研究“浦东派琵琶在安徽的传承发展状况”这项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课题，这将对我国琵琶艺术的进一步兴盛发展大有裨益。
一、我国琵琶艺术及浦东派传承概况
琵琶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琵琶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是在隋唐时期，出现了曹妙达、段善本、康昆仑等一批杰出的演奏家，他们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情感使琵琶艺术达成最初的辉煌。明清时期是琵琶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不断的改良发展中，琵琶逐渐成为中国典型的民族乐器，并涌现出李近楼、陈牧夫等一批杰出的演奏家。在明末清初，琵琶艺术逐渐分化为风格迥异的南北两大派别，南派（即浙江派）以陈牧夫为代表，经常运用下出轮技法，擅长乐曲有《海青》、《武林逸韵》等，南派琵琶发展迅速，后形成多个流派。北派（即直隶派）以王君锡为代表，经常运用上出轮技法，擅长乐曲有《燕乐正声》等，北派琵琶发展迟缓，缺乏传承。19世纪以后南派琵琶在江浙一带繁荣发展，人才辈出，逐渐形成多个流派。因划分依据和视角不同，学界对其概括不尽相同，程午加、王霖、高厚永、陈重等方家曾作不同的划分。但根据地域划分的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上海派的划分方法最为大家认同（1），其中，浦东派是公认影响最大的流派。
浦东派琵琶肇始于乾嘉之际的上海惠南镇人鞠士林，其族兄鞠克家、侄子鞠茂堂亦为本派杰出人物。鞠茂堂培养了两位高足陈子敬、程春塘，陈子敬又陪养出“琵琶乐器改良第一人”的倪清泉和“琵琶新曲创作第一人”的曹静楼，倪清泉培养出了沈浩初，沈浩初又培养出了林石城。其以鞠士林、鞠茂堂、陈子敬、倪清泉、沈浩初、林石城等师承相传线索清晰。（2）第五代传承人沈浩初先生整理出版的《养正轩琵琶谱》，将弦序、指序、把位、音位等都作详细列表，弥足珍贵。其弟子林石城先生被公认为琵琶艺术之集大成者和琵琶事业的拓荒者，他首次将琵琶艺术引进中央音乐学院的神圣课堂，破除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采用西方记谱法，将原有的工尺谱琵琶原谱按照经典的浦东派琵琶演奏习惯整理成五线谱和简谱，确定正式演奏谱版本，并借鉴西方器乐教学模式标注技法、指法，编著大量练习曲，整理创编出大量乐曲，形成了规范、成熟的教学体系，使琵琶教学走上学院派的专业教学和发展之路。该派传谱有《鞠士林琵琶谱》、《陈子敬琵琶谱》、《养正轩琵琶谱》等，六代传人分别享有“江南第一手”、“天下第一琵琶”、“琵琶圣手”、“琵琶泰斗”等美譽。新中国成立以后，浦东派琵琶在国内传承的范围更加广泛，影响广大，北京、上海、吉林等地尤为繁荣。2008年6月，上海市浦东派琵琶的发源地——南汇县惠南镇的“浦东派琵琶艺术”，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6年底，“浦东派琵琶”安徽传承基地被正式确立，即笔者工作单位所在的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二、浦东派琵琶的艺术特征
艺术流派是艺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般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一些艺术主张、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相近似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艺术家群体。[1]具体到琵琶流派，其形成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首先，必须有创新的演奏技法与风格，丰富琵琶的音响效果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涵养及丰富的表现力；其次，拥有自己代表性系列乐曲；第三，有巅峰级的艺术大师和传人，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同时，应为广大受众接受、喜爱和公认。（3）这里对作为流派的浦东派的艺术本体特征分述如下：
（一） 自成体系的系列曲目
从曲目上看，仅以沈浩初《养正轩琵琶谱》为例，分为文套、武套、大曲等，文套有《夕阳箫鼓》、《武林逸韵》、《月儿高》、《陈隋》；武套有《将军令》、《十面》、《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大曲有《普庵咒》、《阳春白雪》、《灯月交辉》；附录有《水军操演》，后还增补过《水龙吟》、《闹场》等。又经林石城先生搜集整理、创作改编，使浦东派琵琶曲目十分完备。
（二）个性鲜明的技术方法
技法上，浦东派独特之处是讲究虚实音的配合运用，“吟”和“揉”指法是其左手技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技法，还常用极快极小的“吟”使乐音非常纯净优润，更具有感染力。右手主要掌握声音的力度大小和上下位置的音色变化，善于利用右手指法过弦的角度、力度及过弦工具的不同（或用甲或用肉），使音色产生变化，利用不同的弹弦点来产生不同的音色对比。[2]还特别讲究特殊音色的营造，这也是浦东派有别于其他流派的特点，增加了乐曲的表现力，丰富了听觉效果。[3]浦东派琵琶锣鼓音乐的运用不仅是模拟锣鼓音响，更重要的是它对琵琶音色变化的可能性作了积极探索。[4]轮滚四弦、锣鼓点技法，是该派的特技，感染力尤强。弹奏武曲时，往往运用大琵琶，讲究开弓饱满、力度强烈，除了琵琶形制规格较大之外，用弦讲究粗、硬，手指弹奏的力量也相应要求加大，这便增强了音量。手形方面，要求演奏者注意弹奏时要呈圆形，追求音色圆润、饱满、有力，随心应手，它保存和发展了一些富有海派特色的演奏方法。音色的变化，再加上“并四弦”、“并三弦”、“并二弦”，在并弦动作中能使弦音发出不同音高、音色的指法，虽然技巧难度稍高，但能发出其他指法或其他乐器所不能替代的音响效果来，其中在半秒钟内把张力很大的四条弦相并在一起，既产生了特有的音响效果，也是浦东派琵琶的绝技。这些并弦指法，在浦东派传统曲谱《海青拿天鹅》（并四弦与并二弦）等乐曲中都曾见用，极富特色。[5]
（三）新颖独到的演奏风格
浦东派独特的特征是演奏时讲究虚实相间、气韵生动，注重音色及行韵的变化，乐曲处理细腻，对文套、武套、大曲的区分比较严格，表现为：武曲气势雄伟，文曲沉静细腻，演奏大曲，文套、武套结合运用，有刚有柔。“文套”宜缓、柔和细挑，长于表情气；“武套”宜紧，气势宏伟，长于状物气；大曲则强弱刚柔并济。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讲究遵循传统，提倡按原谱演奏，不作自由加花处理，力求将音乐的原始面貌示人而不加入个人的主观处理，提倡文曲武弹、武曲文弹。[6]在演奏风格上，浦东派注重乐曲处理细腻，讲究刚、柔对比和强、弱对比。正如中央音乐学院章红艳教授（林石城弟子）所述，浦东派乐曲文可以柔到极致，武可以刚到极致，它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别的流派没有的。每个流派都能文能武，但是浦东派是非常独持的，柔可以柔情似水，可以非常细腻，武曲的一个满轮，就能一下子给人很大的冲击力，一个技法，就可以到一个极致。[7]
三、浦东派琵琶在安徽的传承发展脉络
潘亚伯先生1940年3月出生于上海浦东，是浦东派第五代传人沈浩初先生的外孙。195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师从于浦东派第六代传人林石城教授。毕业后分配至吉林省歌舞剧院任琵琶独奏演员，弹拨乐声部长、首席，后调入吉林艺术学院任教。1980年，潘先生即以演奏家身份参加东北三省举办的沈阳音乐周展演，获得了广泛好评，曾随团出访朝鲜。1987年，潘老被调至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又调至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直至退休，从此浦东派琵琶艺术开始在安徽得以广泛传播。（4）作为当代著名琵琶演奏家、教育家，潘亚伯先生荣获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最高奖——“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2011年）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琵琶学会“杰出贡献奖”（2014年），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琵琶学会、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琵琶学会顾问。潘亚伯及其所教的两个胞妹潘嫦青、潘娥青，立足于浦东派，含英咀华，勇于创新，形成一批独特的演奏技术、教学理念和创作成果，成就突出。因此，潘亚伯先生就成为浦东派琵琶在安徽传承发展最关键的中心人物。
（一）培养了大批优秀琵琶人才。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潘亚伯先生培养了一大批当今琵琶艺术界颇有影响的中坚力量。从空间分布来看，其传人活跃于神州南北，潘亚伯教授的学生主要分布在东北、安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且大都是领军式人物，为琵琶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学生周显顺是吉林艺术学院琵琶专业教授，中国琵琶之乡创始人，中国民管琵琶学会副会长，创办了全国唯一一所琵琶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琵琶专业人才；学生刘石是南京艺术学院琵琶专业教授，中国音协琵琶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琵琶学会会长。从年龄跨度来看，老中青几代传人薪火相继。其两位双胞胎妹妹是潘亚伯最早的学生，在他的启蒙下，妹妹潘娥青成长为中国电影乐团国家一级演奏员，文化部尖子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誉为国内最出色的琵琶演奏家之一；妹妹潘嫦青是安徽省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文化部尖子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生杨淑芳现在是吉林大学艺术学院琵琶专业教授、吉林省琵琶学会会长，是中年传人中的代表之一。青少年传人中的代表有荣获第三届全国民族器乐演奏比赛银奖的汤扬，获得“敦煌杯”全国青少年琵琶大赛优秀奖的胡萌，多次荣获省级及国家级琵琶赛大奖的陈笑、杨逸青等。[8]据统计，潘先生仅在安徽的学生就有200多人，且大都工作在音乐教育第一线，分布于全省各个市、县，形成了浦东派琵琶在安徽传承的网络结构：潘先生是原点，他的学生们分散在全省各地教学、演奏，培养出更多的琵琶学生。并形成自然的年龄梯队：几十年的高校琵琶专业教学，自然培养出我省老、中、青的教师队伍。潘先生在人才教育方面可谓成就卓越，贡献巨大。一大批门徒从安徽走向国内外，活跃在文艺舞台和教学讲台上，为弘扬传统琵琶艺术砥砺前行，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编创了诸多经典琵琶乐曲。教学过程中，潘先生精心创作、改编了多首琵琶乐曲，有些是技术含量颇高、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琵琶独奏曲，如《欢乐的瑞丽江畔》入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琵琶曲集》第二集，该书为“全国第三届音乐创作（民族器乐）评奖获奖作品”汇编。[9]有些是根据教学需要，改编创作的琵琶曲，如《军民联欢》、《游击队歌》、《打虎上山》、《万岁！毛主席》、《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杜鹃圆舞曲》、《春韵》等；其与胞妹改编的琵琶重奏曲《打虎上山》、《赶花会》、《野蜂飞舞》《天山的春天》等，在国内外演出中广受欢迎。这些作品，题材宽泛，时代性强，艺术性高，其中富含开掘琵琶表现力的创新实验元素，凸显琵琶特性和优势，为提高我国琵琶艺术水平充实了表演、教学内容。
（三）总结出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多年的表演、教学实践中，潘先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始终致力于琵琶演奏技艺的开拓性研究，并发表了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如其《关于琵琶基本功训练的几点体会》一文[10]，在1979年的全国琵琶教学研讨会上受到同行们的密切关注和广泛认同。潘先生精准细腻地将琵琶技术基本功概括为音质（音品或音趣）、音准、节奏及手指的敏捷性、持久性、协调性几个方面。提出琵琶技术训练中，右手以弹挑类、扫弦类、轮指类、摇指类训练为主，弹挑类和轮指类为重点，左手以按音训练为主，重点是训练速度和力度，包括组合、跳把、压弦等。在如何提高训练效率方面，他提出难点分析、找出问题、分解练习、科学解决的观点。在速度和持久力、力度变化和音色的多样化方面，潘先生更是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训练办法，强调技术训练与音乐本身的高度关联性。其《辅助练习在琵琶教学中的应用》一文[11]，系统地论述了各种辅助练习、分解练习、组合练习、缩减法等具体方法及与演奏速度的对应关系。从以上两篇重要论著中，我们可以得出潘先生“三大创新”的结论：一是发表全国第一篇系统研究琵琶弹奏技巧的学术论文，开启了琵琶学术研究的新局面。二是首次提出“縮减法”，并创新了“组合练习”等辅助技法，开展了方法和速度关系研究。三是成为第一位认真研究琵琶教学中基本功、练习曲、音阶练习的区别与联系的学者。由此可见潘先生对琵琶艺术的探索和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潘先生还总结了为人为艺的 “四心八字法”：四心是用心、专心、耐心、细心，八字是勤奋、踏实、刻苦、钻研。弹奏的最高境界即充分表达出乐曲的情感和韵味，要达到这一高度，除了纯熟的技巧和表现音乐的能力外，良好的艺术修养不可或缺。[12]
此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潘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他始终要求学生们要高度重视对传统乐曲的学习和研究，扎根传统，砥砺前行。提出以“韵”、“意境营造”为艺术表现核心的表演美学观。他还掌握着下出轮和大拇指摇指等濒临失传而又表现力丰富的独门绝技，传续了浦东派的艺术区别特征。
四、非遗保护视域下的浦东派琵琶艺术传承思考
经过广泛调研，我们发现，同其他门类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相似，当下安徽省的琵琶艺术传承也面临式微的窘状，师资缺乏，创作力量薄弱，体现安徽文化特色的精品不多、机制保障不力。因此，探索行之有效的保护对策和传承路径，是浦东派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结合安徽省实际，展望全国，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可行性建议：
（一）以传承优秀传统曲目为基础
浦东派琵琶艺术的菁华，主要凝聚在一系列经典琵琶曲目中。只有传承好了才能发展，转化的前提是最大化地学习传统。[13]尤其是生活节奏快速的当下，必须克服一切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坚决倡导优秀传统曲目的学习传承，充分重视基本功的各项练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对优秀传统曲目的学习传承过程中，逐步接近艺术的本真，为创新发展夯实基础。
（二）以琵琶精品创作为中心
建议由文化、教育部门牵头，设立琵琶等民族乐器艺术专项扶持基金，有针对性的组织作曲专业和琵琶专业专家合作创作、改编琵琶曲，吸收国内外最富时代性、时尚感，最受大众喜爱的艺术表现元素，努力探索，不断创新，深度挖掘琵琶演奏技艺，丰富琵琶表现内容，增强琵琶艺术的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创新性继承，创造性发展。
（三）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
建议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技艺切磋和师资培训工作，促进教学、演奏实践等环节的科学化改革。畅通国内外琵琶活动信息，改变目前安徽省琵琶教学曲目陈旧、教学手段落后、师资良莠不齐等制约因素，不断提高教师水平。
（四）以传承制度建设为保障
非遗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一套健全有力的制度保障作为基础，涉及宣传、教育、财政等多个领域的有机配合。了解是培养兴趣的良好路径，宣传部门通过多元媒体推介、活态展示等多种方式加大浦东派琵琶艺术宣传普及十分必要。像“戏曲进校园”一样，作为文化系统工程，教育部门要从娃娃抓起，着意引导中小学生加强中国民族乐器学习和中化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努力改变目前西洋乐器“一窝蜂”的局面。目前，安徽省部分高校在民族乐器招生中，已经享受到政策倾斜，但力度不大。教育主管部门可采取高校音乐专业招生名额特定、强化国际交流等手段，加以扶持。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财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保障。[14]可考虑在安徽省设立浦东派琵琶艺术专项基金或者文化强省配套经费扶持，用于其普查、采录、教学、研究、传播及资助传承人等。加大国际交流推广，是非遗传承的必要途径。可以考虑安徽省级层面与国外公共文化机构合作，创办包括浦东派琵琶在内的中国民族乐器表演专业学位项目等。
结 语
自林石城先生以来，浦东派琵琶艺术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汲取各门类琵琶甚至其他乐器的有益营养，实现了良性发展，其审美观和艺术表现总是闪烁着人性的美感和智慧的光辉，体现着本派细腻精致和纵横捭阖辩证统一的艺术追求。林石城、潘亚伯等前辈，秉承浦东派与时代同行、弹时代之歌等理念，编创大量琵琶乐曲，给浦东派注入了崭新的艺术活力和蓬勃的生命力。浦东派琵琶艺术在安徽的传承发展，与潘氏家族密不可分，正是潘亚伯先生及其胞妹持之以恒的努力工作，才营造出安徽浦东派琵琶艺术的的网络状传承格局和代代相传的兴盛局面，并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1）关于我国琵琶发展简史及南派琵琶分类，参见程午加《关于江南琵琶流派之我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83年第3期；王霖《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四大琵琶流派简述》，《音乐爱好者》1990年第3期；高厚永《曲项琵琶的传派及形制构造的发展》，《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陈重在《琵琶的历史演变及传派简述》，《音乐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
（2）关于浦东派的传承谱系，可参见林石城《浦东派琵琶初探》 ，《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刘小菁《论林石城及其弟子对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2015级硕士论文。
（3）关于琵琶流派的形成要素条件，可参考吴慧娟《琵琶流派形成的标志和特征——以浦东派和汪派为例》 ，《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3期。
（4）潘亚伯先生口述资料。
参考文献：
[1]姚杰，编著.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181.
[2]周善美. 浦东派与汪派琵琶艺术的传承和演奏风格[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3]林石城. 浦东派琵琶初探[J]. 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1）.
[4]周红. 论浦东派琵琶演奏风格的艺术特征——以《养正轩琵琶谱》为例[J].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1，（3）.
[5]林石城，林嘉庆. 我的琵琶历程（上）——林石城回忆录[J]. 乐器，2011，（6）.
[6]李跞. 琵琶浦东派文曲、武曲辩证弹法研究[J]. 艺术评鉴，2017，（11）.
[7]刘小菁. 论林石城及其弟子对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D].中央音乐学院，2015：11.
[8] 著名琵琶演奏家潘亚伯：德艺双馨育英才[DB/OL].http：//news.huain.com/pipa/2011/1227/9209.shtml.
[9]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琵琶曲集（第二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21—26.
[10]潘亚伯. 关于琵琶基本功训练的几点体会[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1）.
[11]潘亚伯. 辅助练习在琵琶教学中的应用[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8，（3）.
[12]琵琶獨奏曲 讲台长歌行——访我校全国“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获得者潘亚伯[DB/OL].http：//dxsjzt.ahnu.edu.cn/481/view/71429？refresh.
[13]颜维琦. 浦东派琵琶今安在[N].光明日报，2017—11-24-004.
[14]王文章，主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375.
（责任编辑 黄胜江）
摘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派琵琶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当代最重要的琵琶艺术派别之一。得益于以第七代传人潘亚伯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浦东派琵琶艺术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其传承形成了网络状传承格局和代际相递的兴盛局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创作了多首经典琵琶乐曲，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美学观念，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非遗保护视域，可从优秀传统继承、精品曲目创作、师资队伍建设、传承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安徽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积极探索。
关键词：浦东派琵琶；潘亚伯；安徽；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63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188-005
发源于上海南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派琵琶艺术”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琵琶艺术派别之一。在安徽，得益于以第七代传人潘亚伯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浦东派琵琶艺术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安徽的浦东派是当代浦东派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尚未对安徽琵琶展开专题式、系统性的研究。笔者是潘亚伯先生的嫡传弟子，系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琵琶专业教师和“浦东派琵琶艺术安徽传承基地”负责人，长期致力于高校琵琶专业的教学与演奏，有责任、使命和研究优势来完成国内第一个系统研究“浦东派琵琶在安徽的传承发展状况”这项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课题，这将对我国琵琶艺术的进一步兴盛发展大有裨益。
一、我国琵琶艺术及浦东派传承概况
琵琶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琵琶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是在隋唐时期，出现了曹妙达、段善本、康昆仑等一批杰出的演奏家，他们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情感使琵琶艺术达成最初的辉煌。明清时期是琵琶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不断的改良发展中，琵琶逐渐成为中国典型的民族乐器，并涌现出李近楼、陈牧夫等一批杰出的演奏家。在明末清初，琵琶艺术逐渐分化为风格迥异的南北两大派别，南派（即浙江派）以陈牧夫为代表，经常运用下出轮技法，擅长乐曲有《海青》、《武林逸韵》等，南派琵琶发展迅速，后形成多个流派。北派（即直隶派）以王君锡为代表，经常运用上出轮技法，擅长乐曲有《燕乐正声》等，北派琵琶发展迟缓，缺乏传承。19世纪以后南派琵琶在江浙一带繁荣发展，人才辈出，逐渐形成多个流派。因划分依据和视角不同，学界对其概括不尽相同，程午加、王霖、高厚永、陈重等方家曾作不同的划分。但根据地域划分的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上海派的划分方法最为大家认同（1），其中，浦东派是公认影响最大的流派。
浦东派琵琶肇始于乾嘉之际的上海惠南镇人鞠士林，其族兄鞠克家、侄子鞠茂堂亦为本派杰出人物。鞠茂堂培养了两位高足陈子敬、程春塘，陈子敬又陪养出“琵琶乐器改良第一人”的倪清泉和“琵琶新曲创作第一人”的曹静楼，倪清泉培养出了沈浩初，沈浩初又培养出了林石城。其以鞠士林、鞠茂堂、陈子敬、倪清泉、沈浩初、林石城等师承相传线索清晰。（2）第五代传承人沈浩初先生整理出版的《养正轩琵琶谱》，将弦序、指序、把位、音位等都作详细列表，弥足珍贵。其弟子林石城先生被公认为琵琶艺术之集大成者和琵琶事业的拓荒者，他首次将琵琶艺术引进中央音乐学院的神圣课堂，破除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采用西方记谱法，将原有的工尺谱琵琶原谱按照经典的浦东派琵琶演奏习惯整理成五线谱和简谱，确定正式演奏谱版本，并借鉴西方器乐教学模式标注技法、指法，编著大量练习曲，整理创编出大量乐曲，形成了规范、成熟的教学体系，使琵琶教学走上学院派的专业教学和发展之路。该派传谱有《鞠士林琵琶谱》、《陈子敬琵琶谱》、《养正轩琵琶谱》等，六代传人分别享有“江南第一手”、“天下第一琵琶”、“琵琶圣手”、“琵琶泰斗”等美譽。新中国成立以后，浦东派琵琶在国内传承的范围更加广泛，影响广大，北京、上海、吉林等地尤为繁荣。2008年6月，上海市浦东派琵琶的发源地——南汇县惠南镇的“浦东派琵琶艺术”，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6年底，“浦东派琵琶”安徽传承基地被正式确立，即笔者工作单位所在的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二、浦东派琵琶的艺术特征
艺术流派是艺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般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一些艺术主张、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相近似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艺术家群体。[1]具体到琵琶流派，其形成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首先，必须有创新的演奏技法与风格，丰富琵琶的音响效果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涵养及丰富的表现力；其次，拥有自己代表性系列乐曲；第三，有巅峰级的艺术大师和传人，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同时，应为广大受众接受、喜爱和公认。（3）这里对作为流派的浦东派的艺术本体特征分述如下：
（一） 自成体系的系列曲目
从曲目上看，仅以沈浩初《养正轩琵琶谱》为例，分为文套、武套、大曲等，文套有《夕阳箫鼓》、《武林逸韵》、《月儿高》、《陈隋》；武套有《将军令》、《十面》、《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大曲有《普庵咒》、《阳春白雪》、《灯月交辉》；附录有《水军操演》，后还增补过《水龙吟》、《闹场》等。又经林石城先生搜集整理、创作改编，使浦东派琵琶曲目十分完备。
（二）个性鲜明的技术方法
技法上，浦东派独特之处是讲究虚实音的配合运用，“吟”和“揉”指法是其左手技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技法，还常用极快极小的“吟”使乐音非常纯净优润，更具有感染力。右手主要掌握声音的力度大小和上下位置的音色变化，善于利用右手指法过弦的角度、力度及过弦工具的不同（或用甲或用肉），使音色产生变化，利用不同的弹弦点来产生不同的音色对比。[2]还特别讲究特殊音色的营造，这也是浦东派有别于其他流派的特点，增加了乐曲的表现力，丰富了听觉效果。[3]浦东派琵琶锣鼓音乐的运用不仅是模拟锣鼓音响，更重要的是它对琵琶音色变化的可能性作了积极探索。[4]轮滚四弦、锣鼓点技法，是该派的特技，感染力尤强。弹奏武曲时，往往运用大琵琶，讲究开弓饱满、力度强烈，除了琵琶形制规格较大之外，用弦讲究粗、硬，手指弹奏的力量也相应要求加大，这便增强了音量。手形方面，要求演奏者注意弹奏时要呈圆形，追求音色圆润、饱满、有力，随心应手，它保存和发展了一些富有海派特色的演奏方法。音色的变化，再加上“并四弦”、“并三弦”、“并二弦”，在并弦动作中能使弦音发出不同音高、音色的指法，虽然技巧难度稍高，但能发出其他指法或其他乐器所不能替代的音响效果来，其中在半秒钟内把张力很大的四条弦相并在一起，既产生了特有的音响效果，也是浦东派琵琶的绝技。这些并弦指法，在浦东派传统曲谱《海青拿天鹅》（并四弦与并二弦）等乐曲中都曾见用，极富特色。[5]
（三）新颖独到的演奏风格
浦东派独特的特征是演奏时讲究虚实相间、气韵生动，注重音色及行韵的变化，乐曲处理细腻，对文套、武套、大曲的区分比较严格，表现为：武曲气势雄伟，文曲沉静细腻，演奏大曲，文套、武套结合运用，有刚有柔。“文套”宜缓、柔和细挑，长于表情气；“武套”宜紧，气势宏伟，长于状物气；大曲则强弱刚柔并济。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讲究遵循传统，提倡按原谱演奏，不作自由加花处理，力求将音乐的原始面貌示人而不加入个人的主观处理，提倡文曲武弹、武曲文弹。[6]在演奏风格上，浦东派注重乐曲处理细腻，讲究刚、柔对比和强、弱对比。正如中央音乐学院章红艳教授（林石城弟子）所述，浦东派乐曲文可以柔到极致，武可以刚到极致，它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别的流派没有的。每个流派都能文能武，但是浦东派是非常独持的，柔可以柔情似水，可以非常细腻，武曲的一个满轮，就能一下子给人很大的冲击力，一个技法，就可以到一个极致。[7]
三、浦东派琵琶在安徽的传承发展脉络
潘亚伯先生1940年3月出生于上海浦东，是浦东派第五代传人沈浩初先生的外孙。195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师从于浦东派第六代传人林石城教授。毕业后分配至吉林省歌舞剧院任琵琶独奏演员，弹拨乐声部长、首席，后调入吉林艺术学院任教。1980年，潘先生即以演奏家身份参加东北三省举办的沈阳音乐周展演，获得了广泛好评，曾随团出访朝鲜。1987年，潘老被调至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又调至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直至退休，从此浦东派琵琶艺术开始在安徽得以广泛传播。（4）作为当代著名琵琶演奏家、教育家，潘亚伯先生荣获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最高奖——“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2011年）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琵琶学会“杰出贡献奖”（2014年），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琵琶学会、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琵琶学会顾问。潘亚伯及其所教的两个胞妹潘嫦青、潘娥青，立足于浦东派，含英咀华，勇于创新，形成一批独特的演奏技术、教学理念和创作成果，成就突出。因此，潘亚伯先生就成为浦东派琵琶在安徽传承发展最关键的中心人物。
（一）培养了大批优秀琵琶人才。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潘亚伯先生培养了一大批当今琵琶艺术界颇有影响的中坚力量。从空间分布来看，其传人活跃于神州南北，潘亚伯教授的学生主要分布在东北、安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且大都是领军式人物，为琵琶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学生周显顺是吉林艺术学院琵琶专业教授，中国琵琶之乡创始人，中国民管琵琶学会副会长，创办了全国唯一一所琵琶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琵琶专业人才；学生刘石是南京艺术学院琵琶专业教授，中国音协琵琶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琵琶学会会长。从年龄跨度来看，老中青几代传人薪火相继。其两位双胞胎妹妹是潘亚伯最早的学生，在他的启蒙下，妹妹潘娥青成长为中国电影乐团国家一级演奏员，文化部尖子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誉为国内最出色的琵琶演奏家之一；妹妹潘嫦青是安徽省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文化部尖子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生杨淑芳现在是吉林大学艺术学院琵琶专业教授、吉林省琵琶学会会长，是中年传人中的代表之一。青少年传人中的代表有荣获第三届全国民族器乐演奏比赛银奖的汤扬，获得“敦煌杯”全国青少年琵琶大赛优秀奖的胡萌，多次荣获省级及国家级琵琶赛大奖的陈笑、杨逸青等。[8]据统计，潘先生仅在安徽的学生就有200多人，且大都工作在音乐教育第一线，分布于全省各个市、县，形成了浦东派琵琶在安徽传承的网络结构：潘先生是原点，他的学生们分散在全省各地教学、演奏，培养出更多的琵琶学生。并形成自然的年龄梯队：几十年的高校琵琶专业教学，自然培养出我省老、中、青的教师队伍。潘先生在人才教育方面可谓成就卓越，贡献巨大。一大批门徒从安徽走向国内外，活跃在文艺舞台和教学讲台上，为弘扬传统琵琶艺术砥砺前行，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编创了诸多经典琵琶乐曲。教学过程中，潘先生精心创作、改编了多首琵琶乐曲，有些是技术含量颇高、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琵琶独奏曲，如《欢乐的瑞丽江畔》入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琵琶曲集》第二集，该书为“全国第三届音乐创作（民族器乐）评奖获奖作品”汇编。[9]有些是根据教学需要，改编创作的琵琶曲，如《军民联欢》、《游击队歌》、《打虎上山》、《万岁！毛主席》、《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杜鹃圆舞曲》、《春韵》等；其与胞妹改编的琵琶重奏曲《打虎上山》、《赶花会》、《野蜂飞舞》《天山的春天》等，在国内外演出中广受欢迎。这些作品，题材宽泛，时代性强，艺术性高，其中富含开掘琵琶表现力的创新实验元素，凸显琵琶特性和优势，为提高我国琵琶艺术水平充实了表演、教学内容。
（三）总结出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多年的表演、教学实践中，潘先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始终致力于琵琶演奏技艺的开拓性研究，并发表了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如其《关于琵琶基本功训练的几点体会》一文[10]，在1979年的全国琵琶教学研讨会上受到同行们的密切关注和广泛认同。潘先生精准细腻地将琵琶技术基本功概括为音质（音品或音趣）、音准、节奏及手指的敏捷性、持久性、协调性几个方面。提出琵琶技术训练中，右手以弹挑类、扫弦类、轮指类、摇指类训练为主，弹挑类和轮指类为重点，左手以按音训练为主，重点是训练速度和力度，包括组合、跳把、压弦等。在如何提高训练效率方面，他提出难点分析、找出问题、分解练习、科学解决的观点。在速度和持久力、力度变化和音色的多样化方面，潘先生更是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训练办法，强调技术训练与音乐本身的高度关联性。其《辅助练习在琵琶教学中的应用》一文[11]，系统地论述了各种辅助练习、分解练习、组合练习、缩减法等具体方法及与演奏速度的对应关系。从以上两篇重要论著中，我们可以得出潘先生“三大创新”的结论：一是发表全国第一篇系统研究琵琶弹奏技巧的学术论文，开启了琵琶学术研究的新局面。二是首次提出“縮减法”，并创新了“组合练习”等辅助技法，开展了方法和速度关系研究。三是成为第一位认真研究琵琶教学中基本功、练习曲、音阶练习的区别与联系的学者。由此可见潘先生对琵琶艺术的探索和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潘先生还总结了为人为艺的 “四心八字法”：四心是用心、专心、耐心、细心，八字是勤奋、踏实、刻苦、钻研。弹奏的最高境界即充分表达出乐曲的情感和韵味，要达到这一高度，除了纯熟的技巧和表现音乐的能力外，良好的艺术修养不可或缺。[12]
此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潘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他始终要求学生们要高度重视对传统乐曲的学习和研究，扎根传统，砥砺前行。提出以“韵”、“意境营造”为艺术表现核心的表演美学观。他还掌握着下出轮和大拇指摇指等濒临失传而又表现力丰富的独门绝技，传续了浦东派的艺术区别特征。
四、非遗保护视域下的浦东派琵琶艺术传承思考
经过广泛调研，我们发现，同其他门类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相似，当下安徽省的琵琶艺术传承也面临式微的窘状，师资缺乏，创作力量薄弱，体现安徽文化特色的精品不多、机制保障不力。因此，探索行之有效的保护对策和传承路径，是浦东派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结合安徽省实际，展望全国，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可行性建议：
（一）以传承优秀传统曲目为基础
浦东派琵琶艺术的菁华，主要凝聚在一系列经典琵琶曲目中。只有传承好了才能发展，转化的前提是最大化地学习传统。[13]尤其是生活节奏快速的当下，必须克服一切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坚决倡导优秀传统曲目的学习传承，充分重视基本功的各项练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对优秀传统曲目的学习传承过程中，逐步接近艺术的本真，为创新发展夯实基础。
（二）以琵琶精品创作为中心
建议由文化、教育部门牵头，设立琵琶等民族乐器艺术专项扶持基金，有针对性的组织作曲专业和琵琶专业专家合作创作、改编琵琶曲，吸收国内外最富时代性、时尚感，最受大众喜爱的艺术表现元素，努力探索，不断创新，深度挖掘琵琶演奏技艺，丰富琵琶表现内容，增强琵琶艺术的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创新性继承，创造性发展。
（三）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
建议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技艺切磋和师资培训工作，促进教学、演奏实践等环节的科学化改革。畅通国内外琵琶活动信息，改变目前安徽省琵琶教学曲目陈旧、教学手段落后、师资良莠不齐等制约因素，不断提高教师水平。
（四）以传承制度建设为保障
非遗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一套健全有力的制度保障作为基础，涉及宣传、教育、财政等多个领域的有机配合。了解是培养兴趣的良好路径，宣传部门通过多元媒体推介、活态展示等多种方式加大浦东派琵琶艺术宣传普及十分必要。像“戏曲进校园”一样，作为文化系统工程，教育部门要从娃娃抓起，着意引导中小学生加强中国民族乐器学习和中化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努力改变目前西洋乐器“一窝蜂”的局面。目前，安徽省部分高校在民族乐器招生中，已经享受到政策倾斜，但力度不大。教育主管部门可采取高校音乐专业招生名额特定、强化国际交流等手段，加以扶持。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财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保障。[14]可考虑在安徽省设立浦东派琵琶艺术专项基金或者文化强省配套经费扶持，用于其普查、采录、教学、研究、传播及资助传承人等。加大国际交流推广，是非遗传承的必要途径。可以考虑安徽省级层面与国外公共文化机构合作，创办包括浦东派琵琶在内的中国民族乐器表演专业学位项目等。
结 语
自林石城先生以来，浦东派琵琶艺术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汲取各门类琵琶甚至其他乐器的有益营养，实现了良性发展，其审美观和艺术表现总是闪烁着人性的美感和智慧的光辉，体现着本派细腻精致和纵横捭阖辩证统一的艺术追求。林石城、潘亚伯等前辈，秉承浦东派与时代同行、弹时代之歌等理念，编创大量琵琶乐曲，给浦东派注入了崭新的艺术活力和蓬勃的生命力。浦东派琵琶艺术在安徽的传承发展，与潘氏家族密不可分，正是潘亚伯先生及其胞妹持之以恒的努力工作，才营造出安徽浦东派琵琶艺术的的网络状传承格局和代代相传的兴盛局面，并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1）关于我国琵琶发展简史及南派琵琶分类，参见程午加《关于江南琵琶流派之我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83年第3期；王霖《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四大琵琶流派简述》，《音乐爱好者》1990年第3期；高厚永《曲项琵琶的传派及形制构造的发展》，《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陈重在《琵琶的历史演变及传派简述》，《音乐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
（2）关于浦东派的传承谱系，可参见林石城《浦东派琵琶初探》 ，《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刘小菁《论林石城及其弟子对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2015级硕士论文。
（3）关于琵琶流派的形成要素条件，可参考吴慧娟《琵琶流派形成的标志和特征——以浦东派和汪派为例》 ，《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3期。
（4）潘亚伯先生口述资料。
参考文献：
[1]姚杰，编著.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181.
[2]周善美. 浦东派与汪派琵琶艺术的传承和演奏风格[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3]林石城. 浦东派琵琶初探[J]. 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1）.
[4]周红. 论浦东派琵琶演奏风格的艺术特征——以《养正轩琵琶谱》为例[J].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1，（3）.
[5]林石城，林嘉庆. 我的琵琶历程（上）——林石城回忆录[J]. 乐器，2011，（6）.
[6]李跞. 琵琶浦东派文曲、武曲辩证弹法研究[J]. 艺术评鉴，2017，（11）.
[7]刘小菁. 论林石城及其弟子对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D].中央音乐学院，2015：11.
[8] 著名琵琶演奏家潘亚伯：德艺双馨育英才[DB/OL].http：//news.huain.com/pipa/2011/1227/9209.shtml.
[9]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琵琶曲集（第二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21—26.
[10]潘亚伯. 关于琵琶基本功训练的几点体会[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1）.
[11]潘亚伯. 辅助练习在琵琶教学中的应用[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8，（3）.
[12]琵琶獨奏曲 讲台长歌行——访我校全国“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获得者潘亚伯[DB/OL].http：//dxsjzt.ahnu.edu.cn/481/view/71429？refresh.
[13]颜维琦. 浦东派琵琶今安在[N].光明日报，2017—11-24-004.
[14]王文章，主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375.
（责任编辑 黄胜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