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古学堂:历史文化与逻辑
黄克利
［摘要］在面对清末剧烈的社会变革所导致的政治动荡和道德沦丧的现实时，大多民众将其归因于“古之不存”，即维系社会道德作用的国粹的丧失。因此，存古学堂的设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使然。其出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填补废除科举制后的真空、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保国保种的文化策略等三个方面。存古学堂在行动上和实践上开启了保存国粹、维护传统道德文章的先河，对从废除科举制到民国前期长达二十余年的存古、读经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存古学堂科举制度国粹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9-0017-03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河南巡抚陈夔龙与学政王垿奏请兴办尊经学堂，以保存国粹。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开办存古学堂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但是，张之洞却在1905年就已经开始付诸行动，在湖北经心书院旧址设立存古学堂。因为张之洞设立存古学堂最早，而且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较大，所以，学界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湖北存古学堂方面，而对存古学堂的全面研究尚显不足。此外，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作用和意义，从设立之始即争议不断，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且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但是，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原因却少有关注，或者仅仅以“保存国粹”、“传承儒学”的空洞解释，甚至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张之洞个人的“儒学品格”。显而易见，对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填补废除科举制后的真空
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废除科举制度是一次成效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传统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人才观念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学而优则仕”与“代圣贤立言”的学习目的也随之发生改变，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学者研究，“1904年清廷立停科举之诏颁布前一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1906年，立停科举之诏颁布一年后，学堂总数猛增至19830所。”[1]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新学堂不可思议地增加了15000多所。此外，赴日留学的人数也显著增加，“1903年是1300人上下，至1905-1906年间，人数猛增至8000人之多”。[1]由此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废除后，人们的教育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巨大改变。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学堂教育又不能代替之前的书院教育和私塾教育，这不仅表现在学制的不同，也表现在教育内容方面的巨大差异。新学堂的办学指导思想仍以“忠孝为本”、“经史为基”，一方面引进新学课程；另一方面，中小学中读经、讲经又占极大比例，而且大学堂还专设经学科，培养专门人才。虽然如此，“然学堂科目赅括中西，其于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学，皆未暇专精，窃恐将来中学日微，必至各学堂亦鲜教国文专门之教员，而中师渐绝。”[2]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当时的新学堂教育虽然有别于旧式学堂以科举取士为目的的教育，但是，新学堂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尤其是癸卯学制之后的各种学堂，均对中小学课程开设予以规定，其中修身、读经讲经科目最为重视。尽管如此，以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学为主干的中学，由于内容浩繁、义理艰深，虽只学一经，从年少受学而至白首，仍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断非少数时间可以学成。此外，由于历史的惰性或历史的惯性，晚清朝野大多士绅仍然对中学复兴抱有很大希望，“自秦汉以迄元明，循之则治，悖之则乱者，得失之林，班班可考”。[3]如此重要的国粹，当然不能轻易放弃。
因此，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新学堂时间过少，中学科目形同虚设；书院已不复存在，无法继续；一千余年来的中学传统无处安置，传统经史词章之学的确面临着尴尬的境地。这无疑是个真空地带，需要填补。于是，河南巡抚陈夔龙与学政王垿、湖广总督张之洞、江苏巡抚陈启泰、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浚、贵州巡抚庞鸿书、陕西巡抚恩寿、四川总督赵尔巽等地方大员先后上折，奏请设立存古学堂。
二、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
从鸦片战争开始，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船坚炮利的“蛮夷”彻底粉碎了大清国民“天朝大国”的美梦，迫使高昂着愚昧之头颅的国人放下了无知的傲慢与狭隘的偏执，重新审视国门内外的现实世界。恭亲王奕称：“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4]从此，“西方”、“西学”、“西艺”成为精英人士和开明士绅孜孜以求的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延续了近35年，到甲午战时日本完全摧毁了洋务运动的代表性成果——北洋舰队，这标志着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实现强兵强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终结。但是，洋务运动后期，人们就开始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的缺陷。张之洞：“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5]“中体西用”的思想日趋流行，在全国普设学校、培育真才的主张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客观而言，“中体西用”推动了中西文化教育的结合，使“西艺”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型的科技人才，并促进了旧式学堂向近代学校的过渡。
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晚清最后十年的所谓“新政”，而废除科举制度则是最具革命性的举措。经过维新运动的荡涤，新式学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废除科举制度后，学堂数量急剧增多，致使数百万在功名利禄之途上孜孜以求、穷年跋涉的士子不得不纷纷涌向学堂，与此同时，部分士子则把眼光投向海外，也促进了留学潮流的高涨。此外，民间投资兴办的新式学堂也呈井喷之势，深刻地改变着古老中国的学术传统。
然而，在传统科举取士、读经做官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任何教育方面的革新举措，任何新式教育机构与教育方式的倡办，都意味着对旧传统的偏离和挑战，都会遇到可以想见的顽强抵制。李浚上书曰：“窃以列强环峙，智巧日新，彼此相形，自应取彼之长补我之短。然彼之所长器数艺能，治天下之所用，非用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者，君臣之义，父子之伦，舍经学其奚以焉？”主张以传统经学治天下的思想不仅李浚一人，他只是一个代表。与李浚不同的是贵州巡抚庞鸿书，他虽然也认为“中国经籍纷纶，文以载道，微言大义，亘古常昭，更数千年递相崇守”，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当时“一时趋重科学，势所必然”，因此，庞鸿书力主设立存古学堂的本意是“设法保护，昭先贤之绪，以防蔑古之讥”[6]，其目的是为了继承千年之学术传统，并不是像李浚那样主张继续以经学治国。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第三种观点是陕西巡抚恩寿提出的，他说：“然万国皆各有所长，断未可一意师人而失其故有。所谓两途并进，不可偏废者也。”[7]由于废除科举之后，社会风气渐开，对西学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得到广泛认同，所以，恩寿中学与西学同时并举的建议的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李浚、庞鸿书与恩寿分别代表了当时设立存古学堂的三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庞鸿书与恩寿在承认西学传播的现实前提下，主张设立专门学堂以保存中学，其见解在当时明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三种不同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一点：在面对西学对中学的巨大冲击时，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与学术一概视为“国粹”，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保护与传承，这无疑是在西学强大压力之下的无奈举措，是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
三、保国保种的文化策略
列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造成了领土被占领、主权被蚕食、政治被控制、资源被掠夺、势力范围被瓜分的残酷现实，使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在数千年文明国家的天空上。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迫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和开明士绅积极倡导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样的革新主张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了。最早是军事领域的洋务运动和比较全面改革的维新运动，后来是倒逼机制产生的清末新政。尤其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家与民族的存亡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文化教育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被侵略”的问题。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给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敞开了大门，其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都在法律上保证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们不仅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而且允许进入内地自由传教。于是，教堂的数量和传教士的人数以及教会学校的数量也迅速增加。教会学校的课程，主要有宗教、儒籍和自然科学。设置宗教课程的目的是用宗教影响和同化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自然科学知识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此课程是为了培养西化人才，利于经济掠夺和资本输出。至于把儒家经典设为主要课程的目的，其设想更为长远：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中有利于教会发展的封建伦理道德相结合，以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同化中国，此即所谓“孔子加耶稣”的奴化策略，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8]尽管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积极因素，但是，它确实对消弭当时部分中国青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独立精神具有一定的作用。
比教会学校更为严重的是，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学堂虽然也设置经学课程，但是与之前的尊经、尊古程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开设时间少，内容深奥，学生无法理解等。所以，新学堂经学课程形同虚设，中学不仅面临着无处安放的问题，而且长此以往还会导致中学师资缺乏和后继无人。当时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让以经籍起家的文人士大夫肯定无法接受。张之洞说：“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9]他们也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蜡丁文，示存古也……学堂之书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示爱国也。”西方都是如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传统。所以，张之洞说：“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凡是提倡设立存古学堂者，基本都以仿办张之洞湖北存古学堂为由。因此，部分学者把张之洞视为存古、尊古的代表人物，并冠之以保守派的称谓。陈青之评价说：“张氏本是以‘斯文为己任的一个人，眼见西洋文化有逐渐打到东洋文化的危险，遂在武昌城内创设存古学堂，以保国粹而挽狂澜。”[10]面对西洋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对中学的严重冲击，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由传统文化培养起来的官僚士绅和知识分子在“保国”与“保种”的名义下倡导设立存古学堂，似乎也可以理解了。
四、对存古学堂的历史反思
近年来，“国学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在官方的教育体制内，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招收全日制本科生；大办孔子学院；大规模编纂《儒臧》。民间各种名目的国学班、读经班、国学讲习班也纷纷开办。需求决定市场，说明目前的社会教育的确需要国学，所以，不能盲目以新与旧、革命与保守来看待。那么，为什么进入21世纪的现代中国社会仍然需要一百年前就已经被严重削弱了的国学呢？目前出现 “国学热”现象的原因的确值得深思，而对存古学堂出现原因的考察或许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探讨。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近一百年来，出现较大范围的存古、尊古思潮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存古学堂的设立及废止。第二次是1912年9月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到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案”，以尊孔读经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纲领正式废除。第三次是从1917年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开始，到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为止，期间军人专制，社会失控，复古势力大行其道。从时间上来看，这三次较大范围的存古、尊古思潮持续了二十三年左右。在这二十多年中，如果考虑到辛亥革命的部分影响和不彻底性，这三次思潮基本上是延续不断的。尤其是前两次的存古、尊古思潮，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激烈反应具有正相关的作用。民国建立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价值转换过程中的迷失和真空，为孔子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三次较大范围的存古、尊古思潮都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存古学堂的出现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袁世凯下令“尊孔、祀孔”是由于其复辟帝制的需要；北洋军阀时期的复古是因为社会混乱无序所致。所不同的是，存古学堂是在地方官僚士绅的倡议下设立的，是清政府在统一帝国没有瓦解的情况下出现的，基本上保持着比较平稳的社会局面，它与后面二次尊古思潮出现后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兴起的原因也有所不同。
辛亥革命以武力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因为中国腹地极广，交通闭塞，社会经济极度落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依附其上的风俗、制度及伦理观念等根深蒂固，绝非短期所能改变。所以，在面对西学传播、科举废除、政治黑暗、社会动荡、道德沦丧的现实时，人们一定会把剧烈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归因于“古之不存”，即维系社会道德作用的国粹的丧失。因此，从存古学堂的设立，到辛亥革命后的复古主义思潮，这长达二十余年的存古、尊古活动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的惯性使然，而存古学堂的设立却恰恰在行动上和实践上开启了保存国粹、维护传统道德文章的先河，并对其后的存古、尊孔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9，110.
［2］庞鸿书.会奏改设学堂以保国粹而励真才折［J］.东方杂志，1906（3）：44.
［3］李浚.奏经学亟宜注重，请立存古学堂折［Z］.政治官报（奏折类），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第二百六十号，第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C］.第25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1.
［5］张之洞.劝学篇［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9，60.
［6］庞鸿书.奏开办存古学堂折［Z］.政治官报（奏折类），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第三百七十七号，第3页.
［7］恩寿.奏遵设存古学校折［Z］.政治官报（奏折类），宣统元年二月初六日第四百七十五号，第11页.
［8］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98.
［9］ 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A］.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37，235.
［10］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M］.长沙：岳麓书社，2010：590.
［11］ 陈蕴茜.高校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动发展研究［J］.大学教育，2012（9）：35.
［责任编辑：陈明］
［摘要］在面对清末剧烈的社会变革所导致的政治动荡和道德沦丧的现实时，大多民众将其归因于“古之不存”，即维系社会道德作用的国粹的丧失。因此，存古学堂的设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使然。其出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填补废除科举制后的真空、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保国保种的文化策略等三个方面。存古学堂在行动上和实践上开启了保存国粹、维护传统道德文章的先河，对从废除科举制到民国前期长达二十余年的存古、读经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存古学堂科举制度国粹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9-0017-03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河南巡抚陈夔龙与学政王垿奏请兴办尊经学堂，以保存国粹。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开办存古学堂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但是，张之洞却在1905年就已经开始付诸行动，在湖北经心书院旧址设立存古学堂。因为张之洞设立存古学堂最早，而且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较大，所以，学界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湖北存古学堂方面，而对存古学堂的全面研究尚显不足。此外，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作用和意义，从设立之始即争议不断，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且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但是，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原因却少有关注，或者仅仅以“保存国粹”、“传承儒学”的空洞解释，甚至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张之洞个人的“儒学品格”。显而易见，对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填补废除科举制后的真空
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废除科举制度是一次成效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传统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人才观念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学而优则仕”与“代圣贤立言”的学习目的也随之发生改变，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学者研究，“1904年清廷立停科举之诏颁布前一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1906年，立停科举之诏颁布一年后，学堂总数猛增至19830所。”[1]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新学堂不可思议地增加了15000多所。此外，赴日留学的人数也显著增加，“1903年是1300人上下，至1905-1906年间，人数猛增至8000人之多”。[1]由此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废除后，人们的教育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巨大改变。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学堂教育又不能代替之前的书院教育和私塾教育，这不仅表现在学制的不同，也表现在教育内容方面的巨大差异。新学堂的办学指导思想仍以“忠孝为本”、“经史为基”，一方面引进新学课程；另一方面，中小学中读经、讲经又占极大比例，而且大学堂还专设经学科，培养专门人才。虽然如此，“然学堂科目赅括中西，其于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学，皆未暇专精，窃恐将来中学日微，必至各学堂亦鲜教国文专门之教员，而中师渐绝。”[2]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当时的新学堂教育虽然有别于旧式学堂以科举取士为目的的教育，但是，新学堂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尤其是癸卯学制之后的各种学堂，均对中小学课程开设予以规定，其中修身、读经讲经科目最为重视。尽管如此，以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学为主干的中学，由于内容浩繁、义理艰深，虽只学一经，从年少受学而至白首，仍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断非少数时间可以学成。此外，由于历史的惰性或历史的惯性，晚清朝野大多士绅仍然对中学复兴抱有很大希望，“自秦汉以迄元明，循之则治，悖之则乱者，得失之林，班班可考”。[3]如此重要的国粹，当然不能轻易放弃。
因此，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新学堂时间过少，中学科目形同虚设；书院已不复存在，无法继续；一千余年来的中学传统无处安置，传统经史词章之学的确面临着尴尬的境地。这无疑是个真空地带，需要填补。于是，河南巡抚陈夔龙与学政王垿、湖广总督张之洞、江苏巡抚陈启泰、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浚、贵州巡抚庞鸿书、陕西巡抚恩寿、四川总督赵尔巽等地方大员先后上折，奏请设立存古学堂。
二、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
从鸦片战争开始，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船坚炮利的“蛮夷”彻底粉碎了大清国民“天朝大国”的美梦，迫使高昂着愚昧之头颅的国人放下了无知的傲慢与狭隘的偏执，重新审视国门内外的现实世界。恭亲王奕称：“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4]从此，“西方”、“西学”、“西艺”成为精英人士和开明士绅孜孜以求的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延续了近35年，到甲午战时日本完全摧毁了洋务运动的代表性成果——北洋舰队，这标志着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实现强兵强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终结。但是，洋务运动后期，人们就开始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的缺陷。张之洞：“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5]“中体西用”的思想日趋流行，在全国普设学校、培育真才的主张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客观而言，“中体西用”推动了中西文化教育的结合，使“西艺”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型的科技人才，并促进了旧式学堂向近代学校的过渡。
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晚清最后十年的所谓“新政”，而废除科举制度则是最具革命性的举措。经过维新运动的荡涤，新式学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废除科举制度后，学堂数量急剧增多，致使数百万在功名利禄之途上孜孜以求、穷年跋涉的士子不得不纷纷涌向学堂，与此同时，部分士子则把眼光投向海外，也促进了留学潮流的高涨。此外，民间投资兴办的新式学堂也呈井喷之势，深刻地改变着古老中国的学术传统。
然而，在传统科举取士、读经做官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任何教育方面的革新举措，任何新式教育机构与教育方式的倡办，都意味着对旧传统的偏离和挑战，都会遇到可以想见的顽强抵制。李浚上书曰：“窃以列强环峙，智巧日新，彼此相形，自应取彼之长补我之短。然彼之所长器数艺能，治天下之所用，非用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者，君臣之义，父子之伦，舍经学其奚以焉？”主张以传统经学治天下的思想不仅李浚一人，他只是一个代表。与李浚不同的是贵州巡抚庞鸿书，他虽然也认为“中国经籍纷纶，文以载道，微言大义，亘古常昭，更数千年递相崇守”，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当时“一时趋重科学，势所必然”，因此，庞鸿书力主设立存古学堂的本意是“设法保护，昭先贤之绪，以防蔑古之讥”[6]，其目的是为了继承千年之学术传统，并不是像李浚那样主张继续以经学治国。关于设立存古学堂的第三种观点是陕西巡抚恩寿提出的，他说：“然万国皆各有所长，断未可一意师人而失其故有。所谓两途并进，不可偏废者也。”[7]由于废除科举之后，社会风气渐开，对西学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得到广泛认同，所以，恩寿中学与西学同时并举的建议的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李浚、庞鸿书与恩寿分别代表了当时设立存古学堂的三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庞鸿书与恩寿在承认西学传播的现实前提下，主张设立专门学堂以保存中学，其见解在当时明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三种不同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一点：在面对西学对中学的巨大冲击时，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与学术一概视为“国粹”，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保护与传承，这无疑是在西学强大压力之下的无奈举措，是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抵抗。
三、保国保种的文化策略
列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造成了领土被占领、主权被蚕食、政治被控制、资源被掠夺、势力范围被瓜分的残酷现实，使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在数千年文明国家的天空上。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迫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和开明士绅积极倡导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样的革新主张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了。最早是军事领域的洋务运动和比较全面改革的维新运动，后来是倒逼机制产生的清末新政。尤其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家与民族的存亡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文化教育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被侵略”的问题。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给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敞开了大门，其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都在法律上保证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们不仅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而且允许进入内地自由传教。于是，教堂的数量和传教士的人数以及教会学校的数量也迅速增加。教会学校的课程，主要有宗教、儒籍和自然科学。设置宗教课程的目的是用宗教影响和同化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自然科学知识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此课程是为了培养西化人才，利于经济掠夺和资本输出。至于把儒家经典设为主要课程的目的，其设想更为长远：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中有利于教会发展的封建伦理道德相结合，以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同化中国，此即所谓“孔子加耶稣”的奴化策略，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8]尽管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积极因素，但是，它确实对消弭当时部分中国青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独立精神具有一定的作用。
比教会学校更为严重的是，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学堂虽然也设置经学课程，但是与之前的尊经、尊古程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开设时间少，内容深奥，学生无法理解等。所以，新学堂经学课程形同虚设，中学不仅面临着无处安放的问题，而且长此以往还会导致中学师资缺乏和后继无人。当时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让以经籍起家的文人士大夫肯定无法接受。张之洞说：“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9]他们也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蜡丁文，示存古也……学堂之书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示爱国也。”西方都是如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传统。所以，张之洞说：“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凡是提倡设立存古学堂者，基本都以仿办张之洞湖北存古学堂为由。因此，部分学者把张之洞视为存古、尊古的代表人物，并冠之以保守派的称谓。陈青之评价说：“张氏本是以‘斯文为己任的一个人，眼见西洋文化有逐渐打到东洋文化的危险，遂在武昌城内创设存古学堂，以保国粹而挽狂澜。”[10]面对西洋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对中学的严重冲击，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由传统文化培养起来的官僚士绅和知识分子在“保国”与“保种”的名义下倡导设立存古学堂，似乎也可以理解了。
四、对存古学堂的历史反思
近年来，“国学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在官方的教育体制内，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招收全日制本科生；大办孔子学院；大规模编纂《儒臧》。民间各种名目的国学班、读经班、国学讲习班也纷纷开办。需求决定市场，说明目前的社会教育的确需要国学，所以，不能盲目以新与旧、革命与保守来看待。那么，为什么进入21世纪的现代中国社会仍然需要一百年前就已经被严重削弱了的国学呢？目前出现 “国学热”现象的原因的确值得深思，而对存古学堂出现原因的考察或许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探讨。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近一百年来，出现较大范围的存古、尊古思潮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存古学堂的设立及废止。第二次是1912年9月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到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案”，以尊孔读经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纲领正式废除。第三次是从1917年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开始，到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为止，期间军人专制，社会失控，复古势力大行其道。从时间上来看，这三次较大范围的存古、尊古思潮持续了二十三年左右。在这二十多年中，如果考虑到辛亥革命的部分影响和不彻底性，这三次思潮基本上是延续不断的。尤其是前两次的存古、尊古思潮，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激烈反应具有正相关的作用。民国建立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价值转换过程中的迷失和真空，为孔子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三次较大范围的存古、尊古思潮都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存古学堂的出现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袁世凯下令“尊孔、祀孔”是由于其复辟帝制的需要；北洋军阀时期的复古是因为社会混乱无序所致。所不同的是，存古学堂是在地方官僚士绅的倡议下设立的，是清政府在统一帝国没有瓦解的情况下出现的，基本上保持着比较平稳的社会局面，它与后面二次尊古思潮出现后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兴起的原因也有所不同。
辛亥革命以武力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因为中国腹地极广，交通闭塞，社会经济极度落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依附其上的风俗、制度及伦理观念等根深蒂固，绝非短期所能改变。所以，在面对西学传播、科举废除、政治黑暗、社会动荡、道德沦丧的现实时，人们一定会把剧烈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归因于“古之不存”，即维系社会道德作用的国粹的丧失。因此，从存古学堂的设立，到辛亥革命后的复古主义思潮，这长达二十余年的存古、尊古活动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的惯性使然，而存古学堂的设立却恰恰在行动上和实践上开启了保存国粹、维护传统道德文章的先河，并对其后的存古、尊孔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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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