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道德的构建与“后真相”的救治
张爱军 秦小琪
摘要：网络政治道德分为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和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网络政治人”是构建网络政治道德的逻辑起点。网络政治道德的多元性是构建网络政治道德的现实起点。制度和社會问题影响网络政治道德的发展趋向。网络政治道德与现实政治道德互相促进，共建双赢。在“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道德面临着发展机遇与挑战。消除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对网络政治道德的消极影响，强化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对网络政治道德的积极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关键词：网络；政治道德；后真相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95-006
有学者把政治伦理分为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四个方面。[1]本文运用其框架和概念，对其逻辑结构顺序进行调整，以此对网络政治道德做进一步分析和拓展，并通过“后真相”阐释四种政治伦理道德遇到的困境与阻断。网络政治道德是网络政治观念、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具有结构性、实体性。它既是现实政治道德关系的投影或映射，又是网络政治道德体系的自身构成。网络政治道德是现实政治道德的组成部分，现实政治道德成为网络政治道德的外生性和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又具有自身的特性，具有内生性和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自我生成主体责任和义务。在“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道德既面临着空前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入研究 “后真相”与网络政治道德关系，对于加强网络政治道德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
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的核心是确立“网络政治人”的主体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对政治主体性的真实描述，政治合作成为必要和必须。政治主体性是充盈的，参与政治的主体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参与既有形式又有内容，参与政治和直接民主与城邦融入一体才能追求至善，才具备政治美德。“政治人”假设不是政治主体性本身，只是政治主体性确立的逻辑起点，从这一逻辑起点可以推导出政治主体性。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是真实的，政治参与形式与内容兼备。追求网络政治共同体生活，展示政治美德才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只有确立政治主体性，才能确立人的政治本性。网络体现了人的政治本性，网络政治道德由政治本性确立，而非由神性或兽性确立。网络政治社会体现了人性展示的“幽暗意识”。网络政治的虚拟性，增加了“网络政治人”的政治道德结构复杂性。
只有确立人的主体性，网络政治道德逻辑才会按以下几个步骤得以展开：第一，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侧重“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1]，持人性善的观点的人假设强调政治人格的完善，进而强调对政治共同体的完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个政治道德链条是修身。持人性恶的观点的人强调外在约束对政治人格的完善，进而强调对政治共同体的外在约束。人性假设不同，决定了人们对“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根本对立。
第二，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的政治目的是合作。罗尔斯认为，人的关系具有社会本性。只有体现社会本性，“作为自由的个人，他们都把自己视为具有通过理性，也就是通过作为其自律之表现的合理且理性的原则，来规导他们所有的其他利益、甚至是根本性最高利益的人。”“自由的个人能为他们的利益和目的负责。他们能够控制并修正他们的各种要求和欲望，并根据环境的要求，为这种行动承担责任。”[2]网络政治道德的前提也必须是道德自由的人，自由的人才会对其言论负责任，才会超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诉求，并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第三，政治合作必须签订政治契约。人必须通过签订政治契约的方式，政治动物才具有外在的约束。霍布斯、卢梭、洛克、康德都是契约论的典型代表。罗尔斯继承了契约论思想后，又在更高的层次提升了契约理论。作为政治人，人不但具有公共政治理性，而且还要具有政治伦理道德。互惠是政治契约的基本目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网络政治道德只有建立在网络政治契约的前提下，才会使网民逐渐形成有政治道德的人，否则就会隐入“群众社会”和“乌合之众”的状态之下。
第四，政治契约的目的是约束“网络政治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特点之一是：“在另一些我们无知的领域，我们不敢说三道四，而在政治领域，我们却受到鼓励去说三道四。”[3]122但这并不是压制网络自由平等道德的理由。只要遵守法治契约，对说三道四进行外在的约束，使网民成为“网络政治人”，人们就会在网络上进行合作，形成网络道德共同体。
二、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
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价值冲突看政治伦理”的产物。[1]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网络政治道德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另一个是多元政治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网络上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多种价值观、多种道德观、多元的思想观念。
矛盾和冲突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多元政治道德的内在逻辑矛盾和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政治道德与非主流政治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非主流政治道德之间矛盾和冲突。第一，多元政治道德的内在逻辑冲突。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政治忠诚与政治背叛、政治承诺与政治失信等都容易产生内在的矛盾和冲突。网络善于用政治目的平衡政治手段，用政治品质平衡政治行为，用政治忠诚批判政治背叛，用政治承诺批判政治失信，从而防止政治在失去道德制约的前提下变成单纯的统治术。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存在内在矛盾。以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为例，比如民族主义的目的是爱国，采取的手段会破坏爱国目的，既违背了全球化潮流，也伤害民族感情，其暴力往往指向国民。民粹主义强调以民为核心，提升民的地位，但反精英、反建制、反主流的手段又使民的地位在客观上下降。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其逻辑推理和手段选择却是人治和清官政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政治道德与非主流政治道德之间的冲突。社会主义主流政治道德与非主流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极为明显：一是与极端民族主义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极端民族主义在表达爱国政治情感的同時，把民族主义政治情感推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极端非理性也让公共权力及其意识形态难以驾驭。二是与极端民粹主义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极端民粹主义是彻底反精英的，推崇人民的至上作用。三是与极端保守主义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中国极端保守主义的特性在于，把传统文化推向极端，由传统文化推向政治王权，推向好人政治。四是与极端自由主义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极端自由主义者无条件地推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把自由极端化。五是与极端左派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他们看来，越左越道德，推崇左的“道德主义”。在托克维尔看来，平等具有两种危险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人们会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陷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上走上被奴役的状态”。[4]
第三，非主流政治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网络政治情感主要体现为集体主义情感与个人主义情感的矛盾和冲突。其外在集中表现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政治情感与自由主义情感的矛盾和冲突。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整体政治情感与自由主义的个体政治情感的矛盾和冲突。民粹主义强调人民道德的纯洁性与自由主义强调道德幽暗性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情感与自由主义主张的普世主义情感的矛盾和冲突。
网络的底线正义感也会面临着矛盾和冲突。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正义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义感是理性道德人的正常情感，传统文化的正义感与现代文明的正义感有着根本不同的走向。民族主义的正义感与民粹主义的正义感也具有差异性。左派的正义感与右派的正义感体现了平等与自由的矛盾。这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表面上容易理解，但具体到不同的政治道德层面却具有复杂性，比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往往视自由主义的政治情感具有邪恶本性，自由主义往往被斥为汉奸、卖国贼、美狗等。
第二，正义感不同层面的矛盾和冲突。正义感从性质划分，可以分为集体主义层面的正义感与个人主义层面的正义感。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可以分为国家层面的正义感和社会层面的正义感。从阶层来划分，可以分为富人的正义感和穷人的正义感，或者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社会最少受惠者的正义感。这些正义感既具有同质的一面，又具有差异的一面。差异的一面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第三，正义感和非正义感的矛盾和冲突。有的政治情感具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特性，甚至为达目的可以牺牲人的生命。在网络上，有些网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持有不同政治情感的人进行恶意攻击，诸如污化对方脑残、奴才等。“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以及自主参与性而导致网民尊重失语。这种无序状态让一个人的隐私被轻易地摆在网络平台上，让人们随意窥视、回观、指责，甚至被人负面利用。”[5]这些人打着正义的旗号，做的却是非正义的事。他们以为只要具备了正义感，就可以采取非正义感的手段，从而使正义感走向了反面，完全不顾正义感与正义手段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三、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
外生性网络道德侧重于从政治道德看社会，从政治道德看网络社会。即政治制度、政治规则、政治关系、政治主体是道德的，社会便是有道德的，网络政治就是有道德的，否则政治与社会则处于双重非道德状态。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作为网络政治道德的背景，政治制度是外生的。作为网络政治道德的社会背景，社会问题是外生的。制度影响和决定网络政治道德，制度变迁对网络政治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网络政治道德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提供社会支持。政治社会之外的问题，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民生在难以解决自身问题时，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并进而通过政治看社会。
政治道德是负责任的道德。负责任的道德都以追求公平正义或善为基本目标。康德划出了政治与伦理的界限，道德领域是“不涉及利益的行为”的领域。外生的政治道德在柏拉图的范式中有这样的假设：“存在着一个观念模型的超凡世界，人们企图在现实世界复制它。”[3]294在黑格尔那里，政治伦理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秩序及法则。韦伯把伦理分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政治伦理是责任伦理，政治道德是责任道德。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正义。具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外在的形式约束人们的政治道德。
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的产生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9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社会问题，尤其是正义、安全、环境靠自身的努力不能解决或者难以解决时，往往求助于政治性的解决。政治性的解决不但需要制度规则政策层面的资源，还需要政治道德资源。政治道德资源丰富，才能使社会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第二，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往往是社会问题直接导致的结果。如贫富差距过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机会被阻隔、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相对剥夺感被各种群体性事件激活。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如果政治道德资源构建跟不上网络时代的要求，就会产生政治道德落后与网络政治道德诉求过高的矛盾，或者产生政治道德与政治行为相脱节的现象，网络道德诉求过高与现实政治行为落后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加强政治道德建设，强化政治道德行为建设，从而跟上网络政治道德诉求的步伐。只有政治道德观念和政治道德行为相一致，才能解决网络社会诉求过高的矛盾。
第三，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有关。网络改变了集体行动的逻辑。[7]如果不从政治整体性的角度去解决社会问题，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马太效应、蝴蝶效应、黑天鹅效应等，且具有立体多重交叠效应。征用土地、强制拆迁、暴力驱赶外来务工人员和社会底层服务人员等，这表面上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却会引起整体性社会道德情感变化，最后把社会情感变化传播和扩散到网络当中去，不但把小概率事件放大，而且把社会道德放大，并把社会道德转化为政治道德。通过政治道德看社会道德，社会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社会化，政治道德成为社会道德进步与否的决定性条件。如果政治道德及其行为没有及时跟进，次生的政治道德就会产生，并通过网络把次生政治道德进行无限放大，使得政治道德淹没社会道德的泡沫之中。
第四，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有关。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的错误在于通过个人或者代表人的公平正义推导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功利主义道德忽略了社会复杂性。罗尔斯在分配正义中提出的解决思路就是以社会最少受惠者为标志，认为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必须为社会最少受惠者所接受。罗尔斯通过社会最少受惠者简化了复杂性，并认为社会的进步表现在社会最少受惠者收入的增加。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引发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政治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非但没有解决社会的复杂性问题，反而以几何增长的方式增加了复杂性，同时也增加了网络外生道德的复杂性。中国政治道德具有规范性、单一性、榜样性、示范性和自上而下的灌输性，中国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的多样性、多元性、平等性、互动性发生矛盾，增加了网络外生性政治道德渗透和教化的艰巨性和不可确定性。
第五，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梯度性有关。梯度是自上而下和从大到小的。社会问题可以从不同的梯度进行划分。从性质上来说，包括本质问题和非本质问题。从规模上来说，社会问题包括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微观问题。从重要性上来说，包括重大问题和非重大问题。从战略上来说，包括眼前问题、中期问题、长期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理应从重大问题着手，比如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建立和建设好重大民生工程。但从个体和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说，如果是财富转移和利益重新分配，而不是做大蛋糕并公平分配，那么人们仍然会从社会道德转向政治道德，从政治道德看社會道德。
四、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
依存性政治道德的核心要点是从道德看政治。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是基于政治与道德的同构或依存所产生的道德问题。网络自由、网络民主、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发展、网络协商等，这些内容与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具有同构性和依存性。就同构性而言，社会主义民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包含的政治道德就是网络政治道德，或者说网络政治道德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包含的政治道德。就依存性而言，网络政治道德并不是独立的，它依存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具有工具性特点。
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具有集体主义特性，它与个人主义是直接或间接对立的。网络以意见领袖或网络大V聚集在一起的粉丝，大都有集体主义特性，形成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道德共同体，过着平等虚拟的共同体生活。尽管有“群众社会”、“乌合之众”、网络意见领袖或网络大V支配群众的特点，但长时间的虚拟共同体生活也培育了粉丝的理性，增加了粉丝的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他们由过去的意见领袖或者网络大V思想的奴隶变成思想的主人，由道德的奴隶变成道德的主人。他们通过反思和质疑使自己由被动的共同体成员变成主动的共同体成员，通过参与共同体实现了共同体至善的追求。更由于国家对意见领袖或网络大V的强势治理，在意见领袖或者网络大V影响力急剧下降或者已经失去影响力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失去共同体的价值，反而因此得到了改善。
网络政治道德从三个视角展开：一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一方面对政治进行描述，以碎片化、平面化、虚拟化、平等化的方式对个体或者群体化的描述，图绘政治运行的轨迹，赋予政治以道德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对政治进行应然式诉求，提出方向性引领。二是网络政治道德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一方面对政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立足于政治现实主义，另一方面让理想塑造现实，对政治施行价值压力，防止政治现实走向没有理想的拙劣的现实主义。三是网络政治道德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一方面强调政治的经验性，另一方面强调理性但不能夸大理性的作用，并使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形成网络政治道德舆论，对政治进行伦理道德的约束和制约。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从道德看政治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核心是实现政治美德，柏拉图认为政治就是实现正义，孔子提出的“政者，正也”、“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等都是从道德看政治的基本表达。罗尔斯是从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看政治的典型代表，只有成为道德人和理性人，才能让政治进入一个良序社会，否则就难以构建和实践良序社会和良序政治。萨托利从政治道德的应然、理想、理性三个政治道德视角改造现实政治。网络政治道德也同样如此，让政治具有道德，践行道德。网络政治道德深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对政治道德性的诉求远远超过对政体的诉求，人们追求清官政治的道德诉求更为强烈。
第二，政治净化。对政治的伦理道德净化方式主要以批评、批判、质疑、讽刺、挖苦等负面评论为主，所针对的是诸如懒政、庸政、滥政、腐败等问题，迫使政治对道德的负面评价进行回应与修正，让政治具有“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6]50的政治品格，使国家政治与执政政治都体现伦理道德的最高要求。与此同时，网民通过参与政治，增加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明晰法治、理性与道德的限度，防止自身超越法治与道德的边界，防止理性的滥用，防止非理性道德的蔓延。
第三，塑造德性政治。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的目的是让政治成为有道德有德性的政治。在西方的保守主义看来，国家并不是也不应当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机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应当具备诸如正义、公平这样的德性。国家负有道德使命，政治要有道德。“道德学说的最高原则是：要按同时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凡是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准则都是违背道德的。”[8]国家是正义的化身和实现者，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意义的表述。网络依存性政治道德也同样要求国家成为伦理道德的国家，政治变成伦理道德的政治，并以网络的方式让政治道德成为国家的核心组成部分。
五、“后真相”的救治
“后真相”时代是以情感与信念为核心的时代。“后真相”给哲学、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带来巨大的冲击。“后真相”既具有“坏的主观性”，也具有“好的主观性”。一方面客观性、普遍性、真理性、真相、事实被个人与群众的情感信念所排斥、解构、瓦解、剥离、重组。好的无限可能性被坏的无限可能性取代。主观性取代客观性、个体性取代普遍性、多元性取代真理的一元性、个人情感取代真相、信念取代事实、舆论和谣言构建和塑造事实、民粹取代精英、好的民主政治正在被坏的民主政治所取代。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后真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悲观与乐观并存。
就“坏的主观性”来说，“后真相”使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具有复杂多变性，以个人情感与个人信念为基调，对政治道德进行解构和重组，取代或无视现实政治事实真相，无视政治道德范式。网络政治道德构建是理性客观的，“后真相”时代把网络政治道德不但变成道德主观，而且引发诸多“道德愤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后真相”使“网络政治人”转化成“网络政治狂人”。“网络政治狂人”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网络政治狂人”只会进入人人为敌的野蛮社会，使政治人的逻辑难以展开，使政治契约难以达成，使政治合作成为不可能。“网络政治狂人”一旦失去约束，政治语言暴力盛行，政治恐惧加剧。声音决定力量，粉丝数量成为绝对优势，少数人被迫失声和禁言，政治主体性成为非主体性。
第二，“后真相”使多元政治道德走向个人相对主义道德。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的道德自律能力。[9]多元政治道德难以转变成多元政治理性道德。网络多元道德的矛盾和冲突，其理想结果是形成理性多元政治道德，形成政治道德理性共识，化解多元政治道德的紧张与焦虑，在多元政治道德共识中获得稳定感和安全感。“后真相”以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为中心的特性，不但增加了多元理性政治建设的难度，还使多元政治道德退回到个人政治道德。政治道德失去了客观标准，相对主义取代了客观标准，个人成为相对主义的唯一主观标准。道德的客观事实真相被抹杀或者无视。
第三，“后真相”把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集体主义性转化为个体主义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体问题，把社会整体性道德转化为个体性道德，把社会复杂性道德简化为个人单一式道德，把社会梯度式社会矛盾和冲突简化为个人平化式道德矛盾和冲突，从而使社会原子化并与社会隔绝化。
第四，“后真相”使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互不协调。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具有同一性和同构性，二者政治道德建设具有一致性。“后真相”时代把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相隔离，在使现实政治道德跟不上网络政治道德建设步伐的同时，还使网络政治的个人主义政治道德诉求与现实政治道德的整体性需要产生巨大的裂变和数字鸿沟，使网络政治道德产生核裂变，产生难以统计的纷繁复杂的准政治道德、亚政治道德、碎片化政治道德，从而失去了对政治道德的整合能力。
解决“后真相”给网络政治道德带来的阻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强化宪法共识。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把宪法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让宪法成为人们的内在信仰。让宪法规范人们的道德言论和行为，任何人的言论和行为必须以宪法为依归。宪法在人之上、人在宪法之下应成为构建现实政治道德和网络政治道德的最高最大共识。
第二，强化政治道德共识。道德有底线道德和高线道德。高线道德是积极道德，如追求圣人的理想。底线道德是消极道德，如不偷、不抢、不杀人、不害人、不造谣、不传谣、不人肉、不构陷、不诽谤、不谩骂、不宣泄仇恨等。网络政治道德是追求底线道德的共识，而不是追求高线的道德共识。
第三，强化交往理性。人际交往具有交往理性。在网络上，只有实现人际交往，才具有网络交往理性。网络人际交往与人数成反比，与微博相比，微信人际交往更具理性。因为微信是“会客厅”，具有紧密的利益、价值、道德共同体特性，容易形成道德共识和政治道德共识。网络技术不但能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也会推动网络政治道德的进步。增强交往理性，要通过网络技术的多元化来完成。通过技术对网络政治社会进行分流，分流越细化，形成政治道德的可能性就越强。网络政治道德的稳定性，在于网络技术的多样化和多元化。
第四，实现网络政治道德与现实政治道德建设的同步性。因为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具有同构性，对现实政治具有依附性。加强现实政治道德建设的同时加强网络政治道德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挥政治对政治道德的整合能力和宰制能力，对极端化的非主流政治道德进行技术处理、法治治理、政策治理、及时跟踪、定点关注，防止非主流政治道德對主流政治道德的侵犯、侵蚀、侵占。
总之，网络政治道德分为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这些网络政治道德整合在一起会发挥集合式效应和总体功能。要警惕“后真相”对网络政治道德的瓦解倾向，增强宪法、道德共识意识，通过网络技术维度进行多层面交流，实现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的同步建设，推动政治道德进而推动政治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建华.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域[N].光明日报，2017-12-11.
[2][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97.
[3][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21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38.
[5]唐凯麟，李诗悦.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伦理困境与秩序重建[J].湘潭大学学报，2017，（6）：148-152.
[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何植民.网络参与政策问题建构的社会条件审视[J].行政论坛，2017，（6）：63-70.
[8]李秋零.康德著作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6.
[9]张爱军，孙贵勇.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J].行政论坛，2016，（5）：8-13.
（责任编辑 吴 楠）
摘要：网络政治道德分为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和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网络政治人”是构建网络政治道德的逻辑起点。网络政治道德的多元性是构建网络政治道德的现实起点。制度和社會问题影响网络政治道德的发展趋向。网络政治道德与现实政治道德互相促进，共建双赢。在“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道德面临着发展机遇与挑战。消除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对网络政治道德的消极影响，强化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对网络政治道德的积极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关键词：网络；政治道德；后真相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95-006
有学者把政治伦理分为外生性政治伦理问题、依存性政治伦理问题、自因性政治伦理问题、主体性政治伦理问题四个方面。[1]本文运用其框架和概念，对其逻辑结构顺序进行调整，以此对网络政治道德做进一步分析和拓展，并通过“后真相”阐释四种政治伦理道德遇到的困境与阻断。网络政治道德是网络政治观念、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具有结构性、实体性。它既是现实政治道德关系的投影或映射，又是网络政治道德体系的自身构成。网络政治道德是现实政治道德的组成部分，现实政治道德成为网络政治道德的外生性和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又具有自身的特性，具有内生性和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自我生成主体责任和义务。在“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道德既面临着空前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入研究 “后真相”与网络政治道德关系，对于加强网络政治道德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
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的核心是确立“网络政治人”的主体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对政治主体性的真实描述，政治合作成为必要和必须。政治主体性是充盈的，参与政治的主体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参与既有形式又有内容，参与政治和直接民主与城邦融入一体才能追求至善，才具备政治美德。“政治人”假设不是政治主体性本身，只是政治主体性确立的逻辑起点，从这一逻辑起点可以推导出政治主体性。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是真实的，政治参与形式与内容兼备。追求网络政治共同体生活，展示政治美德才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只有确立政治主体性，才能确立人的政治本性。网络体现了人的政治本性，网络政治道德由政治本性确立，而非由神性或兽性确立。网络政治社会体现了人性展示的“幽暗意识”。网络政治的虚拟性，增加了“网络政治人”的政治道德结构复杂性。
只有确立人的主体性，网络政治道德逻辑才会按以下几个步骤得以展开：第一，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侧重“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1]，持人性善的观点的人假设强调政治人格的完善，进而强调对政治共同体的完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个政治道德链条是修身。持人性恶的观点的人强调外在约束对政治人格的完善，进而强调对政治共同体的外在约束。人性假设不同，决定了人们对“人怎样看自己的政治本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根本对立。
第二，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的政治目的是合作。罗尔斯认为，人的关系具有社会本性。只有体现社会本性，“作为自由的个人，他们都把自己视为具有通过理性，也就是通过作为其自律之表现的合理且理性的原则，来规导他们所有的其他利益、甚至是根本性最高利益的人。”“自由的个人能为他们的利益和目的负责。他们能够控制并修正他们的各种要求和欲望，并根据环境的要求，为这种行动承担责任。”[2]网络政治道德的前提也必须是道德自由的人，自由的人才会对其言论负责任，才会超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诉求，并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第三，政治合作必须签订政治契约。人必须通过签订政治契约的方式，政治动物才具有外在的约束。霍布斯、卢梭、洛克、康德都是契约论的典型代表。罗尔斯继承了契约论思想后，又在更高的层次提升了契约理论。作为政治人，人不但具有公共政治理性，而且还要具有政治伦理道德。互惠是政治契约的基本目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网络政治道德只有建立在网络政治契约的前提下，才会使网民逐渐形成有政治道德的人，否则就会隐入“群众社会”和“乌合之众”的状态之下。
第四，政治契约的目的是约束“网络政治人”。作为政治动物的特点之一是：“在另一些我们无知的领域，我们不敢说三道四，而在政治领域，我们却受到鼓励去说三道四。”[3]122但这并不是压制网络自由平等道德的理由。只要遵守法治契约，对说三道四进行外在的约束，使网民成为“网络政治人”，人们就会在网络上进行合作，形成网络道德共同体。
二、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
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往往是侧重于“从伦理价值冲突看政治伦理”的产物。[1]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网络政治道德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另一个是多元政治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网络上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多种价值观、多种道德观、多元的思想观念。
矛盾和冲突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多元政治道德的内在逻辑矛盾和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政治道德与非主流政治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非主流政治道德之间矛盾和冲突。第一，多元政治道德的内在逻辑冲突。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政治忠诚与政治背叛、政治承诺与政治失信等都容易产生内在的矛盾和冲突。网络善于用政治目的平衡政治手段，用政治品质平衡政治行为，用政治忠诚批判政治背叛，用政治承诺批判政治失信，从而防止政治在失去道德制约的前提下变成单纯的统治术。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存在内在矛盾。以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为例，比如民族主义的目的是爱国，采取的手段会破坏爱国目的，既违背了全球化潮流，也伤害民族感情，其暴力往往指向国民。民粹主义强调以民为核心，提升民的地位，但反精英、反建制、反主流的手段又使民的地位在客观上下降。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其逻辑推理和手段选择却是人治和清官政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政治道德与非主流政治道德之间的冲突。社会主义主流政治道德与非主流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极为明显：一是与极端民族主义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极端民族主义在表达爱国政治情感的同時，把民族主义政治情感推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极端非理性也让公共权力及其意识形态难以驾驭。二是与极端民粹主义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极端民粹主义是彻底反精英的，推崇人民的至上作用。三是与极端保守主义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中国极端保守主义的特性在于，把传统文化推向极端，由传统文化推向政治王权，推向好人政治。四是与极端自由主义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极端自由主义者无条件地推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把自由极端化。五是与极端左派政治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他们看来，越左越道德，推崇左的“道德主义”。在托克维尔看来，平等具有两种危险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人们会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陷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上走上被奴役的状态”。[4]
第三，非主流政治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网络政治情感主要体现为集体主义情感与个人主义情感的矛盾和冲突。其外在集中表现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政治情感与自由主义情感的矛盾和冲突。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整体政治情感与自由主义的个体政治情感的矛盾和冲突。民粹主义强调人民道德的纯洁性与自由主义强调道德幽暗性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情感与自由主义主张的普世主义情感的矛盾和冲突。
网络的底线正义感也会面临着矛盾和冲突。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正义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义感是理性道德人的正常情感，传统文化的正义感与现代文明的正义感有着根本不同的走向。民族主义的正义感与民粹主义的正义感也具有差异性。左派的正义感与右派的正义感体现了平等与自由的矛盾。这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表面上容易理解，但具体到不同的政治道德层面却具有复杂性，比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往往视自由主义的政治情感具有邪恶本性，自由主义往往被斥为汉奸、卖国贼、美狗等。
第二，正义感不同层面的矛盾和冲突。正义感从性质划分，可以分为集体主义层面的正义感与个人主义层面的正义感。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可以分为国家层面的正义感和社会层面的正义感。从阶层来划分，可以分为富人的正义感和穷人的正义感，或者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社会最少受惠者的正义感。这些正义感既具有同质的一面，又具有差异的一面。差异的一面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第三，正义感和非正义感的矛盾和冲突。有的政治情感具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特性，甚至为达目的可以牺牲人的生命。在网络上，有些网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持有不同政治情感的人进行恶意攻击，诸如污化对方脑残、奴才等。“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以及自主参与性而导致网民尊重失语。这种无序状态让一个人的隐私被轻易地摆在网络平台上，让人们随意窥视、回观、指责，甚至被人负面利用。”[5]这些人打着正义的旗号，做的却是非正义的事。他们以为只要具备了正义感，就可以采取非正义感的手段，从而使正义感走向了反面，完全不顾正义感与正义手段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三、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
外生性网络道德侧重于从政治道德看社会，从政治道德看网络社会。即政治制度、政治规则、政治关系、政治主体是道德的，社会便是有道德的，网络政治就是有道德的，否则政治与社会则处于双重非道德状态。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作为网络政治道德的背景，政治制度是外生的。作为网络政治道德的社会背景，社会问题是外生的。制度影响和决定网络政治道德，制度变迁对网络政治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网络政治道德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提供社会支持。政治社会之外的问题，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民生在难以解决自身问题时，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并进而通过政治看社会。
政治道德是负责任的道德。负责任的道德都以追求公平正义或善为基本目标。康德划出了政治与伦理的界限，道德领域是“不涉及利益的行为”的领域。外生的政治道德在柏拉图的范式中有这样的假设：“存在着一个观念模型的超凡世界，人们企图在现实世界复制它。”[3]294在黑格尔那里，政治伦理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秩序及法则。韦伯把伦理分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政治伦理是责任伦理，政治道德是责任道德。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正义。具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外在的形式约束人们的政治道德。
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的产生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9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社会问题，尤其是正义、安全、环境靠自身的努力不能解决或者难以解决时，往往求助于政治性的解决。政治性的解决不但需要制度规则政策层面的资源，还需要政治道德资源。政治道德资源丰富，才能使社会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第二，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往往是社会问题直接导致的结果。如贫富差距过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机会被阻隔、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相对剥夺感被各种群体性事件激活。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如果政治道德资源构建跟不上网络时代的要求，就会产生政治道德落后与网络政治道德诉求过高的矛盾，或者产生政治道德与政治行为相脱节的现象，网络道德诉求过高与现实政治行为落后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加强政治道德建设，强化政治道德行为建设，从而跟上网络政治道德诉求的步伐。只有政治道德观念和政治道德行为相一致，才能解决网络社会诉求过高的矛盾。
第三，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有关。网络改变了集体行动的逻辑。[7]如果不从政治整体性的角度去解决社会问题，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马太效应、蝴蝶效应、黑天鹅效应等，且具有立体多重交叠效应。征用土地、强制拆迁、暴力驱赶外来务工人员和社会底层服务人员等，这表面上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却会引起整体性社会道德情感变化，最后把社会情感变化传播和扩散到网络当中去，不但把小概率事件放大，而且把社会道德放大，并把社会道德转化为政治道德。通过政治道德看社会道德，社会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社会化，政治道德成为社会道德进步与否的决定性条件。如果政治道德及其行为没有及时跟进，次生的政治道德就会产生，并通过网络把次生政治道德进行无限放大，使得政治道德淹没社会道德的泡沫之中。
第四，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有关。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的错误在于通过个人或者代表人的公平正义推导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功利主义道德忽略了社会复杂性。罗尔斯在分配正义中提出的解决思路就是以社会最少受惠者为标志，认为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必须为社会最少受惠者所接受。罗尔斯通过社会最少受惠者简化了复杂性，并认为社会的进步表现在社会最少受惠者收入的增加。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引发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政治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非但没有解决社会的复杂性问题，反而以几何增长的方式增加了复杂性，同时也增加了网络外生道德的复杂性。中国政治道德具有规范性、单一性、榜样性、示范性和自上而下的灌输性，中国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的多样性、多元性、平等性、互动性发生矛盾，增加了网络外生性政治道德渗透和教化的艰巨性和不可确定性。
第五，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梯度性有关。梯度是自上而下和从大到小的。社会问题可以从不同的梯度进行划分。从性质上来说，包括本质问题和非本质问题。从规模上来说，社会问题包括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微观问题。从重要性上来说，包括重大问题和非重大问题。从战略上来说，包括眼前问题、中期问题、长期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理应从重大问题着手，比如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建立和建设好重大民生工程。但从个体和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说，如果是财富转移和利益重新分配，而不是做大蛋糕并公平分配，那么人们仍然会从社会道德转向政治道德，从政治道德看社會道德。
四、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
依存性政治道德的核心要点是从道德看政治。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是基于政治与道德的同构或依存所产生的道德问题。网络自由、网络民主、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发展、网络协商等，这些内容与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具有同构性和依存性。就同构性而言，社会主义民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包含的政治道德就是网络政治道德，或者说网络政治道德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包含的政治道德。就依存性而言，网络政治道德并不是独立的，它依存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具有工具性特点。
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具有集体主义特性，它与个人主义是直接或间接对立的。网络以意见领袖或网络大V聚集在一起的粉丝，大都有集体主义特性，形成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道德共同体，过着平等虚拟的共同体生活。尽管有“群众社会”、“乌合之众”、网络意见领袖或网络大V支配群众的特点，但长时间的虚拟共同体生活也培育了粉丝的理性，增加了粉丝的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他们由过去的意见领袖或者网络大V思想的奴隶变成思想的主人，由道德的奴隶变成道德的主人。他们通过反思和质疑使自己由被动的共同体成员变成主动的共同体成员，通过参与共同体实现了共同体至善的追求。更由于国家对意见领袖或网络大V的强势治理，在意见领袖或者网络大V影响力急剧下降或者已经失去影响力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失去共同体的价值，反而因此得到了改善。
网络政治道德从三个视角展开：一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一方面对政治进行描述，以碎片化、平面化、虚拟化、平等化的方式对个体或者群体化的描述，图绘政治运行的轨迹，赋予政治以道德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对政治进行应然式诉求，提出方向性引领。二是网络政治道德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一方面对政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立足于政治现实主义，另一方面让理想塑造现实，对政治施行价值压力，防止政治现实走向没有理想的拙劣的现实主义。三是网络政治道德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一方面强调政治的经验性，另一方面强调理性但不能夸大理性的作用，并使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形成网络政治道德舆论，对政治进行伦理道德的约束和制约。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从道德看政治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核心是实现政治美德，柏拉图认为政治就是实现正义，孔子提出的“政者，正也”、“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等都是从道德看政治的基本表达。罗尔斯是从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看政治的典型代表，只有成为道德人和理性人，才能让政治进入一个良序社会，否则就难以构建和实践良序社会和良序政治。萨托利从政治道德的应然、理想、理性三个政治道德视角改造现实政治。网络政治道德也同样如此，让政治具有道德，践行道德。网络政治道德深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对政治道德性的诉求远远超过对政体的诉求，人们追求清官政治的道德诉求更为强烈。
第二，政治净化。对政治的伦理道德净化方式主要以批评、批判、质疑、讽刺、挖苦等负面评论为主，所针对的是诸如懒政、庸政、滥政、腐败等问题，迫使政治对道德的负面评价进行回应与修正，让政治具有“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6]50的政治品格，使国家政治与执政政治都体现伦理道德的最高要求。与此同时，网民通过参与政治，增加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明晰法治、理性与道德的限度，防止自身超越法治与道德的边界，防止理性的滥用，防止非理性道德的蔓延。
第三，塑造德性政治。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的目的是让政治成为有道德有德性的政治。在西方的保守主义看来，国家并不是也不应当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机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应当具备诸如正义、公平这样的德性。国家负有道德使命，政治要有道德。“道德学说的最高原则是：要按同时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凡是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准则都是违背道德的。”[8]国家是正义的化身和实现者，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意义的表述。网络依存性政治道德也同样要求国家成为伦理道德的国家，政治变成伦理道德的政治，并以网络的方式让政治道德成为国家的核心组成部分。
五、“后真相”的救治
“后真相”时代是以情感与信念为核心的时代。“后真相”给哲学、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带来巨大的冲击。“后真相”既具有“坏的主观性”，也具有“好的主观性”。一方面客观性、普遍性、真理性、真相、事实被个人与群众的情感信念所排斥、解构、瓦解、剥离、重组。好的无限可能性被坏的无限可能性取代。主观性取代客观性、个体性取代普遍性、多元性取代真理的一元性、个人情感取代真相、信念取代事实、舆论和谣言构建和塑造事实、民粹取代精英、好的民主政治正在被坏的民主政治所取代。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后真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悲观与乐观并存。
就“坏的主观性”来说，“后真相”使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具有复杂多变性，以个人情感与个人信念为基调，对政治道德进行解构和重组，取代或无视现实政治事实真相，无视政治道德范式。网络政治道德构建是理性客观的，“后真相”时代把网络政治道德不但变成道德主观，而且引发诸多“道德愤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后真相”使“网络政治人”转化成“网络政治狂人”。“网络政治狂人”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网络政治狂人”只会进入人人为敌的野蛮社会，使政治人的逻辑难以展开，使政治契约难以达成，使政治合作成为不可能。“网络政治狂人”一旦失去约束，政治语言暴力盛行，政治恐惧加剧。声音决定力量，粉丝数量成为绝对优势，少数人被迫失声和禁言，政治主体性成为非主体性。
第二，“后真相”使多元政治道德走向个人相对主义道德。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网民的道德自律能力。[9]多元政治道德难以转变成多元政治理性道德。网络多元道德的矛盾和冲突，其理想结果是形成理性多元政治道德，形成政治道德理性共识，化解多元政治道德的紧张与焦虑，在多元政治道德共识中获得稳定感和安全感。“后真相”以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为中心的特性，不但增加了多元理性政治建设的难度，还使多元政治道德退回到个人政治道德。政治道德失去了客观标准，相对主义取代了客观标准，个人成为相对主义的唯一主观标准。道德的客观事实真相被抹杀或者无视。
第三，“后真相”把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集体主义性转化为个体主义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体问题，把社会整体性道德转化为个体性道德，把社会复杂性道德简化为个人单一式道德，把社会梯度式社会矛盾和冲突简化为个人平化式道德矛盾和冲突，从而使社会原子化并与社会隔绝化。
第四，“后真相”使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互不协调。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具有同一性和同构性，二者政治道德建设具有一致性。“后真相”时代把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相隔离，在使现实政治道德跟不上网络政治道德建设步伐的同时，还使网络政治的个人主义政治道德诉求与现实政治道德的整体性需要产生巨大的裂变和数字鸿沟，使网络政治道德产生核裂变，产生难以统计的纷繁复杂的准政治道德、亚政治道德、碎片化政治道德，从而失去了对政治道德的整合能力。
解决“后真相”给网络政治道德带来的阻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强化宪法共识。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把宪法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让宪法成为人们的内在信仰。让宪法规范人们的道德言论和行为，任何人的言论和行为必须以宪法为依归。宪法在人之上、人在宪法之下应成为构建现实政治道德和网络政治道德的最高最大共识。
第二，强化政治道德共识。道德有底线道德和高线道德。高线道德是积极道德，如追求圣人的理想。底线道德是消极道德，如不偷、不抢、不杀人、不害人、不造谣、不传谣、不人肉、不构陷、不诽谤、不谩骂、不宣泄仇恨等。网络政治道德是追求底线道德的共识，而不是追求高线的道德共识。
第三，强化交往理性。人际交往具有交往理性。在网络上，只有实现人际交往，才具有网络交往理性。网络人际交往与人数成反比，与微博相比，微信人际交往更具理性。因为微信是“会客厅”，具有紧密的利益、价值、道德共同体特性，容易形成道德共识和政治道德共识。网络技术不但能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也会推动网络政治道德的进步。增强交往理性，要通过网络技术的多元化来完成。通过技术对网络政治社会进行分流，分流越细化，形成政治道德的可能性就越强。网络政治道德的稳定性，在于网络技术的多样化和多元化。
第四，实现网络政治道德与现实政治道德建设的同步性。因为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具有同构性，对现实政治具有依附性。加强现实政治道德建设的同时加强网络政治道德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挥政治对政治道德的整合能力和宰制能力，对极端化的非主流政治道德进行技术处理、法治治理、政策治理、及时跟踪、定点关注，防止非主流政治道德對主流政治道德的侵犯、侵蚀、侵占。
总之，网络政治道德分为自因性网络政治道德、内生性网络政治道德、外生性网络政治道德、依存性网络政治道德。这些网络政治道德整合在一起会发挥集合式效应和总体功能。要警惕“后真相”对网络政治道德的瓦解倾向，增强宪法、道德共识意识，通过网络技术维度进行多层面交流，实现现实政治道德与网络政治道德的同步建设，推动政治道德进而推动政治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建华.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域[N].光明日报，2017-12-11.
[2][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97.
[3][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21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38.
[5]唐凯麟，李诗悦.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伦理困境与秩序重建[J].湘潭大学学报，2017，（6）：148-152.
[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何植民.网络参与政策问题建构的社会条件审视[J].行政论坛，2017，（6）：63-70.
[8]李秋零.康德著作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6.
[9]张爱军，孙贵勇.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J].行政论坛，2016，（5）：8-13.
（责任编辑 吴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