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的思想及其衰亡初探

李锐
摘要:孟子辟杨墨,杨墨的学说,在后世影响都不大。杨朱的思想资料比较少,在今存的《列子》一书中有一些材料,但《列子》可能成书较晚,所以那些关于杨朱的材料需要考订。结合先秦秦汉时期的有关材料可裁断《列子》中的杨朱材料,考证杨朱的师承年岁,辨析其思想及其影响,考察其思想衰亡的原因。杨朱的思想发展下去,会产生分歧,至少可以歧出四个方向。四者之间,其实相差不远,但都不再是杨朱全性保真而天下治的思想了,都是杨朱思想所可能发展的方向。而曾子的后学,扩充了儒家对于修身的理论叙述,以至有取代杨朱思想的理论、实践意义。最终,杨朱的思想在后世几乎堙没无闻,只成为孟子所批评的偏激者的形象。
关键词:杨朱;孟子;老子;墨子;先秦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86-005
杨朱,又称阳朱、阳子居[1],即孟子辟杨墨之“杨”。久保天随、蔡元培说杨朱即庄周,此说滥用通假,不可信。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杨朱的思想很有影响。然而,今存有关杨朱思想的资料不多,值得我们剔罗爬梳,考镜源流,探索杨朱思想的流变。
一、杨朱其人
今存《列子》特别是其中的《杨朱》篇,记载了很多杨朱的事迹。不过,有关《列子》成书年代的问题,却是一大公案。此前多有论《列子》为伪书者,马叙伦举20事,日人武类义雄驳之。岑仲勉也或驳或商,指出马叙伦等多用片面之词立论,且“多属一反一正之辨,易流于游谈无根”,这正点明了普通的辨伪法之不足。[2]杨伯峻考察了《天瑞》篇的“数十年来”、《天瑞》《仲尼》篇的“舞”、《黄帝》《周穆王》《力命》《杨朱》篇的“都”、《說符》篇的“所以”、“不如”等词汇,认为它们或它们在文中的义项,都不是先秦的用法,由此证明今本《列子》为伪书[3],具有典范意义。严灵峰指出其说有某些问题,但由之遂认为方法不科学,显然就过头了。[4]大陆学者马达对很多认为《列子》晚出的证据,都给予了反驳[5],但是很多是有问题的。葛瑞汉也用相近的方法,分析了“吾”(“吾”、“我”混用)、“可”(“可”、“可以”混用)、“弗”、“亡”、“都”(补充杨伯峻之说)、“焉”、“相”、“且”、“箸(著)”等九个词汇,断定其为伪书。[6]后来刘禾等继续举证,特别是张永言提出了大量新证据,而且主要讨论了实词,所举证据达三十多例。[7]虽然有一些地方或许值得商榷(1),有一些不免主观性太强,但参合诸种考证,今存《列子》中有较多汉晋时代的词语,遍及每一篇,已是不争的事实。先秦子书基本上在战国末年就大体定型,到魏晋还有很大变动者极少,所以我们不能说《列子》的语言虽晚,但是思想不晚。因此,将《列子》作为先秦古书是不合适的。至于其中某些片段可能有先秦来源,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列子》中,特别是《杨朱》篇中有很多内容,散见于他书,因此我们下面的研究,多据他书,兼及《列子》为说。
《庄子·寓言》载杨朱得见老子(《列子·黄帝》略同):“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而《说苑·政理》(《列子·杨朱》略同)云杨子与梁王论治:
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此梁王即梁惠王。若非记载失实(2),则杨朱殆少见老子而晚年得见梁惠王。然梁惠王时当少年,如同魏文侯师事子夏而其时尚未继位。梁惠王生于400B.C.,即位在370B.C.,则杨朱卒年可能在385B.C.至375B.C.之间。老子修道,当为长寿之人,应年长于孔子,可能晚卒于孔子。孔子生卒年为551B.C.—479B.C.,张扬明拟老子生卒年为570B.C.—470B.C.。[8]《说苑·敬慎》载年长于老子的叔向曾引老子言: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
“因此观之”,《老子》作“故”,其他文字有小异。叔向初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559B.C.),终于昭公二十八年(514B.C.),其引《老子》之言,或算合理。杨朱善“全性保真”,其卒年既然在385B.C.至375B.C.之间,若此推测不误,则老子若非寿至百二十岁(《史记》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张扬明引报载近年国外年岁至一百三十七、一百四十者,或难作凭证),则并不年长孔子太多,可能生于560B.C.左右,卒于465B.C.至455B.C.之间。由此,杨朱可能生于485 B.C.至475B.C.之间,卒于385B.C.至375B.C.之间,活了百余岁。
二、杨朱的思想
《吕氏春秋·不二》说:“阳生贵己。”《孟子·尽心上》云:“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淮南子·泛论训》曰:“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淮南子》的记述,未必一定代表墨子、杨朱之间有立说时间先后相隔较远的意思,实际上二人年辈相当。它记载杨朱的思想是“全性保真”,这一思想大概被诋毁为“为我”。不过杨朱“全性保真”的主张,虽可能出于老子,却也像墨子一样,可以和儒家思想形成交集。
儒家重孝,《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敢伤身,和杨朱的全性保真只隔一间。因此,杨墨两家可谓都与儒家相近而又相异,杨朱思想得以流行,恐怕借儒家之力不小,所以孟子不得不大力排斥。墨子既驳《老子》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3),则兼爱与为我、贵己两极端之间,必然也会发生冲突。《列子·杨朱》所记禽滑釐和孟孙阳之辩,可能就有较古的来源:
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夫?”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
禽子即禽滑釐,墨子著名弟子,可能年岁只略小于墨子。墨子对此次辩论是有回应的,由此也可见墨子与杨朱当年辈相当(4),杨朱与禽滑釐之辩有一定可靠性。《墨子·贵义》载: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贵于义也。
墨子之语,(5)以为义而舍身来反驳杨朱的贵身为我之说,或启发了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
杨朱的成名学说,不只是贵身、为我。前引文中,杨朱把“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自家主张,和“天下治矣”联系在了一起。(6)这一思想,可能源自老子。《老子》第13章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蒋锡昌认为这几句话是倒文,正文当作:“故以身为天下贵者,则可以托天下矣;以身为天下爱者,则可以寄天下矣。”《庄子·让王》“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即老子以身为天下贵,以身为天下爱之义。[9]但汪桂年并不认为是倒文,对虚词有其解释:以,犹其也;为,犹于也;若,犹乃也,则“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之意为贵其身于天下,乃可寄天下;爱其身于天下,乃可托天下。(7)二说意思接近,汪桂年的解释更明白。
后来子华子也以与杨朱思想相近的故事来说韩昭厘侯,《庄子·让王》载(又见《吕氏春秋·审为》):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
子华子也宣讲“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或与杨朱有些渊源,既讲全身,又讲争地治国之理。
三、杨朱思想的衰亡
从子华子的思想或可以看出,杨朱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有一定影响。但其思想何以后世无闻呢?这当是因为其思想发展下去,会产生分歧,至少可以歧出四路,一是贵身重于治天下,若然,则只治身不治天下,或贵身为主,治天下为次;二是治身就能治天下;三是治身是为了治天下,治身与治天下为一贯之道;四是调和诸家之说,把治身和治天下看作等价的事情。四路之间,其实相差不远,但都不再是杨朱全性保真而天下治的思想了,都是杨朱思想可能发展的方向。
蒋锡昌所引《庄子·让王》的“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将治身看得最重,但是将为国、治天下纳入其中,就是贵身重于治天下一路。
詹何也讲究“重生”(《吕氏春秋·审为》),貌似只治身不治天下。《吕氏春秋·执一》载:“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但《执一》接着阐述:“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淮南子·道应训》说的更清楚:“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楚王曰:‘寡人得立[奉]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在]于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这和治身就能治天下非常接近。
《荀子·君道》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吕氏春秋·先己》:“(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与之相似的是马王堆竹简《十问》中师癸告大禹之言:“凡治政之纪,必自身始。”三者都是讲治身就能治天下,但荀子很明显是从儒家的为人君者当作表率这一传统思想出发的。
当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时,他的重点和把治身当作道之真的《庄子·让王》相反,也和《吕氏春秋·执一》的阐述不同,因为他讲“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孟子·尽心下》),其治身的目标、重点是平天下。(8)《大学》把修身细化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贯之道最为完备,但目标是明明德于天下,与孟子是同样的思路。
上博简《凡物流形》则具有明显的调和性,说“执道,所以修身而治邦家”,把修身和治邦家当作执道之下等价的事情,不像《庄子·让王》所言有高低之分。确实,道之下,万事万物平等,莫非道也。
这四路歧出的说法,都和杨朱的思想相关,可以说是对其思想的回应和发展。
曾子的后学,扩充了儒家对于修身的理论叙述,以至有取代杨朱思想的意义。《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以及《礼记·祭义》《吕氏春秋·孝行》等都记载了一个故事: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既然人的身体来自父母,则保养身体也是体现孝道的一种表现。推而广之,则涉及经世治民,强调“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因此,养生对儒家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正好成为杨朱学派的同调。但不同的是,儒家的这种养生,是修身尽孝的一种表现,后世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或出于这种考虑。因而,守孝以至毁生的曾子,反而成了批评的对象。《礼记·檀弓上》载:“曾子谓子思曰:‘汲!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可见,重视修身、身体,可以来源于不同的思想理论。
杨朱的时代早,其言满天下,在当时影响很大,诸子都受其影响。其思想与儒家有相近相通之处,但是根本源头不同,所以儒家要立足,不能不回应他。当时不仅是孟子在努力批评他,乐正子、荀子及《大学》等都在从儒家的角度,吸收杨朱的某些合理思想,在不同的方向上歧出,在杨朱思想可能的发展道路上阐发自家思想。如乐正子之发扬孝道;孟子辟杨墨之余,又讲舍生取义、修身平天下;荀子讲“闻修身,未尝闻为国”。孟子之时,杨墨之言盈天下;到韩非子之时,则以儒墨为显学。可见荀子之后,杨朱之学已经逐渐式微。后世杨朱之学,渐渐成为儒学的附庸,如《孟子·尽心下》赵岐注云:“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伪孙奭疏曰:“杨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毁伤之义。”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孟子从思想上认为杨朱之学对儒学是一种威胁,但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有点夸大其词。因为杨朱见载于《庄子》,但《庄子·天下》(9)数论当时天下的显学,并没有提及杨朱的学说。不论如何,杨朱之学当曾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后来则被攻击或替换,逐渐衰亡,堙没无闻了。
注释:
(1)如张永言指出张湛所说“‘视疑作‘指”是“为求古而创新”,但是“视”从“示”声,而《中庸》的“治国其如示诸掌”,《礼记·仲尼燕居》作“指诸掌”,“示”、“指”通假。郭店简《缁衣》简40、41有:“《诗》云:‘人之好我,旨我周行。”“旨”字今本作“示”,裘锡圭加有按语:“‘旨‘示古音相近。”而上博简《缁衣》简21作“ ”,从视从旨,乃双声字,则“视”、“指”通假并非没有可能。
(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以《列子》载杨朱之友季梁先杨朱死,而季梁卒于梁惠王围邯郸之后,故认为杨朱年岁不能太长。实则《战国策·魏策》云梁惠王欲攻邯郸,季梁谏,或可能进谏成功,故未必是围邯郸之年。或说即便季梁进谏成功,其事也在梁惠王即位之后,杨朱若晚至此时尚存,则不能见老子。但鲍彪注谓此季梁非《列子》所称者,或有所本。
(3)《兼爱上》似乎有批評《老子》之意:“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这看起来是承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之义而驳之,认为兼爱可以致孝慈及盗贼无有。
(4)据清华简《系年》,墨子见齐大王可能是目前所见墨子最后的游仕活动,时间当在389B.C.—385B.C.之间。墨子当在此一时期或稍后不久便过世。参见拙作:《〈系年〉零札》,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
(5)丁四新举《庄子·让王》“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欲证“《墨语》诸篇有许多内容与战国中晚期文献相近,可以互相参证”(见丁氏著:《〈墨语〉成篇时代考证及其墨家鬼神观研究》,《人文论丛》,2010卷)。其研究方法是同文比较法,这种考证方法的结论或不可靠(参拙作:《“同文”分析法评析》,《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子华子年代晚于墨子,似未必可谓《墨子·贵义》为依托;而《列子》书的年代虽可能成于魏晋时期,《杨朱》篇此一故事却未必无本。
(6)前引《列子》文中,杨朱之言提及了伯成子高和大禹,有学者认为杨朱的思想当是兼综二者,“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其实从下文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不难看出,杨朱只取伯成子高之言。将伯成子高和大禹并列,只是构成一种比较、选择,杨朱认可的是伯成子高之言。
(7)参见汪桂年:《老子通诂》,《北强月刊(国学专号)》,第13页。按:帛书本、北大本作“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
(8)《中庸》“哀公问政”章记孔子所说,则由修身说至知天,是另外的思路:“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9)《天下》篇的年代,应在庄周殁后不久,乃至庄周生前。参见邵泽慧:《庄子天下篇成文时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6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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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列子集释·附录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326,原載:新建社[J].1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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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扬明.老子考证[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第2版:112-120.
[9]蒋锡昌.老子校诂[M].台北:东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75.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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