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的深远指导意义
陶富源
摘要：毛泽东是在具备丰富的实践阅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素养的前提下创作“两论”的。“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为批判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左”倾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基础，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解放思想提振自信从而为维护自身话语权和独立自主权提供了理论武器。以这两大原理为主要理论支撑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精神，以及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胜利，是有深远指导意义的。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实践第一”原理；“矛盾特殊”原理；人民事业；深远意义
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57-007
今年是毛澤东诞辰125周年。这位20世纪的伟人虽然早已远去，但其形象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乃至炫耀千秋。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以毛泽东为首所开创和奠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是为这条路线奠定哲学基础的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的胜利。这一历史启示我们和后代子孙，要永远学习毛泽东的“两论”。“两论”对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胜利，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的人生阅历与“两论”写作
毛泽东在1937年受邀给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授哲学课，写下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部分，在以后单独发表时，被分别命名为《实践论》《矛盾论》。一般认为，“两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此话固然有理，然而较为笼统。处于那个时代并投身中国革命的人，不计其数，只有毛泽东才写出了“两论”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这除了有时代方面的一般原因以外，还必然有其个人阅历方面的特殊原因。
在当时，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从其来源来说，主要有三：一是，其基本部分来自工农，特别是农民；二是，投身革命的军人，朱德、贺龙、彭德怀等是其代表；三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等是其代表。第一部分人，因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很难进行文字创作。第二部分人，因理论素养，特别是哲学素养方面的原因，加之战事繁忙，也很难写出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第三部分人，即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有些人有学术素养，甚至有较高的哲学素养，但李大钊在38岁时（1927年）被张作霖杀害，瞿秋白于36岁时（1935年）被蒋介石杀害，李达也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于1923年退党，远离了斗争一线。其他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因为对中国实际，特别是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缺乏深切了解，也很难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著作。同样是这个原因，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还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相对上述三部分革命者，毛泽东很难被简单划入其中一类。毛泽东是“多面的”：同农民一起，他是农民；同工人一起，他是工人；同士兵一起，他是军人；同知识分子一起，他是知识分子；同诗人一起，他是诗人。1937年，毛泽东写作“两论”，时44岁，正值中年。此时，他的阅历已十分丰富。这表现在实践和文化及理论两个方面。
从实践方面来说，毛泽东的实践阅历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实践类型的丰富性。他组织领导农民运动，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之王”；组织领导学生运动，最突出的是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领导湖南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发动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和长沙泥木工人等的罢工斗争；他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长征途中，率领革命队伍克服千难万险，从九死中觅得一生。
第二，实践地位的重要性。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不是一位普通的参与者，大多时候处于革命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地位。1921年，他作为代表之一，参加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他于1923年4月至1927年8月，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局秘书等高级职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因此，他在党的首脑机关，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破裂，经历了蒋介石、汪精卫对国民革命的无耻背叛和对共产党人及革命者的血腥屠杀。后来他领导了秋收起义，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创立者。他作为反对“王明路线”的旗帜，亲历了“王明路线”所造成的革命惨败。到遵义会议以后，他实际已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第三，实践经验的根本性。由于毛泽东常常处于革命实践的重要地位，以至关键岗位，加上好学深思，他所形成的实践经验往往具有根本性，关涉革命的方向和全局。这表现在写作“两论”前他已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通过土地改革吸引农民投身革命，用共产党人的思想和纪律把以农民为主的军队打造成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通过游击战和一定条件下的运动战来以弱胜强等一系列重要经验。
毛泽东“两论”的写作，还有文化基础和理论依据。这是毛泽东通过长期的好学深思获得的，其特点有三：
一是弘通广大。在写作“两论”前，毛泽东已经读过许多外国著作，包括18至19世纪的名著。比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等。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读了许多中国古代名著，特别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从而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
二是趋时求新。毛泽东在小学时读到改良主义的《新民丛报》，从而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学时读到孙中山的作品及同盟会创立的《民立报》，开始拥护孙中山。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读到《新青年》，继而拥戴陈独秀、胡适。1918年他25岁，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等3本书，从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读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以及德波林的《西方哲学史》等著作。后来到延安，他阅读了不少哲学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其中有西洛可夫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等。这些著作都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哲学启迪，从而为写作“两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三是求真务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受到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学风，特别是湖湘学派的影响。毛泽东于1914年开始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时写的《讲堂录》有言：“涤生（曾国藩号——引者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1]毛泽东在这里所言的“真精神”，就是求真务实精神。这种精神在其后敌强我弱的严酷斗争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与弘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充分体现了这种求真务实精神。早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
总之，毛泽东是在具备丰富的实践阅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素养的前提下創作“两论”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二、“两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842年，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就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恩格斯也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4]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论述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是李大钊，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是那些农民。”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法、俄……有异”。[6]
然而，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并没有得到遵循。也就是说，那时的党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更没有把这个结合提升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诚然，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重大决定要经其批准和确认，方可实施。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权力。二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不成熟，还不具备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首先是理论上不成熟，中国共产党人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更谈不上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因而中国共产党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迫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就投入革命斗争的。其次是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成熟，对中国实际还缺乏系统的了解。三是，俄国革命先于中国革命，且已有成功的经验，因而苏联人是先生，中国人是学生。有先生可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有利条件，但同时又容易丧失自我，唯先生是从，成为教条主义者。
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比较早地认识到教条主义的不可取和危害，使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他也最了解当时中国最大的实际：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出生农家，后又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他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发动土地革命，领导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浸透着泥土气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深爱着农民、相信农民。然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从书本上学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毛泽东领导人民用无数鲜血换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称为“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把毛泽东视为可怕对手、重点打击对象，把他排斥在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结果，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直到遵义会议以后，全党才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两论”的贡献在于：对这种结合从哲学上进行了论证。“两论”的这种论证是从认识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两个维度展开的。
就认识与实践的维度而言，毛泽东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第一”原理。他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强调“实践第一”也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7]284。这里的“实践第一”，是后人依据《实践论》概括的，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以及认识的目的等。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运用“实践第一”观点，科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7]287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7]292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根本“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7]292、293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296 《实践论》还以“实践第一”原理为武器，深刻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特别是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实践论》指出：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自诩为“知识里手”的教条主义者，“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7]287殊不知，“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7]288《实践论》批判那种脱离实践、空谈理论的教条主义者，指出：“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7]292《实践论》批评包括教条主义在内的“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出其本质“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是必须反对的。为此，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7]295、296
就普遍与特殊的维度来说，《矛盾论》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特殊”原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提出了关于“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问题。[8]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从方法论角度升华了这一观点，认为“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9]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上述思想。一是认为，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矛盾论》指出，“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们的特殊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区别事物”。[7]308另外，“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7]309、310。二是认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7]311，而正确方法的获得，是以正确分析事物的矛盾特殊性为前提条件的。为此，就必须“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7]317，因为“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7]317。
《矛盾论》运用“矛盾特殊”原理，深刻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矛盾论》指出：“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7]285、286
总之，“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为批判教条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根据，也为中国人民事业的不断胜利提供了一大法宝。
三、“两论”是中国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
“两论”所阐明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而且是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法宝。具体说来就是，以“两论”所阐明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作为重要理论支撑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精神，以及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胜利，具有恒久的价值。
（一）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其一，“实事求是”经过哲学提升才成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概括。毛泽东在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认为，不仅治学要实事求是，而且做好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这样，“实事求是”就从传统的关于治学的特殊原则上升为关于人类活动取得成功的哲学普遍原则。这个普遍原则不是一般哲学的普遍原则，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所规定的普遍原则，而是作为顶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所规定的普遍原则。这个普遍原则的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所揭示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转移的辩证客观性，但人作为能动的存在物，可以在实践中认识事物的辩证客观性及其特殊表现。因此，坚持“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是获得实践成功的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成功进行实践，从而也才能使人类获得有益回报。因而，坚持实事求是是取得实践成功和实现人的利益的必然要求。
其二，从实际出发是从外界客观实际和主体需要实际的统一出发。从实际出发，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首要内涵。人们通常是从认识维度把“实际”理解为认识对象的实际，即外在客观实际，而不是从实践维度，把它理解为外界客观实际与主体需要实际的统一。这是不全面的。就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10]987。在当代中国，从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就是要“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证活动取得成效”[11]。在毛泽东的理解中，从实际出发不仅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而且指从人的客观需要出发，即从外界客观实际与人的客观需要实际的统一出发，去认识世界。
其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实践作为真理检验标准及作为价值检验标准的统一。所谓坚持真理检验的实践标准，就是要把在实践基础上通过抽象所求得的“是”，即关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看它能否指导人们的行动，能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所谓坚持价值检验的实践标准，就是要把理论运用于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能否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在实践中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0]1096
总之，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所概括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和发展真理，并在实践中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
（二）关于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
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坚持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
所谓群众中心，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为什么要坚持群众中心？因为在认识论上，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因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最有智慧。由是，共产党要实现正确领导，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集思广益。又因为在历史观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历史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人民群众最有力量。由是，共产党要实现成功领导，也必须依靠群众，方可众志成城，从而构建党不断发展壮大、夺取事业胜利的根本基础。
要坚持实践第一和群众中心，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也可以从认识论和政治论两方面来说明。
从认识论角度说，坚持实践第一在认识过程中表现为：“实践—认识—实践”，不断往复、不断提高的认识活动总规律。这一规律体现在群众路线中即为：“群众—领导—群众”，不断往复、不断提高的领导工作总规律。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精辟的表述，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0]899或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认识论。
从政治论角度说，群众路线在政治生活中就转化为“民主—集中—民主”的民主政治运行总规律。众所周知，在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集中，但集中历来有两种：一是专断或专制的集中，二是民主的集中。民主集中的制度化，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和核心制度，在中国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民主集中制。就此，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要求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一过程也就是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实现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同时又通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去指导、规范和丰富大家的民主生活，增进群众的福祉，这一过程也就是实现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2]
总之，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正确领导的科学认识路线，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正确领导的民主政治路线。
（三）关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精神
按照《矛盾论》所阐明的“矛盾特殊”原理，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中国国情并非一目了然，也非一成不变。另外，以中国国情为依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清晰可辨、通达可期的。这就要坚持《实践论》所阐明的“实践第一”原理，发挥人的能动性，通过实践去获得真知，并开辟增进人民福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发挥“人”的能动性，这里的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来说，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115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指出：中国的国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认识。“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3]3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14]
所谓发挥人的“能动性”，这里的能动性是指，要坚持“实践第一”原则，发扬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精神，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建设中学会建设。要通过实践的探索和创新，在似乎无望的地方寻得希望，在貌似无路的地方开出新路。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攻打大城市为目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失败了。这说明城市暴动式的苏俄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了。毛泽东经过认真研究和总结，适时率领部队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邓小平也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3]258、259因此，邓小平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要敢于试验、大胆创造，不怕失败；要有一股子气、一股子劲，走出一条好路、新路。在几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走出、走稳和走宽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两论”所阐明的“實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锐利武器。
（四）关于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美好前程的斗争中，所面对的敌人曾经无比强大，所遭遇的困难曾几度攸关命运，但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终于迎来了一个个巨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人民事业的胜利中，遭遇重大困难除了有外部原因以外，有时还有内部原因，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犯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以至道路迷失、陷于险境。但是，一旦我们通过自我检讨、自我纠错，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回了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我们的事业就又大踏步前进了。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具有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事业，就能无往不胜。根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实行符合实际和民心的方针、政策和举措，就能使我们党获得科学和道义的力量；坚持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集民智、聚民力，就能使我们党获得民众智慧和团结的力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能使方向明确、意志凝聚，就能使我们党获得目标引领和意志统一所激发的强大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科学的力量是无敌的。“苏东”巨变以后，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3]383仅仅过去三十多年，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的这一预言是何等正确。其二，民众的力量也是无敌的。就此，毛泽东说：“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7]139历史早已证明，毛泽东所言极是。其三，正确道路所激发的理想和意志力量，也是无敌的。毛泽东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15]因此，不管敌人多么强大，处境何等艰难，挫折何其严重，我们党总能领导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10]1101，从而书写人民事业史诗般的壮丽篇章。
总之，“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是毛泽东留给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最宝贵哲学财富，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解放思想提振自信从而维护自身话语权和独立自主权的理论武器。它将继续指引我们：坚持以自我为主，从中国国情出发，拜实践为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去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遗表不随诸葛死，《离骚》常伴屈原生”，“两论”和它的作者毛泽东，将永垂青史！
参考文献：
[1]转引自：王炯华.毛泽东读书纵横谈[J].新华文摘，2011，（12）.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9.
[5]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1.
[6]转引自：杨锡嘏.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特性”的探索[J].新华文摘，1998，（10）.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59.
[9]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3.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4：16.
[1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16.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52.
（责任编辑 吴 勇）
摘要：毛泽东是在具备丰富的实践阅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素养的前提下创作“两论”的。“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为批判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左”倾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基础，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解放思想提振自信从而为维护自身话语权和独立自主权提供了理论武器。以这两大原理为主要理论支撑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精神，以及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胜利，是有深远指导意义的。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实践第一”原理；“矛盾特殊”原理；人民事业；深远意义
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57-007
今年是毛澤东诞辰125周年。这位20世纪的伟人虽然早已远去，但其形象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乃至炫耀千秋。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以毛泽东为首所开创和奠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是为这条路线奠定哲学基础的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的胜利。这一历史启示我们和后代子孙，要永远学习毛泽东的“两论”。“两论”对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胜利，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的人生阅历与“两论”写作
毛泽东在1937年受邀给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授哲学课，写下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部分，在以后单独发表时，被分别命名为《实践论》《矛盾论》。一般认为，“两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此话固然有理，然而较为笼统。处于那个时代并投身中国革命的人，不计其数，只有毛泽东才写出了“两论”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这除了有时代方面的一般原因以外，还必然有其个人阅历方面的特殊原因。
在当时，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从其来源来说，主要有三：一是，其基本部分来自工农，特别是农民；二是，投身革命的军人，朱德、贺龙、彭德怀等是其代表；三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等是其代表。第一部分人，因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很难进行文字创作。第二部分人，因理论素养，特别是哲学素养方面的原因，加之战事繁忙，也很难写出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第三部分人，即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有些人有学术素养，甚至有较高的哲学素养，但李大钊在38岁时（1927年）被张作霖杀害，瞿秋白于36岁时（1935年）被蒋介石杀害，李达也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于1923年退党，远离了斗争一线。其他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因为对中国实际，特别是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缺乏深切了解，也很难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著作。同样是这个原因，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还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相对上述三部分革命者，毛泽东很难被简单划入其中一类。毛泽东是“多面的”：同农民一起，他是农民；同工人一起，他是工人；同士兵一起，他是军人；同知识分子一起，他是知识分子；同诗人一起，他是诗人。1937年，毛泽东写作“两论”，时44岁，正值中年。此时，他的阅历已十分丰富。这表现在实践和文化及理论两个方面。
从实践方面来说，毛泽东的实践阅历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实践类型的丰富性。他组织领导农民运动，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之王”；组织领导学生运动，最突出的是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领导湖南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发动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和长沙泥木工人等的罢工斗争；他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长征途中，率领革命队伍克服千难万险，从九死中觅得一生。
第二，实践地位的重要性。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不是一位普通的参与者，大多时候处于革命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地位。1921年，他作为代表之一，参加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他于1923年4月至1927年8月，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局秘书等高级职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因此，他在党的首脑机关，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破裂，经历了蒋介石、汪精卫对国民革命的无耻背叛和对共产党人及革命者的血腥屠杀。后来他领导了秋收起义，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创立者。他作为反对“王明路线”的旗帜，亲历了“王明路线”所造成的革命惨败。到遵义会议以后，他实际已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第三，实践经验的根本性。由于毛泽东常常处于革命实践的重要地位，以至关键岗位，加上好学深思，他所形成的实践经验往往具有根本性，关涉革命的方向和全局。这表现在写作“两论”前他已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通过土地改革吸引农民投身革命，用共产党人的思想和纪律把以农民为主的军队打造成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通过游击战和一定条件下的运动战来以弱胜强等一系列重要经验。
毛泽东“两论”的写作，还有文化基础和理论依据。这是毛泽东通过长期的好学深思获得的，其特点有三：
一是弘通广大。在写作“两论”前，毛泽东已经读过许多外国著作，包括18至19世纪的名著。比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等。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读了许多中国古代名著，特别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从而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
二是趋时求新。毛泽东在小学时读到改良主义的《新民丛报》，从而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学时读到孙中山的作品及同盟会创立的《民立报》，开始拥护孙中山。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读到《新青年》，继而拥戴陈独秀、胡适。1918年他25岁，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等3本书，从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读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以及德波林的《西方哲学史》等著作。后来到延安，他阅读了不少哲学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其中有西洛可夫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等。这些著作都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哲学启迪，从而为写作“两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三是求真务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受到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学风，特别是湖湘学派的影响。毛泽东于1914年开始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时写的《讲堂录》有言：“涤生（曾国藩号——引者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1]毛泽东在这里所言的“真精神”，就是求真务实精神。这种精神在其后敌强我弱的严酷斗争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与弘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充分体现了这种求真务实精神。早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
总之，毛泽东是在具备丰富的实践阅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素养的前提下創作“两论”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二、“两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842年，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就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恩格斯也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4]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论述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是李大钊，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是那些农民。”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法、俄……有异”。[6]
然而，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并没有得到遵循。也就是说，那时的党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更没有把这个结合提升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诚然，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重大决定要经其批准和确认，方可实施。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权力。二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不成熟，还不具备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首先是理论上不成熟，中国共产党人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更谈不上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因而中国共产党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迫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就投入革命斗争的。其次是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成熟，对中国实际还缺乏系统的了解。三是，俄国革命先于中国革命，且已有成功的经验，因而苏联人是先生，中国人是学生。有先生可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有利条件，但同时又容易丧失自我，唯先生是从，成为教条主义者。
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比较早地认识到教条主义的不可取和危害，使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他也最了解当时中国最大的实际：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出生农家，后又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他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发动土地革命，领导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浸透着泥土气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深爱着农民、相信农民。然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从书本上学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毛泽东领导人民用无数鲜血换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称为“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把毛泽东视为可怕对手、重点打击对象，把他排斥在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结果，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直到遵义会议以后，全党才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两论”的贡献在于：对这种结合从哲学上进行了论证。“两论”的这种论证是从认识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两个维度展开的。
就认识与实践的维度而言，毛泽东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第一”原理。他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强调“实践第一”也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7]284。这里的“实践第一”，是后人依据《实践论》概括的，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以及认识的目的等。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运用“实践第一”观点，科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7]287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7]292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根本“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7]292、293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296 《实践论》还以“实践第一”原理为武器，深刻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特别是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实践论》指出：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自诩为“知识里手”的教条主义者，“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7]287殊不知，“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7]288《实践论》批判那种脱离实践、空谈理论的教条主义者，指出：“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7]292《实践论》批评包括教条主义在内的“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出其本质“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是必须反对的。为此，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7]295、296
就普遍与特殊的维度来说，《矛盾论》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特殊”原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提出了关于“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问题。[8]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从方法论角度升华了这一观点，认为“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9]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上述思想。一是认为，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矛盾论》指出，“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们的特殊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区别事物”。[7]308另外，“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7]309、310。二是认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7]311，而正确方法的获得，是以正确分析事物的矛盾特殊性为前提条件的。为此，就必须“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7]317，因为“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7]317。
《矛盾论》运用“矛盾特殊”原理，深刻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矛盾论》指出：“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7]285、286
总之，“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为批判教条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根据，也为中国人民事业的不断胜利提供了一大法宝。
三、“两论”是中国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
“两论”所阐明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而且是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法宝。具体说来就是，以“两论”所阐明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作为重要理论支撑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精神，以及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胜利，具有恒久的价值。
（一）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其一，“实事求是”经过哲学提升才成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概括。毛泽东在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认为，不仅治学要实事求是，而且做好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这样，“实事求是”就从传统的关于治学的特殊原则上升为关于人类活动取得成功的哲学普遍原则。这个普遍原则不是一般哲学的普遍原则，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所规定的普遍原则，而是作为顶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所规定的普遍原则。这个普遍原则的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所揭示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转移的辩证客观性，但人作为能动的存在物，可以在实践中认识事物的辩证客观性及其特殊表现。因此，坚持“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是获得实践成功的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成功进行实践，从而也才能使人类获得有益回报。因而，坚持实事求是是取得实践成功和实现人的利益的必然要求。
其二，从实际出发是从外界客观实际和主体需要实际的统一出发。从实际出发，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首要内涵。人们通常是从认识维度把“实际”理解为认识对象的实际，即外在客观实际，而不是从实践维度，把它理解为外界客观实际与主体需要实际的统一。这是不全面的。就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10]987。在当代中国，从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就是要“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证活动取得成效”[11]。在毛泽东的理解中，从实际出发不仅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而且指从人的客观需要出发，即从外界客观实际与人的客观需要实际的统一出发，去认识世界。
其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实践作为真理检验标准及作为价值检验标准的统一。所谓坚持真理检验的实践标准，就是要把在实践基础上通过抽象所求得的“是”，即关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看它能否指导人们的行动，能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所谓坚持价值检验的实践标准，就是要把理论运用于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能否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在实践中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0]1096
总之，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所概括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和发展真理，并在实践中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
（二）关于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
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坚持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
所谓群众中心，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为什么要坚持群众中心？因为在认识论上，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因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最有智慧。由是，共产党要实现正确领导，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集思广益。又因为在历史观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历史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人民群众最有力量。由是，共产党要实现成功领导，也必须依靠群众，方可众志成城，从而构建党不断发展壮大、夺取事业胜利的根本基础。
要坚持实践第一和群众中心，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也可以从认识论和政治论两方面来说明。
从认识论角度说，坚持实践第一在认识过程中表现为：“实践—认识—实践”，不断往复、不断提高的认识活动总规律。这一规律体现在群众路线中即为：“群众—领导—群众”，不断往复、不断提高的领导工作总规律。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精辟的表述，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0]899或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认识论。
从政治论角度说，群众路线在政治生活中就转化为“民主—集中—民主”的民主政治运行总规律。众所周知，在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集中，但集中历来有两种：一是专断或专制的集中，二是民主的集中。民主集中的制度化，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和核心制度，在中国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民主集中制。就此，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要求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一过程也就是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实现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同时又通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去指导、规范和丰富大家的民主生活，增进群众的福祉，这一过程也就是实现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2]
总之，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正确领导的科学认识路线，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正确领导的民主政治路线。
（三）关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精神
按照《矛盾论》所阐明的“矛盾特殊”原理，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中国国情并非一目了然，也非一成不变。另外，以中国国情为依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清晰可辨、通达可期的。这就要坚持《实践论》所阐明的“实践第一”原理，发挥人的能动性，通过实践去获得真知，并开辟增进人民福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发挥“人”的能动性，这里的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来说，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115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指出：中国的国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认识。“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3]3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14]
所谓发挥人的“能动性”，这里的能动性是指，要坚持“实践第一”原则，发扬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精神，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建设中学会建设。要通过实践的探索和创新，在似乎无望的地方寻得希望，在貌似无路的地方开出新路。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攻打大城市为目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失败了。这说明城市暴动式的苏俄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了。毛泽东经过认真研究和总结，适时率领部队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邓小平也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3]258、259因此，邓小平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要敢于试验、大胆创造，不怕失败；要有一股子气、一股子劲，走出一条好路、新路。在几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走出、走稳和走宽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两论”所阐明的“實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锐利武器。
（四）关于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美好前程的斗争中，所面对的敌人曾经无比强大，所遭遇的困难曾几度攸关命运，但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终于迎来了一个个巨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人民事业的胜利中，遭遇重大困难除了有外部原因以外，有时还有内部原因，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犯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以至道路迷失、陷于险境。但是，一旦我们通过自我检讨、自我纠错，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回了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我们的事业就又大踏步前进了。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具有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事业，就能无往不胜。根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实行符合实际和民心的方针、政策和举措，就能使我们党获得科学和道义的力量；坚持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集民智、聚民力，就能使我们党获得民众智慧和团结的力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能使方向明确、意志凝聚，就能使我们党获得目标引领和意志统一所激发的强大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科学的力量是无敌的。“苏东”巨变以后，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3]383仅仅过去三十多年，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的这一预言是何等正确。其二，民众的力量也是无敌的。就此，毛泽东说：“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7]139历史早已证明，毛泽东所言极是。其三，正确道路所激发的理想和意志力量，也是无敌的。毛泽东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15]因此，不管敌人多么强大，处境何等艰难，挫折何其严重，我们党总能领导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10]1101，从而书写人民事业史诗般的壮丽篇章。
总之，“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是毛泽东留给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最宝贵哲学财富，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解放思想提振自信从而维护自身话语权和独立自主权的理论武器。它将继续指引我们：坚持以自我为主，从中国国情出发，拜实践为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去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遗表不随诸葛死，《离骚》常伴屈原生”，“两论”和它的作者毛泽东，将永垂青史！
参考文献：
[1]转引自：王炯华.毛泽东读书纵横谈[J].新华文摘，2011，（12）.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9.
[5]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1.
[6]转引自：杨锡嘏.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特性”的探索[J].新华文摘，1998，（10）.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59.
[9]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3.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4：16.
[1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16.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52.
（责任编辑 吴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