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的党建工作
摘要：斩木为兵直接武装工农群众，编制了第一支真正的工农革命常备军；揭竿為旗公开亮出党的面目，迈出了实质性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一种以党为尊、党指挥枪的建军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落地生根，一支官兵平等、上下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孕育成型。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斗志信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逐渐领跑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
关键词：秋收起义；以党为尊；井冈道路
中图分类号：D231；D26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8.01.011
“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1]（P472）孙中山先生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后组建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等政治团体，接连发起排满、倒袁和护法等军事行动，均因革命队伍内部组织未备、训练未周而未果。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和民族送来了马列主义思想武器，催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悲观绝望的孙中山先生茅塞顿开、精神大振，认识到国共所持党义相近、中俄革命方法有别，下定决心借鉴苏俄的组织模式，借助中共的组织力量，重新改造、激活国民党，实行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一大”排除右派干扰，正式完成了党内改组，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随后，大批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入各级机关专门从事党务和政治工作，由此推进了国民党组织形态和组织观念的重塑转型。国民党当局不再单纯依赖军队，以武力压制人，开始注重党员力量和人民心力，以主义感化人。党员军人不再单打独斗，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杀人，开始注重团体协作，为人人发财而救人。
但在此过程中，中共领导机关忽视了自身建设，丧失了政党独立性和革命领导权。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国民党左右两大阵营突然同流合污，屠刀一致砍向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被迫揭竿而起，前赴后继发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其中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党为尊、党建先行，第一次公开举起了党的旗帜，首创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原则制度，从而确保了党对军队和民众的坚强领导，适应并推动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转变，开辟并巩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镰刀斧头闪金光，举旗定向重武装
列宁总结革命历史教训得出结论：“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软弱无力的。”[2]（P15）但由苏俄主导的共产国际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不仅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创造力，断言“像列宁这样一些领袖，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人”，而且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欺骗性，自以为国民党右派是一匹“不怎么好，可是毕竟有点用，也还听主人使唤”[3]的母马。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是被利用来牵制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工具，关键是既要保证苏俄外交利益不受损，又要保证国共力量消长不失控。
由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面目模糊、言行相悖，在国共之间大耍“莫斯科的狡猾伎俩”，激起了两党党员的普遍恶感。国民党内不断升级反俄排共的“护党救国运动”，以示“党员真正的意志，不容他人压迫，不容他人强奸。”[4]中共党内要求自立门户、退出国民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1927年8月1日，一群铁血军人在南昌强硬抵制张国焘传达的妥协命令，毅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部分党的领导成员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和准备秋收起义的最主要任务。遗憾的是，共产国际代表把机会主义的“黑锅”强加在了陈独秀头上，成功地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转移了问题的焦点，结果陈独秀被批得体无完肤，“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5]（P92）
候补委员毛泽东受托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旨在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组织武装斗争，首先建立民选的湘南革命政府，进而帮助恢复全省政权。但当他受中央特派回到湖南，投入湘南计划的具体实施环节时，察觉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严重脱节。因为经过惨绝人寰的“清党分共”浩劫后，国民党在群众中间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特别是赖以为中坚、“发火药”的两团正规部队都泡了汤，湖南境内曾经烜赫一时的工农武装不是被解散，就是被外调，以现有的综合实力根本无法在全省同时发动起义，即使在湘南侥幸得手也难以长久立足。为此他向中央据理力争：“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6]（P354）主张“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兵政权。
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起义范围缩小到湘中周边七县市，并任命他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组织起义区域内的工农群众充当起义主力。9月初，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召集有关负责人共商大计，意外得知浏阳、平江义勇队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均因途中受阻，未及赶上南昌起义，正绕道滞留在修水、铜鼓一带。他立即决定改变原计划，整合这几支革命力量，兵分三路会攻长沙，把湖南局部规模的湘中起义，扩大为跨省际的湘赣边界起义；把湖南地方性质的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升格为全国性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自己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实施军中党的领导。
9月9日，长沙至岳阳、株洲铁路沿线的工农群众开始破坏交通、制造恐慌，拉开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序幕。9月11日，安源、修水和铜鼓的革命武装正式换旗易帜、誓师出征，湘赣边界异军突起、红旗猎猎，“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7]（P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受了长期的憋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终于彻底放弃了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依赖幻想，并对共产国际和上级党部“君命有所不受”，斩木为兵直接武装工农群众，编制了第一支真正的工农革命常备军；揭竿为旗公开亮出党的面目，迈出了实质性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二、支部建在连队上，以党为尊指挥枪
湘赣边界秋收起義爆发前夕，唐生智在湖南的精锐部队被调去东征倒蒋，湘中一带只有三四千雇佣兵。而工农革命军拥有近六千兵力，成分大多是党团员和工农骨干，能够组织起来参战的群众更是不计其数。谁知“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亲密团结的党，其中有阴谋和诡计，有暗中勾结，倾轧，竞争权位。”[8]（P219）如原警卫团第三营营长韩壮剑为了爬上团副职位，装病不愿干工作。安源矿警队大队长陈鹏自恃有枪500枝，不甘屈尊只有100枝枪的赣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王兴亚之下，密谋拉走队伍叛变投敌。原浏阳义勇队负责人苏先俊素以黄埔军校高材生自居，一向瞧不起非黄埔系同事，跟原平江义勇队负责人余贲民争权夺位由来已久。余贲民仗着平江老乡人多势众，也不拿他当回事。
毛泽东
虽然临机应变，从形式上把这支分驻不同地域、隶属不同系统的队伍统一起来了，但因战事急促、交通阻隔，他跟修水的部队尚未谋面，跟安源和铜鼓的部队亦属萍水相逢。师长余洒度以信任代替监督，直接把假意输诚的邱国轩部投入火线。第一团团长钟文璋被邱部袭击后剃头潜逃，平江籍部属大半开了小差。第二团团长王兴亚打下浏阳后，“因为兵士没有发铜，不肯再开动”[9]（P122-124），忙着找商人开会筹款，不幸惨遭从四面赶来的援敌围歼。第三团刚开始可谓连战皆捷，但不少人因水土不合患上了疟疾，在浏阳东门跟顽敌鏖战6个多小时，渐渐丧失了战斗力。
唐生智东征倒蒋不成，反被桂系军阀西征讨汪，急忙回师巩固湖南老巢，这时“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但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10]（P104）毛泽东当机立断，以前委名义连发两封措辞严厉的药水信，命令坚持要反攻的余洒度收集残部撤出战斗，向第三团靠拢。9月19日，三路起义部队溃不成军，终于在文家市首次会师。所谓的前委委员也总算碰了个头，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总形势，力主放弃进攻长沙等中心城市，避实击虚转向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边区，获得了总指挥卢德铭的坚定支持。
9月25日拂晓，起义部队转移到芦溪山口岩时，突遇国民党江西驻军和地方民团尾追夹击，“当时兵士已是惊弓之鸟，闻听枪声便不听指挥乱跑。”[10]（P104）余洒度气急败坏，竟然越权命令担任前卫的卢德铭撇下毛泽东，只带少量随从断后打掩护，导致一代战将过早陨落。当日毛泽东亲自制定作战方案，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占莲花县城，一扫连日来的失败阴影。但余洒度拉帮结派大摆庆功宴，擅自放走黄埔二期同学、国民党莲花县党部书记刘启沛。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后，他更是煽风点火，庸俗地把前委保存革命火种的转兵之举，牵强附会为毛泽东个人贪生怕死。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摆脱追敌，在永新三湾得到了一次宝贵的休整机会。毛泽东随即主持召开有基层党员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宣布不愿继续革命的动摇分子只要留下枪，可以发给路费自谋出路，将剩下的不足千人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2个营、6个连，另编4个团部直属连级单位。决定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在营团建立党委，重点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在连以上各级党组织设立党代表，集体决策部队的一切重大行动。并在连以上各级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内部民主管理制度。这一创新举措，保证了前委机关自上而下直达基本作战单位的集中领导，保障了士兵群众自下而上直击军阀官僚习气的民主权利，一种以党为尊、党指挥枪的建军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落地生根，一支官兵平等、上下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孕育成型。
三、军队党帮地方党，井冈道路渐领航
中秋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伤病员越增越多，寻找安全的落脚点成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停留莲花县城期间，毛泽东收到了宋任穷转交的江西省委书记密信，告知宁冈有同志在活动，足可依靠。10月3日，毛泽东率部抵达宁冈古城，进一步了解到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完全垮台，只有若干党员仰赖“山大王”袁文才、王佐各60余支坏枪的保护，藏匿在“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11]的井冈山“打埋伏”。毛泽东亲自约谈袁文才希望合作，并送去100枝枪表明诚意，袁文才答应在他的驻地茅坪安置伤病员，但婉拒大部队长期入驻。宁冈县城宽不过一支烟的工夫，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12]（P65），确实容纳不了多少军队。于是决定继续南下，夺取湘南汝城，割据湘粤大道，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北出广东。
军至湘东与湘南交界的酃县水口圩，突闻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溃散，唐生智跟许克祥“狗咬狗”正在湘南混战，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纠合了两团人马又从茶陵杀来。余洒度和苏先骏彻底泄气，先后找借口溜之大吉，负责警戒宁冈方向的某排也跟着集体携枪逃跑。真是“逼上梁山”，突发状况接踵而至，所有出路都被堵死，唯一靠谱的选项只有上井冈山了。毛泽东一面派人联系袁文才和王佐，一面深入基层连队抓紧党建工作，准备迎接更为严峻的斗争。10月15日，他亲自为各连党代表作示范，主持了首批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并在党员人数最多的第一营第二连，建立了第一个连队支部。
颇费一番周折，袁文才、王佐终于同意工农革命军主力上山。前委即令团长陈浩率第一营绕道安仁攻击茶陵，迫使罗定中途退兵，然后返回袁文才驻地茅坪。毛泽东率第三营和团部直属特务连东进遂川，从井冈山南麓辗转登上王佐驻地茨坪。上山后，毛泽东总结了湘赣边界大革命和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作出了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与发展的判断，要求大力培养战斗兵和工农积极分子入党，加快建立连队和乡村党支部，取井冈山作战地势之优补物产地力之不足，以“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13]罗霄山脉中段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边界地理位置闭塞、文化教育落后，各县民众普遍性格懒散不羁，地方宗派观念根深蒂固，土客籍界限分明。这些不良习气交叉感染，演化为无原则的“近亲繁殖”党员和“轮流坐庄”执政。工农革命军自身的问题也不少，因为实行民主集中制度之后，干部的特权优待被取消，军事干部的行为受到政治干部的制约，从而激化了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对毛泽东的矛盾，引发了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之间的纷争。
前委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抽调了一批军政素质过硬的干部，派驻边界各县帮助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改造训练地方武装。毛泽东把胞弟毛泽覃下派到宁冈乔林乡，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自己身体力行，挂钩永新秋溪乡开展农村建党试点。工农革命军还创办了军官教导队，为本部和地方武装培养输送基层军事干部。毛泽东自任兼职教官，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解革命原理，循序渐进地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
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工农革命军经历了陈浩等人挑起的分裂危机，军心更趋稳定；湘赣边界遭遇了“左”倾盲动主义酿成的“三月失败”，各县党组织仍在活动。1928年4、5月间，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胜利会师井冈山，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建工作进一步提档升级，党员数量与质量齐高共长，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密集布点。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信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逐渐领跑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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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Z].1928-07-04.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中共江西省委转毛泽东同志的信[Z].1928-05-19.
作者简介
王卫斌，江西省瑞金市文学院干部，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 姜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