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视阈下的高校舆情治理研究
肖克 刘桃
摘 要：从政治稳定视角研究高校舆情，可以将高校看作二级系统，是政治国家的子系统。通过设定政治稳定的指标体系，可知高校作为子系统，对一级系统政治稳定的短期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态度上，长期潜在影响体现在由政治态度引起的政治参与可能性。当下，对高校舆情治理的重点应放在舆情所显现的政治态度上。高校舆情所体现的政治态度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生政治态度上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二是对于政府等公权力部门具体政策与行为的评价；三是对于本国与外国社会政治情况的比较与评价。对其治理也应从多方面着手：制度架构建设与机制动态监测并举；舆情管理与舆情引导并举；政府外部引导与高校自我疏导并举；意识形态引导与文化认同并举。
关键词：政治稳定；高校舆情；治理；系统理论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2.027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2-0077-06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舆论舆情工作，并深刻认识到舆论引导、舆情治理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1]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3]高校是政治稳定的重点领域，关系国家政治稳定的大局和未来，大学生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影响力量，如何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探讨高校舆情治理的核心要素、特殊性与路径，为整个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政治稳定服务，正是本文目的所在。
一、舆论舆情：涵义与特征
對舆论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关于公共舆论的概念，在西方世界思想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对政治过程性质的早期思考。直到18和19世纪广大民众参与民族国家的政府活动的程度日益提高时，这一概念才开始频繁使用。在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中，卢梭是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4]在西方，对舆论舆情的关注和研究开展的比较早，柏拉图认为舆情对于正义城邦的实现只有负面效应，根据舆情的政治制度设计自然导致“暴民的统治”。[5]来自文艺复兴前期的马基雅维里尽管出于统一意大利的现实政治目的而赞同君主制，但他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为群众为舆论舆情的正当性正名的人，他主张明智君主首先应该是个“政治心理学家”，掌握民众心理，引导舆情站在自己一方。[6]作为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旗帜与精神导师，卢梭曾将舆论说成是“心中的法律”，在他看来，公意（在某种程度上以普遍舆论形式体现）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应由其统治，这才能实现所谓“人民主权”。[7]西方舆情研究历史上不可越过的一个人物就是勒庞与他的《乌合之众》。同样是法国人的勒庞没有完全继承同胞卢梭的理论，他的关注点与马基雅维里相似：对群体舆情进行心理分析，但他的结论却与柏拉图相似：赋予舆情和民众一种破坏性色彩，然后兜售一种特别精英的意识形态。只不过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勒庞的方法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之上。[8]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版了《公共舆论》一书，可以视为当代舆情研究和政治传播学的开山之作，在书中李普曼将舆论权置于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等传统政治权力近乎平等的地位，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公共舆论机构，以更好的实现民主。[9]
在我国，关于“舆情”的涵义，古已有之。《左传》中“舆者，众也”一句最早指出舆情的重要特征是与公众密切相关。“舆情”一词在《辞源》中被界定为“民众的意愿”；《新华字典》将其界定为“群众的意见和态度”。学术界关于“舆情”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人将舆情定义的较宽泛，指出“社会舆情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群众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反映，是群体性的思想、心理、情绪、意见和要求的综合表现，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10]有人将舆情内涵概括的相对狭窄，将之基本等同于政治态度：“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11]
本文认为舆情是社会民众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表达的对社会客观现象（特别是热点事件）的一种以政治态度为核心的普遍情绪，这种情绪的力量在于其经常转化为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
舆情的定义揭示了舆情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或者说舆情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政治效应，即舆情通过政治动员转化为政治行为的能力。舆情具有客观性、公开性、开放性、波动性、多数性和被动员性等特征。客观性是指舆情一旦形成就是客观存在的，就会持续对相关利益方与政治系统产生压力。舆情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主要在于就某一议题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个体产生聚合，聚合后产生群体效应，并进而凭借此群体聚合效应产生压力，因此它不可能是封闭的和私人的。波动性是指随影响因素变化，舆情内容和指向也发生变化，甚至完全倒转，更重要的是时间的流逝往往导致某一特定舆情影响力减弱。多数性指舆情的力量来源于群体效应，即支持某一舆情的人越多，该舆情影响力越大，当然这种多数性经常会被夸大。既然民主时代的舆情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因此某些政治团体或个体甚至政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操纵舆情，进而动员民众，以获得对其有利的结果。
二、政治稳定：理论与测量
从系统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任何系统的稳定都是该系统生存的首要问题。伊斯顿（David Easton）将系统理解为“政治生活可以视为相关活动所组成的全体”。[12]系统（见图1）主要承担价值分配，也就是“转变（conversion）”的工作：系统外的环境中的输入项（包含需求（demand）和支持（support）两种）进入政治系统，然后政治系统作出决策，以输出项（决策或决定）的形式重新作用于环境，并形成反馈。系统的稳定在于输入、决策和输出三个关键环节的通畅和功能正常，从而使整个系统处于动态平衡，这就是系统的稳定状态。结构——功能主义也是从整体和系统视角看待政治稳定问题，认为组成系统的关键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结构”，每个部分不仅有自己的作用，而且对其他部分有很大影响，所谓系统的稳定就是各部分都发挥有利于系统功能实现的正作用，同时与其他部分是一种和谐的关系。[13]
如图1显示，从子系统（二级系统）与一级系统的关系角度考虑系统稳定问题，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政策“输入”环节——子系统对一级系统是“要求”还是“支持”，“支持”意味着基本赞同一级系统决策，有利于一级系统稳定；“要求”则意味着给与一级系统压力来改变既有政策，不利于系统稳定。
从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研究高校舆情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层面（见表1）：一是将高校看作二级系统，是国家的子系统，研究高校舆情对整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二是将高校看作一级系统，高校自身的稳定问题关系其生存，因此对高校来说是“政治”稳定问题，即生死攸关问题。
本文主要是将高校视为二级子系统，研究其对国家层面一级系统政治稳定的影响。但政治稳定的这两个层面不是孤立和互斥的，而是彼此促进的。高校二级系统的稳定有利于国家一级系统的稳定，国家系统的稳定也给高校的稳定创造条件，提供背景支持。从高校人口构成来说，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三个群体共同构成了高校系统，其中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学生群体显然对政治稳定影响最大，而管理者和教师群体本身尽管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直接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引导、政治行为规制与政治社会化过程所形成的对学生群体的约束环境。在我国高校行政化色彩还比较明显的情况下，管理者与教师这一构成学生群体对国家政治稳定影响的环境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稳定是国家发展的条件，是政府治理应达到的目标，是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政治稳定界定为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就是指没有发生暴力、压抑或体系的解体。继承性则是指没有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的消失，以及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14]普拉诺等人编著的《政治学分析词典》中指出：所谓政治稳定通常是指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很少发生变化；或是指在一个相當长的时间里保持相同的宪政形式和过程；或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中相对的说没有暴乱和内部骚乱；在国际关系上，它通常是指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状态，或是长时期保持国家之间的统治和依附关系。[15]我国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界定政治稳定。郑慧认为，政治稳定主要是指在特定社会，有利于巩固政权有秩序的政治状态和有规则的政治运作和政治运行。[16]吴志成认为，政治稳定指“政治系统在运行中所呈现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所谓有序性，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的合理性；所谓连续性，指系统功能的发挥不受阻碍，保持正常运转。”[17]综合以上定义，本文认为，政治稳定是指政权性质和国家基本制度稳定前提下的政治运行有序。政治稳定的特征在于政权合法性得到认同，政治权力在制度框架内有序透明流转，政治参与渠道顺畅且对政策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全社会政治共识明显。
政治稳定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泛泛而论，就会缺乏可操作性，对政治稳定的实际贡献将十分有限。因此，一种更有效的对政治稳定的研究路径是将政治稳定分解为一系列相对可衡量比较的指标体系。如R·派伊（白鲁恂，Lucian Pye）提出政治稳定的标准在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政府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政府的有效性；政府的包含性强，以至于公民和政治力量的政治参与意识能够得到满足；公民参政与政府决策的一致性；社会分配均等。本文主要从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参与与流动，国家认同和政治文化五个指标出发来衡量政治稳定，如表2所示。
政治稳定的5个测量指标不是同一维度的，其中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2个指标偏重于正式机制（formal form）的测量，更多体现在对公权力和政府政治稳定贡献的量度上；其余3个指标则侧重于测量社会与国家互动结果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政治稳定的环境与长效机制上。对高校等非权力机构和二级系统来说，显然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后3个指标上。高校学生不可避免的会形成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并经群体效应而扩散和自我固化，从而形成对政治一级系统的正（支持）态度和负（要求）态度，如果高校学生整体对政府政策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并通过政治行为力图表达该态度和实现相关政治目的，那么对政治稳定就是负面作用；与此相反，高校学生群体对于政府合法性与政策均持赞同态度，政府反过来会回馈和奖赏这种支持[18]，从而使得以学生为主的高校成为支持维护一级政治系统政治稳定的二级子系统。
三、高校舆情治理：特点与特性
作为特定组织领域内的舆情，高校舆情指发生在高校这一特定社会空间内，围绕高校内和高校外社会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高校学生，对国家政治管理者所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高校舆情是社会舆情的晴雨表，它与社会舆情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叠，但很大程度上还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高校的主要群体是大学生，这个群体特点是想法多，较自信，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对网络技术比较熟悉，信息获取渠道广泛，信息共享程度高，并且很容易形成舆情扩散效应，但同时也很容易被混杂的信息所困惑。其次，高校舆情的关注内容广泛，焦点丰富。当前容易引起高校学生关注的舆情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国内外的突发事件； 二是国内外的热点问题； 三是高校的热点问题；四是学校内部改革政策；五是学校教学、管理和服务质量。焦点集中于“教育公平”“教育改革”“校园暴力”“学制改革”等问题，同时“高校腐败”“师生关系”也成为近几年的新焦点。再次，高校舆情的传播方式多样化，主要以网络传播为主。高校舆情的传统传播途径主要是校内布告栏、校内广播站、新闻媒介。但是随着现代传播方式的发展，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途径成为高校舆情传播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QQ、校园终端微信公众号、网络跟帖等。最后，高校舆情具扩散效应。高校舆情一旦形成效应，不仅涉及国内众多高校群体及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更是家长关心的焦点；不仅在某地区小区域扩展，通常伴随网络会扩散到全国甚至国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类群体当中大学生是最容易被舆情所动员而采取行动的群体之一。一旦被错误的舆情触发行动，那么这种行动的潜在破坏力就值得管理者重视和防范。我们必须通过有效措施使得高校舆情对政治稳定的正面效应充分发挥，同时使其负面效应被压制和防范。
基于高校舆情的研究现状和治理现状，政治稳定成为高校舆情治理的基本价值导向。高校舆情治理针对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高校师生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贯彻和执行，对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理性解决；对国家和民族的心理认同，以及以高校群体的创新优势及知识储备带动国家进步等。
四、高校舆情治理：难点与路径
我国高校舆情治理与研究正处于探索阶段，高校舆情治理仍面对很大挑战。当代舆情网络化和突发性的特点，遭遇高校舆情的特殊性，造成目前高校舆情治理的难点。具体而言，有以下治理困难：
首先，作为二级系统的高校如何与作为一级系统的国家政治系统在舆情治理上有效对接。目前，很多高校与官方新闻媒介缺乏有效衔接机制，与政府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导致高校舆情治理中学校与政府和媒体的脱节，使得高校成为舆情的“信息孤岛”和“治理孤岛”。如何使得高校管理者认识到，高校不仅是学习的场所，更关涉国家政治稳定，使得高校教师认识到高校课堂不仅传授知识，更担负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维稳的任务，这不是一项短期内能迅速完成的任务。同时，作为一级系统，政府相关部门如何与高校互动，对高校提高支持，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其次，高校管理者需要改变舆情治理思维与方式。民主政治与全球化发展推动了公民主体意识与维权意识加强，高校大学生更是如此，这不仅要求转变舆情治理方式，由传统的重“控制”轻“引导”转向重“引导”轻“控制”。更加要注重治理方式的新颖化，要贴合大学生思想动态，符合大学生审美标准，摒弃一味“文件式”和“說教式”的晦涩语言表达，融入更加生动活泼的语言。
再次，如何建立舆情预防和监测机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41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而从年龄结构上看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3.0%，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0.0%。[19]当前，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网络交流、交融、交锋，很有可能导致一些校园小事件演变为舆情大事件，这给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现实中大部分高校处理舆情和舆情引发的事件时，仍习惯于旧有的事发后才处理的“后发式”危机处理方式，而不擅长预先判断舆情苗头，更是很少能做到事先引导舆情了。
最后，如何建立有效的网格化的舆情快速反应机制。高校舆情集聚、传播、爆发的过程往往时间很短，这其中除了互联网的助推作用以外，诱发因素多样性、隐蔽性、过激性、复杂性都成为高校舆情突发的影响因素。而这就要求治理主体在高校舆情治理中敏锐觉察舆情，及时把握进展，迅速做出回应。高校舆情治理是一项注重细节的系统工程，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而很显然，目前我国各大高校在舆情监测、汇总、研判、引导方面并没有足够专业的团队，反应处理机制也没有走向专业化。
此外，我们还应该摆脱一个误区。高校舆情主体不仅包括高校大学生，由大学生所结成的社团、社会上的同辈群体以及所形成的家庭甚至网络朋友圈都可能成为高校舆情关涉的对象，高校舆情体现的是这些群体之间的互动，这就要求高校舆情治理要在动态化的过程中解决，同时更要处理好高校与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似乎在放弃‘单方面的控制而转向‘从双方或多方面进行思考……在这些努力中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政治问题的更高复杂性、更快的动态性以及更大的多样性等特征开始凸显。”[20]
在充分认识到高校舆情治理的难点之后，如何有力突破困境，打开高校舆情治理新局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高校舆情治理中要始终以政治稳定为价值导向，以政治稳定指标体系为重要衡量。上文政治稳定的指标体系为我国高校舆情治理提供了思路。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软硬结合”：制度架构建设与机制动态运行并举。高校舆情治理需要建立硬性制度与软性机制，硬性制度应包括组织保障制度、资金保障制度、法律保障制度和网络技术保障制度等，软性机制包括高校与政府、媒体沟通分享机制、舆情交流协调机制、舆情汇集研判机制、舆情危机应急机制等。例如，高校舆情治理失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提前掌握舆情动态，缺乏舆情分析数据参考。就舆情汇集机制而言，首先要明确高校群体舆情关注的重点内容；其次要组织专职人员定期生成动态汇报，可分为多个专题：日常舆情、紧急舆情、舆情波动等。高校舆情汇集生成之后，舆情研判机制发挥作用，就信息真实性，社会影响程度，相关责任主体等情况进行了解分析；舆情研判结果提交舆情反馈部门。舆情反馈机制要明确反馈程序、内容、要求，同时注重反馈的时效性，反馈要及时高效。高校舆情预警机制与舆情汇集研判机制功能相近，可以同时进行。
第二，“虚实结合”：舆情管理与舆情引导并举。高校舆情网络化态势明显，但并不意味着高校非网络舆情就不需要被重视。高校舆情治理应坚持校内舆情与网络舆情双管齐下。校内舆情治理可在有条件的高校建立校内舆情监测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汇总后，可在日常教学中应用，也可以通过校园广播站公布或召开校园发布会，邀请大学生参与其中发表见解。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要突出发挥自媒体的功能。“引导舆论掌握自媒体传播话语权，是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要充分发挥自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导功能。”[21]
第三：“里外结合”：政府外部引导与高校自我疏导并举。治理的特征之一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各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2]高校舆情治理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教育部门、高校、媒体甚至包括大学生群体。高校可以通过举办活动、组织社会实践等方式，为大学生积极参与政治讨论搭建平台，帮助大学生学习相关的政治知识，了解当前国家的政治现象，获悉国家的政治动态。针对没有条件建立检测中心的高校，可以创建高校舆情微信交流平台，经常推送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热点问题，允许学生群体自由发表见解，同时可以就学校服务网上提交意见。也可以推行“一键式”举报，对可能造成冲突的事件提前化解，优先解决。政府相关部门则可以一定程度上下放权力，但也要及时体察舆情动态，对舆情报送的内容、程序、类型、级别作统一性规范。
第四，“教学结合”：意识形态引导与国家文化认同并举。高校舆情治理从长远上来看，离不开大学生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责任感的培养，而教育是提高国家认同的根本途径。“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实现从‘灌输式的显性传播到‘渗透式的隐性传播的转变。”[23]同时准确地把握受众特点，不断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与底线意识，恪守政治底线、法律底线与道德底线，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全面引领舆论。
五、结论
作为国家政治系统的子系统和组成部分，高校不仅面临着自身稳定问题，更是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深远且切实的影响。高校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其主要构成人员是青年学生，这使得高校面临的政治稳定问题具特殊性。目前高校维稳面临着一些困难，其中如何与国家政治系统更好联接配合，如何主动引导塑造学生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如何预测监督和对突发性事件迅速反应，这些都是对高校和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5）.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EB/OL].（2015-01-19）.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9/content_2806434.htm.
[3] 习近平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B/OL].（2016-12-08）.http：//www.moe.edu.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612/t20161208_291306.html.
[4] [美]杜鲁门.政府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M].陈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35.
[5]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31-333.
[6]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3-110.
[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1-133.
[8] [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5-17.
[9]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3-249.
[10] 王建龙.把握社会舆情[J].瞭望，2002（20）：1.
[11] 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2.
[12] David Eas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M].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Ltd， 1965：1.
[13]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M].Glencoe： Free Press， 1949：221.
[14] [美]亨廷頓.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1.
[15] [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M].胡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7.
[16] 郑慧.“政治稳定”概念辩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2（4）：52.
[17] 吴志成.关于政治稳定理论的几个问题[J].湖北大学学报，1997（1）：103.
[18] Samuel Huntington.The Goods of Development， in M.Weiner and S.Huntington，eds.，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M].Boston： Little Brown Press，1994：21.
[19] 第41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EB/OL].（2018-03-05）.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
[20][22]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19，4.
[21] 杨剑钊，许一飞.论自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定位及优化路径[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8）：88.
[23] 马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大学生中的传播与影响力研究—基于对广东省30所高校大学生的实证调查[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4）：147.
[责任编辑：张学玲]
摘 要：从政治稳定视角研究高校舆情，可以将高校看作二级系统，是政治国家的子系统。通过设定政治稳定的指标体系，可知高校作为子系统，对一级系统政治稳定的短期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态度上，长期潜在影响体现在由政治态度引起的政治参与可能性。当下，对高校舆情治理的重点应放在舆情所显现的政治态度上。高校舆情所体现的政治态度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生政治态度上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二是对于政府等公权力部门具体政策与行为的评价；三是对于本国与外国社会政治情况的比较与评价。对其治理也应从多方面着手：制度架构建设与机制动态监测并举；舆情管理与舆情引导并举；政府外部引导与高校自我疏导并举；意识形态引导与文化认同并举。
关键词：政治稳定；高校舆情；治理；系统理论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2.027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2-0077-06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舆论舆情工作，并深刻认识到舆论引导、舆情治理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1]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3]高校是政治稳定的重点领域，关系国家政治稳定的大局和未来，大学生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影响力量，如何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探讨高校舆情治理的核心要素、特殊性与路径，为整个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政治稳定服务，正是本文目的所在。
一、舆论舆情：涵义与特征
對舆论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关于公共舆论的概念，在西方世界思想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对政治过程性质的早期思考。直到18和19世纪广大民众参与民族国家的政府活动的程度日益提高时，这一概念才开始频繁使用。在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中，卢梭是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4]在西方，对舆论舆情的关注和研究开展的比较早，柏拉图认为舆情对于正义城邦的实现只有负面效应，根据舆情的政治制度设计自然导致“暴民的统治”。[5]来自文艺复兴前期的马基雅维里尽管出于统一意大利的现实政治目的而赞同君主制，但他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为群众为舆论舆情的正当性正名的人，他主张明智君主首先应该是个“政治心理学家”，掌握民众心理，引导舆情站在自己一方。[6]作为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旗帜与精神导师，卢梭曾将舆论说成是“心中的法律”，在他看来，公意（在某种程度上以普遍舆论形式体现）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应由其统治，这才能实现所谓“人民主权”。[7]西方舆情研究历史上不可越过的一个人物就是勒庞与他的《乌合之众》。同样是法国人的勒庞没有完全继承同胞卢梭的理论，他的关注点与马基雅维里相似：对群体舆情进行心理分析，但他的结论却与柏拉图相似：赋予舆情和民众一种破坏性色彩，然后兜售一种特别精英的意识形态。只不过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勒庞的方法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之上。[8]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版了《公共舆论》一书，可以视为当代舆情研究和政治传播学的开山之作，在书中李普曼将舆论权置于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等传统政治权力近乎平等的地位，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公共舆论机构，以更好的实现民主。[9]
在我国，关于“舆情”的涵义，古已有之。《左传》中“舆者，众也”一句最早指出舆情的重要特征是与公众密切相关。“舆情”一词在《辞源》中被界定为“民众的意愿”；《新华字典》将其界定为“群众的意见和态度”。学术界关于“舆情”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人将舆情定义的较宽泛，指出“社会舆情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群众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反映，是群体性的思想、心理、情绪、意见和要求的综合表现，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10]有人将舆情内涵概括的相对狭窄，将之基本等同于政治态度：“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11]
本文认为舆情是社会民众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表达的对社会客观现象（特别是热点事件）的一种以政治态度为核心的普遍情绪，这种情绪的力量在于其经常转化为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
舆情的定义揭示了舆情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或者说舆情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政治效应，即舆情通过政治动员转化为政治行为的能力。舆情具有客观性、公开性、开放性、波动性、多数性和被动员性等特征。客观性是指舆情一旦形成就是客观存在的，就会持续对相关利益方与政治系统产生压力。舆情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主要在于就某一议题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个体产生聚合，聚合后产生群体效应，并进而凭借此群体聚合效应产生压力，因此它不可能是封闭的和私人的。波动性是指随影响因素变化，舆情内容和指向也发生变化，甚至完全倒转，更重要的是时间的流逝往往导致某一特定舆情影响力减弱。多数性指舆情的力量来源于群体效应，即支持某一舆情的人越多，该舆情影响力越大，当然这种多数性经常会被夸大。既然民主时代的舆情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因此某些政治团体或个体甚至政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操纵舆情，进而动员民众，以获得对其有利的结果。
二、政治稳定：理论与测量
从系统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任何系统的稳定都是该系统生存的首要问题。伊斯顿（David Easton）将系统理解为“政治生活可以视为相关活动所组成的全体”。[12]系统（见图1）主要承担价值分配，也就是“转变（conversion）”的工作：系统外的环境中的输入项（包含需求（demand）和支持（support）两种）进入政治系统，然后政治系统作出决策，以输出项（决策或决定）的形式重新作用于环境，并形成反馈。系统的稳定在于输入、决策和输出三个关键环节的通畅和功能正常，从而使整个系统处于动态平衡，这就是系统的稳定状态。结构——功能主义也是从整体和系统视角看待政治稳定问题，认为组成系统的关键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结构”，每个部分不仅有自己的作用，而且对其他部分有很大影响，所谓系统的稳定就是各部分都发挥有利于系统功能实现的正作用，同时与其他部分是一种和谐的关系。[13]
如图1显示，从子系统（二级系统）与一级系统的关系角度考虑系统稳定问题，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政策“输入”环节——子系统对一级系统是“要求”还是“支持”，“支持”意味着基本赞同一级系统决策，有利于一级系统稳定；“要求”则意味着给与一级系统压力来改变既有政策，不利于系统稳定。
从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研究高校舆情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层面（见表1）：一是将高校看作二级系统，是国家的子系统，研究高校舆情对整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二是将高校看作一级系统，高校自身的稳定问题关系其生存，因此对高校来说是“政治”稳定问题，即生死攸关问题。
本文主要是将高校视为二级子系统，研究其对国家层面一级系统政治稳定的影响。但政治稳定的这两个层面不是孤立和互斥的，而是彼此促进的。高校二级系统的稳定有利于国家一级系统的稳定，国家系统的稳定也给高校的稳定创造条件，提供背景支持。从高校人口构成来说，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三个群体共同构成了高校系统，其中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学生群体显然对政治稳定影响最大，而管理者和教师群体本身尽管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直接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引导、政治行为规制与政治社会化过程所形成的对学生群体的约束环境。在我国高校行政化色彩还比较明显的情况下，管理者与教师这一构成学生群体对国家政治稳定影响的环境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稳定是国家发展的条件，是政府治理应达到的目标，是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政治稳定界定为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就是指没有发生暴力、压抑或体系的解体。继承性则是指没有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的消失，以及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14]普拉诺等人编著的《政治学分析词典》中指出：所谓政治稳定通常是指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很少发生变化；或是指在一个相當长的时间里保持相同的宪政形式和过程；或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中相对的说没有暴乱和内部骚乱；在国际关系上，它通常是指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状态，或是长时期保持国家之间的统治和依附关系。[15]我国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界定政治稳定。郑慧认为，政治稳定主要是指在特定社会，有利于巩固政权有秩序的政治状态和有规则的政治运作和政治运行。[16]吴志成认为，政治稳定指“政治系统在运行中所呈现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所谓有序性，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的合理性；所谓连续性，指系统功能的发挥不受阻碍，保持正常运转。”[17]综合以上定义，本文认为，政治稳定是指政权性质和国家基本制度稳定前提下的政治运行有序。政治稳定的特征在于政权合法性得到认同，政治权力在制度框架内有序透明流转，政治参与渠道顺畅且对政策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全社会政治共识明显。
政治稳定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泛泛而论，就会缺乏可操作性，对政治稳定的实际贡献将十分有限。因此，一种更有效的对政治稳定的研究路径是将政治稳定分解为一系列相对可衡量比较的指标体系。如R·派伊（白鲁恂，Lucian Pye）提出政治稳定的标准在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政府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政府的有效性；政府的包含性强，以至于公民和政治力量的政治参与意识能够得到满足；公民参政与政府决策的一致性；社会分配均等。本文主要从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参与与流动，国家认同和政治文化五个指标出发来衡量政治稳定，如表2所示。
政治稳定的5个测量指标不是同一维度的，其中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2个指标偏重于正式机制（formal form）的测量，更多体现在对公权力和政府政治稳定贡献的量度上；其余3个指标则侧重于测量社会与国家互动结果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政治稳定的环境与长效机制上。对高校等非权力机构和二级系统来说，显然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后3个指标上。高校学生不可避免的会形成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并经群体效应而扩散和自我固化，从而形成对政治一级系统的正（支持）态度和负（要求）态度，如果高校学生整体对政府政策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并通过政治行为力图表达该态度和实现相关政治目的，那么对政治稳定就是负面作用；与此相反，高校学生群体对于政府合法性与政策均持赞同态度，政府反过来会回馈和奖赏这种支持[18]，从而使得以学生为主的高校成为支持维护一级政治系统政治稳定的二级子系统。
三、高校舆情治理：特点与特性
作为特定组织领域内的舆情，高校舆情指发生在高校这一特定社会空间内，围绕高校内和高校外社会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高校学生，对国家政治管理者所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高校舆情是社会舆情的晴雨表，它与社会舆情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叠，但很大程度上还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高校的主要群体是大学生，这个群体特点是想法多，较自信，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对网络技术比较熟悉，信息获取渠道广泛，信息共享程度高，并且很容易形成舆情扩散效应，但同时也很容易被混杂的信息所困惑。其次，高校舆情的关注内容广泛，焦点丰富。当前容易引起高校学生关注的舆情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国内外的突发事件； 二是国内外的热点问题； 三是高校的热点问题；四是学校内部改革政策；五是学校教学、管理和服务质量。焦点集中于“教育公平”“教育改革”“校园暴力”“学制改革”等问题，同时“高校腐败”“师生关系”也成为近几年的新焦点。再次，高校舆情的传播方式多样化，主要以网络传播为主。高校舆情的传统传播途径主要是校内布告栏、校内广播站、新闻媒介。但是随着现代传播方式的发展，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途径成为高校舆情传播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QQ、校园终端微信公众号、网络跟帖等。最后，高校舆情具扩散效应。高校舆情一旦形成效应，不仅涉及国内众多高校群体及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更是家长关心的焦点；不仅在某地区小区域扩展，通常伴随网络会扩散到全国甚至国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类群体当中大学生是最容易被舆情所动员而采取行动的群体之一。一旦被错误的舆情触发行动，那么这种行动的潜在破坏力就值得管理者重视和防范。我们必须通过有效措施使得高校舆情对政治稳定的正面效应充分发挥，同时使其负面效应被压制和防范。
基于高校舆情的研究现状和治理现状，政治稳定成为高校舆情治理的基本价值导向。高校舆情治理针对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高校师生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贯彻和执行，对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理性解决；对国家和民族的心理认同，以及以高校群体的创新优势及知识储备带动国家进步等。
四、高校舆情治理：难点与路径
我国高校舆情治理与研究正处于探索阶段，高校舆情治理仍面对很大挑战。当代舆情网络化和突发性的特点，遭遇高校舆情的特殊性，造成目前高校舆情治理的难点。具体而言，有以下治理困难：
首先，作为二级系统的高校如何与作为一级系统的国家政治系统在舆情治理上有效对接。目前，很多高校与官方新闻媒介缺乏有效衔接机制，与政府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导致高校舆情治理中学校与政府和媒体的脱节，使得高校成为舆情的“信息孤岛”和“治理孤岛”。如何使得高校管理者认识到，高校不仅是学习的场所，更关涉国家政治稳定，使得高校教师认识到高校课堂不仅传授知识，更担负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维稳的任务，这不是一项短期内能迅速完成的任务。同时，作为一级系统，政府相关部门如何与高校互动，对高校提高支持，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其次，高校管理者需要改变舆情治理思维与方式。民主政治与全球化发展推动了公民主体意识与维权意识加强，高校大学生更是如此，这不仅要求转变舆情治理方式，由传统的重“控制”轻“引导”转向重“引导”轻“控制”。更加要注重治理方式的新颖化，要贴合大学生思想动态，符合大学生审美标准，摒弃一味“文件式”和“說教式”的晦涩语言表达，融入更加生动活泼的语言。
再次，如何建立舆情预防和监测机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41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而从年龄结构上看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3.0%，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0.0%。[19]当前，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网络交流、交融、交锋，很有可能导致一些校园小事件演变为舆情大事件，这给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现实中大部分高校处理舆情和舆情引发的事件时，仍习惯于旧有的事发后才处理的“后发式”危机处理方式，而不擅长预先判断舆情苗头，更是很少能做到事先引导舆情了。
最后，如何建立有效的网格化的舆情快速反应机制。高校舆情集聚、传播、爆发的过程往往时间很短，这其中除了互联网的助推作用以外，诱发因素多样性、隐蔽性、过激性、复杂性都成为高校舆情突发的影响因素。而这就要求治理主体在高校舆情治理中敏锐觉察舆情，及时把握进展，迅速做出回应。高校舆情治理是一项注重细节的系统工程，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而很显然，目前我国各大高校在舆情监测、汇总、研判、引导方面并没有足够专业的团队，反应处理机制也没有走向专业化。
此外，我们还应该摆脱一个误区。高校舆情主体不仅包括高校大学生，由大学生所结成的社团、社会上的同辈群体以及所形成的家庭甚至网络朋友圈都可能成为高校舆情关涉的对象，高校舆情体现的是这些群体之间的互动，这就要求高校舆情治理要在动态化的过程中解决，同时更要处理好高校与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似乎在放弃‘单方面的控制而转向‘从双方或多方面进行思考……在这些努力中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政治问题的更高复杂性、更快的动态性以及更大的多样性等特征开始凸显。”[20]
在充分认识到高校舆情治理的难点之后，如何有力突破困境，打开高校舆情治理新局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高校舆情治理中要始终以政治稳定为价值导向，以政治稳定指标体系为重要衡量。上文政治稳定的指标体系为我国高校舆情治理提供了思路。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软硬结合”：制度架构建设与机制动态运行并举。高校舆情治理需要建立硬性制度与软性机制，硬性制度应包括组织保障制度、资金保障制度、法律保障制度和网络技术保障制度等，软性机制包括高校与政府、媒体沟通分享机制、舆情交流协调机制、舆情汇集研判机制、舆情危机应急机制等。例如，高校舆情治理失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提前掌握舆情动态，缺乏舆情分析数据参考。就舆情汇集机制而言，首先要明确高校群体舆情关注的重点内容；其次要组织专职人员定期生成动态汇报，可分为多个专题：日常舆情、紧急舆情、舆情波动等。高校舆情汇集生成之后，舆情研判机制发挥作用，就信息真实性，社会影响程度，相关责任主体等情况进行了解分析；舆情研判结果提交舆情反馈部门。舆情反馈机制要明确反馈程序、内容、要求，同时注重反馈的时效性，反馈要及时高效。高校舆情预警机制与舆情汇集研判机制功能相近，可以同时进行。
第二，“虚实结合”：舆情管理与舆情引导并举。高校舆情网络化态势明显，但并不意味着高校非网络舆情就不需要被重视。高校舆情治理应坚持校内舆情与网络舆情双管齐下。校内舆情治理可在有条件的高校建立校内舆情监测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汇总后，可在日常教学中应用，也可以通过校园广播站公布或召开校园发布会，邀请大学生参与其中发表见解。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要突出发挥自媒体的功能。“引导舆论掌握自媒体传播话语权，是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要充分发挥自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导功能。”[21]
第三：“里外结合”：政府外部引导与高校自我疏导并举。治理的特征之一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各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2]高校舆情治理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教育部门、高校、媒体甚至包括大学生群体。高校可以通过举办活动、组织社会实践等方式，为大学生积极参与政治讨论搭建平台，帮助大学生学习相关的政治知识，了解当前国家的政治现象，获悉国家的政治动态。针对没有条件建立检测中心的高校，可以创建高校舆情微信交流平台，经常推送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热点问题，允许学生群体自由发表见解，同时可以就学校服务网上提交意见。也可以推行“一键式”举报，对可能造成冲突的事件提前化解，优先解决。政府相关部门则可以一定程度上下放权力，但也要及时体察舆情动态，对舆情报送的内容、程序、类型、级别作统一性规范。
第四，“教学结合”：意识形态引导与国家文化认同并举。高校舆情治理从长远上来看，离不开大学生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责任感的培养，而教育是提高国家认同的根本途径。“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实现从‘灌输式的显性传播到‘渗透式的隐性传播的转变。”[23]同时准确地把握受众特点，不断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与底线意识，恪守政治底线、法律底线与道德底线，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全面引领舆论。
五、结论
作为国家政治系统的子系统和组成部分，高校不仅面临着自身稳定问题，更是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深远且切实的影响。高校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其主要构成人员是青年学生，这使得高校面临的政治稳定问题具特殊性。目前高校维稳面临着一些困难，其中如何与国家政治系统更好联接配合，如何主动引导塑造学生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如何预测监督和对突发性事件迅速反应，这些都是对高校和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5）.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EB/OL].（2015-01-19）.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9/content_2806434.htm.
[3] 习近平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B/OL].（2016-12-08）.http：//www.moe.edu.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612/t20161208_291306.html.
[4] [美]杜鲁门.政府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M].陈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35.
[5]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31-333.
[6]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3-110.
[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1-133.
[8] [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5-17.
[9]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3-249.
[10] 王建龙.把握社会舆情[J].瞭望，2002（20）：1.
[11] 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2.
[12] David Eas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M].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Ltd， 1965：1.
[13]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M].Glencoe： Free Press， 1949：221.
[14] [美]亨廷頓.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1.
[15] [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M].胡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7.
[16] 郑慧.“政治稳定”概念辩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2（4）：52.
[17] 吴志成.关于政治稳定理论的几个问题[J].湖北大学学报，1997（1）：103.
[18] Samuel Huntington.The Goods of Development， in M.Weiner and S.Huntington，eds.，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M].Boston： Little Brown Press，1994：21.
[19] 第41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EB/OL].（2018-03-05）.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
[20][22]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19，4.
[21] 杨剑钊，许一飞.论自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定位及优化路径[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8）：88.
[23] 马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大学生中的传播与影响力研究—基于对广东省30所高校大学生的实证调查[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4）：147.
[责任编辑：张学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