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理论观照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研究
康红芹 王国光 庞学光
摘要：生命历程理论是一套包含量化与质性多种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它围绕“转变”“持续”“转折点”“轨迹”四个核心概念，依循毕生发展、能动性、时空、时机和相关生命五大原则，从个体、社会和历史三个维度描绘了一个“三维一体”的动态生命历程图景。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考察教育对人的生命成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突破原有研究考察的单向片面，而且助益于教育研究思路的拓展和生命历程理论体系自身的丰富和完善。在生命历程理论观照下，通过对57个生命历程故事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存在“有序”和“脱序”两种现实表征。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因素聚焦于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期望以及一定历史情境下相关生命事件的发生三个方面。与之相对应，在为新型职业农民创设培育时机时，应将个体能动性纳入培育对象的选拔标准，谋求社会习俗力量与个体选择的协同，以及充分重视当下时境中相关生命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生命历程理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分析范式
在西方国家，生命历程理论被评价为“20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Mortimer et al.，2003）。它是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产物，涉及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学科，关注年龄、人类发展、家庭人口结构等。生命历程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自产生至形成专门的理论体系大约经历了80年。学界普遍认为，埃尔德（G. H. Elder）及其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Children of Great Depression）是生命历程理论的集大成者和代表性著作，標志着生命历程理论体系的独立化和完整性（G. H. 埃尔德，2002）。随着《生命历程研究方法论：质性与量化的方法》（1998年）、《生命历程手册》（2002年）、《生命历程手册（第二卷）》（2016年）等著作的出版，以及多个生命历程研究中心在欧美知名研究机构或大学的成立，生命历程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日趋完善，受到世界范围内多学科、多领域的一致推崇。
一、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框架与方法论体系
1.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框架
埃尔德将生命历程（Life Course）定义为：“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G. H. 埃尔德，2002）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生命历程的研究维度指向三方：个体、社会、历史。其中，个体及其行动选择属于微观层面，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属于中观层面，社会结构与历史情境属于宏观层面。研究个体的生命轨迹及其规律无法脱离对社会、历史层面的充分考量，因为只有在社会和历史多种力量的交织影响下，个体的生命历程才能得以生成。
（1）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概念
生命历程理论包含四个核心概念（见下图）。第一，“转变”（Transition）。“转变”是一个描述各种状态短期变化的概念，往往以入学、毕业、工作等社会规定事件为标志。此外，个体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的一些变化也属于“转变”的范畴，如儿童转变为青少年、农民工由技术依赖转变为独当一面，等等。第二，“持续”（Duration）。“持续”是指相邻“转变”之间的时间跨度。这种时间跨度可长可短，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真实情况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第三，“转折点”（Turning Point）。“转折点”是指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折，既可以是个体层面的非预期事件，如一夜之间暴富或身患重大疾病;也可以是社会制度下的一些安排，如从军、结婚、返乡创业等。由于“只有方向性的实质变化甚至颠覆性变化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折点”（李钧鹏，2011），所以“转折点”与“转变”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转折点”能够对个体之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人生发展方向，甚至会对其之后的人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第四，“轨迹”（Trajectory）。“轨迹”是指个体一生发展中的某一具有长期稳定性的社会或心理状态，集中表现为个体扮演某种持续较长时间的角色，如农场主或雇员等。从人的出生、成长、成熟到凋零，可以生成多条生命轨迹。以上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转变”和“持续”都是“轨迹”的元素。每一次“转变”都嵌入在一定的“轨迹”中，如初次就业是职业生涯轨迹的起点。而“持续”的长短直接影响着某条轨迹的稳定性。至于“转折点”，每一个能够称得上是“转折点”的事件，都可以为“轨迹”带来一种方向上的变化（包蕾萍，2005;包蕾萍等，2006）。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事件对不同的人来说，其产生影响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如有的事件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转变”，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则是“转折点”，这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高度相关。
（2）生命历程理论的内在逻辑
生命历程理论着力强调个体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交互作用的内在逻辑，这体现在生命历程理论确立的五大基本原则上（Mortimer et al.，2003;曾迪洋，2016）。
其一，毕生发展原则（The Principle of Life-Span Development）。此原则强调个体的发展是终其一生的长久过程。其二，能动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Agency）。该原则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其三，时空原则（The Principle of Time and Place）。此原则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其中，时间能够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中的重大事件，而空间则代表特定的地理位置、区域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其四，时机原则（The Principle of Timing）。与时空中时间的单一性不同，时机中的时间将个体、社会与历史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具有复合性。个体时间是指个体的生命年龄;社会时间是指一定社会阶段的预期，与该阶段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历史时间是指个体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强调特定的历史情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三种时间的分类决定了时间顺序的重要性，这种“时序性”恰恰是时机原则的关注点。生命实践的时序不同，形成的生命轨迹也大不相同。其五，相关生命原则（The Principle of Linked Lives）。此原则意味着人非独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由社会和历史构建的关系网络中。
综上所述，生命历程理论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描绘了一个“三维一体”的动态生命历程图景。它所勾勒的是嵌入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由多个“转变”“持续”“转折点”衔接而成的生命成长“轨迹”。在生命历程理论看来，只有从社会和历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个体的生命历程，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类生命的本质。
2.生命历程理论的方法论体系
由于生命历程关涉的事物多元而复杂，属于多领域、多视角、多文化的整合，所以生命历程理论需要一整套专门、系统的方法论体系来支撑。而生命历程理论的方法论体系恰体现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整合。
早期的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以量化方法为主，常采用纵向调查法，特别注重纵向数据的分析。这些纵向数据往往来自于知名研究机构的追踪项目，如“国民追踪调查”“国家成年女性追踪调查”“收入动态追踪研究”等（Mortimer et al.，2003）。这些研究机构的追踪项目为生命历程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生命历程理论的快速发展期，质性研究方法逐渐受到生命历程研究者的青睐。最常采用的质性研究方式为个案研究和叙事研究，二者均通过对特定对象进行深度访谈或实地观察来获取对生命历程的描述信息。
随着生命历程理论体系的逐步更新与完善，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在方法使用方面越来越丰富。在量化方法方面，主要体现为统计技术层面的革新，一些精细、灵活、多样的统计方法和模型逐步被引入生命历程研究中，如结构方程模型、事件史分析、生命表分析、存活率分析、增长曲线模型等（刘晓红，2010）。在质性方法方面，主要表现为对内容分析法、生活史、口述史、生命传记（尤其是自传注记）等多种方法的探索。
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同时将量化与质性研究有效地统整起来是生命历程理论孜孜以求的目标。正如Giele等人所言，“我们将量化分析的结果作为一种识别案例的方式来进行深入地质的分析。”（Giele et al.，1998）尽管如此，但这并非意味着单纯的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是不可行的。事实上，国别不同，生命历程研究的主流方法也有所差异。比如，美国的生命历程研究以量化研究为主，而欧洲国家则以质性研究为主（Mortimer et al.，2003）。
二、生命历程理论对教育研究的价值观照
教育与个体生命历程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都有教育因素的正式或者非正式介入，都无法回避教育对其生命历程产生的深远影响。生命历程理论在教育研究领域应用的价值，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来审视。其中，前三个方面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科学价值层面，而后三个方面的价值更加侧重其实践价值。
1.改进数据收集途径
生命历程理论高度强调对长期追蹤数据的使用，尤其重视对专业机构纵向追踪数据的二次或多次开发与利用，这为国内教育研究在数据收集方面提供了宝贵思路。对比国内相关情况，不少研究虽也注重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但所收集的数据往往只被研究者自身所用，且一次数据收集的使用频次一般为一次。个别研究者虽也有意识地使用一些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但缺乏对原始数据的多视角、多维度分析。为此，大力开发与利用纵向追踪数据是克服当前我国教育研究数据收集存在不足的重要突破口。
2.更新教育研究方法
在国内教育实证研究比较缺失和有失规范的情形下，有效地吸纳生命历程理论中的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对国内教育研究方法的拓展与更新无疑是有益的。近些年来，我国教育学界虽有一些带有生命历程理论色彩的研究出现，如“……叙事研究”“……生活史研究”“……口述史研究”等，但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观察法、访谈法、生活史等方法与生命历程理论所关切的这些方法相比，在理论基础、研究传统、分析维度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且在教育研究中很难做到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充分结合。由此可见，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来完善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使用显得必要而迫切。
3.促进构建当代教育研究文化
教育研究领域应当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研究文化，以此引领与规范相关研究工作。这里的“文化”应突破教育的局限，“包括一切人类交往和共同生活的各种条件的复合体”（约翰·杜威，1964）。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当代教育研究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理论的、实践的和逻辑的价值统一，实证思想与实证方法的统一，学术底蕴与学术智慧的统一（刘选，2017）。而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恰恰具备这些特征，因而生命历程理论的价值内核有助于逐步形成从“自为”到“自觉”的教育实证研究文化。
4.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生命历程理论所关注的对象是处于变动历史社会中的生命，而教师作为教育变革中的教育主体之一，理应成为生命历程视角下教育研究的主要对象。对教师的生命历程进行研究，既可以选取专家型教师为研究对象，挖掘其成长中的优势经验;也可以选取特殊教育教师、经济落后地区教师、新手教师等为研究对象，剖析其成长困境，其目的均是为了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5.帮助普通学生寻求成长进阶
学生作为教育变革中的另一教育主体，也应成为生命历程视角下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沿袭生命历程理论惯常采用的跟踪式研究传统，应在确定特定出生组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从生理、认知、社交或教育环境、师生关系、父母行为、家庭关系等方面考察主要影响因素的发挥情况和不同出生组研究对象发展的差异性，以助其实现成长的蜕变。
6.引领特殊群体实现生命突破
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也应成为生命历程视角下教育研究的重点对象，这与生命历程理论擅长挖掘特殊群体背后故事的研究视角相一致。这里的特殊群体无年龄界限，关涉各种教育领域，具体指涉农村留守儿童、失足青少年、新型职业农民、进城农民工、“知青”、刑满释放人员、外来移民、退役军人等。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着重探究以上群体的生存障碍、教育缺失、精神迷失等困境，有助于他们实现品质人生的突破。
三、生命历程理论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应用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生命历程理论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应用机理，笔者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为例，对之进行初步的探析。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中国社会历史激荡变革中的特有产物和特殊群体，自2012年以来，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有涉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人才保障，亦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李延平等，2017）。它不仅是“三农”问题和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这种跨学科的交叉性与多元性恰好符合生命历程理论的特征。在寻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中，培育时机是一个值得深究却备受忽视的问题，而这与生命历程理论对“时机”的高度强调不谋而合。在此，笔者锁定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建立的“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公众号，选择该平台自设立“人物”专栏以来的57位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故事（起止时限为2017年8月18日至2018年12月31日），以深入考察这些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过程中培育时机的发生情况。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基本内涵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绝对不是施教方的单向度介入，而是新型职业农民主体地位日益上升背景下相关利益方协调共生的多维度参与。因此，本研究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含义指涉广泛，既包括专门学校的学历教育，又包括短期培训等非学历教育，还包括自学、考察、请教等非正式学习。
前文提及，生命历程理论中的时机原则指向个体、社会与历史三者融合的复合性时间观。这三种时间作用力同时运作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由此形成各自独特的生命轨迹。基于此认识，笔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是指在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过程中，相关培育活动所发生的时间节点。分析这些时间节点，既要了解新型职业农民的生理年龄，也要审视当下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期待，还要观照具体历史情境对处于同一历史时空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影响。整体而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所要考察的是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维度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情况，进而凸显不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果和独特的成长轨迹。
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现实表征
根据57位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实际情况，笔者将遵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序性”的情况称之为“有序”的培育时机，用字母Y来表示;将那些违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序性”的情况称之为“脱序”的培育时机，用字母T来表示。关于新型职业农民是否遵循培育“时序性”的标准，以一个生产周期为界限，即凡是在生产（从业、创业）前或第一个生产周期内参与相关培育活动的皆认定为有序的培育时机，而在一个生产周期之外参与相关培育活动的则皆认定为脱序的培育时机。为了便于分析，笔者用数字1～57分别表示57位新型职业农民。表1是57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发生的基本情况。
（1）新型職业农民发展中有序的培育时机
从表1可以看出，处于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中有序的培育时机者约占33%，这说明遵循培育“时序性”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并不占优势。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类别，以参加专门培育活动并涉及自学、请教、考察为主。其中，参加专门培育活动的次数不止一次，有不少新型职业农民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多次参加不同类别和不同级别的相关培育活动。尽管本文中有序的培育时机主要考察新型职业农民首次参加培育活动的效果，但两次或多次的培育活动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有序培育时机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情况。
整体来看，有序的培育时机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带来显著的效益，可谓之“及时雨”。在直接效益方面，主要体现为知识的习得、技术的掌握、视野的拓宽和理念的革新。此外，个别新型职业农民因参加更高级别的相关培训，结识了强劲的人脉并搭建起正式或非正式学习平台以及多方合作发展平台。在间接效益方面，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和产值的提升是较为普遍的结果。难能可贵的是，多数遵循培育“时序性”的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了社会效益，近半数遵循培育“时序性”的新型职业农民收获了生态效益。比如，Y40致富不忘乡邻，通过赊销仔猪、传授技术、上门提供服务等方式帮助本村及邻村养猪户发家致富;投资30万元架设沼气输气管道1000米，免费供应全社120户村民烧水、做饭、取暖;出资30万元硬化乡村道路，修建村民活动场所;与甘肃省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协议，并解决12名对口专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总之，有序培育时机下绝大多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化发展都比较顺利，其成长轨迹呈现出水平稳定上升的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遵循培育“时序性”的新型职业农民中，仅有两位在适时参与培育活动后因生产和销售问题并未获得理想的效益。然而，他们在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再次接受专门培训和自学、请教、考察等方式，逐渐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可以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参与一次适时的培育活动不一定能获得理想的回报，但持续地参加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别的培育活动必然会带来事业上的突破性进展，这一点在脱序的培育时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2）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中脱序的培育时机
由表1可知，脱序培育时机下的新型职业农民约占7成，说明多数新型职业农民在从业前和从业初（一个生产周期内）并未做充分的准备。与有序培育时机中的培育类别相似，在脱序的培育时机中，绝大多数新型职业农民均参加过专门培训活动，并涉及自学、请教、考察等培育类别。同时，很多新型职业农民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也多次参加不同类别和不同级别的培育活动。
由表2得知，与有序的培育时机相比，脱序的培育时机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产生的影响大不相同。整体而言，脱序培育时机下的相关培育活动只对约三成的新型职业农民产生了“雪中送炭”的效果，集中体现在知识的习得、技术的掌握和视野的拓宽三个方面。并且，近6成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化发展道路不够顺利，其成长轨迹比较曲折，这与有序培育时机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具体来说，脱序培育时机下的相关培育活动对近7成的新型职业农民产生了“锦上添花”的培育效果，主要体现在理念的革新、人脉的结识和平台的搭建等方面。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在原有积淀的基础之上，特别注重产业化、品牌化、生态化和集约化发展。
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影响因素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影响因素难以脱离个体、社会以及历史三个领域，而新型职业农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期望以及一定历史情境下相关生命事件的发生是最为集中的体现。
（1）人与自身的较量：新型职业农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
个体能动性（Agency）是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发生乃至每一个个体生命成长的重要因素。克劳森（Clausen）将个体能动性理解为：能够恰如其分地评价人生的努力，确认自己的目标;能够详实地理解自我、别人和可供选择的事物;具有追求既定目标的恒心和毅力（李强等，1999）。史蒂文（Steven）等人认为，个体能动性主要体现为掌控力、自我效能感、自我应变能力和规划能力（Shanahan et al.，2016）。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个体能动性主要包括如下元素：认知能力，即个体能够认清自己的目标，做出适当的规划，并能恰当地理解自我、他人以及相关的事物;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能否达到既定目标的自信程度;执行力，即个体追求既定目标的毅力和应变能力;自我反思能力，即个体对自己的决策、行为、方法、努力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分析和调整的能力。
整体而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发生情况与其个体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基本成正比。换言之，那些个体能动性较强的新型职业农民，其职业发展中的培育时机往往呈现出有序状态;而那些个体能动性较弱的新型职业农民，其职业发展中的培育时机多呈现为脱序状态。尽管有些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时机是脱序的，但因其个体能动性发挥得较为充分，其职业发展道路也较为顺畅。具体来看，在那些职业发展比较顺畅的新型职业农民中，其个体能动性中的自我效能感最为突出;而对于那些职业发展道路较为曲折的新型职业农民，其个体能动性中的认知能力和自我反思能力相对较弱。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呈现有序培育时机状态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呈现脱序培育时机状态但职业发展较为顺利的新型职业农民中，80后等年轻群体相对较多，并且呈现出明显的高学历特征，这说明年轻、高学历新型职业农民的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感、执行力和自我反思能力相对较强，其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更加充分。
需要注意的是，在有序培育时机状态下和职业发展较为顺畅的脱序培育时机状态下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中，一些60后和70后等年长群体的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感、执行力和自我反思能力均表现较为突出，显示出较强的个体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职业发展过程中的累积效应。累积（Cumulation）是指人生经历的成长性积累动态过程以及人的早期生命阶段的积累性后果，呈现的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早期阶段与后期阶段之间的关联（李钧鹏，2011）。尽管累积包括正负两面，但在本研究中，这种累积主要呈现的是优势效应，体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各个阶段。例如，T17之前是乡村医生，他在从医期间特别留意牛大力这种中草药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由于野生牛大力越来越少，而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这种日益增长的供求矛盾促使其弃医从农，从此走上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化发展道路。
（2）人与社会的协调：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期望
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期望是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发生的重要因素。这种社会期望是“生命的社会时间表”，呈现的是“一种明显时间特征的公共意义或社会路线”（包蕾萍，2005）。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而言，反映的是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人生中主要变化所发生的适当时间的一种规定，也可将其理解为以恰当时序的形式所表达的社会产业结构和社会文化对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发展方向的规定。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提出和推进，是与社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相一致的。随着农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如何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来促进农民增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政策性概念出现在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自此之后，无论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要求在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连续出现，还是新型职业农民专门培育文件和认定文件的重磅出台，抑或是各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认定工作的切实推行，无不反映出既有产业结构下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发展方向的规定。从此角度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路线具有明显的约束性，而何时开办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何时认定不同级别新型职业农民的资格，以及不同级别的新型职业农民何时能够享有相应级别的优惠政策，是这种社会意志的具体体现，影响着众多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进程。在本研究中，57个研究对象分布于20多个省级行政单位。由于各地的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不同地区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时间参差不齐，而越早推行培育工程，新型职业农民及时接受培育的几率就越大，这印证了社会意志在新型职业农民接受培育时间中的体现。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路线的约束性不仅体現在以上层面，还体现在社会文化领域的限定上。如“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等理念在全国各地广泛地渗透，为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群体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营造了强烈的舆论氛围。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巨大的农业人口基数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使得这种社会文化并非深植人心。并且，原有陈旧产业结构下伴随户籍管理体制改革的农民所代表的低下社会身份，仍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此情形下，一些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定位和选择阶段受到了来自生命历程中“重要他人”的不同程度的劝阻。如T36在返乡创业之初，遭遇了父母的极力反对和旁人的冷嘲热讽：“祖祖辈辈哪有种田种发财的……绝不可能赚钱！”“没得搞，种了卖不出，变不成钱！”;T54作为本村第一个大学生在市里外企工作10年后毅然返乡“享农”，但遭到家人的反对：“好不容易跳出农村怎么又回来了？做农业太辛苦也不体面。”由此可见，建立起“以农为荣” 的社会文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3）人与环境的匹配：一定历史情境下相关生命事件的发生
前已提及，時机的第三层含义——历史时间，强调特定的历史情境对处于同一历史时空的个体发展的影响。对于本研究中57位新型职业农民来说，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境集中体现在时代要求和地域特色两个方面。因此，这里可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历史时间理解为时代要求、地域特色与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发展之间的关联。简言之，通过考察一定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地域特色所带来的新型职业农民相关生命事件的发生情况，来呈现新型职业农民与环境匹配的过程。事实证明，那些迎合时代要求并关注地域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多数能够恰当地把握培育时机。
在时代要求方面，当下时代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并经由相关政策出台这一生命事件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的开展。当下我国正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快速。然而，当前我国农村正面临农业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尤其是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并且农业生产效率较为低下的事实。这种落后的局面显然与当下时代召唤前进的节奏严重不符，为此，时代对农村和农民提出了新要求。在此情境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应运而生。当下时代对新型职业农民所提的要求集中体现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政策扶持方面，包括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等统领性政策，《“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等专门政策，以及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扶持政策、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社会保障和激励等扶持政策。随着系列政策的陆续出台，现代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越来越完善，从而为新型职业农民及时参加相关培育活动带来了新的契机。
在地域特色方面，不同地域特色为新型职业农民选择从业的具体类别提供了参考，并经由特色产业带动这一生命事件为相关培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本文的研究对象共涉及5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不同的行政区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不少新型职业农民在定位从业的具体类别时常常会考虑当地的地域特色。比如，Y3和Y8分别养殖生猪和龙虾，Y5和Y27分别种植温室人参果和绿化苗木，他们都是基于当地特色产业而做出的选择。正因如此，那些地域特色较为明显的地方极易形成一方产业带动景象，而这些特色产业带动模式常被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些特色产业带动聚集区还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训基地，为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培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教学条件。
4.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创设策略
创设培育时机是在官方引导的多方社会力量协作下个体超越习俗力量的行为。关于创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具体策略，可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
（1）将个体能动性纳入培育对象的选拔标准
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开展以来，在培育对象遴选上通常以人员来源类别作为选拔依据，“各地以县为主，深入开展摸底调查，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骨干力量作为培育对象”（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等，2018）。这种遴选标准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没有考察各种来源类别人选的真实能力和发展潜力，也没有兼顾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发展潜力但缺乏累积优势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和获得资格证书的情况也能反映出这种遴选标准的局限。从相关统计结果来看，2016年“共认定新型职业农民276029人，占培育总人数的30.21%”（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等，2018），其中82.83%参加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没有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未参与评定（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等，2018）。2017年“仅有7.5%的新型职业农民获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18）。显然，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比例和获得资格证书比例与培育总人数之间的出入过大。此外，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选拔依据与认定标准也不相匹配。前者仅是人员来源类别的单一标准，而后者则是包含人员素质等多项考核指标的复合标准。选拔、认定、授证等均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重要环节，环环相扣，只有提高各个环节的匹配度，才有可能达到比较满意的培育效果。为此，我们建议在现有选拔标准基础之上，将个体能动性作为选拔培育对象的重要依据，构建起人员来源、人员素质等复合型选拔标准，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源头上提高各项培育工作的匹配度。
（2）谋求社会习俗力量与个体选择的协同
前文分析指出，既有产业结构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规定了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发展的方向。这种对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必然产生影响的社会期望和社会意志，往往被视为社会习俗力量的代表。尽管这样的社会习俗力量强大到能对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发展机遇产生根本性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个体毫无选择的余地。在同一社会和同一时代背景中，尽管同龄群组所面对的社会期望相同，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并非完全同步展开，“个体会出现种种对常规时间表的偏离”（包蕾萍等，2006）。比如，《“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提到：“把到农村创业兴业的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作为吸引发展的对象。”在此政策导向下，有些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在毕业后直接返乡走向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道路，而有的毕业生会在城市工作几年后再选择返乡创业。虽然这两类同龄毕业生最终同为新型职业农民，但因其选择从事新型职业农民这一职业的时间不一致，导致他们的职业成长轨迹有所不同。可见，个体发展路线与社会发展路线同时存在。那些将个体独立于社会和将社会独立于个体而进行的分析行为都是不合理的，谋求二者之间的协同才是正确之举。为此，我们既要重视相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发展轨迹及其共性，也要注意相关个体发展轨迹的独特之处。这种全面的视角无论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决策的制定，还是对于培育工程的切实推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重视当下时境中相关生命事件的发生
前文分析指出，新型职业农民与环境匹配的过程，主要呈现了当下历史情境中相关政策出台和地方特色产业带动这两个生命事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发生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事实上，在相关政策方面，这种积极作用大有继续发挥的空间，这从2017年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发展指数中可以看出。例如，2017年，只有11.1%的新型职业农民享受到规模经营补贴;在有金融贷款需求的农民中，仅有12.3%的新型职业农民的贷款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18）。需要指出的是，能够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发生带来积极影响的生命事件并非局限于以上两个方面，而详细考察新型职业农民从业前的个体经历，尤其是了解他们早期经历中的累积优势，也是深挖相关重要事件的必要途径。重视相关生命事件的发生，并探究如何通过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来促使这些积极生命事件的发生，应成为今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和工作落实方面的重要内容。此外，我们还可以适当关注那些曾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发生带来负面影响的生命事件。因为那些曾经带来负面影响的生命事件往往会使新型职业农民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形成规避风险的态度或者乐于冒险的精神，这直接关系到培育活动发生的时序性。
四、总结与反思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教育研究涉猎广泛，以上分析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这一微观问题生发了生命历程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将不同培育时机发生下的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理解为：在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和历史情境影响下的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同样一组生命事件，若排序不同，那么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轨迹也会截然不同。具体而言，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教育研究在本质上发源于三类基础性议题，即“角色与关系”“轨迹的过程”“所嵌入的背景”（曾迪洋，2016）。在角色与关系方面，准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职业农民都是重要角色。换言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之前的状态和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之后的状态都是生命历程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需要关注的范围，并且还需要关注前者向后者的转换。此外，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既受制于整个社会网络的发展，同时又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轨迹的过程方面，变化是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主旋律。生命历程理论的时空观与时序性赋予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的动态变化，时机问题及其相关生命事件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所嵌入的背景方面，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政策与措施逐步形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得以运行的內在机制，而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则为我们理解政府的相关决策和新型职业农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重要基础。实际上，这三类议题的最终落脚点均为“人”，既包括宏观社会过程和历史情境事件如何影响个人发展，又关涉个人的特殊经历与成长背景对其观念形成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总之，生命历程理论为考察教育及其相关要素对人的生命历程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动态、复合的视角。基于这一理论来研究教育相关要素对人的生命成长的影响，无论对于教育研究思路的拓展，还是对于生命历程理论体系自身的丰富和完善，都是有益的。
注释：
① 参考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以生命历程研究为例》讲座课件，对其进行了局部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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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5-12
责任编辑 刘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