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经验对中国高职院校建设创业型大学的比较研究
葛国宏
[摘 要]本文总结了欧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经验和中国高校建设创业型大学的现状,提炼出以美国为代表的“斯坦福—麻省模式”特征和以欧洲为代表的“沃里克模式”特征,进一步就高职院校建设创业型大学提出五点建议,为中国高职院校建设创业型大学提供有益的参考模式,即欧洲模式的“革新式”创业型大学,进而为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特色化发展提供样板。
[关键词]创业型大学;斯坦福—麻省模式;沃里克模式;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6-0131-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6.024
一、前 言
新时期,面临内外压力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对内部知识更新跟上脚步,还要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所贡献。鉴于目前高等职业院校生源趋紧,留学趋向明显,院校间竞争加剧,办学特色模糊不突出等现状可知,我国高职院校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高职教育若不转变发展模式,进行特色化办学,生存空间将会不断缩小[1]。国内教育界不乏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探讨,放眼全球,不同高校采取不同样式的发展模式,均有成功案例。实践证明,没有一种发展模式适合所有高校,也没有一所高校可以先试验完所有发展模式然后再形成自己的发展思路。因此,高职院校发展关键在于领导层应该找准定位,摸清环境,寻求适合自我发展的模式[2]。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创新创业教育指挥棒下,“双创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是个机会,将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高校拉到同一起跑线上。在中国高职“双创教育”风生水起的大环境下,高校发展分析视角各不相同,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是角度之一,国外部分高校凭借这一发展模式,取得了极大成功。肇始于欧美的创业型大学,对中国高校来说是舶来品,尚未在中国高职教育土壤中生根发芽,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缺乏明确、科学而适用的建设或发展模式,但个别高校独辟蹊径,做出了先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学习与借鉴国际成熟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土壤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向创业型大学成功转型的重要路径。本研究通过对创业型大学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剥茧抽丝,为中国高职院校特色创业型大学和“双创教育”建设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参考与启示[3][4]。
二、欧美创业型大学的建设经验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和欧洲的高校面临巨大压力,因为不能对环境的需求做出快速且合适的反应,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一般而言,大学不仅要对内部知识更新灵活反应,还应对外部政府、产业和人民需求灵活反应。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大学领导者开启了向创业型大学转变的艰辛历程[5]。在世界范围内,多种实验模式并存,且在美国和欧洲涌现出不同模式的成功样板,姑且称之为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前者以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最具代表;后者以英国的沃里克大学、荷兰的特文特大学、苏格兰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瑞典的恰尔默斯大学和芬兰的约恩苏大学成就最大[6][7]。限于篇幅,本文管中窥豹,选取部分大学并深入剥离其发展模式,为高职院校建设特色创业型大学建言献策。
(一)美国的“斯坦福—麻省模式”特征
1.线性路径发展模式。以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美国著名学府经历了从教学型大学到研究型大学,再进阶为创业型大学的线性发展过程,称之为第一次大学革命和第二次大学革命。从这一角度来看,斯坦福与麻省理工的创业活动是在强有力的科研实力基础上的拓展和发展,是研究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思想下的知识市场化和学术资本化。这些大学通常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全球知名,这也为学习美国模式建设创业型大学的院校增设了门槛。中国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一批研究型大学,参考美国模式,取得了相当的实践成果,但是与此同时,也为地方性高校或高职院校的学习发展带来了壁垒。
2.三螺旋结构发展模型。美国“斯坦福—麻省模式”的创业型大学已摆脱老旧的“象牙塔”形象,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过渡到核心作用,其社会地位上升,且形成政府—产业—大学三足鼎立局势,称为三螺旋结构。三螺旋结构为[8]借用移植生物学的概念,将三者关系用三螺旋加以解释和界定。三螺旋就是一种创新发展模式,三方在创新过程中相互作用、密切合作,形成新型的互补交叉关系,三方中的任一方均表现出另外两方的能力,同时每方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在时空上同时开展、并列进行。由于作用与联系,表征三方的每条螺线都获得更大的能力,进一步相互作用和支持在其他螺线里产生的创新,并由此形成持续创新流,共同发展。
3.创业主导发展思维。知识经济,又称智能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人类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美国模式中的成功典范充分把握住了这一契机,将其使命转换为知识的生产、传承、扩散、转化和应用,重新定位了大学在创新创业活动中的角色和发展前景。拥有强大科研实力的一些美国高校在上世纪末,借助《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又称《赠地法案》)的优惠条件,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凸显,具备开展创业活动的能力和条件,甚至成为创业的领导机构,创业战略倾向主导式。当时的麻省理工校长Karl Compton在全面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后,断定学校有实力成为区域发展的技术火车头,明确以科技提升新英格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至此,学校的实验室成果便不断孵化出新兴的科技公司。
综上,美国模式成就斐然。2009年,美国Kauffman基金会历时6年,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MIT创新创业的调研报告。这份的调研报告显示:MIT占地不足1平方公里,但孵化出了眾多高科技企业,师生校友创建超过25 800家公司,每年创下1.5万亿美元的营业额,若将其整合组建为一个国家,将会是全球第11大经济体,比加拿大的GDP还要高。同理,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更是印证了创业型大学的辉煌。
(二)欧洲的“沃里克模式”特征
1.非线性路径发展模式。欧洲模式的大学改革是非线性的,甚至是一种与美国模式完全相反顺序发展的“迂回模式”,即教学型大学—教学创业型大学—学术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如初期的沃里克为偏僻地带的小型技术学院,通过适应考文垂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集中力量发展少数学科,完成创业型大学的华丽转身。组织管理体系得以革新,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再反哺科研,引进、培养人才,提升知识生产和应用能力。建校仅30年的沃里克排名直逼老牌大学牛津和剑桥,其大跃进式的发展是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奇迹。同时,也为教学型大学发展成为创业型大学开辟了新的路线。迥异的发展模式源于大学对差别化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现状的完美适应和顺势创新。进化论奠基人Charles Darwin说:“存在的物种既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强壮的,而是最适应变化的物种”,此论极具普适性[9]。美国欧洲不同的发展模式均取得了极大成功,可见,通往创业型大学的路径不止一条,但最适应的才是最合适的[10]。
2.创业与学术两手都要硬的发展定位。一所大学在学术上出众就足够闻名,创业上突出更是难寻一二,沃里克是将两者深度融合的典范。通过创业来创收,创收投入学术,最终有步骤、有计划地达成创业与学术两手硬、两手强的目的。本质上讲沃里克是通过创业先行、学术后行、循环往复、不断前行的。起初,沃里克首任校长Jack Butterworth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敲定办学理念:适应时代需求,建立以学科为中心的事业。前者满足了区域工商业发展需要,后者提升了学术实力和增强了学科优势,其理念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当地亟需一所适应时代需要的大学服务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因此为沃里克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回报。两相结合,以Butterworth校长为首的校领导高举“学术与创业相结合”的大旗有了现实回应和理论基礎。学校先后创建了多个实体机构,为地方公司和社区提供有偿服务的商学院(1967年)、艺术中心(1974年)、WMG—沃里克制造业集团(1980年)、沃里克大学科学园有限公司(1984年)等,主动构建与工商界联系,开展社会服务,把创收与追求学术卓越相结合[11]。
3.自上而下的管理运作体系。沃里克与麻省理工、斯坦福的研究实力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拨款制度不同,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两者建设创业型大学的不同战略、不同方式和不同组织结构。总体上看,沃里克是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制统筹协调管理,并且管理系统经常性引导技术系统,更多时候两者以整合的形象出现。如沃里克制造业集团就是学术和创业合二为一的机构,校级层面依据社会需求编制发展要求和方向,下级组织代表大学与公司开展合作,学术目标服务于外界需要和自身创收策略。在发展初期,颇受非议,其被戏谑为“沃里克大学有限公司”,但在Butterworth校长的努力与坚持下,用发展成果回应反对者的尖酸刻薄,体现出高校变革者敢于冒险、迎难赶上的企业家素质和创业精神,融入到沃里克的血液中[12]。
三、中国高校建设创业型大学的现状
中国范围内的著名高校和重点高校鲜有提出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倒是许多地方院校将创业型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比如,福州大学(2008)、南京工业大学(2009)、浙江农林大学(2010)、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0)、浙江万里学院(2010)等学校都明确提出创建创业型大学的办学目标,这是中国区别于欧美国家的一个独特现象。创业型大学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的,在国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很大的进展,国内的研究是从近几年开始的。根据已有的文献来看,我国大多数的研究还集中在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入上,缺乏深度的分析;在研究创业型大学时,注重其形成过程和成果的因素,而对其建立的实践探索较少。马志强[13]对伯顿·克拉克教授创业型大学转型的途径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多元化的资助基地;启动的学术心脏地带;整合的创业文化是创业型大学的转型途径。温正胞等[14]提出创业型大学的生存实践途径,即品牌经营、市场开发与营销、质量认证与管理体系开发、利益相关者(顾客群体)分析、多元化的资金开发与成本控制等,这是多数大学走向市场的具体做法的探索。
全观中国现今高校,重点院校名牌院校等第一梯队高校承担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任,趋向“引领式”大学;高职院校等地方院校渴望成就“革新式”创业型大学,走特色创业转型之路。而民办高校,尤其是地方民办本科院校因为更多的取决于自收自支能力,部分此类高校率先举起创业型大学建设的大旗,如浙江万里学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独立院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办学模式,是公办院校无形名声资产和民间有形资金资产相互融合发展的形式,其不同于公办院校的模式,特别是不同于公办院校的财政支持政策,不享有公办院校生均补贴政策,在办学实力上,处于劣势。一部分三本院校长期存在办学困难,在夹缝中生存的现象,但也有部分高校凭借独立院校开放自由的政策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浙江省的大红鹰学院,短短20年内从进修学校进阶为二本院校,并在创业教育上形成特色,有望成为中国的百森商学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独立院校就是创业型大学,他们必须更多地亲近本地工商业,更多地自给自足,通过学校资源获得财政的自由,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是“革新式”创业型大学的又一特殊模式。
中国的高校相对限制较多,大多为公办院校,需要遵守来自政府的各种要求和规定,也得到政府的更多支持,不用担心生存问题。且中国高校相对较少,生源又相对较多,长期以来,部分高校的重点不在发展上,而是在维稳和安全上,但这种形式正在慢慢发生变化。现今高校的市场化举动日益增多,与外界发生的联系也愈加频繁,国际化水平不断加深。面对新形式,仍旧固守旧见的高校,必然会被淘汰,但先前的中国教育部主导的高校评估,让中国高校趋同性加大,千篇一律的高校培养出千篇一律的毕业生,面对市场变得暗淡无色,这种教育试验也必将走向失败。国家主导的“双创”驱动战略,将会驱动高校更具特色化,重新塑造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高职教育也到了必须改变的境地。
四、高职院校创业型大学建设的模式选择
在国内知名院校所言必称麻省、斯坦福的时候,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浴火重生的沃里克,寻找特色创业型大学差别化发展的有效模式,在扬弃中遵循“拿来主义”。现今,在国家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之下,高校面临内外压力,国内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院校启动了创业型大学建设的征程。但大学运行模式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不存在一种模式适应所有高校,且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高校在建设特色创业型大学路上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大学应该依据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处于改革浪潮中的高职院校,在经济、社会、政治大发展大变化下,更需思考面对应用型大学的挑战该如何定位和发展。
(一)积极创收,增加经费来源多样化渠道参与市场化竞争,“亲近”本地工商业,利用学校特色专业、知名专业重点打造一批产学研服务公司,提升学校营收能力。办大学需要钱,办优秀的大学需要更多的钱,一所大学除了靠学生和政府,能否拓宽经费来源,在未来显得尤为重要。但公办高校进行创收也有风险,如何在国家规范下合法开展创收至关重要。名校有国家的重大支持,高职院校则相对较少,在现有的序列之下,按部就班地发展终究实现不了跨越式发展。
(二)培养与引进,打造区域人才高地高校对人才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学重金求才的招聘信息频频见诸报端,但如何吸引学术水平高的人才不能完全靠重金,富有新思想的学者更看重宽松的氛围、管理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可达性,且人才建设应重视校内培养与校外引进二者之间的结合。研究表明:组织培养的人才对组织的归宿感更强。另外,人才作用的发挥也是亘古不变的难题,如有些高校引进的教授、博士应为提升该校的科研实力尽心尽力。
(三)夯实学术基础,打造研究特色一所大学赖以生存的资本是教学、文化传承、社会服务,还是科学研究,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教学是传播知识,文化传承是保存知识,社会服务是利用知识,科学研究是生产知识。科研是一所大学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大学只有重视科研,才能掌握核心竞争力,不管是欧洲大学还是美国大学,不論是成为创业型大学的直线型或是迂回式,均应将提升学术能力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
(四)统一思想行动,集众人之智慧走特色创业型大学之路不能仅仅依靠哪个部门,需要跨部门的协作,需要全校师生教职员工众志成城,在全校范围内形成深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根植于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感,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目标。新事物总会遇到发展障碍,有行为惯性、思想惰性,如何统一思想,在全校范围内形成认同感至关重要。
(五)忍一时阵痛和无序,换来长久发展
历史上,改革和变法总会经历波折,某种程度上,还会出现倒退,但只要方向明确且持之以恒,就会达到预期效果。沃里克大学在创业型大学建设之初,倍受内外非议,终于在1969年,师生因不满学校与工商界联姻,演化出一场学校大骚乱,这是英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学生事件。行政大楼被占领,与工商界签订的档案与合同被销毁,Butterworth校长及其相关行政管理人员遭到殴打,加之媒体的不良宣传,沃里克的形象一落千丈。但校长Butterworth在混乱中站起,坚持初心,负重前行,终成大器,并用行动与成果昭告天下。
上述两种模式,就其内部实力、外部影响和文化制度而言,欧洲模式都要优于美国模式且更适用于中国高职院校建设创业型大学。模式选择只是开始,更多挑战拭目以待。如何理清特色创业型大学与现今火热的双创教育间的关系,传统的师生管理如何适应特色创业型大学的建设,转型中的阵痛如何克服,诸多问题不一而足。但能够明确的是,建设创业型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将不同院校拉在了同一起跑线上。10年内,真做假干的高校会经历韩国大学已经发生的变化,即由少到多,直至过量,致使政府出面进行高校修剪。
五、结论与启示
高职院校及部分地方院校更适合参考欧洲模式,建设“革新式”创业型大学,而非美国模式的“引领式”创业型大学。资源不足的高校更应整合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特色,亲近本地工商业,创造性解决内外关系,多元化畅通创收渠道,坚定改革步伐,集中教职工智慧砥砺前行。未来几年,中国高职院校必将引来一批兼并和倒闭,这种现象已经在资源更贫乏的民办高职院校中蔓延。中国高校在“双创”驱动下开展创业教育应避免落入单打独斗、自娱自乐的窠臼,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各高职院校也应与企业行业多交流,多方整合资源。总之,创业型大学的建设更是一个外向型事业,在建设的道路上,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可供参考成功案例,值得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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