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战略路径
刘晨 康秀云
摘 要：破解全球化时代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深层困境，需要在穿透异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理性反思他者现实困境及其破解之道。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筑文化共同体，加拿大尝试从国家战略、社会渗透、学校教育三个向度着手，以应对土著族群抗争、法裔公民对峙、移民群体冲击、美国文化入侵等现实挑战，力图通过制度化规范、大众化传播以及一体化课程战略路径探索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可能进路。
关键词：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战略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4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150-05
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必然带来核心价值观的“博弈之战”。这一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深化社会成员对其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是世界各国都必须直面和解决的时代课题。而破解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挑战下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深层困境，需要从世界文化格局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高度进行深入省思，通过平等对话、聚同化异和包容互鉴，理性反思他国在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难解之困和应对之策，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他者视域的现实参照和启义。
一、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直以来，加拿大始终在思考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仍能保持加拿大的国家特性和文化传统。早在《1867年宪法》中，加拿大明确提出了立国价值原则——“和平、秩序、良政” [1]，其不仅是加拿大国家精神内核的集中呈现，也在其整个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着“历史定位”和“发展定向”的重要作用。此后，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加拿大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理想。但随着时代发展，加拿大也深刻认识到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引领性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此，加拿大尝试在各种政策文件中凝练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引导人们认同“民主”、“有序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包容”、“社会正义”、“和平”、“平等”、“责任” “保护文化遗产”、“爱护环境”等核心价值观[2]。多元文化作为加拿大社会现实的根本特征，在促进国家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对其国家认同建构和文化安全提出了新挑战。
1.土著族群之抗争：引发价值认同危机
加拿大国家认同危机的首要隐患是土著族群的文化承袭和价值认同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土著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歧视性对待和粗暴式教化，这些具有殖民性质的文化同化和价值灌输方式严重摧残了土著族群的民族文化，从根本上导致土著群体很难对加拿大国家核心价值观形成真正的认同。正如著名土著活动家奇夫·丹·乔治（Chief Dan George）所说，“自从白人来了，我们的自由如鲑鱼一样神秘地消失在大海中。他们将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文化风俗强加于我们，使我们不能呼吸。”[3]时至今日，土著群体从未停止过抗争，其斗争的核心已从文化诉求扩展至政治权利，以期实现民族自决。这些对抗行为不仅对加拿大联邦的安定和统一构成了威胁，也对加拿大的国家整合与价值认同培育提出了巨大挑战。对加拿大这样的“马赛克”国度而言，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民族认同”统整在“国家认同”的大框架下。若想使土著群体彻底融入加拿大社会并真正实现价值认同，则需要帮助其理解“融入的条件”和“融通的限度”，并内在澄明“什么使其乐意融入一个共同的社会”[4]。因此，加拿大在建构国家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依托制度保障和有效的文化策略帮助少数族裔认同社会的“核心价值觀”，并使其转化为土著族裔生存和发展的自觉需要，从而帮助他们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和认同感。
2.法裔公民之对峙：激化价值冲突矛盾
法裔公民的对抗是导致加拿大社会冲突的主要矛盾，也时刻挑动着加拿大国家文化安全的敏感神经。作为“建国民族”之一的法裔加拿大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信仰，也从未停止过和英裔加拿大人的价值之争，坚决抵制“盎格鲁”价值观的同化。尤其是“寂静革命”以后，法裔群体已不再满足于语言和文化权利，甚至开始争取政治上的自治和独立。2013年，魁北克政府提出“价值观宪章”提案，排斥其他少数族裔的民族文化，以保护法裔族群的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从而维持魁北克社会的民族凝聚力和纯粹性。这一做法遭到联邦政府和公众的强烈批驳和抗议，称其“切断了加拿大社会的宽容之根”，有违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理想[5]。从本质来看，“魁北克问题”不断激化的核心在于价值层面的深层冲突。社会成员一旦不能产生对于社会文化的归属感，甚至产生了价值冲突，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就会被割裂，分离主义也随之出现，而这一危机成为了加拿大国家安全方面最严峻的挑战。加拿大认识到，对待法裔公民既不能回避文化价值冲突，也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而要通过积极引领、共塑价值理想打造真正的“国家文化共同体”，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共融。
3.移民群体之冲击：弱化价值共识基础
培育价值共识是多族裔国家抵御认同断裂的重要保障，也是使社会成员获得精神支柱的核心力量。然而，移民群体如果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则会对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造成严重冲击。从加拿大的移民发展历史来看，通过贬低或否定他者文化使新移民放弃原有文化身份，而忠于新文化认同的做法实际上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使移民群体产生排斥与隔阂，甚至是疏离感。他们难以“被完全吸纳或同化”，处于一种“含混的状态”中，导致其“存在方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6]这些问题无疑违背了多元文化主义价值理想的初衷，也对加拿大培育社会价值共识产生了消极影响。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好“差异”与“共生”的关系，在构筑国家认同的统一框架下尊重移民群体的文化权利和价值诉求，缓解其融入主流社会的压力，以获得对融入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因此，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帮助移民群体实现“归化”。所谓“归化”，并不是“同化”也不是“边缘化”，而是平衡好母国文化与迁移国文化的关系，实现文化身份的转换，以自觉获得一种超越族裔局限性的忠诚和认同；并在对加拿大国家价值理想的认可与坚守中与其他社会成员达成更多的共识和理解，最终在认知和行为层面形成真正的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
4.美国文化之入侵：挑战价值整合权威
加拿大在建构独立社会价值体系过程中最大的“外敌”是美国价值观的侵入与渗透，它不仅对加拿大文化主权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加拿大社会价值整合构成了巨大威胁。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加速了加拿大的“美国化”进程，美国的文化产品已经占据了加拿大市场的主要份额，并严重威胁到加拿大人的“文化标准”和“共享价值观”[7]。这些挑战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对加拿大文化主权的威胁。加拿大与美国在国家边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方面“共享的”模糊性，为美国文化的强势入侵创造了便利条件，而这种威胁已经触及加拿大的国家文化安全。同时，美国大众文化的泛滥，不仅影响了加拿大人的价值判断方式，也使其文化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加拿大性”，最终可能磨灭加拿大的国家特性。其二，使加拿大的价值整合面临困境。美国文化同化战略的核心即将其“普世”价值强制输出，以“称雄世界”[8]。包裹在各种文化产品中的价值观隐性渗透，势必会消解人们对加拿大传统价值观的认同，转而被美国宣扬的“优越”价值观所蛊惑和吸引。因此，美国文化的诱惑力会使加拿大政府在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实现价值整合方面更加步履维艰。此种情形下，加拿大的国家价值认同很难走出美国文化笼罩下的阴影。
二、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战略路径
基于上述困境，如何深度挖掘国家文化的独特内涵与精神实质，有效抵御外来文化和强势价值观的侵入与蚕食，积极促成各族群的和谐共处和价值共识，是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要着力破解的重要难题。对此，加拿大尝试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战略向度来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培育。
1.制度化规范路径：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国家顶层战略
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差异显著”、“认同淡薄”[9]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而言，如何从国家高度、顶层战略层面实现对其核心价值观的科学阐释和积极引导至关重要。
一方面，加拿大通过宪法等源发性制度规范引导不同族裔公民理解加拿大国家价值追求，将宪法文件中的价值原则作为联邦所有公民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加拿大早在1982年宪法文件《权利和自由宪章》中即对多元社会应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作出了宪法解释和限定，并在第27条首次提出“保存和增进加拿大多元文化遗产”的要求，以宪法形式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加拿大认同的实质[10]。这种制度化方式为人们的价值实践提供了准确圭臬，并依托人们对宪法精神的忠诚共塑社会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加拿大也不断出台、修订和完善各种公民法案，为加拿大公民认同核心价值观、参与国家社会治理提供法制依据。如1988年《多元文化主义法案》通过法律形式强化“欣赏、认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战略，以帮助所有社会成员“理解并广泛分享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遗产”[11]。1999年加拿大在《公民63号法案》中对公民入籍誓词进行了调整，特别增加了“对加拿大价值观的捍卫”以及“承担加拿大公民义务”两项内容[12]，旨在帮助不同族裔公民认同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并在公共参与中自觉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有效统合。2017年加拿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家安全改革并提案修订旧《反恐法案》，重点强调要通过法律手段优化加拿大国家安全机构职能及其活动的透明度，健全问责制，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现对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的坚守[13]。
虽然加拿大从未以国家名义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或对其培育作出明确要求，但其国家主导性却体现在制度规范层面，尝试从国家战略规划中对核心价值观培育进行顶层部署，并将这些战略构想转化为可以依循的制度和准则。这种方式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刚性约束”，在增进加拿大人对其价值遗产的理性认知、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共融等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2.大众化传播路径：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渗透战略
面对国际和国内严酷的价值之争，加拿大始终在思考如何构建统一的社会传播网络，有效利用大众媒介进行核心价值观传播，使加拿大社会成为一个紧密联结的国家共同体。
其一，加强文化主权保护，抵御强势文化的“价值入侵”。加拿大始终关注文化主权和价值认同问题，努力通过大众传播领域的立法保障和制度建设来维护加拿大的文化主权并培育核心价值观。广播电视系统作为培育文化和价值认同重要的工具，成为加拿大联邦干预管控力度最强的媒介之一。加拿大非常重视在传播系统中捍卫“文化防御的底线”，尤其注重提防“美国价值观的操控”[14]。加拿大强调，广播电视系统作为一项公共服务，需要“为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作出贡献”等[15]。这种保护主义方式，对美国美国价值观的 “隐性渗透”和“强势入侵”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美国利用各种文化产品进一步抢占加拿大市场份额的行为，捍卫了加拿大的国家文化主权。其二，掌控传播话语权，有效传递“加拿大价值观”。加拿大在保护文化主权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扶持本土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传播中传递“加拿大声音”。对此，加拿大专门对广播电视媒介的传播内容、播出时段与节目比例等进行了严格限制，要求55%以上的时间都必须播放加拿大本土制作的节目，且内容必须体现“加拿大内涵及特质”[16]。在政策落实上，为确保传播内容的“加拿大特性”，加拿大要求从事广播电视等媒介传播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如节目编导、导演、艺术指导、音乐制作等）必须是加拿大人（占三分之二以上）；且传播目的要积极反映加拿大人的公共利益，以此来维护加拿大认同，促进国家统一 [17]。此外，加拿大文化遗产部等还专门制定了“税收抵免评分量表”、“可视化评价标准”等政策，力图通过税收减免、财政拨款、鼓励捐赠、设立专项基金等制度扶持本土文化产业，有效掌控价值传播的话语权。其三，拓展新媒体途径，创新价值观传播的“议程设置”。加拿大战略研究与分析部门指出，新媒体技术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关联方式，使公共领域逐渐出现碎片化现象，原本基于共同兴趣、语言、文化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逐渐被各种“电子化共同体”而取代[18]。面对瞬息万变、多样化的舆论空间，加拿大开始愈加重视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鼓励具有一定文化资本和舆论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成为“话语权掌控者”，积极利用新媒介手段引导舆论，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加拿大的“民主”、“人权”等价值问题。例如，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巧妙利用社交媒体的“亲民性”特征，积极通过“脸书”、微博等手段艺术性地传播并推广加拿大价值观，帮助人们理解 “议题”背后的深层价值理念并树立良好的国家公共形象，在“去政治化”的面紗下引导人们欣赏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和平”等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对加拿大而言，广阔的疆域不可避免的造成社会族群的隔离和割裂；同时，美国作为其唯一陆地近邻，始终力图通过价值输出将“文化统治”蔓延至加拿大甚至全球。因此，在大众传播方面，加拿大一直致力于通过构筑文化保护壁垒、掌握价值传播的话语权，从而提升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力，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柔性化”、“渗透性”传播与普及。
3.一體化课程路径：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学校教育战略
加拿大将帮助青少年群体，尤其是法裔、土著及移民群体后代，自觉形成对国家价值理想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视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任务。学校教育作为塑造公民最好的手段，“必须教授关于共同体、合作、参与、民主等基本价值观”[19]。 而“社会科”课程作为加拿大k-12阶段最重要的正式课程体系，是学校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主要途径。
从目标指向来看，加拿大k-12各学段的社会科课程的目标和愿景具有一致性特征，均体现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追求。以最具代表性的安大略省为例，加拿大各学段社会科课程的关联度很强，其目标均指向“帮助年轻人为参与社会生活做准备，使其能够为充满现代化、多样性的民主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20]。而培养“好公民”这一目标不能与“好公民应该持有何种价值观”分离。因此，关于“应该传递何种价值观”这一问题，安大略省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强化并‘灌注文化、道德及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授加拿大社会所坚守的核心价值理念”，如“非暴力”、“反种族主义歧视”、“诚实”、“公正”、“个体责任”、“为社区服务”等[21]。从课程内容和具体形式来看，加拿大社会科课程在不同学段的名称和教授内容各有不同，但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始终融涵其中，以形成一体化衔接。其中，低年级社会科课程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是谁”、“从何而来”、“归属于何”以及“他们如何能为赖以生存的社会贡献力量”，从而获得自觉认同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的内生动力，并立足现实语境来理解个体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中高年级注重通过历史、地理知识的教授，使学生学会欣赏并理解加拿大的文化遗产与核心价值观，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视角，发现“加拿大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之处，最终形成对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独特性的深层理解和认同；而高年级则注重帮助学生体会“公民意义”的本质内涵，思考人们的价值信念如何影响其看待政治问题的视角，进而认同与加拿大民主公民身份相关联的信念与价值观，为实现“共同善”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22]。
关于学校是否应该传递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加拿大已争议良久但最终认识到，不存在价值无涉的教育，价值观的教授总会通过或显或隐的方式来进行；每一个教育者都应高度重视并自觉留意其所正在教授的价值观，尤其是在无意识状态下传递的价值观[23]。综上，加拿大社会科课程旨在将国家、社会对学校教育的价值期待与要求最大化落实在各学段课程体系中，是一项系统化、融合性的正式教育工程。
三、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反思
作为一个极其珍视“多元”和“差异”的多民族国家，加拿大最关切的即如何将全球化、多元化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转化为自身引以为傲的价值遗产和精神纽带，并使其成为推动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层力量和持续动能。总结而言，加拿大在核心价值观培育战略方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积极保护自身文化主权、扶持本土文化产业以促进加拿大特色的独立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二是在时刻警惕外来文化和强势文化冲击的前提下，关注社会成员的文化与价值自觉，帮助不同族裔的公民形成对加拿大独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与深度服膺。在具体培育实践中，加拿大力图通过国家制度化规范、社会大众化传播和学校一体化课程教育战略的协同配合，以构建能凝聚共享认同的“国家共同体”，为在多元文化中实现价值观的有效整合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可能性进路。然而，我们也必须理性认识到，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局限性及其现实文化样态的复杂性，导致加拿大很难真正促进社会价值认同桥梁和纽带的形成。尤其是对于如何把握“多元与共识”的限度，实际上很难操作。同时，由于联邦政府在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发挥的主导权较弱，松散的教育行政管理结构容易造成教育中的“缺位”或“越位”，致使国家战略层面的指导和部署难以在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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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Canadian Heritage. Our Cultural Sovereignty the Second Century of Canadian Broadcasting[R]. 2003： 10.
[15] Broadcasting Act， 1991， c.-11， section 1（3）.[EB/OL].（1991-02-01）.[2017-06-30].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B-9.01/page-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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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Ontario Curriculum： Social Studies[R]. 2013：7.
[責任编辑：庞 达]
摘 要：破解全球化时代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深层困境，需要在穿透异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理性反思他者现实困境及其破解之道。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筑文化共同体，加拿大尝试从国家战略、社会渗透、学校教育三个向度着手，以应对土著族群抗争、法裔公民对峙、移民群体冲击、美国文化入侵等现实挑战，力图通过制度化规范、大众化传播以及一体化课程战略路径探索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可能进路。
关键词：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战略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4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150-05
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必然带来核心价值观的“博弈之战”。这一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深化社会成员对其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是世界各国都必须直面和解决的时代课题。而破解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挑战下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深层困境，需要从世界文化格局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高度进行深入省思，通过平等对话、聚同化异和包容互鉴，理性反思他国在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难解之困和应对之策，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他者视域的现实参照和启义。
一、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直以来，加拿大始终在思考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仍能保持加拿大的国家特性和文化传统。早在《1867年宪法》中，加拿大明确提出了立国价值原则——“和平、秩序、良政” [1]，其不仅是加拿大国家精神内核的集中呈现，也在其整个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着“历史定位”和“发展定向”的重要作用。此后，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加拿大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理想。但随着时代发展，加拿大也深刻认识到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引领性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此，加拿大尝试在各种政策文件中凝练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引导人们认同“民主”、“有序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包容”、“社会正义”、“和平”、“平等”、“责任” “保护文化遗产”、“爱护环境”等核心价值观[2]。多元文化作为加拿大社会现实的根本特征，在促进国家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对其国家认同建构和文化安全提出了新挑战。
1.土著族群之抗争：引发价值认同危机
加拿大国家认同危机的首要隐患是土著族群的文化承袭和价值认同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土著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歧视性对待和粗暴式教化，这些具有殖民性质的文化同化和价值灌输方式严重摧残了土著族群的民族文化，从根本上导致土著群体很难对加拿大国家核心价值观形成真正的认同。正如著名土著活动家奇夫·丹·乔治（Chief Dan George）所说，“自从白人来了，我们的自由如鲑鱼一样神秘地消失在大海中。他们将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文化风俗强加于我们，使我们不能呼吸。”[3]时至今日，土著群体从未停止过抗争，其斗争的核心已从文化诉求扩展至政治权利，以期实现民族自决。这些对抗行为不仅对加拿大联邦的安定和统一构成了威胁，也对加拿大的国家整合与价值认同培育提出了巨大挑战。对加拿大这样的“马赛克”国度而言，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民族认同”统整在“国家认同”的大框架下。若想使土著群体彻底融入加拿大社会并真正实现价值认同，则需要帮助其理解“融入的条件”和“融通的限度”，并内在澄明“什么使其乐意融入一个共同的社会”[4]。因此，加拿大在建构国家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依托制度保障和有效的文化策略帮助少数族裔认同社会的“核心价值觀”，并使其转化为土著族裔生存和发展的自觉需要，从而帮助他们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和认同感。
2.法裔公民之对峙：激化价值冲突矛盾
法裔公民的对抗是导致加拿大社会冲突的主要矛盾，也时刻挑动着加拿大国家文化安全的敏感神经。作为“建国民族”之一的法裔加拿大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信仰，也从未停止过和英裔加拿大人的价值之争，坚决抵制“盎格鲁”价值观的同化。尤其是“寂静革命”以后，法裔群体已不再满足于语言和文化权利，甚至开始争取政治上的自治和独立。2013年，魁北克政府提出“价值观宪章”提案，排斥其他少数族裔的民族文化，以保护法裔族群的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从而维持魁北克社会的民族凝聚力和纯粹性。这一做法遭到联邦政府和公众的强烈批驳和抗议，称其“切断了加拿大社会的宽容之根”，有违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理想[5]。从本质来看，“魁北克问题”不断激化的核心在于价值层面的深层冲突。社会成员一旦不能产生对于社会文化的归属感，甚至产生了价值冲突，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就会被割裂，分离主义也随之出现，而这一危机成为了加拿大国家安全方面最严峻的挑战。加拿大认识到，对待法裔公民既不能回避文化价值冲突，也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而要通过积极引领、共塑价值理想打造真正的“国家文化共同体”，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共融。
3.移民群体之冲击：弱化价值共识基础
培育价值共识是多族裔国家抵御认同断裂的重要保障，也是使社会成员获得精神支柱的核心力量。然而，移民群体如果难以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则会对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造成严重冲击。从加拿大的移民发展历史来看，通过贬低或否定他者文化使新移民放弃原有文化身份，而忠于新文化认同的做法实际上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使移民群体产生排斥与隔阂，甚至是疏离感。他们难以“被完全吸纳或同化”，处于一种“含混的状态”中，导致其“存在方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6]这些问题无疑违背了多元文化主义价值理想的初衷，也对加拿大培育社会价值共识产生了消极影响。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好“差异”与“共生”的关系，在构筑国家认同的统一框架下尊重移民群体的文化权利和价值诉求，缓解其融入主流社会的压力，以获得对融入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因此，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帮助移民群体实现“归化”。所谓“归化”，并不是“同化”也不是“边缘化”，而是平衡好母国文化与迁移国文化的关系，实现文化身份的转换，以自觉获得一种超越族裔局限性的忠诚和认同；并在对加拿大国家价值理想的认可与坚守中与其他社会成员达成更多的共识和理解，最终在认知和行为层面形成真正的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
4.美国文化之入侵：挑战价值整合权威
加拿大在建构独立社会价值体系过程中最大的“外敌”是美国价值观的侵入与渗透，它不仅对加拿大文化主权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加拿大社会价值整合构成了巨大威胁。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加速了加拿大的“美国化”进程，美国的文化产品已经占据了加拿大市场的主要份额，并严重威胁到加拿大人的“文化标准”和“共享价值观”[7]。这些挑战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对加拿大文化主权的威胁。加拿大与美国在国家边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方面“共享的”模糊性，为美国文化的强势入侵创造了便利条件，而这种威胁已经触及加拿大的国家文化安全。同时，美国大众文化的泛滥，不仅影响了加拿大人的价值判断方式，也使其文化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加拿大性”，最终可能磨灭加拿大的国家特性。其二，使加拿大的价值整合面临困境。美国文化同化战略的核心即将其“普世”价值强制输出，以“称雄世界”[8]。包裹在各种文化产品中的价值观隐性渗透，势必会消解人们对加拿大传统价值观的认同，转而被美国宣扬的“优越”价值观所蛊惑和吸引。因此，美国文化的诱惑力会使加拿大政府在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实现价值整合方面更加步履维艰。此种情形下，加拿大的国家价值认同很难走出美国文化笼罩下的阴影。
二、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战略路径
基于上述困境，如何深度挖掘国家文化的独特内涵与精神实质，有效抵御外来文化和强势价值观的侵入与蚕食，积极促成各族群的和谐共处和价值共识，是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要着力破解的重要难题。对此，加拿大尝试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战略向度来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培育。
1.制度化规范路径：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国家顶层战略
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差异显著”、“认同淡薄”[9]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而言，如何从国家高度、顶层战略层面实现对其核心价值观的科学阐释和积极引导至关重要。
一方面，加拿大通过宪法等源发性制度规范引导不同族裔公民理解加拿大国家价值追求，将宪法文件中的价值原则作为联邦所有公民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加拿大早在1982年宪法文件《权利和自由宪章》中即对多元社会应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作出了宪法解释和限定，并在第27条首次提出“保存和增进加拿大多元文化遗产”的要求，以宪法形式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加拿大认同的实质[10]。这种制度化方式为人们的价值实践提供了准确圭臬，并依托人们对宪法精神的忠诚共塑社会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加拿大也不断出台、修订和完善各种公民法案，为加拿大公民认同核心价值观、参与国家社会治理提供法制依据。如1988年《多元文化主义法案》通过法律形式强化“欣赏、认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战略，以帮助所有社会成员“理解并广泛分享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遗产”[11]。1999年加拿大在《公民63号法案》中对公民入籍誓词进行了调整，特别增加了“对加拿大价值观的捍卫”以及“承担加拿大公民义务”两项内容[12]，旨在帮助不同族裔公民认同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并在公共参与中自觉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有效统合。2017年加拿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家安全改革并提案修订旧《反恐法案》，重点强调要通过法律手段优化加拿大国家安全机构职能及其活动的透明度，健全问责制，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现对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的坚守[13]。
虽然加拿大从未以国家名义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或对其培育作出明确要求，但其国家主导性却体现在制度规范层面，尝试从国家战略规划中对核心价值观培育进行顶层部署，并将这些战略构想转化为可以依循的制度和准则。这种方式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刚性约束”，在增进加拿大人对其价值遗产的理性认知、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共融等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2.大众化传播路径：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渗透战略
面对国际和国内严酷的价值之争，加拿大始终在思考如何构建统一的社会传播网络，有效利用大众媒介进行核心价值观传播，使加拿大社会成为一个紧密联结的国家共同体。
其一，加强文化主权保护，抵御强势文化的“价值入侵”。加拿大始终关注文化主权和价值认同问题，努力通过大众传播领域的立法保障和制度建设来维护加拿大的文化主权并培育核心价值观。广播电视系统作为培育文化和价值认同重要的工具，成为加拿大联邦干预管控力度最强的媒介之一。加拿大非常重视在传播系统中捍卫“文化防御的底线”，尤其注重提防“美国价值观的操控”[14]。加拿大强调，广播电视系统作为一项公共服务，需要“为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作出贡献”等[15]。这种保护主义方式，对美国美国价值观的 “隐性渗透”和“强势入侵”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美国利用各种文化产品进一步抢占加拿大市场份额的行为，捍卫了加拿大的国家文化主权。其二，掌控传播话语权，有效传递“加拿大价值观”。加拿大在保护文化主权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扶持本土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传播中传递“加拿大声音”。对此，加拿大专门对广播电视媒介的传播内容、播出时段与节目比例等进行了严格限制，要求55%以上的时间都必须播放加拿大本土制作的节目，且内容必须体现“加拿大内涵及特质”[16]。在政策落实上，为确保传播内容的“加拿大特性”，加拿大要求从事广播电视等媒介传播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如节目编导、导演、艺术指导、音乐制作等）必须是加拿大人（占三分之二以上）；且传播目的要积极反映加拿大人的公共利益，以此来维护加拿大认同，促进国家统一 [17]。此外，加拿大文化遗产部等还专门制定了“税收抵免评分量表”、“可视化评价标准”等政策，力图通过税收减免、财政拨款、鼓励捐赠、设立专项基金等制度扶持本土文化产业，有效掌控价值传播的话语权。其三，拓展新媒体途径，创新价值观传播的“议程设置”。加拿大战略研究与分析部门指出，新媒体技术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关联方式，使公共领域逐渐出现碎片化现象，原本基于共同兴趣、语言、文化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逐渐被各种“电子化共同体”而取代[18]。面对瞬息万变、多样化的舆论空间，加拿大开始愈加重视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鼓励具有一定文化资本和舆论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成为“话语权掌控者”，积极利用新媒介手段引导舆论，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加拿大的“民主”、“人权”等价值问题。例如，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巧妙利用社交媒体的“亲民性”特征，积极通过“脸书”、微博等手段艺术性地传播并推广加拿大价值观，帮助人们理解 “议题”背后的深层价值理念并树立良好的国家公共形象，在“去政治化”的面紗下引导人们欣赏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和平”等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对加拿大而言，广阔的疆域不可避免的造成社会族群的隔离和割裂；同时，美国作为其唯一陆地近邻，始终力图通过价值输出将“文化统治”蔓延至加拿大甚至全球。因此，在大众传播方面，加拿大一直致力于通过构筑文化保护壁垒、掌握价值传播的话语权，从而提升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力，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柔性化”、“渗透性”传播与普及。
3.一體化课程路径：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学校教育战略
加拿大将帮助青少年群体，尤其是法裔、土著及移民群体后代，自觉形成对国家价值理想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视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任务。学校教育作为塑造公民最好的手段，“必须教授关于共同体、合作、参与、民主等基本价值观”[19]。 而“社会科”课程作为加拿大k-12阶段最重要的正式课程体系，是学校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主要途径。
从目标指向来看，加拿大k-12各学段的社会科课程的目标和愿景具有一致性特征，均体现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追求。以最具代表性的安大略省为例，加拿大各学段社会科课程的关联度很强，其目标均指向“帮助年轻人为参与社会生活做准备，使其能够为充满现代化、多样性的民主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20]。而培养“好公民”这一目标不能与“好公民应该持有何种价值观”分离。因此，关于“应该传递何种价值观”这一问题，安大略省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强化并‘灌注文化、道德及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授加拿大社会所坚守的核心价值理念”，如“非暴力”、“反种族主义歧视”、“诚实”、“公正”、“个体责任”、“为社区服务”等[21]。从课程内容和具体形式来看，加拿大社会科课程在不同学段的名称和教授内容各有不同，但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始终融涵其中，以形成一体化衔接。其中，低年级社会科课程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是谁”、“从何而来”、“归属于何”以及“他们如何能为赖以生存的社会贡献力量”，从而获得自觉认同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的内生动力，并立足现实语境来理解个体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中高年级注重通过历史、地理知识的教授，使学生学会欣赏并理解加拿大的文化遗产与核心价值观，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视角，发现“加拿大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之处，最终形成对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独特性的深层理解和认同；而高年级则注重帮助学生体会“公民意义”的本质内涵，思考人们的价值信念如何影响其看待政治问题的视角，进而认同与加拿大民主公民身份相关联的信念与价值观，为实现“共同善”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22]。
关于学校是否应该传递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加拿大已争议良久但最终认识到，不存在价值无涉的教育，价值观的教授总会通过或显或隐的方式来进行；每一个教育者都应高度重视并自觉留意其所正在教授的价值观，尤其是在无意识状态下传递的价值观[23]。综上，加拿大社会科课程旨在将国家、社会对学校教育的价值期待与要求最大化落实在各学段课程体系中，是一项系统化、融合性的正式教育工程。
三、加拿大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反思
作为一个极其珍视“多元”和“差异”的多民族国家，加拿大最关切的即如何将全球化、多元化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转化为自身引以为傲的价值遗产和精神纽带，并使其成为推动国家长远发展的深层力量和持续动能。总结而言，加拿大在核心价值观培育战略方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积极保护自身文化主权、扶持本土文化产业以促进加拿大特色的独立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二是在时刻警惕外来文化和强势文化冲击的前提下，关注社会成员的文化与价值自觉，帮助不同族裔的公民形成对加拿大独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与深度服膺。在具体培育实践中，加拿大力图通过国家制度化规范、社会大众化传播和学校一体化课程教育战略的协同配合，以构建能凝聚共享认同的“国家共同体”，为在多元文化中实现价值观的有效整合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可能性进路。然而，我们也必须理性认识到，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局限性及其现实文化样态的复杂性，导致加拿大很难真正促进社会价值认同桥梁和纽带的形成。尤其是对于如何把握“多元与共识”的限度，实际上很难操作。同时，由于联邦政府在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发挥的主导权较弱，松散的教育行政管理结构容易造成教育中的“缺位”或“越位”，致使国家战略层面的指导和部署难以在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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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庞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