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教育40年回顾与思考(十二)

    回顾

    1979-2019年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40年，也是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计算机）教育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的40年。我有幸参与到这一进程中，结识了许多前辈、学长和青年才俊，受益良多，颇值怀念。

    1979年2月，北京景山学校成立了中国中小学中的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室，开始新一轮擞改实验，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综合理科教改试验”。我校教育科学研究室成员生物课教师何子岚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他的日籍朋友操野好道，多次来华，并介绍日本教育代表团来我校参观妨问。他们不仅介绍日本小学《理科》教学的理念和经验，还赠送我们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掌上电于游戏机和可编程计算器。

    1979年10月，游铭钧先生（时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1986年任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主任，兼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指定沙有威老师和章淳老师在景山学校开展可编程计算器的教研活动。

    1979年12月，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同志将他出访美国带回来的一台个人电脑转赠给景山学校（参见沙老师的博客我们的第一台电脑），由此，拉开了我国（未含澳台地区，下同）中小学计算计教育的序幕。

    游铭钧先生是我国最早决定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教育活动的校长。沙有威老师和章淳老师是我国最早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教育活动的教师。

    正是在景山学校的教改氛围中，1979年我将计算机的相关知识（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发展、特点、功能以及数制转换等科普知识）编入综合理科教材，不久又加工编纂成《微电脑学习手册》，我也荣幸地成为我国首批中小学计算机教师。

    1999年3月，范禄燕先生（时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现任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理事长）决定将“以计算机为学具”作为教科研重点课题立项，在六年级成立“电脑和网络进课堂”的实验班。

    邱悦老师（现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任实验班班主任，周群（北京景山学校语文特级教师）等优秀教师承担分课题项目负责人，在该实验班积极开展计算机和网络辅助各学科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我担任该实验课题总负责人。

    该实验持续四年，其最显著的特点和成果是：一切结论来自一线实践，杜绝假大空;使我们对“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有了更理智和相对准确的认识。

    我曾以“信息技术与教育”“信息技术与教师”为题，在各地讲学时向到会的教师们汇报。形成文字的该实验成果可参见拙著：《探究式教学模式与现代教育枝术》（《人民教育》2000年第2期第53页），此文是该实验课题开题报告的摘编;《浅议计算机辅助教育的定位》（《课程·教材·教法》2003年第3期第61页），此文是该实验课题结题报告的摘编。（以上内容，可百度“郭善渡”，在网上查阅）

    1998年10月20日，我与吕传兴（时任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上海部主任）等17位同志，应邀参加吕福源副部长在教育部会议室召开的“计算机教育专家座谈会”，并接受了他的宴请。

    吕福源副部长的讲话尤其是以下几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国家的前途在教育。必须把信息技术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的信息技术教育作为整个国家科技和教育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给予充分重视。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千古罪人。”

    “为了准备这次座谈会，我浏览了秘书买来的所有可以找到的计算机.教材和相关书籍，有二百多本。”

    “尊师重教，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今天是我到教育部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请客。”李连宁先生（时任基础教育司司长）插话.“虽然没去饭店，请的可是四川饭店的厨师。”

    吕福源副部长的讲话，使我深受鼓舞，成為我毕生从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动力。我现在还珍藏着此次座谈会全体成员与吕副部长的合影。反思

    第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工作者必须高瞻远瞩具有超前意识。

    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还很不普及，而且价格昂贵，甚至显得非常神秘。我们开始搞计算机教学试验时听到不少风言风语，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专家等权威人士指责这是“哗众取宠”“赶时髦”，甚至是“不务正业”。

    40年前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到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会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现在看来，游铭钧校长、范禄燕校长、邱悦校长和沙有威老师等有远见卓识，敢于探索，敢于担当，令人敬佩。

    再请看何子岚先生的超前意识。

    他在《以培养能力为主的教学体系——日本小学理科教学的特色》—文（《人民教育》1979年第11期）中强调：培养才能，重于传授知识。

    “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尽管几经重大的改革，却始终坚持着‘把重点不放在知识上，而放在科学的考察和处理能力上，以培养科学精神为着眼点的方向，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并且形成了一套从指导思想、教材、教学方法—直到考查方式等的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

    这样的主张，今天看来也不过时。何子岚先生翻译的《新理科》（日本小学教科书新理科，下藤井隆等编，何子岚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目前仍是许多小学科学教师的重要参考读物。

    第二，教育改革需要学者型的领导。

    吕福源是一位公认的学者型领导。他常说：“人是智慧生命，应以认识宇宙为快。”他很看重教育中知识体系的建立。他说，我们需要综合型人才，综合型人才一定要博大精深，通晓全面，有自己完备的知识体系。正是基于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从而形成的文理兼通、既专目博的知识结构与雄厚的知识和能力储备，使他在我国汽车工业、教育、商务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我与北京景山学校首任校长方玄初（笔名敢峰，原名方启华）同住一所四合院（位于北京朝阳门附近，当时是景山学校教工宿舍），对他有近距离的了解。他手不释卷，学识渊博，著述颇丰。由于吸烟过多，他显得面黄肌瘦，头发白多灰少，说话似有气无力，平时眉头紧皱，表面上感觉他很难接近。但是，—旦与他共事（特别是讨论教改问题），听他慷慨激昂的言辞，看他妙笔生花的文章，时不时兴致一来，即席赋诗—首，不得不令人叹服此君乃性情中人，大才子也！

    他毕业于华中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干事，《人民教育》杂志副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

    作为北京景山学校首任校长，他为景山学校的教改试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真心希望我们的教育领域能有更多的吕部长、方校长式的领导干部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