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与红色文化源流

    李瑊

    

    [摘 要]城市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城市创造力和精神品格的综合表现。在上海都市文化的生成过程中，江南文化提供了与西方文化嫁接的母本和基底，东渐的西学与移民社会的“土壤”互相整合孕育了海派文化，风云变幻的斗争实践使上海城市的气节和血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张扬，三者吐纳激荡，相得益彰，构成了上海文化源流中的红色文化。

    [关键词]上海文化 ;红色; 源流

    近代上海都市文化发展流变的趋向，一是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存续和演变，二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在这传承和变异的动态历程中，时势变迁推动上海本土文化演进与变化，都市文化又与社会环境互动而发生衍化与再生。因此，近代上海都市文化既非传统文化的原生样态，也非西方文化的简单位移，而是古今嬗进，中西交融的产物。从近代上海文化内涵、外显特征来看，江南文化是基质，海派文化是气质，红色文化是特质，以此“三位一体”，构成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全息图景，其中红色文化彰显出上海顽强坚韧的英雄气节和创新进取的城市精神。

    一、江南文化：上海文化的基质

    上海文化的原质是江南吴越文化。从古至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的地域概念，也是文化区域。吴越地区的地貌特点是水乡泽国，河网密面， “苏则有南北之殊，而皆濒海贯江，山水平远，湖沼萦回;浙则山水清幽，邻赣闽者，亦复深秀。”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到“天下财富奥区”，上海在近代的迅速发展，无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皆得益于吴越文化的浸润与滋养。

    上海地处吴越文化圈的东端，她包润江南文化、集聚吴越精華，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所谓“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五方杂处。”吴越文化进取、灵捷、坚韧、聪慧等固有的文化元素，深深楔入了这一社会发展过程之中，融入了上海城市的血脉中，构成上海文化的基质内核，即如生命基因，塑造着这里一方水土，一方人生。

    江南景色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经济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唐诗宋词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无不展示出江南山水特有的清旷灵秀之美。另一方面，吴越之区自古以来民性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左思《吴都赋》言曰，吴越之地：“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越绝书》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汉书·地理志》亦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可见，忠勇骁悍一度曾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特征。南宋之后，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江南民风渐变为趋文尚礼、尊师崇教，形成了文风昌隆、人才蔚然的文化传统，而江南人自古以来葆有的勇烈刚毅、无所畏惧的民风，则潜藏积淀于意识深处，晚近以来，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时时显露出这一性格，诸如明末至死不降的志士，晚清视死如归的辛亥烈士，莫不如此。

    近代上海襟江带海的地理优势，不仅为其迅速崛起提供了地缘基础，也成为其持续发展的推助力量。城市植根于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之中，江南文化构成了上海文化的主要基因元素，也成为红色文化的基质，加之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濡染，最终形塑为近代都市文化的内核，导引了前进趋向。当“革命”之声在华夏大地上响起，并日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际，江南文化固有的忠直英勇的精神特质便以不可遏止之势奔涌而出。辛亥起义、五四风潮、中共创建、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举凡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中，无不有上海的声音和身影。

    二、海派文化：上海文化的气质

    近代上海文化的变迁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正如有诗所咏：五十年前东海滨，县门荒浦吊春申;一朝曼衍鱼龙戏，碧眼胡儿胜化人。①

    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族、各文化互相混合、作用的熔炉。城市就是这种生动的、潜移默化的相互作用的中心。”②在上海这个“各种文化混合作用的熔炉”中，每一个居住其间者都可以在其中各得其所，找到他最舒适的角落和施展抱负的天地。对于富商巨贾，利润是动力;对于达官贵人，享乐是目标;对于青年，新知是矢的;文化人看中的是此地的发展机会;艺人们则着眼于“五方杂处”更能促进艺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在贫困的下层青年心目中，上海是个能够摆脱其先赋出身的阴影而通过自致努力争得前程的地方……。总之，“上海是希望之邦，选择上海就是选择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人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本能的追求欲望，造成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家园，推向上海。”③据统计，1950年上海人口，本地籍占15%，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5%以上。上海移民人口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全国18个省区。二是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波兰、捷克、印度等近58个国家，最多时有15万人。④

    近代以来，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西交融的文化生态，土弱客强的人口结构，铸造了崭新的文化形态和气质类型。根据文化社会学理论，文化的发展变迁具有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四个因素。美国学者奥格本用“复利规则”来形容文化的发明与积累。“复利”意味着利息不是被消费掉，而是增加到本金中去，增加本金使利息进一步增加。据此，他认为新发明的文化形式只要有效用，就会保留下来形成积累，而文化积累越大，则发明越多，社会的进步也就越快。多元文化结构是文化运行、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之所在。人口位移所导致的文化传播、积累无疑给上海注入了新鲜血液，增高了文化位势，增进了文化调适，推助了社会进步，成为社会文化运行的动力。多类型文化的衍生涵化，形成了折射沪地移民社会习性和文化性格的新型大众文化——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基本的核心是开新蜕旧，博采众长。近代上海特殊的城市管理结构，为中西交流提供了相对从容的文化氛围;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近代性特征，弱化了上海对外来文化的排拒力;而移民人口对文化的多元需求，加快了开放型文化的发展进程。海派文化“海纳百川，高度相容”的雍容气度，使“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成为上海文化的最显著的品性，也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

    海派文化的开放多元，对于文化生态特点来说，则表现为突破陈规，别出心裁。“上海人最喜用新字，无论何种店号，何项货品，若冠一新字于其上，遂觉件件皆新，一新而无不新。”⑤“海派京剧”是“海派”概念的源流之一，京剧大师梅兰芳1913年秋第一次到上海，他自述第一晚上场的印象：

    “我初次踏上这陌生的戏馆的台毯，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的戏台一比，新的是光明舒敞，好的条件太多了;旧的又哪里能跟它相提并论呢？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兴奋。”“总之，我那时候是一个才二十岁的青年，突然接触到这许多新鲜的环境和事物，要想吸收，可真有点应接不暇了。这短短五十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除了夸大式的自我宣传，其他如编排讽世警俗的新戏，利用灯光，构制新式舞台及布景，这都是京派所不及的。”⑥

    近代上海的迅速崛起，经历的是以贸易为先导、商业为起点的“由商而兴”之路，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工业、金融等各种经济行业的兴起，上海逐渐步入了全方位的近代化轨道，发展为多功能的经济中心。有学者曾强调贸易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广泛的贸易关系是城市化的前提，而城市化反过来使贸易得到发展，因为潜在的贸易关系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脱氧核糖核酸”。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上海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三化并进”的态势造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它在对传统生产方式全面革新的同时，创造了崭新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中，恰如“处于整个世界的交叉路口”，在这个“人类对话的中心”，可以与不同的人广泛接触，可以听到不同信息见解，也会产生一种激励奋进、开拓创造的环境。“上海是中国的头脑，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⑧1930年代，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曾觉之，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对上海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上海的文化“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将来的上海可以歌赞，因为上海将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吐放奇灿的花朵，不单全中国蒙其光辉，也许全世界沾其余泽;上海在不远的将来要为文明中心之一。”⑨

    三、红色文化：上海文化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颜色，代表着吉祥喜气、奔放激情，并且还有驱避邪恶的含义。“红色”的这些意喻，在特定的语境中，用来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治实践和革命行动。近代上海一直是中国政治的舞台，各种政治力量、政党组织，在这里寻找基础，施展才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海有着各方政治组织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从文化的构成要素来看，充盈着吴越风情的江南文化，彰显着人文气息和创新意识的海派文化，成为上海“红色文化”的重要源流。

    “红色文化”是近代上海都市属性的外显特性。西风东渐、移民社会，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意涵与植根于江南稻作文化的本土元素相结合，孕育了近代上海别具一格的都市文化生态。“文化生态”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是人类栖息生养、创制文化的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养育中华古代文化的是一种半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安于里井的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而上海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人口的频繁迁移造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由此而生。即如研究者所言：“上海之文化，代表中国最新之文化，而同时上海亦有中国最旧之文化。自最旧之文化，层层递进，以至最新之文化，其间不知经过多少之阶层，而在上海社会中，形态毕现。故凭过去以测上海之将来，其他虽不可尽知，而有一事可断言者，即上海必将在新文化之激荡中。……就思想言之，将来之上海，必为世界新思想之集中地，即为全国新思想之发源地。”⑩

    从上海都市文化的构成要素来说，上海是因商而兴的工商业大都市，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1920年，全国工人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38万人。据统计，1950年上海的工人和职员人数共为122.9万人左右，几乎占全部人口的30%左右，占就业人口的72%。近代上海中西杂处、华洋混居的社会环境，使上海既是中西交流的窗口，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桥头堡”，从另一方面来说，亦是反帝斗争的前沿。近现代上海新思潮风起云涌，民族矛盾错综交杂，成为革命风潮与社会运动的中心。《民立报》1911年7月1日载：“贫富之最不平者，莫上海为甚。富人以穷侈极奢、挥金如土为第二之天性，而视路隅之鸠形鹄面、露肘见踵者，若无所睹。……此上海各厂罢工之事所以日多也。”因此有人从文化融合发展角度出发，对上海在孕育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给予评价：“假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抬头，那中国怒吼的第一声定是从上海发出。”

    由于因缘际会，上海成为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因而她具备了灵捷发达的通信网络、雄厚的报刊出版力量、畅通的大众传播渠道、发达便利的市内外交通设施、良好的公共活动场所。20世纪以来，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更加迅速，西学东渐，云蒸霞蔚，成为全国文化、新闻、出版中心。由于地缘优势，上海又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点和结合部，人们可以在这里感知、观测世界风云变幻，外人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国内部的变化;加之上海长期存在一个中国政权不能直接管辖的租界，中西政治观念的差异，为人们从事政治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革命志士宣传的革命思想，并不受租界的限制，这是上海成为政治大舞台的重要原因。上海地方行政又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彼此难以控制，這种格局，使上海出现了有利于政治活动的空隙;上海开埠后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系统结构的重新配置组合，使晚清以来上海人的社会竞争意识、市民意识增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人数既多，又非常集中，且来自五湖四海，与各地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各种党派政团可以在此找到自己依靠的力量，又可以通过上海，联动全国。“自甲午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

    总之，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信息灵捷、文化繁荣、人才云集，诸般因素互为因应，使上海成为政治力量互竞雄长、政治组织发展力量的舞台，先进政党的创建地，新文化的策源地，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5月29日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中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社会生态与其自身特质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在上海长期驻守，重要的是“属性依赖”和“性质标记”，是“先进阶级和先进文化相结合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发展的历程，构成了上海近代史光彩夺目的华彩篇章。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赋予了强劲的动力，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扩大了上海的影响，增添了上海的荣光，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的面貌。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渔阳里时期（1920-1922）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号：2018BDS007

    注释：

    ①赵熙：《上海》，上海诗词学会“诗选”编委会编：《上海近百年诗词选》，百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②[美]R·E·帕克等著，宋俊玲等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③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④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6页。

    ⑤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⑥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187页。

    ⑦[美]罗伯森·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8-89页。

    ⑧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186页。

    ⑨⑩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12-113、103-104、111页。

    齐卫平：《党的诞生地、革命圣地、建黨精神：上海历史内涵》，苏智良主编：《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作者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