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艺术及其把握
袁文华
摘 要：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个特定范畴，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和深化的始终。在实际过程中，错误理解和使用灌输方式的现象大量存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正确把握灌输艺术，科学地使用这一“武器”，需要注重“以情感人”的感染式灌输，坚持“以理服人”的说理式灌输，强化“实事求是”的事实式灌输，深化“雅俗共赏”的白话式灌输，加强“百花齐放”的多样式灌输，以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公信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认知分歧；艺术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3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058-05
一、“灌输”的认知分歧与灌输艺术
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个“特定范畴”[1]，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产生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和深化的始终，成为所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无法避开的一个词。事实上，“灌输”一词要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诞生的历史早很多。“‘灌输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被空想社会主义者德撒米提出以后，经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考茨基的探索，最后被列宁完善，形成了灌输思想。”[2]这一过程中，考茨基最早阐述了“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3]的灌输思想。最后由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灌输论”作了系统概括，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灌输三段论”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无法自发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有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不但在实践中具体运用灌输理论，甚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在研究“灌输”问题，使灌输论的社会影响得以不断扩大。[4]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灌输，注重灌输方法的灵活运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灌输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重要作用。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5]，这里说的“贯注”也就是灌输。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表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6]，深刻指出了忽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1994年，江泽民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希望通过灵活多样的灌输方式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到人民群众当中，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灌输工作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有关灌输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使灌输理论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利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公认的理论基础。
与“灌输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取得普遍认同不一样，学界对灌输的认知至今未能达成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灌输的理解分歧仍然很大。有的人认为灌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是在实践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一以贯之的；有的人认为灌输只是一种显性的教育方法，也就是理论教育法，与环境渗透等隐性教育方法相对；还有的人认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构和理论研究的起点。综合来看，上述分歧主要集中在灌输是作为方法论范畴还是作为本体论范畴，也就是灌输到底是作为原则和方法来看待，还是作为本质来看待。当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学术界仍然争论不休，分歧很大，这里不做讨论。
简单回溯灌输理论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马克思强调的“说服群众”、“掌握群众”[7]，还是考茨基阐述的“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3]，亦或是列宁提到的“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8]，都无一例外说明了灌输就是将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部輸送、注入工人的头脑，使他们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也就是说灌输是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都必须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从实际实施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需要灌输方法的具体的灵活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看，灌输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灌输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且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和重要方法，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已经被长久以来的教育实践活动所证明。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在没有正确、科学地认识灌输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灌输的观点，灌输“无用论”、“过时论”、“强制论”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有人在歪曲、否定“灌输论”的时候，常常将灌输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填鸭式”的生硬灌输、照本宣科的单向灌输，认为这是僵化的、扼杀人性的教育方法，其实是误解了灌输的内涵。事实上，没有人能否认灌输的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绝不意味着具体灌输方法的强迫性，这种强制性恰恰代表着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至于当前出现的灌输方式单一、灌输效果不佳的现象，也并不能表示灌输的无用或者过时。之所以会产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同的教育效果，不是灌输方法本身的谬误，根源在于没有掌握正确的灌输艺术。
所谓灌输艺术，也即语言的艺术，说话的艺术，也就是在向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灵活运用具体的灌输方式和技巧，而不是一味死板地生搬硬套、照本宣科。灌输艺术，最主要的是把握语言、运用语言的艺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9]掌握科学的灌输方法、灌输艺术，不仅有利于适应大学生的话语表达习惯和信息传播方式，贴近灌输对象的接受心理，还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公信力，从根本上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环境的巨大变化对灌输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式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灌输艺术的把握。
二、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式及危害
随着当前灌输环境愈加复杂、灌输对象愈加多样化，灌输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一些人由于沒有正确理解灌输的内涵，在实际过程中使用了错误的灌输方式，不仅没有起到很好教育的效果，很大程度上还起了反作用，使灌输对象产生逆反甚至厌恶心理。
一是填鸭式的“教条式灌输”。教条式灌输，也即本本主义灌输，主要特点是一切从某种观点、论断出发，而不是从具体实际出发，把书本、理论乃至个别词句、论断当作僵死的教条，填鸭式地灌输给学生。教条式灌输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僵化地对待既成的精神产品，不加解释原原本本地灌输给学生，不求学生能理解，只求能记住；一种是用既有的精神产品，僵化地剪裁、套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而不是结合具体的历史的实际。恩格斯多次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0]毛泽东也多次指出，教条主义“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1]历史犹可鉴，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给人民造成了无法挽回地损失。然而时至今日，教条主义非但没有消退的迹象，甚至某种程度上在某些领域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教条式灌输极大地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学生训练成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批判性思维，只会背诵理论的只言片语、只会考试的机器，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实在是贻害无穷。
二是满堂灌的“说教式灌输”。说教式灌输，主要特点是遵循传统的权威式的私塾教育方式——“我说你听”，严格恪守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播，盲目灌输空洞的大理论、大道理，而不考虑学生听不听得懂，能不能接受、愿不愿意接受，师生双方是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具体表现来说，要么就是拿着书本对着灌输对象满堂灌，生硬机械地空谈理论、道理；要么就是表现出一副苦口婆心、正义凌然的样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其结果就是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学生在下面充耳不闻或者干脆睡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被不少学生戏称为“费流量课”、“补觉课”。学生需要通过睡觉、玩手机来“熬过”上课时间，而不是侧耳倾听并不“动人”的说教。这个时代显然并不缺少理论和道理，像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各种心灵鸡汤早已泛滥，但是学生愿意相信并积极践行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不仅一些普通教师的简单说教不受待见，甚至媒体多次报道一些老教授、老院士的新生入学课、励志课，台下也经常睡倒一片。这个时代，显然已经并不欢迎空洞的说教。过多的说教式灌输，只会使学生彻底沦为被动接受者、聆听者，上课没有积极性，主体性难以发挥，长此以往甚至会产生厌烦、反感心理。
三是假大空的“夸大式灌输”。夸大式灌输，也即言过其实的灌输，主要指为追求某种教育效果、达到某种教育目的，片面地从主观意图出发随意渲染，把事情说得超过了实际程度，而不考虑造成的后果。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不正确看待问题，满嘴跑火车是其典型特征。通常来讲，夸大式灌输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如肆意夸大大学生价值取向模糊、思想混乱无序，夸大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社会矛盾加剧，夸大国家安全形势恶化、国际斗争加剧；另一种是夸大成绩的辉煌性，如动则鼓吹社会多么和谐、人民多么幸福，却没有看到医患关系、食品安全、教育公平、生态环境等问题依然突出；动则吹捧中国经济实力多么强大，却不提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差距依然悬殊。究其实质，这种夸大现象还是脱离了事实求是的问题。事实上，任何夸大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在信息社会，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早已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当下的灌输内容往往能成为学生立时求证的材料，任何一个小的夸大，都可能引发学生对灌输内容的质疑，乃至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否定。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被简单地视为“洗脑课”，原因不外如是。
四是生搬硬套的“口号式灌输”。口号式灌输，也即口头呼喊具有导向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通过朗朗上口的口号达到宣传教育效果。口号式灌输一般具有较强的方向性、宣传性和鼓动性，富有文字的诗意和语言的简练，方便记忆。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过许多激励人心的口号，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辉煌的业绩，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不能否认，简洁明了、意义鲜明的口号往往能较快吸引受众的眼球，方便入脑入心，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但是教育不是喊口号式的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更不能简单地靠几句“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口号就使学生们顺理成章地拥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理所当然地成长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别是思想的灌输，更不能简单依靠口号式的宣传。就现实而言，讲真话、摆事实的教育效果，比“高大上”的口号式灌输，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过多的口号式灌输，其结果只能使师生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五是照本宣科的“单一式灌输”。单一式灌输，具体表现为不能灵活运用多种传播介质和传播载体，只知用单一的语言文字讲授，而不考虑受众能不能接受、接受的效果如何。这是一种典型的无视社会环境的变迁、无视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忽视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灌输方式。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交流早已突破了单一语言文字的局限，集文字、语音、图像、视频等多种介质于一体的综合信息传播方式日益成为主流。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多媒体介质在他们手中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交流习惯也日益图像化和符号化。2015年3月复兴工作室推出的对外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一年后再度在网上走红，引来诸多网友点赞。对于一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宣传片，这样的传播效果，可以说是“出人意表”，这也反映出了受众对于图像传播的追捧。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之所以会“选了不来、来了不听、听了不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老师固守的还是单一式的教材灌输体系，与学生平时接触的信息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共鸣。单一式灌输，尽管入手方便、操作简单，但一贯“老生常谈”，缺乏足够的生机与活力，显得“死气沉沉”，难以真正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艺术
就目前而言，“作为理论传授、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方式，灌输法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2]过多地质疑灌输本身并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只有真正找到正確使用灌输方法的钥匙，才有望改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第一，注重“以情感人”的感染式灌输。人不仅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更是一种情感性的存在。从进化论角度看，情感是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增强生存能力而衍生的心理现象。从现实来看，健康积极的情感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生存质量，消极的情感则会明显影响人际的和谐。中国人历来注重人的情感因素，重视个人的心理需求和情感作用，所以将“情感”运用于教育之中，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所谓“以情感人”的感染式灌输，就是通过激发学生的情感，实现师生间情感的共振，从而贴近学生的心理，以真情打动学生的一种温和的灌输方式。注重“以情感人”的感染式灌输，首先要做到“知情”，也就是留心观察学生，了解学生情感，这是以情感人的前提。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积极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明白学生的心理需求，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掌握学生的真情实感，及时总结归纳、发现问题。其次，要做到“导情”，也就是创设积极情境，激发学生情感，这是以情感人的基础。在课堂上要选择恰当的情感导入，注重人文关怀，营造浓浓的以情育人情境，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最后要做到“动情”，也就是注重情感投入，真情打动学生，这是以情感人的关键。在课堂上要学会把学生当朋友，与学生真诚沟通交流。同时，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抓住以情感人的最佳突破口，循循善诱，以情动人。
第二，坚持“以理服人”的说理式灌输。“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在人类历史上，服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譬如说以德服人、以权服人、以钱服人等等。作为“率先提出将以理服人运用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13]的领导人，毛泽东曾专门提出，“对于错误的意见，不能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14]以理服人的核心是接受和认同。欲说服学生，必先说服自己。只有自己认同，学生才会认同；否则一切说服都是软弱无力的。所谓说服自己，就是自觉信服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揭示理论的彻底性，认同理论说服的可能性。坚持“以理服人”的说理式灌输，首先，必须自觉信服理论的科学性。理论的科学性是以理服人的基础和前提。“以理服人”中的“理”不是唯心主义预设的真理，而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其次，必须正确揭示理论的彻底性。理论的彻底性是以理服人的关键，“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正确把握理论，一方面需要教育者加强内功，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也需要树立问题意识，抓住事物的根本。最后，必须认同理论说服的可能性。理论说服的可能性是以理服人的核心。以理服人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体意识的过程，也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相统一的过程。
第三，强化“实事求是”的事实式灌输。实事求是就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严格按照客观现实思考和解决问题。事实求是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正如邓小平曾提到，“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要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5]“与人民同行，用事实说话”的《焦点访谈》栏目，创办20多年来，深受国家领导人、各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多次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靠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强化“实事求是”的事实式灌输，就是在灌输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杜绝主观臆断、按个人好恶评判的现象。事实胜于雄辩，灌输，既不能无中生有、随意捏造，也不能过分夸大和恶意诋毁。具体而言，首先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这也要求教育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这个最大实际和最大国情。其次，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过分拔高成绩，也不过分夸大问题。既肯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否认社会中存在贫富悬殊、食品安全、生态危机、道德失范等问题。再次，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用实际问题回应和验证理论，使学生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提高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四，深化“雅俗共赏”的白话式灌输。白话是指相对于文言文的而言，接近日常生活语言的文字表达方式。所谓的白话式灌输，也就是要求灌输要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贴近大学生的话语表达方式，适应大学生的话语语境。语言形式上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才便于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所接受。白话式灌输，并不意味着使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媚俗化、娱乐化，而是在适应大学生话语习惯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言大义，使灌输既有理论的深度，又富含生活的气息。马克思曾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6]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其本身的创立过程就离不开语言；此外，作为一种思想而传播，只有依靠语言才能为他人所掌握。深化“雅俗共赏”的白话式灌输，一方面要求贴近大学生的现实生活，掌握大学生用语习惯。在信息时代，网络早已成为人体器官的延伸，成为大学生离不开的“空气”和“水”。“23333”、“666”、“555”等网络用语不仅流行于网络，也深受大学生的热捧，被其运用得炉火纯青。如果不了解这些用语，势必难以真正了解大学生，也就难以掌握大学生的话语习惯。另一方面，要大力实现理论通俗化，让理论流行起来。通过强化理论转化的思维、增强理论转化的本领，变革理论灌输深奥难懂、宣传道理、文字枯燥的旧面孔，树立微言大义、生动活泼、贴近生活的新形象。
第五，加强“百花齐放”的多样式灌输。多样式的灌输指的是在实际灌输过程中，具体形式不拘一格，可以采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介质，运用课堂、网站、新媒体等多种途径，实现文字灌输、语言灌输、图像灌输等多种灌输形式的有效融合。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自身需求的多样性，思想问题的多变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仅靠单一的灌输方式很难有效解决问题，必须根据不同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综合运用多种灌输形式，采用大家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提升综合效应。有人说这是一个大数据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还有人说这是一个Web3.0时代。不管是何称谓，融合多种介质、迎合人不同需求的信息时代已悄然来临，多样化的信息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大众。实际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兴起、慕课的繁荣，就是新闻传播领域、教育领域适应信息时代的一次自我救赎。就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在坚持“内容为王”的同时，不妨适应信息多元的时代特点，考虑灌输形式的“百花齐放”。很多时候，一张一针见血的照片、一段震撼人心的视频，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灌输效果添油加色。加强“百花齐放”的多样式灌输，要求教育者采用多种方式方法，运用多种工具手段，从多方面着手准备。多样化的灌输方式虽然要耗费教育者更多的精力和心思，但这正好迎合了当今大学生多元化的心态，也体现了教育的灵活创新和以人文本。
参考文献
[1] 本书编写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9.
[2] 李辉.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理论难题[J].思想教育研究，2013（11）：8-11.
[3] 列宁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
[4] 孙来斌.“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19-123.
[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2.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6.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8] 列宁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10]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6.
[1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58.
[12] 殷玲玲，李辉. 毛泽东“以理服人”论解读[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6）：22-25.
[13] 徐春艳.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灌输方法——近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法研究的综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3）：34-37.
[1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8.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
[责任编辑：庞 达]
摘 要：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个特定范畴，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和深化的始终。在实际过程中，错误理解和使用灌输方式的现象大量存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正确把握灌输艺术，科学地使用这一“武器”，需要注重“以情感人”的感染式灌输，坚持“以理服人”的说理式灌输，强化“实事求是”的事实式灌输，深化“雅俗共赏”的白话式灌输，加强“百花齐放”的多样式灌输，以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公信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认知分歧；艺术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3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058-05
一、“灌输”的认知分歧与灌输艺术
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个“特定范畴”[1]，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产生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和深化的始终，成为所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无法避开的一个词。事实上，“灌输”一词要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诞生的历史早很多。“‘灌输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被空想社会主义者德撒米提出以后，经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考茨基的探索，最后被列宁完善，形成了灌输思想。”[2]这一过程中，考茨基最早阐述了“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3]的灌输思想。最后由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灌输论”作了系统概括，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灌输三段论”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无法自发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有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不但在实践中具体运用灌输理论，甚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在研究“灌输”问题，使灌输论的社会影响得以不断扩大。[4]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灌输，注重灌输方法的灵活运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灌输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重要作用。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5]，这里说的“贯注”也就是灌输。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表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6]，深刻指出了忽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1994年，江泽民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希望通过灵活多样的灌输方式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到人民群众当中，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灌输工作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有关灌输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使灌输理论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利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公认的理论基础。
与“灌输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取得普遍认同不一样，学界对灌输的认知至今未能达成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灌输的理解分歧仍然很大。有的人认为灌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是在实践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一以贯之的；有的人认为灌输只是一种显性的教育方法，也就是理论教育法，与环境渗透等隐性教育方法相对；还有的人认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构和理论研究的起点。综合来看，上述分歧主要集中在灌输是作为方法论范畴还是作为本体论范畴，也就是灌输到底是作为原则和方法来看待，还是作为本质来看待。当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学术界仍然争论不休，分歧很大，这里不做讨论。
简单回溯灌输理论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马克思强调的“说服群众”、“掌握群众”[7]，还是考茨基阐述的“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3]，亦或是列宁提到的“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8]，都无一例外说明了灌输就是将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部輸送、注入工人的头脑，使他们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也就是说灌输是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都必须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从实际实施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需要灌输方法的具体的灵活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看，灌输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灌输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且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和重要方法，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已经被长久以来的教育实践活动所证明。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在没有正确、科学地认识灌输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灌输的观点，灌输“无用论”、“过时论”、“强制论”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有人在歪曲、否定“灌输论”的时候，常常将灌输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填鸭式”的生硬灌输、照本宣科的单向灌输，认为这是僵化的、扼杀人性的教育方法，其实是误解了灌输的内涵。事实上，没有人能否认灌输的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绝不意味着具体灌输方法的强迫性，这种强制性恰恰代表着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至于当前出现的灌输方式单一、灌输效果不佳的现象，也并不能表示灌输的无用或者过时。之所以会产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同的教育效果，不是灌输方法本身的谬误，根源在于没有掌握正确的灌输艺术。
所谓灌输艺术，也即语言的艺术，说话的艺术，也就是在向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灵活运用具体的灌输方式和技巧，而不是一味死板地生搬硬套、照本宣科。灌输艺术，最主要的是把握语言、运用语言的艺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9]掌握科学的灌输方法、灌输艺术，不仅有利于适应大学生的话语表达习惯和信息传播方式，贴近灌输对象的接受心理，还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公信力，从根本上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环境的巨大变化对灌输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式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灌输艺术的把握。
二、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式及危害
随着当前灌输环境愈加复杂、灌输对象愈加多样化，灌输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一些人由于沒有正确理解灌输的内涵，在实际过程中使用了错误的灌输方式，不仅没有起到很好教育的效果，很大程度上还起了反作用，使灌输对象产生逆反甚至厌恶心理。
一是填鸭式的“教条式灌输”。教条式灌输，也即本本主义灌输，主要特点是一切从某种观点、论断出发，而不是从具体实际出发，把书本、理论乃至个别词句、论断当作僵死的教条，填鸭式地灌输给学生。教条式灌输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僵化地对待既成的精神产品，不加解释原原本本地灌输给学生，不求学生能理解，只求能记住；一种是用既有的精神产品，僵化地剪裁、套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而不是结合具体的历史的实际。恩格斯多次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0]毛泽东也多次指出，教条主义“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1]历史犹可鉴，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给人民造成了无法挽回地损失。然而时至今日，教条主义非但没有消退的迹象，甚至某种程度上在某些领域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教条式灌输极大地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学生训练成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批判性思维，只会背诵理论的只言片语、只会考试的机器，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实在是贻害无穷。
二是满堂灌的“说教式灌输”。说教式灌输，主要特点是遵循传统的权威式的私塾教育方式——“我说你听”，严格恪守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播，盲目灌输空洞的大理论、大道理，而不考虑学生听不听得懂，能不能接受、愿不愿意接受，师生双方是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具体表现来说，要么就是拿着书本对着灌输对象满堂灌，生硬机械地空谈理论、道理；要么就是表现出一副苦口婆心、正义凌然的样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其结果就是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学生在下面充耳不闻或者干脆睡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被不少学生戏称为“费流量课”、“补觉课”。学生需要通过睡觉、玩手机来“熬过”上课时间，而不是侧耳倾听并不“动人”的说教。这个时代显然并不缺少理论和道理，像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各种心灵鸡汤早已泛滥，但是学生愿意相信并积极践行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不仅一些普通教师的简单说教不受待见，甚至媒体多次报道一些老教授、老院士的新生入学课、励志课，台下也经常睡倒一片。这个时代，显然已经并不欢迎空洞的说教。过多的说教式灌输，只会使学生彻底沦为被动接受者、聆听者，上课没有积极性，主体性难以发挥，长此以往甚至会产生厌烦、反感心理。
三是假大空的“夸大式灌输”。夸大式灌输，也即言过其实的灌输，主要指为追求某种教育效果、达到某种教育目的，片面地从主观意图出发随意渲染，把事情说得超过了实际程度，而不考虑造成的后果。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不正确看待问题，满嘴跑火车是其典型特征。通常来讲，夸大式灌输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如肆意夸大大学生价值取向模糊、思想混乱无序，夸大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社会矛盾加剧，夸大国家安全形势恶化、国际斗争加剧；另一种是夸大成绩的辉煌性，如动则鼓吹社会多么和谐、人民多么幸福，却没有看到医患关系、食品安全、教育公平、生态环境等问题依然突出；动则吹捧中国经济实力多么强大，却不提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差距依然悬殊。究其实质，这种夸大现象还是脱离了事实求是的问题。事实上，任何夸大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在信息社会，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早已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当下的灌输内容往往能成为学生立时求证的材料，任何一个小的夸大，都可能引发学生对灌输内容的质疑，乃至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否定。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被简单地视为“洗脑课”，原因不外如是。
四是生搬硬套的“口号式灌输”。口号式灌输，也即口头呼喊具有导向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通过朗朗上口的口号达到宣传教育效果。口号式灌输一般具有较强的方向性、宣传性和鼓动性，富有文字的诗意和语言的简练，方便记忆。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过许多激励人心的口号，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辉煌的业绩，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不能否认，简洁明了、意义鲜明的口号往往能较快吸引受众的眼球，方便入脑入心，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但是教育不是喊口号式的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更不能简单地靠几句“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口号就使学生们顺理成章地拥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理所当然地成长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特别是思想的灌输，更不能简单依靠口号式的宣传。就现实而言，讲真话、摆事实的教育效果，比“高大上”的口号式灌输，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过多的口号式灌输，其结果只能使师生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五是照本宣科的“单一式灌输”。单一式灌输，具体表现为不能灵活运用多种传播介质和传播载体，只知用单一的语言文字讲授，而不考虑受众能不能接受、接受的效果如何。这是一种典型的无视社会环境的变迁、无视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忽视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灌输方式。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交流早已突破了单一语言文字的局限，集文字、语音、图像、视频等多种介质于一体的综合信息传播方式日益成为主流。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多媒体介质在他们手中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交流习惯也日益图像化和符号化。2015年3月复兴工作室推出的对外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一年后再度在网上走红，引来诸多网友点赞。对于一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宣传片，这样的传播效果，可以说是“出人意表”，这也反映出了受众对于图像传播的追捧。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之所以会“选了不来、来了不听、听了不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老师固守的还是单一式的教材灌输体系，与学生平时接触的信息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共鸣。单一式灌输，尽管入手方便、操作简单，但一贯“老生常谈”，缺乏足够的生机与活力，显得“死气沉沉”，难以真正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艺术
就目前而言，“作为理论传授、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方式，灌输法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2]过多地质疑灌输本身并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只有真正找到正確使用灌输方法的钥匙，才有望改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第一，注重“以情感人”的感染式灌输。人不仅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更是一种情感性的存在。从进化论角度看，情感是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增强生存能力而衍生的心理现象。从现实来看，健康积极的情感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生存质量，消极的情感则会明显影响人际的和谐。中国人历来注重人的情感因素，重视个人的心理需求和情感作用，所以将“情感”运用于教育之中，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所谓“以情感人”的感染式灌输，就是通过激发学生的情感，实现师生间情感的共振，从而贴近学生的心理，以真情打动学生的一种温和的灌输方式。注重“以情感人”的感染式灌输，首先要做到“知情”，也就是留心观察学生，了解学生情感，这是以情感人的前提。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积极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明白学生的心理需求，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掌握学生的真情实感，及时总结归纳、发现问题。其次，要做到“导情”，也就是创设积极情境，激发学生情感，这是以情感人的基础。在课堂上要选择恰当的情感导入，注重人文关怀，营造浓浓的以情育人情境，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最后要做到“动情”，也就是注重情感投入，真情打动学生，这是以情感人的关键。在课堂上要学会把学生当朋友，与学生真诚沟通交流。同时，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抓住以情感人的最佳突破口，循循善诱，以情动人。
第二，坚持“以理服人”的说理式灌输。“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在人类历史上，服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譬如说以德服人、以权服人、以钱服人等等。作为“率先提出将以理服人运用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13]的领导人，毛泽东曾专门提出，“对于错误的意见，不能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14]以理服人的核心是接受和认同。欲说服学生，必先说服自己。只有自己认同，学生才会认同；否则一切说服都是软弱无力的。所谓说服自己，就是自觉信服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揭示理论的彻底性，认同理论说服的可能性。坚持“以理服人”的说理式灌输，首先，必须自觉信服理论的科学性。理论的科学性是以理服人的基础和前提。“以理服人”中的“理”不是唯心主义预设的真理，而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其次，必须正确揭示理论的彻底性。理论的彻底性是以理服人的关键，“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正确把握理论，一方面需要教育者加强内功，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也需要树立问题意识，抓住事物的根本。最后，必须认同理论说服的可能性。理论说服的可能性是以理服人的核心。以理服人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体意识的过程，也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相统一的过程。
第三，强化“实事求是”的事实式灌输。实事求是就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严格按照客观现实思考和解决问题。事实求是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正如邓小平曾提到，“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要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5]“与人民同行，用事实说话”的《焦点访谈》栏目，创办20多年来，深受国家领导人、各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多次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靠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强化“实事求是”的事实式灌输，就是在灌输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杜绝主观臆断、按个人好恶评判的现象。事实胜于雄辩，灌输，既不能无中生有、随意捏造，也不能过分夸大和恶意诋毁。具体而言，首先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这也要求教育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这个最大实际和最大国情。其次，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过分拔高成绩，也不过分夸大问题。既肯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否认社会中存在贫富悬殊、食品安全、生态危机、道德失范等问题。再次，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用实际问题回应和验证理论，使学生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提高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四，深化“雅俗共赏”的白话式灌输。白话是指相对于文言文的而言，接近日常生活语言的文字表达方式。所谓的白话式灌输，也就是要求灌输要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贴近大学生的话语表达方式，适应大学生的话语语境。语言形式上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才便于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所接受。白话式灌输，并不意味着使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媚俗化、娱乐化，而是在适应大学生话语习惯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言大义，使灌输既有理论的深度，又富含生活的气息。马克思曾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6]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其本身的创立过程就离不开语言；此外，作为一种思想而传播，只有依靠语言才能为他人所掌握。深化“雅俗共赏”的白话式灌输，一方面要求贴近大学生的现实生活，掌握大学生用语习惯。在信息时代，网络早已成为人体器官的延伸，成为大学生离不开的“空气”和“水”。“23333”、“666”、“555”等网络用语不仅流行于网络，也深受大学生的热捧，被其运用得炉火纯青。如果不了解这些用语，势必难以真正了解大学生，也就难以掌握大学生的话语习惯。另一方面，要大力实现理论通俗化，让理论流行起来。通过强化理论转化的思维、增强理论转化的本领，变革理论灌输深奥难懂、宣传道理、文字枯燥的旧面孔，树立微言大义、生动活泼、贴近生活的新形象。
第五，加强“百花齐放”的多样式灌输。多样式的灌输指的是在实际灌输过程中，具体形式不拘一格，可以采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介质，运用课堂、网站、新媒体等多种途径，实现文字灌输、语言灌输、图像灌输等多种灌输形式的有效融合。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自身需求的多样性，思想问题的多变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仅靠单一的灌输方式很难有效解决问题，必须根据不同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综合运用多种灌输形式，采用大家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提升综合效应。有人说这是一个大数据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自媒体时代，还有人说这是一个Web3.0时代。不管是何称谓，融合多种介质、迎合人不同需求的信息时代已悄然来临，多样化的信息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大众。实际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兴起、慕课的繁荣，就是新闻传播领域、教育领域适应信息时代的一次自我救赎。就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在坚持“内容为王”的同时，不妨适应信息多元的时代特点，考虑灌输形式的“百花齐放”。很多时候，一张一针见血的照片、一段震撼人心的视频，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灌输效果添油加色。加强“百花齐放”的多样式灌输，要求教育者采用多种方式方法，运用多种工具手段，从多方面着手准备。多样化的灌输方式虽然要耗费教育者更多的精力和心思，但这正好迎合了当今大学生多元化的心态，也体现了教育的灵活创新和以人文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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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