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伯驹

    张传彩口述

    

    

    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满座，众人谈笑甚欢，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便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时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够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不叫人去找，还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见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觉，在一群亲近的朋友中，就得了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大怪的怪处何止于此。虽然他的家产富可敌国，但他本人实在是朴素得令人难以想象。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穿绫罗绸缎，长年布衫一袭;他饮食平淡，偶尔一个大葱炒鸡蛋算是上等佳肴。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比较谁的汽车豪华、名牌，对他来说，只要有四个轮子，能跑就足够了。另外，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把那个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称为“赖家伙”，可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笃，袁克定后来落魄一直由他照顾，1958年袁克定去世还是他料理的丧事。父亲不会理财，银行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有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父亲叫他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元，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元。还有，他出身官宦，爷爷一生在官场中打滚，他却远离政治，和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认识而已，却不深交。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后来到蒋介石那里去当实业部长，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远了。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难的人找到他，父亲总肯帮忙。我们钱不够的话也会想办法和别人借了给他。京昆名票包丹庭（1950年代初期在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曾为张伯驹主演的《别母乱箭》配演周母）家有困难，找到父亲，但没有直接说借钱。父亲为了帮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换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一些，父亲还贴给他一些钱。

     父亲喜欢字画，看什幺东西都是过目不忘，老先生们家里书架上的书，只要父亲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都能记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一些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没有放在家中。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几乎都在《平复帖》上赚钱获利，唯他莫名倒贴了一大笔银子，无偿捐献给国家。

     父亲是个怪脾气。一次，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父亲在下棋，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人家。我只能招呼客人说，您请坐，请喝茶。我还问父亲，“爸爸您怎幺不理人家啊”，他还是不吭声，也不理我。对于不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这样。谁的品德高尚，谁的品德低劣，父亲心里有数，他什幺都不说。

     那时，我们家客人换拨儿来。隔一天总要来客人的，来吃饭，谈艺术，如京剧方面的，拉胡琴，然后书法的，画画的，也是这样。

     红学家周汝昌曾经回忆说：“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了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幺干什幺。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走，那个摆脱俗念，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一丝没有那个看不起人，说几句狂话，摆几副狂态，我就从来没见过。那个人那个气质、气味，那个温文尔雅，是这样一个人。”

     老先生们来，我父亲就是互相切磋研究，你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评论，哪点好，哪点不好。那时候北京的画家吴镜汀、吴佩衡啊，多得很。刘海粟也不是经常捧人的，可是他到北京来，他必须要到我们家来的，他们来了呢，就有说有笑有谈的。我父亲就对这些艺术界、文化界的，他特别尊重，你怎幺说他都不累。

     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父亲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购文物。他在西安曾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1949年后即奉献给国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一概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父亲视权力为无物。他虽然是个交际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因爱好多，曾组织或参加了许多的社团，如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古琴会等，但他在里面大都是担任副职。反右时，有人说他有野心，他说：“我从不想要权势地位，要想当官的话，别说先父在时，就是‘八·一五’之后，孙连仲让我在唐山和石家庄两市长中挑一个，我都没干。我没有那才干，我只能自比侯方域而已。”

     父亲胸襟坦荡，虽处逆境，安之若素，既不顾影自怜，也不嫉恨别人。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在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钱，那时人人自危，也只好自伪以求自保。后来，钱宝森去世，父亲托人带去一百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十多元左右。有人劝他不必给这幺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父亲坚持送一百，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有一次，父亲要到沈裕君（笔者按：中央文史馆馆员，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的表兄）家中去下围棋，刚要出门，碰到一位香港来客买了一幅母亲的画，想请父亲题字，并表示愿意多加五百元。不料，父亲不听钱犹可，听了多付五百，便气冲冲地回答说：“不写，我现在要去下棋！”

     1973年，袁世凯之孙袁家骝来华探亲，预定日程中有看望父亲的一项。国务院办公室因为家里早已破败不堪，准备给他另外安排一处比较像样的住处，以壮门面。父亲却答道：“我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何必换地方？”

     还有一次，父亲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受其上级的委托，请父亲吃饭。这位老先生关请张牧石，转请父亲为他在其上级面前美言几句。张牧石不好拒绝，便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却冷冷地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弄得张牧石惭愧不已。

     父亲作为一代高士，时时感到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画上题诗道：

     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

     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一次，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偶见父亲，只见父亲点了一客红菜汤，几片面包，草草食毕;将剩余的面包、黄油用小毛巾裹好，带走。

     1982年2月初，饱经沧桑的父亲仍不时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且不久将有扶桑之行，举行画展。不料一次宴会归来突然患了感冒，不思饮食，高烧不退，只好于2月9日住进医院——位于后库的北大医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间的，母亲见这里的几个病人病情都比父亲严重，遂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父亲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着要回家。母亲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医院还是那幺讲，说父亲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父亲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这之后，父亲曾六七天不思饮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2月15日是他85岁的生日，他忽然神清气爽，想要吃东西。恰逢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在出国前来探望，还与他合影留念。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大千热泪纷纷，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

     父母亲合作了一幅画寄给张大千。张大千遂电告其在兰州的孙子晓鹰探望父亲，并一再叮嘱晓鹰与父亲合影，把照片给他寄到台湾。

     病榻上的父亲零星地知道了张大千的一些情况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与张晓鹰留下一幅最后的照片。下午，父亲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阕《鹧鸪天》：

     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父亲去世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小小摘自九州出版社《挖历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