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民族叙事研究

    杨红星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引导青年一代自觉涵养坚定而充沛的文化自信,使之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新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民族叙事,着眼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聚焦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采集民族信息,讲述民族故事,传递民族声音,塑造民族名片。本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角度解析民族叙事在涵养大学生文化自信方面的魅力和价值。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民族叙事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6-0119-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6.022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念[1],是自信力的最高表现。相比较而言,“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职责,便是引导青年一代自觉涵养坚定而充沛的文化自信,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新人[2]。叙事,亦即讲故事,是一种传承久远且成效卓著的德育方式,被称为“一门深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艺术”[3]。 “人类只能在叙事的模式中建构认同,并在文化中找到它的位置”[4]。所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民族叙事,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为背景,以四个选择为导向,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物和事件为中心,进行叙事教学的编排和设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叙事:以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硕果,也是中华文化独树一帜且展现蓬勃生机的坚实基础。建构文化自信,首先必须固本强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稳定的主流价值观,其核心内容包括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怀,具体体现为富有凝聚力的“大一统”观念和重义轻利、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特征[6]。也就是说,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而言,其爱国主义的内涵除了具有中华文化的整体样貌特征,还蕴含着独特的历史信息。一般而言,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近代社会历史变迁中,作为伦理规范和价值导向的爱国主义传统,主要体现为抵御外族入侵,反抗外来压迫,捍卫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7]。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民族叙事可以通过对少数民族和民族人物爱国史迹的记载和关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叙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线,纵贯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主要历史时段。鸦片战争以后,国土沦丧,民族危亡,有识之士开启了救亡图存的奋斗历程。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8]。在这一过程中,面对列强的欺凌与蹂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相继展开了抗敌御辱的反侵略斗争。这些反侵略斗争在近代中国此起彼伏,相映生辉,共同汇聚成爱国主义的滚滚洪流。这其中就有很多少数民族同胞站在时代前列,为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英勇抗争。他们的行为一方面是环境的催化,日益艰难的生活迫使他们拿起刀枪,奋起抗击;但更重要的是,凝聚在民族文化深层和渗入血脉之中的爱国情愫和家国情怀使之不能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中華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各民族皆为兄弟,在历经千年的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之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心理畛域和利益关切,这种兄弟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已经刻录在民族文化深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近代史上,不管是全国性还是地区性的反侵略斗争,少数民族同胞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用鲜血和生命在救亡图存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篇之章,民族叙事也理应从这一内容切入。应该说,爱国主义是这一章的中心内容,民族叙事也应围绕少数民族的爱国抗争而展开。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后,土家、苗、蒙、满、回、藏、羌、高山等少数民族爱国将士,与汉族爱国官兵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颂歌。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致使东南门户大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列强侵略步伐从沿海到内地的步步深入,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全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风起云涌,愈益广大的基层群众参与到保家卫国的爱国行动当中。随着列强侵略欲望的逐步膨胀,祖国边疆狼烟四起,但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捍卫疆土。在台湾地区,当地高山族人民与汉族一道相继与英、美、法、日等侵略势力进行殊死较量,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南边陲,当地壮、苗、傣、景颇、傈僳、白、汉等族民众不畏强暴,奋勇当先,同侵扰边疆的英法“探路队”及其侵略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彰显了民众的强大力量。在西北边疆,维吾尔、回、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为了抵制沙俄的入侵与蹂躏,在天山南北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俄怒潮[9]。

    总之,民族文化是爱国主义生成的土壤,爱国主义是民族文化的价值依归。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体系当中,爱国爱家是其共有内核。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众多少数民族皆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导向,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放在本民族利益之上,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

    二、革命文化的民族叙事

    中国革命文化具有特定含义,它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过程中所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主题,深刻彰显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先进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传统[10]。换句话说,革命文化中的“革命”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毋庸讳言,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是革命文化的创造者,决定着革命文化的发展变迁。应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少数民族群众皆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丰富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一)“红船精神”的民族叙事

    浙江嘉兴南湖,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论述了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红船精神”。“红船精神”作为党的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红船精神”的实质是伟大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它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首创精神是核心,是动力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重要内容[11]。针对这一内容,课程的民族叙事可以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以建党前后走在时代前列的少数民族党员为关注点进行教学设计。这些党员或为建党元勋、或为所属民族的革命先行者、或为地区和群体中的有识之士,他们身上体现了首创精神,为党的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恩铭这位水族青年,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唯一少数民族代表,是党的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是南湖精神的重要缔造者。邓恩铭之外,很多少数民族有识之士也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和建党事业当中来,他们很多人成为时代先锋,体现着走在时代前列红船精神。向警予和郭隆真是少数民族女性中的杰出代表。向警予,土家族,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郭隆真,回族,中共早期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袖。除此之外,在南湖精神的民族叙事教学设计中,还可以关注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韦拔群(壮族)、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马骏(回族)、蒙古族最早的共产党员荣耀先、白族最早的女共产党员赵琴仙、清华大学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滉(白族)等等。在他们身上都闪烁着锐意进取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重要承载者。将这些少数民族先进人物的事迹纳入叙事教学,有利于深化大学生对“四个选择”的理解,有利于大学生深刻认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实现中国化的基本轨迹,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应时顺势的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

    (二)长征精神的民族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提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同时,“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偉大远征”“广大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12]。红军长征历时2年,转战10余省,途径包括苗、瑶、侗、布依、壮、彝、土家、羌、仡佬、藏、回、裕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和杂居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红军约1/3的时间和行程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13]。因此,长征与沿途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对于长征进程当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而言,民族工作具有“决定的意义”[14]。某种程度上,长征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15]。换言之,没有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与配合以及无私奉献,长征将经历更多的艰难险阻。可以说,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为谱写红军长征的壮丽史诗做出了重要贡献。习总书记提出的“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在红军长征的民族叙事中有着鲜明的例证。

    红军的长征最初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移,没有明确目标,没有稳定的给养和后勤保障,而且时刻被上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红军避敌锋芒进入广大民族地区时,又面临着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的重重考验。最为可怕的是,由于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对于红军缺乏深入了解,再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污名化宣传,使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缺乏感情融通,甚至长期处于隔膜对立的状态。在进入民族地区后,党和红军坚持和贯彻了正确科学的民族政策和方针,以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利益为重,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最终赢得了信任和支持。有了各民族群众的支持,党和红军成功地翻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跨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热情支持,他们竭尽所能甚至倾其所有,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抗联精神的民族叙事

    “精神为主人,形骸为屋舍;主人渐贫穷,屋舍亦颓谢。”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起来、强起来,才能屹立不倒,不可战胜。伟大的抗联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瑰宝,内涵深厚隽永[16]。抗联精神主要内涵包括奋起抗敌、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抗联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宝贵资源,具有重要的德育价值[17]。“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重要篇章,抗联精神是中国抗战精神的重要体现,具有鲜明的革命气质,因此将抗联精神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是题中应有之义。东北三省的白山黑水和林海雪原是孕育抗联精神的基本母体,而以东三省各民族同胞为主体的抗联将士是抗联精神的主要创造者。

    应该说,抗联精神的民族叙事是解析抗联精神的重要视角。抗联精神和广大地区的基层群众紧密相连,抗联精神是东北各族人民共同协力托举的结果。抗联11个军的将士由汉、朝鲜、满、赫哲、鄂伦春、达斡尔、白、蒙古等各族人民组成[18]。其中,许多少数民族同志在抗联中担任重要领导职位。如抗联总司令部参谋长李红光、第一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等等。至于各军中少数民族战士更是数不胜数,抗联11个军中皆有朝鲜族战土,其中第七军朝鲜族战士约占一半。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中皆有鄂伦春人,仅第六军就有40余名鄂伦春族战士。鄂伦春人民还经常为抗联将士提供物资资助和传递信息情报。赫哲族人民不仅积极参加抗日联军,而且多方支援和掩护抗联战士[19]。可以说,抗联精神的民族叙事会使其精神内涵更加丰满,凸显出抗联精神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旺盛蓬勃的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叙事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方针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文化[20]。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叙事

    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之核[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与精髓所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加强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和引领。普遍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需要依托深入人心且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可以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或民族地区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事件,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宣传,形成示范效应,奠定心理基础,为涵养价值观自信提供沃土。

    2009年,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组织了“双百”人物评选活动。“双百”人物中包括“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这100位感动中国人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时代楷模,是各个历史时期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者。在这100位人物中,包括李春燕、李桂林、陆建芬夫妇、邱光华、草原英雄小姐妹、王瑛、王有德、王顺友、李四光、廷·巴特尔、达吾提·阿西木等十几组少数民族英模人物。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为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国务院先后举行了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一系列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模范集体和个人。每一位英模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诠释,都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动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可以将这些英模人物纳入叙事教学设计,发挥英模人物的榜样教育价值,增强各族同胞的“五个认同”和价值观自信,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民族叙事

    文化自信是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状态,文化自信的形成离不开文化建设[2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精心设计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叙事教学,有利于更亲切、更生动地感知和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而为各族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提供情感连接和精神纽带。

    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叙事教學设计可以着眼于新时期的民族文艺创作。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艺渐趋繁荣,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春色满园的发展态势。这些文艺作品既具有民族特色,同时也反映出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精神风貌。将这些作品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助于活化内容,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被称为少数民族文艺作品的“三大经典”,这些作品展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既具有异彩纷呈的视觉效果,又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价值。进入21世纪以后,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涌现出《云南映象》《中国·撒拉尔》《碧海丝路》《月上贺兰》《草原记忆》等精品力作,相继摄制播出《东归英雄》《茶马古道》《金凤花开》等少数民族题材的优秀影视作品[23]。这些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的文艺作品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文化生力军,是文化自信教育的宝贵资源。

    (三)中国力量的民族叙事

    中国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力量支撑。中国力量的凝聚需要各民族人民同心、同向、同目标、同繁荣,共同发展进步,共同出彩,共同圆梦,实现“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中国力量是历经历史考验和人民认同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中国力量需要各族人民并肩携手,不断巩固,不断发展。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各族人民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为壮大和发展中国力量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可以尝试以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为叙事对象,完成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中国力量的生动阐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项群众性、基础性工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的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民族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群众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逐步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2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已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品牌,在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有利于加强和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国力量。中国力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动力之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通过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叙事教学实践,可以展示中国力量的具体时态、发展历程和精彩个案,这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和针对性的重要途径。

    文化自信是“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5]。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深入推进全民族深层次的文化自信是一项关乎千秋万代的基础工程。广大青年学子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有自信,国家有希望,民族有力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展示中华文化风采、涵养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26]正因为如此,实现坚定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对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更深层次的、更全面的文化自信。深入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民族叙事教学,积极传承与弘扬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有利于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蓬勃生机,促使青年学子达成情感共鸣,从而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有利于大学生涵养文化自信,进而形成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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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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