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教育资源配置影响了城镇化吗？
叶德磊
摘要：以县城为支点的人口集聚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从不同角度对向县城集聚的不同群体的访谈调查，证实了县城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配置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甚至有时是主要动因，县城教育资源配置确实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和面貌。这一分析为中国的城镇化提供了有别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解释，据此可形成一些引申思考和建议。譬如，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总体发展战略，通过调节、完善县城和乡镇以教育资源为主要代表的公共产品的投入，来更好地顺应、推动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由于乡镇和农村地区居民涌入县城的主要动因并非县城工业部门事先提供了工作岗位，地方政府应该十分关注民众入城后的就业等问题。
关键词：县城；教育资源；城镇化；访谈调查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019-006
一、导 言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各城镇空间点的人口集聚和规模扩张。处于大中城市与小城镇联接点的县城在城镇化进程中无疑承担着重要角色。现实观察表明，县城可以说是大多数农村人口“脱农入镇”的首选地，是农村人口在城镇真正沉淀下来的重要空间所在。譬如，许多新闻报道都注意到，春节期间，大城市的交通流量显著减少，而许多县城的交通流量却明显地大量增加。这是因为春节期间来自大中城市探亲的和打工返乡的人口以及来自农村地区并在县城沉淀的人口的汇聚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以来历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2016年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人数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2%、5.9%、5.4%、3.6%、2.8%、2.7%、3.4%；外出农民工人数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5%、3.4%、3.0%、1.7%、1.3%、0.4%、0.3%（1）。显然，本地农民工人数的年增长率总体上高于外出农民工。由于本地农民工指的是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而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不包括地级市，因此大致可以推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打工和集聚的空间主要是各乡镇地域以内最“繁华”、最“发达”的县城。
县城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新常态”。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县城依靠什么对全县城乡的人口产生集聚的动力？对县城人口空间集聚动力的正确认识显然有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适应城镇化和推动城镇化。
通过大量的调研，我们认为，县城的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供给（如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是全县城乡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力甚至有时是主要动力，而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又是其中最主要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这与大中城市的人口集聚的动力构成是有较大差异的。
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建构的模型中，城市化的动力来自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不完全等同于刘易斯所描述的国外的城市化，后面将分析，起码在以县城为支点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集聚并不主要是因为县城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县城优于乡镇及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对这一问题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更为科学地理解我国城镇化的特色，并构建相应的对策体系。
县城在我国城镇系列中具有较为独特的地位。它是全县的行政、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是农村地区广大农民心目中可以比较“亲近”和日常方便进出的“繁华城市”。它的相对较小的地理规模为观察人口的流动、集聚，特别是观察农民的流动、集聚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窗口。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目前，大多数县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是，县城一般拥有2～4所中学，其中1～2所中学为高中或者初中、高中并有，县城以下的各乡镇一般有一所初中和若干规模较小的小学。从完整意义上讲，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不仅包括中学，还包括小学和幼儿园。但由于在目前的广大农村和乡镇，幼儿园教育还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县城以下的乡镇小学教育质量被认为与县城小学的教育质量差别还不是很大，或这种差别暂时被认为还不太重要。因此，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学教育资源的配置上。
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对于该县的人口迁入、集聚的影响作用会一定程度反映到县城的房价上，但县城房价的上涨并不能有效地证明人口向县城的集聚，因为房价变动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房价上涨可能源于购房投资行为，并不一定是人口集聚的相应表现，更不能说明一定是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运用房价变动的时间序列数据是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县城教育资源配置对于人口集聚的影响作用的。而且，县城的较小规模和入学的制度性规定使得大多数县城目前还不存在学区房的概念，至少不像大城市那样表现明显。
如果运用县城中学数目或者在读中学生数与县城居住人口数进行相关性分析，能否达到研究目的呢？恐怕也不能。因为县城居住人口数和居住户数的增加在理论上可能是县城在读中学生数增加的原因，也可能是县城在读中学生数增加的结果，也就是原乡镇和农村地区居民由于要让小孩到县城就读而迁入，从而使得县城居住人口数增加。而县城在读中学生数与县城居住人口数的相关性分析本身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何为因何为果。况且，县城居住人口变动的时间序列的准确数据实际上是很难获得的，因为在县城实际居住的许多人的户籍还在原来的乡镇和农村。县城在读中学生的年度变动数据也缺乏权威的、完整的历史统计资料。
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资源的配置，但由于一般只有全县的教育支出数据，没有细化的县城教育支出的连贯数据，因而不能较好地反映县城教育资源配置的发展变化。而且，教育支出数据本身在这里的研究中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变量，因为在教育支出即使不变的情况下，县城中学的班級平均学生数也可能大幅度增加。
所以，我们的研究选择采用访谈法和调查法，采用经济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这种访谈和调查持续了六七年之久，访谈和调查的主要渠道有。
1.在笔者任教的高校学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选择那些毕业于各地县城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这些学生来自包括东、中、西部的12个省份）；在笔者任教的高校面向全国各地的自主招生面试和免费师范生招生的面试中积累相关数据和资料（因为这种面试中几乎都会要求考生介绍所在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数和自己在其中的成绩排名，对于有的考生，还会要求其介绍初中阶段的学习情况，而其中一些考生的初中是在县城中学就读的）。
2.在笔者任教的高校学习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中，选择一些家在各地县城和县城以下的乡镇的学生，让他们利用寒假和暑假进行相关的访谈和调查。这种访谈和调查的对象为所在县城一些居民住宅区特别是新住宅区中非原县城居民，以及县城中较为集中的来自非县城人口的租房居住区。这些人群不太适合问卷调查，主要是进行访谈，访谈的目的是了解他们向县城集聚的主要原因和动力。还有，对从县城以下的一些乡镇和农村中迁出并进入县城居住生活的居民进行访谈和调查。这些人群与上述的县城一些居民住宅区特别是新住宅区中非原县城居民可能有部分重叠，但这不影响分析的结论，甚至会使得分析结论更为可靠。
3.动员和组织合适的学生志愿者分别在他们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微信群、校友微信群中进行填表调查，或者在同学聚会、校友聚会中进行问卷和口头交流调查。笔者本人的家乡也是在内地的县城，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同学都是合适的调查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当地，本身就是当地城镇化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大学阶段的许多同学和从教以来所教过的不少学生也来自县城或县城以下的乡镇和农村地区，他们常常资助家乡的父母或直系亲属在当地的县城买房。
4.每个县的各乡镇均有许多人或因为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大城市工作，或在中学毕业后到外地创业、打工，他们在积累了一定收入后往往会在县城购房或者帮助直系亲属在县城购房，以方便自己的子女或直系亲属的子女在县城就学。外地打工者在县城购房的积极性更大，因为他們要为将来自己返乡在县城定居作准备。因此，访谈和调查的对象也包括了外地的一些县在上海地区的促进会和一些县商会的众多会员。这些会员在经常性的联谊活动时为上述的参加本研究项目的同一县籍老乡的研究生和大学生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提供了方便。
我们期望通过上述对不同人群、不同角度的访谈和调查，能够较为充分地描述、刻画县城教育资源配置是否会对城镇化产生影响。
三、访谈调查与经验事实描述
1.对县城教育资源一般情况的调查
笔者所工作的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六七年来随机性地从众多学生中筛选出毕业于各地县城中学的累计82名学生作为进行问卷调查或者面谈了解的对象；在学校每年的自主招生面试和免费师范生招生面试中涉及的来自各地县城中学（往往是初中阶段）的学生累计有13名。上述学生所毕业的中学分布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四川、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12个省份的共计86个县城。
通过对他们的问卷调查或者面谈了解到，依各县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同，县城一般拥有2～4所中学，其中1～2所中学往往为高中或者初中、高中并有，其余的中学仅有初中部。从被作为调查对象的学生那里了解到，县城中学各年级大多为8～10个班，每个班级的学生数一般为60～80人不等（有的达到100人以上）。
如果按照一个县城3所中学（初中）、每所中学每个年级9个班、每个班级70个学生计算，则一个县城每个初中年级的学生数为1890人。（2）被调查对象还普遍谈到，他们所在县城中学的学生数特别是中学初中部的学生数有不断递增的明显趋势。由于高中阶段的招生名额限制和初中生的成绩等原因，县城高中各年级的学生数一般为800～1300人左右。另外每年还有一部分中考成绩好的初中毕业生前往地级市的重点中学就读高中。
虽然许多县的各乡镇基本上都还有初中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与县城中学的教学质量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望子成龙”的心理和通过高考改变人生命运的示范效应使得广大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家长有较强的动机通过买房、租房或者打工等途径进入县城，以使自己的子女进入县城的中学就读。（3）从纵向对比来看，大多数县城中学的教师总数特别是学生总数的较快增长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2.对县城居民住宅区非原县城居民及县城集中租房区居民的访谈调查
在席卷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几乎所有县城都开发建设了规模较大的居民住宅区。这些住宅区的住户有的是原县城居民为改善居住条件而购房入住的；有的是本县各乡镇和农村的居民为了进入县城生活而购买入住的；有的住宅是在外地创业、工作的本县户籍人士为自己在家乡的直系亲属购买的；有的是在外地打工者为自己今后返乡居住准备的，这种情况购买的住房往往因为打工者或创业者在外地暂时还未返乡而被房主出租，所以，建成不久的居民住宅区往往也是较为集中的房屋出租区。
主要通过上述的第2、3种调查渠道，对分布于13个省（自治区）的93个不同县城的代表性住宅区的532户非原县城居民的住户或租房户的访谈调查情况概括为表1。有的县城的访谈调查样本因种种原因为无效或不可靠而被剔除。
对表1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实际访谈调查的不止532户，但有的住户因为只有老年人在家，而作出购房决定的老年人的子女不在家，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对于购房动因的说明就被排除在有效样本外。532户有效样本中，购房户为479户，53户为租房户。在访谈调查中，要求每户被调查者根据表中选项自己依次排出在县城购房或租房的三个最主要动因（有的选项是在调查中根据被调查者的谈话内容而加上去的，譬如“在县城生活较为体面”这一选项）。当然，有的住户的购房或租房动因可能有几个，有的则可能实际上只有一个动因，这种情况下被调查者对后两个动因的列示就会显出一定的随意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这种“随意性”列示及排序又会一定程度上说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表1显示，为“方便子女在县城的中学读书”而购房或租房的占绝大多数。“县城的工作和生活方便”也是在县城购房或租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因。而“县城的工作和生活方便”实际上包括了教育资源配置在内的县城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方便家人在县城就医”和“县城的对外交通方便”也是对县城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体现，只是有的被调查者更为明确、细化地将它们作为购房或租房的动因。因此，表1其实说明了县城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供给是全县城乡人口集聚的主要动力。表1中将县城住房作为投资品动因的选择户数并不是太多，这可能源于样本户的取样问题（譬如来县城购房作为投资的也许主要是来自省城和其他发达地区的投资者），也可能是调查对象选择的其他主要动因实际上也包含了投资方面的考虑但在访谈调查时未单独列出。
而且，进一步细致的分析发现，那些将“县城提供的就业或创业机会较多”作为第一动因的选择户数，一般都是购房决策主体在30岁左右的人，他们的小孩一般还在读小学低年级或者未到读小学的年龄，而乡镇的小学与县城小学的教育质量的差距常常被认为并不大或者这种有限的差距被认为不是很重要，因此目前对于享受县城中学的良好的教育资源的愿望并不是很迫切。但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县城中学教育资源的重要性。
实际上，目前在笔者所工作的大学就读的参加本研究项目访谈和调查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人是通过当年家长买房、租房等途径而进入县城中学的，这也使得这一调查更有效率和质量。
3.对从乡镇和农村中迁出并进入县城的居民的访谈调查
同样是主要通过上述的第2、3种调查渠道，对分布于10个省份的46个县的所属乡镇的共计161户已经迁出本地并进入县城居住生活的居民访谈调查。这些居民尤其是在春节期间一般都会回原居住地探亲，提供了对他们进行访谈调查的良机。他们在原居住地时，有的是小乡镇上的居民，有的是农村的农民。其中109户为在县城购房户，52户为在县城租房户。访谈调查的情况概括为表2。
由表2可见，它与表1显示的在县城购房或租房的动因及其排序是高度相似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表2和表1显示的访谈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县城的租房戶中，大部分是为了照顾在县城中学就读的小孩而租房的，即因陪读而租房。访谈调查中，还发现这样的租房户在小孩中学毕业后，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往往会在县城长期安顿、沉淀下来，即成为县城的长期居住的居民。
在县城购房或租房后，这些新县城人的生活依靠怎样的收入来源呢？也就是其谋生手段是什么呢？通过对表1和表2中列示的调查对象进行的这方面的调查，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谋生手段大体上归纳为：（1）替人打工。（2）自己开店创业。（3）工作调动或异地工作。（4）继续保留、维持农民角色和身份。
4.对上海地区的一些县籍老乡的联谊性组织的访谈调查
这是通过前述的第4种调查渠道进行的。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的各地的县籍老乡的联谊性活动参与者中，有的人原籍本来就是在县城。我们将这部分人从调查中剔除。将对其中原籍不在县城（在县城以下的乡镇）而现在已经在县城购买房产的成员的调查视为有效调查。这样的有效调查对象有103人（4），他们分布于8个省份的72个县。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情况概括为表3。
表3显示，“方便子女在县城的中学读书”仍然是这些目前在上海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在原籍所在的县城购房的重要动因。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户籍还在原来的某个县，户籍问题目前还使得他们的子女不能在异地参加高考，因此他们一般会在老家的县城买房，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县城的中学读书，以便今后在当地参加高考。在老家照看和陪读的往往是自己的年迈的父母。
但表3中，将“方便子女在县城的中学读书”作为在当地县城买房动因的人并不像表1、表2中显示的那样占绝对优势。对被调查对象的细化分析发现，这与在上海地区被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有关。例如，有的人的配偶是上海本地人，不存在小孩回老家上学的问题；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已经在上海工作，拥有上海户籍，在当地县城买房纯粹是为了孝敬父母等。
在上海地区进行的这一调查结果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在其他大城市或者经济发达地区工作和生活并在原籍地的县城买房的主要动机应该与表3显示的结果具有相似性。
教育资源配置吸引人口集聚的一个可供佐证的著名案例是毛坦厂中学对于毛坦厂镇的人口集聚的影响。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的的毛坦厂中学是一所省级重点高级中学，因为高考录取率高，吸引了来自各地的2.5万名中学生在此学习。许多学生家长随之来到镇上租房陪读，镇上的绝大多数生意都与这所中学直接或间接有关，如住宿、餐饮、复印、文具销售、电脑修理、服装等等。生意的兴隆又吸引了许多生意人的集聚。这一案例已经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百度甚至将它列为专门词条。但人们目前聚焦的是毛坦厂中学的宏大的教学规模和引起争议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中学教育资源配置吸引人口集聚方面去进行思考。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分析虽然依托的调研样本数不是足够大，但应该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数量更多的县城的经验事实。通过上述访谈调查及其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1. 县城相对于乡镇和农村地区的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尤其是县城的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是目前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甚至有时是主要动因。这是与国人对于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学习阶段的高度重视程度直接关联的，也是与目前乡镇和农村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相对不足直接关联的。而县城人口的空间集聚又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和面貌。当然，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并不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唯一动因。
2.县城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的城镇化区别于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重要支点。源自国外的发展经济学不能较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城镇化和中国县城的人口集聚，因为在发展经济学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是体现为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劳动力短缺的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但我国以县城为重要支点的城镇化过程似乎更多地是首先体现为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教育资源及其他公共资源配置对于人口集聚的强大拉动，尽管劳动力的转移也是它的重要表现形式。
由此可以引发的进一步的思考和建议是：
既然县城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那么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总体发展战略，通过调节和完善县城和乡镇以教育资源为主要代表的公共产品的投入来更好地顺应、推动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总体而言，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大力增加和改善包括县城在内的城镇的教育和其他公共产品的供给，起码要保证进入城镇的居民子女能够在正常环境下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由于乡镇和农村地区居民涌入县城的主要动因并非县城工业部门事先提供了工作岗位，民众入城后的就业和谋生手段就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对入城民众的开店办厂等给予税收优惠甚至暂时完全免税等支持措施，应该通过设立小金融机构或金融互助组织等为入城民众的各种层次、各种等级的创业活动和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支持。
加强乡镇公路和其他交通设施的建设，以方便进入县城后的农民和原其他小镇的居民在县城以外维持谋生手段和收入来源，减轻县城的就业压力，并让“镇上的农民”或“县城里的农民”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既然县城教育资源配置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论，其他中小城市的教育資源的配置和医疗、交通等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可能也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因此，完善和优化公共产品供给才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的工作着力点，而不是事先的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开发。
注释：
（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自主招生考试的面试中，有的来自中等城市中学的考生甚至说，自己所在中学的高三年级的学生数达到1800多人，分为30个左右的班级。这实际上也说明了中学教育资源的供给短缺，说明了中学教育资源可能对人口的集聚有影响。
（3）许多地方规定，买房后小孩就可以在该地就读。租房户则常常是通过各种关系让自己的小孩进入县城中学就读。
（4）这里涉及的调查对象人数较少，是因为这种渠道的调查更不容易进行。
（5）表3中的购房动因的列示与表1、表2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调研过程中，根据该群体表达出来的主要内容所作的调整。
参考文献：
[1]丁维莉，陆铭. 教育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6）：47-57.
[2]蔡海龙.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诉求及建议——基于11省2859名农民工的调查分析[J].兰州学刊，2017，（2）：178-184.
[3]冯皓，陆铭. 通过买房而择校：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J].世界经济，2010，（12）：89-104.
[4]申端锋. 从大都市到小县城：80 后农民工返乡的一个路径[J].学习与实践，2009，（3）：128-132.
[5]王利伟，冯长春，许顺才. 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与规划响应——基于河南周口市问卷调查数据[J].地理科学进展：2014，（7）：990-999.
[6]王青云. 应把县城作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J].宏观经济研究，2009，（10）：9-13.
[7]周京奎，吴晓燕. 公共投资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溢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9，（1）：15-32.
（责任编辑 吴晓妹）
摘要：以县城为支点的人口集聚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从不同角度对向县城集聚的不同群体的访谈调查，证实了县城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配置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甚至有时是主要动因，县城教育资源配置确实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和面貌。这一分析为中国的城镇化提供了有别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解释，据此可形成一些引申思考和建议。譬如，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总体发展战略，通过调节、完善县城和乡镇以教育资源为主要代表的公共产品的投入，来更好地顺应、推动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由于乡镇和农村地区居民涌入县城的主要动因并非县城工业部门事先提供了工作岗位，地方政府应该十分关注民众入城后的就业等问题。
关键词：县城；教育资源；城镇化；访谈调查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019-006
一、导 言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各城镇空间点的人口集聚和规模扩张。处于大中城市与小城镇联接点的县城在城镇化进程中无疑承担着重要角色。现实观察表明，县城可以说是大多数农村人口“脱农入镇”的首选地，是农村人口在城镇真正沉淀下来的重要空间所在。譬如，许多新闻报道都注意到，春节期间，大城市的交通流量显著减少，而许多县城的交通流量却明显地大量增加。这是因为春节期间来自大中城市探亲的和打工返乡的人口以及来自农村地区并在县城沉淀的人口的汇聚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以来历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2016年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人数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2%、5.9%、5.4%、3.6%、2.8%、2.7%、3.4%；外出农民工人数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5%、3.4%、3.0%、1.7%、1.3%、0.4%、0.3%（1）。显然，本地农民工人数的年增长率总体上高于外出农民工。由于本地农民工指的是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而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不包括地级市，因此大致可以推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打工和集聚的空间主要是各乡镇地域以内最“繁华”、最“发达”的县城。
县城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新常态”。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县城依靠什么对全县城乡的人口产生集聚的动力？对县城人口空间集聚动力的正确认识显然有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适应城镇化和推动城镇化。
通过大量的调研，我们认为，县城的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供给（如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是全县城乡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力甚至有时是主要动力，而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又是其中最主要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这与大中城市的人口集聚的动力构成是有较大差异的。
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建构的模型中，城市化的动力来自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不完全等同于刘易斯所描述的国外的城市化，后面将分析，起码在以县城为支点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集聚并不主要是因为县城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县城优于乡镇及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对这一问题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更为科学地理解我国城镇化的特色，并构建相应的对策体系。
县城在我国城镇系列中具有较为独特的地位。它是全县的行政、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是农村地区广大农民心目中可以比较“亲近”和日常方便进出的“繁华城市”。它的相对较小的地理规模为观察人口的流动、集聚，特别是观察农民的流动、集聚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窗口。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目前，大多数县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是，县城一般拥有2～4所中学，其中1～2所中学为高中或者初中、高中并有，县城以下的各乡镇一般有一所初中和若干规模较小的小学。从完整意义上讲，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不仅包括中学，还包括小学和幼儿园。但由于在目前的广大农村和乡镇，幼儿园教育还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县城以下的乡镇小学教育质量被认为与县城小学的教育质量差别还不是很大，或这种差别暂时被认为还不太重要。因此，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学教育资源的配置上。
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对于该县的人口迁入、集聚的影响作用会一定程度反映到县城的房价上，但县城房价的上涨并不能有效地证明人口向县城的集聚，因为房价变动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房价上涨可能源于购房投资行为，并不一定是人口集聚的相应表现，更不能说明一定是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运用房价变动的时间序列数据是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县城教育资源配置对于人口集聚的影响作用的。而且，县城的较小规模和入学的制度性规定使得大多数县城目前还不存在学区房的概念，至少不像大城市那样表现明显。
如果运用县城中学数目或者在读中学生数与县城居住人口数进行相关性分析，能否达到研究目的呢？恐怕也不能。因为县城居住人口数和居住户数的增加在理论上可能是县城在读中学生数增加的原因，也可能是县城在读中学生数增加的结果，也就是原乡镇和农村地区居民由于要让小孩到县城就读而迁入，从而使得县城居住人口数增加。而县城在读中学生数与县城居住人口数的相关性分析本身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何为因何为果。况且，县城居住人口变动的时间序列的准确数据实际上是很难获得的，因为在县城实际居住的许多人的户籍还在原来的乡镇和农村。县城在读中学生的年度变动数据也缺乏权威的、完整的历史统计资料。
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资源的配置，但由于一般只有全县的教育支出数据，没有细化的县城教育支出的连贯数据，因而不能较好地反映县城教育资源配置的发展变化。而且，教育支出数据本身在这里的研究中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变量，因为在教育支出即使不变的情况下，县城中学的班級平均学生数也可能大幅度增加。
所以，我们的研究选择采用访谈法和调查法，采用经济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这种访谈和调查持续了六七年之久，访谈和调查的主要渠道有。
1.在笔者任教的高校学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选择那些毕业于各地县城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这些学生来自包括东、中、西部的12个省份）；在笔者任教的高校面向全国各地的自主招生面试和免费师范生招生的面试中积累相关数据和资料（因为这种面试中几乎都会要求考生介绍所在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数和自己在其中的成绩排名，对于有的考生，还会要求其介绍初中阶段的学习情况，而其中一些考生的初中是在县城中学就读的）。
2.在笔者任教的高校学习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中，选择一些家在各地县城和县城以下的乡镇的学生，让他们利用寒假和暑假进行相关的访谈和调查。这种访谈和调查的对象为所在县城一些居民住宅区特别是新住宅区中非原县城居民，以及县城中较为集中的来自非县城人口的租房居住区。这些人群不太适合问卷调查，主要是进行访谈，访谈的目的是了解他们向县城集聚的主要原因和动力。还有，对从县城以下的一些乡镇和农村中迁出并进入县城居住生活的居民进行访谈和调查。这些人群与上述的县城一些居民住宅区特别是新住宅区中非原县城居民可能有部分重叠，但这不影响分析的结论，甚至会使得分析结论更为可靠。
3.动员和组织合适的学生志愿者分别在他们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微信群、校友微信群中进行填表调查，或者在同学聚会、校友聚会中进行问卷和口头交流调查。笔者本人的家乡也是在内地的县城，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同学都是合适的调查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当地，本身就是当地城镇化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大学阶段的许多同学和从教以来所教过的不少学生也来自县城或县城以下的乡镇和农村地区，他们常常资助家乡的父母或直系亲属在当地的县城买房。
4.每个县的各乡镇均有许多人或因为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大城市工作，或在中学毕业后到外地创业、打工，他们在积累了一定收入后往往会在县城购房或者帮助直系亲属在县城购房，以方便自己的子女或直系亲属的子女在县城就学。外地打工者在县城购房的积极性更大，因为他們要为将来自己返乡在县城定居作准备。因此，访谈和调查的对象也包括了外地的一些县在上海地区的促进会和一些县商会的众多会员。这些会员在经常性的联谊活动时为上述的参加本研究项目的同一县籍老乡的研究生和大学生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提供了方便。
我们期望通过上述对不同人群、不同角度的访谈和调查，能够较为充分地描述、刻画县城教育资源配置是否会对城镇化产生影响。
三、访谈调查与经验事实描述
1.对县城教育资源一般情况的调查
笔者所工作的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六七年来随机性地从众多学生中筛选出毕业于各地县城中学的累计82名学生作为进行问卷调查或者面谈了解的对象；在学校每年的自主招生面试和免费师范生招生面试中涉及的来自各地县城中学（往往是初中阶段）的学生累计有13名。上述学生所毕业的中学分布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四川、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12个省份的共计86个县城。
通过对他们的问卷调查或者面谈了解到，依各县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同，县城一般拥有2～4所中学，其中1～2所中学往往为高中或者初中、高中并有，其余的中学仅有初中部。从被作为调查对象的学生那里了解到，县城中学各年级大多为8～10个班，每个班级的学生数一般为60～80人不等（有的达到100人以上）。
如果按照一个县城3所中学（初中）、每所中学每个年级9个班、每个班级70个学生计算，则一个县城每个初中年级的学生数为1890人。（2）被调查对象还普遍谈到，他们所在县城中学的学生数特别是中学初中部的学生数有不断递增的明显趋势。由于高中阶段的招生名额限制和初中生的成绩等原因，县城高中各年级的学生数一般为800～1300人左右。另外每年还有一部分中考成绩好的初中毕业生前往地级市的重点中学就读高中。
虽然许多县的各乡镇基本上都还有初中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与县城中学的教学质量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望子成龙”的心理和通过高考改变人生命运的示范效应使得广大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家长有较强的动机通过买房、租房或者打工等途径进入县城，以使自己的子女进入县城的中学就读。（3）从纵向对比来看，大多数县城中学的教师总数特别是学生总数的较快增长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2.对县城居民住宅区非原县城居民及县城集中租房区居民的访谈调查
在席卷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几乎所有县城都开发建设了规模较大的居民住宅区。这些住宅区的住户有的是原县城居民为改善居住条件而购房入住的；有的是本县各乡镇和农村的居民为了进入县城生活而购买入住的；有的住宅是在外地创业、工作的本县户籍人士为自己在家乡的直系亲属购买的；有的是在外地打工者为自己今后返乡居住准备的，这种情况购买的住房往往因为打工者或创业者在外地暂时还未返乡而被房主出租，所以，建成不久的居民住宅区往往也是较为集中的房屋出租区。
主要通过上述的第2、3种调查渠道，对分布于13个省（自治区）的93个不同县城的代表性住宅区的532户非原县城居民的住户或租房户的访谈调查情况概括为表1。有的县城的访谈调查样本因种种原因为无效或不可靠而被剔除。
对表1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实际访谈调查的不止532户，但有的住户因为只有老年人在家，而作出购房决定的老年人的子女不在家，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对于购房动因的说明就被排除在有效样本外。532户有效样本中，购房户为479户，53户为租房户。在访谈调查中，要求每户被调查者根据表中选项自己依次排出在县城购房或租房的三个最主要动因（有的选项是在调查中根据被调查者的谈话内容而加上去的，譬如“在县城生活较为体面”这一选项）。当然，有的住户的购房或租房动因可能有几个，有的则可能实际上只有一个动因，这种情况下被调查者对后两个动因的列示就会显出一定的随意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这种“随意性”列示及排序又会一定程度上说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表1显示，为“方便子女在县城的中学读书”而购房或租房的占绝大多数。“县城的工作和生活方便”也是在县城购房或租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因。而“县城的工作和生活方便”实际上包括了教育资源配置在内的县城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方便家人在县城就医”和“县城的对外交通方便”也是对县城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体现，只是有的被调查者更为明确、细化地将它们作为购房或租房的动因。因此，表1其实说明了县城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供给是全县城乡人口集聚的主要动力。表1中将县城住房作为投资品动因的选择户数并不是太多，这可能源于样本户的取样问题（譬如来县城购房作为投资的也许主要是来自省城和其他发达地区的投资者），也可能是调查对象选择的其他主要动因实际上也包含了投资方面的考虑但在访谈调查时未单独列出。
而且，进一步细致的分析发现，那些将“县城提供的就业或创业机会较多”作为第一动因的选择户数，一般都是购房决策主体在30岁左右的人，他们的小孩一般还在读小学低年级或者未到读小学的年龄，而乡镇的小学与县城小学的教育质量的差距常常被认为并不大或者这种有限的差距被认为不是很重要，因此目前对于享受县城中学的良好的教育资源的愿望并不是很迫切。但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县城中学教育资源的重要性。
实际上，目前在笔者所工作的大学就读的参加本研究项目访谈和调查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人是通过当年家长买房、租房等途径而进入县城中学的，这也使得这一调查更有效率和质量。
3.对从乡镇和农村中迁出并进入县城的居民的访谈调查
同样是主要通过上述的第2、3种调查渠道，对分布于10个省份的46个县的所属乡镇的共计161户已经迁出本地并进入县城居住生活的居民访谈调查。这些居民尤其是在春节期间一般都会回原居住地探亲，提供了对他们进行访谈调查的良机。他们在原居住地时，有的是小乡镇上的居民，有的是农村的农民。其中109户为在县城购房户，52户为在县城租房户。访谈调查的情况概括为表2。
由表2可见，它与表1显示的在县城购房或租房的动因及其排序是高度相似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表2和表1显示的访谈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县城的租房戶中，大部分是为了照顾在县城中学就读的小孩而租房的，即因陪读而租房。访谈调查中，还发现这样的租房户在小孩中学毕业后，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往往会在县城长期安顿、沉淀下来，即成为县城的长期居住的居民。
在县城购房或租房后，这些新县城人的生活依靠怎样的收入来源呢？也就是其谋生手段是什么呢？通过对表1和表2中列示的调查对象进行的这方面的调查，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谋生手段大体上归纳为：（1）替人打工。（2）自己开店创业。（3）工作调动或异地工作。（4）继续保留、维持农民角色和身份。
4.对上海地区的一些县籍老乡的联谊性组织的访谈调查
这是通过前述的第4种调查渠道进行的。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的各地的县籍老乡的联谊性活动参与者中，有的人原籍本来就是在县城。我们将这部分人从调查中剔除。将对其中原籍不在县城（在县城以下的乡镇）而现在已经在县城购买房产的成员的调查视为有效调查。这样的有效调查对象有103人（4），他们分布于8个省份的72个县。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情况概括为表3。
表3显示，“方便子女在县城的中学读书”仍然是这些目前在上海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在原籍所在的县城购房的重要动因。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户籍还在原来的某个县，户籍问题目前还使得他们的子女不能在异地参加高考，因此他们一般会在老家的县城买房，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县城的中学读书，以便今后在当地参加高考。在老家照看和陪读的往往是自己的年迈的父母。
但表3中，将“方便子女在县城的中学读书”作为在当地县城买房动因的人并不像表1、表2中显示的那样占绝对优势。对被调查对象的细化分析发现，这与在上海地区被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有关。例如，有的人的配偶是上海本地人，不存在小孩回老家上学的问题；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已经在上海工作，拥有上海户籍，在当地县城买房纯粹是为了孝敬父母等。
在上海地区进行的这一调查结果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在其他大城市或者经济发达地区工作和生活并在原籍地的县城买房的主要动机应该与表3显示的结果具有相似性。
教育资源配置吸引人口集聚的一个可供佐证的著名案例是毛坦厂中学对于毛坦厂镇的人口集聚的影响。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的的毛坦厂中学是一所省级重点高级中学，因为高考录取率高，吸引了来自各地的2.5万名中学生在此学习。许多学生家长随之来到镇上租房陪读，镇上的绝大多数生意都与这所中学直接或间接有关，如住宿、餐饮、复印、文具销售、电脑修理、服装等等。生意的兴隆又吸引了许多生意人的集聚。这一案例已经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百度甚至将它列为专门词条。但人们目前聚焦的是毛坦厂中学的宏大的教学规模和引起争议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中学教育资源配置吸引人口集聚方面去进行思考。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分析虽然依托的调研样本数不是足够大，但应该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数量更多的县城的经验事实。通过上述访谈调查及其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1. 县城相对于乡镇和农村地区的较为齐全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尤其是县城的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是目前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甚至有时是主要动因。这是与国人对于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学习阶段的高度重视程度直接关联的，也是与目前乡镇和农村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相对不足直接关联的。而县城人口的空间集聚又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和面貌。当然，县城教育资源的配置并不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唯一动因。
2.县城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的城镇化区别于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重要支点。源自国外的发展经济学不能较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城镇化和中国县城的人口集聚，因为在发展经济学看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是体现为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劳动力短缺的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但我国以县城为重要支点的城镇化过程似乎更多地是首先体现为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教育资源及其他公共资源配置对于人口集聚的强大拉动，尽管劳动力的转移也是它的重要表现形式。
由此可以引发的进一步的思考和建议是：
既然县城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那么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总体发展战略，通过调节和完善县城和乡镇以教育资源为主要代表的公共产品的投入来更好地顺应、推动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总体而言，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大力增加和改善包括县城在内的城镇的教育和其他公共产品的供给，起码要保证进入城镇的居民子女能够在正常环境下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由于乡镇和农村地区居民涌入县城的主要动因并非县城工业部门事先提供了工作岗位，民众入城后的就业和谋生手段就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对入城民众的开店办厂等给予税收优惠甚至暂时完全免税等支持措施，应该通过设立小金融机构或金融互助组织等为入城民众的各种层次、各种等级的创业活动和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支持。
加强乡镇公路和其他交通设施的建设，以方便进入县城后的农民和原其他小镇的居民在县城以外维持谋生手段和收入来源，减轻县城的就业压力，并让“镇上的农民”或“县城里的农民”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既然县城教育资源配置是吸引县城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论，其他中小城市的教育資源的配置和医疗、交通等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可能也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动因。因此，完善和优化公共产品供给才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的工作着力点，而不是事先的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开发。
注释：
（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自主招生考试的面试中，有的来自中等城市中学的考生甚至说，自己所在中学的高三年级的学生数达到1800多人，分为30个左右的班级。这实际上也说明了中学教育资源的供给短缺，说明了中学教育资源可能对人口的集聚有影响。
（3）许多地方规定，买房后小孩就可以在该地就读。租房户则常常是通过各种关系让自己的小孩进入县城中学就读。
（4）这里涉及的调查对象人数较少，是因为这种渠道的调查更不容易进行。
（5）表3中的购房动因的列示与表1、表2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调研过程中，根据该群体表达出来的主要内容所作的调整。
参考文献：
[1]丁维莉，陆铭. 教育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6）：47-57.
[2]蔡海龙.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诉求及建议——基于11省2859名农民工的调查分析[J].兰州学刊，2017，（2）：178-184.
[3]冯皓，陆铭. 通过买房而择校：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J].世界经济，2010，（12）：89-104.
[4]申端锋. 从大都市到小县城：80 后农民工返乡的一个路径[J].学习与实践，2009，（3）：128-132.
[5]王利伟，冯长春，许顺才. 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与规划响应——基于河南周口市问卷调查数据[J].地理科学进展：2014，（7）：990-999.
[6]王青云. 应把县城作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J].宏观经济研究，2009，（10）：9-13.
[7]周京奎，吴晓燕. 公共投资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溢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9，（1）：15-32.
（责任编辑 吴晓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