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刘会强　姜荔雯

    [摘 要]国内学者立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视域，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渊源、创新发展、重大意义等问题。关于生成逻辑，主要观点有“双重逻辑说”“矛盾驱动说”“时代呼唤说”等;关于理论渊源，学者们提出了“基地与前提说”“理论之源说”等看法;在创新性方面，形成了“创造性发展说”“当代飞跃说”“系统创新说”等观点;在构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面，先后有“书写下篇说”“建设性逻辑说”“新文明类型说”等概括。这些成果充分显示了本路向研究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渊源;创新发展

    构建人类命運共同体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研判世界大势、破解“时代之问”的重要成果。该思想一经提出，就以其独有的现实针对性、理论创新性、所涉问题的广泛性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就国内来看，一个多学科参与、多角度切入的态势已经形成，其中，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学者们围绕构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渊源、创新发展、重大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每个问题上又有许多见解各异的观点，显示了该方向研究的独特价值。

    一、从世界历史视野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诞生的基本逻辑

    当今时代，人类正面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①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时代之问”摆在了各国人民面前：任由霸权逻辑、冷战思维恣意横行，还是各国联手、共建共享人类美好家园，人类命运面临重大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紧要关头诞生的。从学理上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深刻背景和内在逻辑，对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具有前提性意义和价值。对此，学者们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结合世界历史当代发展的最新态势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双重逻辑说”②。王公龙着重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诞生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历史逻辑看，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深邃思考、对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从实践逻辑的角度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人类的理性选择：面对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构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理智的选择;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各国必须携起手来构建命运共同体;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世界秩序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为此提供了思路，也为世界历史发展指明了出路。

    “矛盾驱动说”③。郗戈认为，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权力逻辑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的当代表征是一系列的尖锐对抗：在社会空间上，资本逻辑推动社会生产总过程全球扩张、跨越界限的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领土界线与权力垄断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在社会结构上，资本逻辑全球权力支配结构与民族国家维持内部社会结构稳定性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在社会行动上，资本逻辑激发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其政治秩序稳定性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上述矛盾导致一种悖论性结构——人类在表象上的漠不关心、利益冲突与人类在实质上已经相互依存、命运攸关之间的对立，表明世界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相互依存性即潜在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正是《共产党宣言》揭示出的这一世界历史趋势构成自觉的全球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

    “时代呼唤说”④。鲁品越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世界历史进程对新型世界秩序的呼唤。当今时代的世界秩序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后正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霸权主义国家片面追求自身资本的扩张，罔顾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伤害，必然陷入自我否定。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的分裂;霸权国家的寄生性扩张方式导致其内部产生就业危机与基本实力衰退，导致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尖锐;产业链霸权和金融霸权的过度膨胀直接导致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国家债务危机和就业危机，引发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潮流。这说明以普世价值为精神基础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趋向式微，世界历史发展呼吁新世界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合动力说”⑤。周雯雯等人认为，当今时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构成这一思想产生的综合动因：经济发展全球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经济动力，只有树立共同体意识，才能破解难题、合作共赢，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政治局势多极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政治动力，抓住冷战格局被打破的机遇，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是世界政治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政治动因;文化发展多样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文化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新文明观，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鉴指明了新方向;社会信息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社会动力，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推动世界各国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社会整体，信息化的世界社会系统所面临的新问题构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动力;国际安全问题多样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安全动力，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交织混杂对世界人民的安全造成强大威胁，全人类只有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能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源泉

    世界历史理论源自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整体性发展趋势的直觉和探讨，从维科到康德都曾对这一理论作出过贡献;黑格尔是作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近代世界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具有哪些内容？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人类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基地与前提说”⑥。鲁品越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基地和重要前提。这一理论最早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后在《资本论》中得到深刻而严密的论证，系统阐发了资本使人类历史成为总体的世界历史的根本机制及其历史命运。其要点有：人类历史成为总体的世界历史是资本利用人类生产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力量实现自身增殖、进行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由资本所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其基础是经济全球化，由此引起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是孤立的国别发展史，而是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由此决定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历史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

    “理论之源说”⑦。王公龙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之源。从哲学基础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地域性历史走向全球性历史的发展趋势，习近平由此出发，深刻分析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相连的客观事实，各国各民族普遍交往日益紧密和加深的现实存在，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理论视野看，整体性视野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样秉持整体性视野看待世界现实和未来发展，旨在解决超越单个国家、单个民族的整个人类的问题。从理论旨趣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追求理想社会为目标。马克思认为，世界范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必然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转变。习近平主张，在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的21世纪，要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必须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解决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全球治理赤字等突出问题，探寻一条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

    “内在逻辑统一说”⑧。郗戈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着深刻的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自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命运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个主要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将自发的人类相互依存打造为自觉的人类共同命运的能动实践，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从逻辑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的合理应对：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民族国家发展而开启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人类共同体视野，把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实现中国梦以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和实践上统一起来。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逻辑并推动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反对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自觉融入全球化，规避资本逻辑的同化与统治。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抓住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以至相互转化的一系列中介点，使得双重逻辑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共同体建构、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

    “方法论指导说”⑨。胡刘认为，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哲学视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首先，这一思想为解决当今全球化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将全球化看作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既超越了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也超越了把全球化与地方化简单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等众多内容，是引领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方法论自觉。其次，马克思从资本逻辑二重性的角度分析和把握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对于用矛盾的观点、方法分析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最后，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价值观定位。超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考察世界历史的鲜明价值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直接目的是克服和解决当今世界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在价值观上蕴含着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精华，站在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命运的高度，根据经济全球化当代发展的新特征、新挑战，提出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战略设计和实践路径，创新性地丰富发展了理论。学术界着重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新性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 “创造性发展说”“当代飞跃说”“拓展创新说”“系统创新说”等观点。

    “创造性发展说”⑩。王公龙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造性发展。在理论特质上，实现了从理想蓝图到现实方案的跨越。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理想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筹划美好世界理想愿景的同时，提出了以“一带一路”为主轴的行動方案与建设平台。在实践主体上，从两个阶级转换为世界人民。资产阶级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主体，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形成后的实践主体是无产阶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把世界各国人民看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在实践方式上，从突出阶级斗争到强调国际合作。马克思寄希望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推动世界历史前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重视国际社会间的广泛合作，让人类在更为紧密的依存关系中实现普遍发展。在思维方式上，从注重深刻批判到聚焦共生共赢。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当今世界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潮流，主张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共生共赢的共同体。

    “当代飞跃说”。鲁品越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飞跃。第一，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的驱动力，不是资本扩张动力，而是世界各国与相关当事国的人民的共同福祉和互利共赢以及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需要。第二，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物质载体不是不平等的国际产业链、金融链，而是由相关国家共商共建并将各国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的交通纽带、能源纽带、经济纽带与文化纽带。第三，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应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世界各国人民为了自身利益与各方共同利益，通过平等协商与交往而形成的共同价值。第四，新时代世界秩序的政治军事基础不是靠军事基地、军事同盟制造保护国与假想敌的国际对立来维系的霸权主义秩序，而是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拓展创新说”。张春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创新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全球化意识和国际合作观。就前者来说，创新发展表现在：一是拓宽了对全球化的观测视角。《共产党宣言》聚焦于全球化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大国关系、人类前途、世界难题等维度全方位审视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形成各国共建共赢的发展格局。二是扩展了全球化的价值主体。《共产党宣言》的价值主体集中指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尊重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现实，形成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三是实现了全球化价值追求的时代表达。《共产党宣言》提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各个国家、民族在实践效果上的共同获得感、彼此间的互利互惠。就后者来说，创新发展体现在：第一，具体化了国际合作观的价值取向。《共产党宣言》国际合作观的价值主体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其作了时代性和对象化的外延拓展，即平等相待的全球性伙伴关系、公道正义的世界安全格局、包容互惠的人类发展前景、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体系、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格局。第二，现实化了国际合作观的价值期待。《共产党宣言》国际合作意识的价值期待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价值诉求更为明确，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位一体的美好世界。

    “系统创新说”。胡博成、田鹏颖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系统创新。在政治方面，提出发展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中谋求人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相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抨击更具民主性与平等性。在安全方面，提出营造公正道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以防范资本扩张的双重性衍生的安全风险，较之马克思对资本野蛮性的批判更具建构性、时代性。在经济方面，提出并以“一带一路”为抓手积极落实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理念，相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资本主义交往方式的超越更具创新性与包容性。在文明方面，提出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普世价值”引发众多无法解决的难题，习近平主张在“共同价值”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在不同文明交流过程中促进人类文明的融合发展。在生态方面，针对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和逆自然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努力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中找到平衡点。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于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种新理念、新战略被对待的，有不少学者正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不过，从引发的思想效应来看，毋宁说，这个宏大构想以及作为实践形式的“一带一路”倡议，为破解当今时代全球性问题、谋划世界历史的新方向和人类未来命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维向度和想象空间，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对此，不少学者沿着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理论和现实逻辑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为数不少的学术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书写下篇说”。何怀远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探索出了一条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并存发展之道，书写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下篇文章。第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形态的把握，实现了从分析世界市场到塑造国际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商品交换形成的世界市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努力让世界走向多元的、平等交往的国际社会。第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往主体的认识，实现了从揭露资本主体到尊重国家主权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市场的交换主体、交往主体是资产阶级，实质是资本;作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形态的国际社会，交往主体的代表者是主权国家。第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之路的探索，实现了从揭露文明霸凌到推进文明互鉴的发展。马克思揭露了资本文明的霸权实质以及市场共同体的异化性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超越对抗模式，以合作共赢探索世界和平繁荣的现实道路。

    “思想力量说”。王公龙站在引领世界历史未来发展的角度，认为这一思想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思想力量。首先，为世界历史发展指明前进方向。迄今为止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利于霸权主义，不平衡、也不公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人类社会普遍受益，追求的是美美与共的世界发展新前景。其次，促进世界历史回归正道。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泛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各国通力合作应对难题和挑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让世界历史在克服挑战中重新步入正轨。再次，推动世界历史发展步入崭新阶段。自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生成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处于较量和对抗之中。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不断推进，世界历史进程也将跨入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转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過渡的新阶段：两种制度依然处于竞争和较量的状态，但有可能携手合作、谋求共赢。最后，整体提升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对外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意味着，落后国家可以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减少发展的曲折和代价，获得现代化发展的更大成就。

    “建设性逻辑说”。丁立群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当代全球化即总体全球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第一，它是对当代全球化的准确定位，即全球化经历了从最初的殖民主义扩张到经济全球化之后，进入了总体性全球化阶段。第二，它的提出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已经由初期消解性逻辑进入到积极的建设性逻辑。全球化初期，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逻辑是文化普遍论与文化相对论，相互对立、彼此冲突，这是一种消解性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一种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相待、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包容互惠”的关系，为当代全球化进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逻辑轨道开辟了美好前景。第三，它的提出意味着当代全球化的普遍性理念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是指人类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基础上形成的“共善”。第四，它的提出使当代全球化的观念基础实现转型，即由以资本的扩张这种片面的物质价值和生存价值转变为以人类的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第五，它的提出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维度升华为普遍性维度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当代全球化中贡献给世界的一种普遍而全新的思想、理念和行动原则，同时使中国道路之特殊性维度升华为普遍性维度有了切实的理论依据。

    “新文明类型说”。吴晓明认为，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是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内的中国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所在。所谓国际秩序、全球治理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并为现代性所规定。自从“世界历史”被开辟出来之后，国际秩序的支撑要素就是理论上的国际权利体系、实质上的权力关系与结构。从本质上看，这一体系主要是由资本的全球逻辑和力量分布来取得基础定向，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仍然是在上述原理的支配下来建立和制定的，全球治理也是在这样的范围内活动和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方案只有在超越现代性的前提下，才可能成为关于新型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真正倡议;而当今中国的发展，只有在超越现代性的历史性实践已然展开之际，才可能使这样的倡议保有其客观的基础，并体现出其真实的世界历史意义。应当肯定的是，对于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起支撑作用的两个根本要点已经在历史中充分发展并因而变得相当明晰，它们是：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基础定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复活并重建其和平主义的伟大传统。

    注释：

    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14页。

    ②⑦⑩王公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③⑧郗戈：《<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4期。

    ④⑥鲁品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飞跃》，《哲学动态》2018年第3期。

    ⑤周雯雯、林美卿、赵金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⑨胡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历史哲学审视》，《江海学刊》2018年第6期。

    张春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根与源探析》，《学术论坛》2018年第2期。

    胡博成、张平：《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的考察》，《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

    田鹏颖、张晋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4期。

    何怀远：《书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下篇文章——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9期。

    王公龙：《过渡性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方位》，《理论视野》2018年第5期。

    丁立群：《人类命运共同体：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典范——当代全球化的建设性逻辑》，《哲学动态》2018年第6期。

    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類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刘会强系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姜荔雯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周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