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下反转新闻的话语表达与意义建构
马原
摘要：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源于语言学，并与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交叉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CDA的方法对反转新闻话语从文本生产、消费过程再到社会文化的三重分析，发现其报道内容集中于社会矛盾，信息发布者作为话语实践的直接主体，采取“惯习性”操作，用词语的反复强调、建构性互文以及将公众议题转化为私人语境等话语策略，将事实进行扭曲，使社会冲突进一步激化，并完成了第一重意义建构。而在反转新闻的反转过程中，参与话语实践的主体进一步扩大，完成了对真相的找寻和对意义的再次建构，并呈现原有社会脉络中的稳固媒介权力关系与新媒体社会化过程出现的新权力关系的互动与博弈过程。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反转新闻；意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18-005
近些年反转新闻事件频发，例如春节回家事件的报道、天价鱼事件的报道、大妈被玩具车撞倒碰瓷以及肾消失事件的报道等，此类现象不仅发端于新媒体，也出现在传统媒体，因其报道内容话题度高，涉事双方冲突性强，切中社会敏感话题，所以往往能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和舆论的广泛讨论。但随着媒体和公众对于报道事件认识的不断深入，前期的报道内容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甚至可能被证实是虚假事实，从而使得社会舆论也在不断反转，并导致了新闻媒体和新闻生产者公信力的下降，也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2016年英国《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也将后真相（Post—Truth）列入了年度热词。在欧美国家更多的出现在政治新闻的语境中，尤其是与“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大选”两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研究者认为相对于个人信念和情感，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较小的影响。[1]而在中国现实情境中，则多与反映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民生新闻相关联。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认为以新闻生产过程、内容及产品为研究对象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有多重视野：一是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二是针对社会组织、行业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的研究，三是基于文化的视角，强调社会文化的传承以及符号系统的约束。[2]本文的研究问题旨在：反转新闻并非这个时代所独有，但这些年却密集出现，尤其是纵观近一年的多起代表性反转事件都离不开传统媒体的生产和传播。以客观、真实作为新闻专业理念性操作的传统媒体在反转新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哪些畸变，反转新闻本身从话语层面是怎样建构意义？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源头审视反转新闻报道本身，从而揭示其暗含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也正是新闻社会学中文化的视角。
一、批评性话语研究：新闻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分析进路
“话语”一词源于拉丁文，被看作是与简单直觉相对应通过概念的推理。伴随着微观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兴起，话语分析关注人们日常沟通的正式和非正式谈话，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也从抽象、正式和虚构的句子过渡到社会环境中真正话语的使用。
20世纪60年代话语分析出现了非批评性与批评性分野，其中批评性话语（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中的再生产作用。[3]批评性话语的研究前提在于：语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这种社会影响力增加了组织和个人对控制与形塑语言有意识的使用。这种将“传播设计”与机构环境的系统整合被称为了“话语的技术化”同时也是当代语言话语秩序的显著特征。[4]因此批评性话语的研究将社会理论与语言分析结合在一起，以公众话语为分析对象，着力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关系，从而形成对于权力、不公、社会弊端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变迁的符号维度的关注。[5]CDA也被看作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方式和开放性路径，其研究视角勾连了语言和社会，方法论上则是采用了批判的研究路径。
作为公共性话语的新闻话语理所当然地也成为了CDA研究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詹姆斯·鲍尔·吉、费尔克拉夫、梵·迪克等多位学者从批判社会理论和语言学的视角，为新闻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在他们看来，作为公众话语表达的新闻话语并非记者和媒体所标榜的绝对客观和公正，从对事实的选择到对于事实的认识再到对事实的呈现，这一系列过程中都隐含了自身的社会立场和态度。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不仅停留在新闻产品微观层面，而是将新闻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把新闻产品放入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其中荷兰学者梵·迪克基于语义学建立了“多元层级结构”（various level of structure）强调从文本和語境的双重视角进行话语分析。而费尔克拉夫则更看重话语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也更强，他围绕三个层面进行话语分析：一是话语实践中具体事实如何再现，二是新闻文本中的主体身份如何建立，三是文本所涉及的关系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结构。[6]
二、反转新闻的内容及话语特征分析——
以肾消失事件的报道为例
反转新闻涉及多元文化背景和发展社会环境下的社会热点话题、焦点人群的话语实践。本文在分析反转新闻的话语结构以及话语的阐释中，将综合运用梵·迪克的文本与语境相结合的方法以及费尔克拉夫三重话语分析等多重批评性话语分析模式，才能够更为透彻地呈现新闻报道的立场及观点。
本文选取《新安晚报》的报道：我的右肾去哪儿了（主标题）；宿州男子在徐州做胸腔手术，出院第二天发现右肾失踪，涉事医院和徐州卫生部门迟迟未有调查结果，患者后续治疗受到影响（副标题）为研究对象。该新闻报道了宿州居民刘永伟因车祸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手术，转院到山东省立医院进行检查时发现右肾离奇失踪，患者投诉近一年无果的事件。这则报道也在新媒体中不断转载，并迅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此事件的讨论和干预。之后的事实也不断发生变化，最后经过第三方医疗机构鉴定由消失肾变成了萎缩肾；同时患者身份也被网友揭露。随后，所在媒体被中宣部、省委宣传部点名批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处理。
1.词频分析
从词汇分析上看，通过词频分析软件@excel大全以及rost中英文词频统计软件对肾消失报道中的实词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在主要事件主要参与者中，刘永伟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当事方。在文中，刘永伟被赋予了双重角色，不仅在文中以被损害的利益主体出现，同时也作为提供新闻事实的主要新闻源出现。此外对于事实的专业型描述例如手术、胸腔、CT、器官等医学和生理性名词也反复出现，这也源于这次事件本身是一起医疗纠纷事件。事件的另一方医院、医生也在文章中被反复提及，一方面是作为患者和记者交流过程中的第三者角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患者和记者的被动回应。此外，作为晚报类新闻媒体，在新闻话语中也对原本严肃专业的医学术语进行了民生化的描述，“没了”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并且直接给事件的状态下了一个口语化的结论，这种将公共性语言转换成为私人语言的形式改变了新闻报道的重点，由对于严肃、专业的医学事件的解释变成带有叙事性的医疗纠纷的社会事件的报道，并呈现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重构。而短、平、快的话语设置，既适应了受众碎片化、浅阅读的阅读习惯，同时又能够让受众有深刻的记忆。此外，在共词分析中，刘永伟和医院、医生等事件双方同时出现的频率较高，同时也表明了记者在这篇稿件中更着重于对事件冲突性的描述。
从具体词语上来看：新闻标题作为新闻的题眼和摘要，是对新闻内容的高度概括。该文采用复合式的标题，标题中的主语“我”、副标题中的主语“宿州男子”都可以看出叙述的立场和主体性人物，也就是所谓的话题位置（topic position），“去”这样的一个趋向动词也同样是以说话人的位置为着眼点，而“迟迟”这个状态形容词及“未”这个否定副词的使用则表明了医院方的态度。
在一个连贯的文本中，每一个单位词语被有目的地组合在一起，使得整个文本“具有了意义”。副标题中的第一个复句中强调了报道者的主观意图，表达某种心理联系或语用关系，做胸腔手术是事实的称述，却带来了右肾的失踪，正句和偏句的转折关系，呈现了报道者的态度；在第二个复句中，注重对于因果性判断，虽然并没有使用关联词，但通过对于现实的状态呈现：涉事医院和徐州卫生部门迟迟未有调查结果，表明了结果：患者后续治疗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整篇报道中还有多处关于因果或者转折式的连接词语：“当……就”、“无论……还”是等表明了涉事双方的行为关系。
2、互文性分析
在文中，刘永伟被赋予了双重主题身份：讲述者及事件参与者，毫无疑问成为了这篇报道的主体性人物，因此对其话语处理成为了文章的关键。费尔克拉夫认为互文性是话语中有价值内容的描述，应是话语分析的主要侧重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源于巴赫金的“对话性”“复调”理论，后经法国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kristeva）进一步引申为所有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变形，“每一个词语表达都是言语传播链条中的一个环节”。[7]费尔克拉夫进一步将话语的互文性特征分为明确的互文性以及建构的互文性。前者在文本中被明确标识，描述在报道者“声音”与被报道者“声音”之间设置了明显的界限；而并未在被明确标识的情况下“结合”另一个文本的转化即为“建构的互文性”。[8]
此篇新闻中采用了直接话语描述和间接话语描述混合的方式，巧妙地将新闻客观性和记者立场融为一体。尤其是在刘永伟对于事件的描述的话语中，多采用了明确的互文性即直接引用了刘永伟的话，完成了对于事件的描述。与此同时记者在引用过程中也并没有运用过多的情态动词进行描述，基本都是用“说”这个动词来完成，也体现了记者在操作过程中对于客观性的技巧性展现。但在呈述事件涉及的另一方医院以及医生，则采用了建构的互文性，将另一方的事实呈现和观点陈述納入了整个全文的报道叙述中以及刘永伟的转述中。例如“当时我跟胡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做的手术，右肾没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他听完掉头就走。”这样的冲突性场景也完全由患者进行描述和还原。事实本身是一个涉及医疗专业领域的严肃性话题，记者将其转换成为私人领域的纠纷时，不但将专业性话语进行了口语化的处理，而且用记者以及患者的解读取代了专业化的分析。在这篇报道中，基本事实的新闻来源是患者方，而对医院及医生方面进行模糊淡化的处理。因此，记者看似使用的是客观性的叙述方式，却在进行互文性操作时带有了新闻的偏向。
三、反转新闻话语的意义建构
无论是以上肾消失事件亦或是天价鱼、大妈碰瓷等多起反转新闻中，“矛盾”成为了关键词。商家和消费者的对立、医生与病人的冲突不仅是信息提供者描述的重点，也是社会舆论讨论的主要内容。西蒙·科特尔（Simon cottle）认为：媒介研究应该关注于社会矛盾冲突中的过程本质，以及在社会矛盾冲突发生过程中媒介及其语言在其中参与又互动的关系。[9]
1.反转新闻的话语实践对社会矛盾的呈现
费尔克拉夫强调语言是社会实践的形式，社会关系结构与话语秩序之间是辩证存在的，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结构决定着社会话语秩序，与此同时，话语表达也在微妙影响着社会结构。[10]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中各系统之间、系统内部或者社会主体之间产生的摩擦、冲突和对立的关系形态。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产生不再按照原有传统阶级模式，而是在社会分层、观念和意识层面依据具体的焦点问题形成分歧。这种“碎片化”的变化趋势也体现在诸多反转新闻的报道中。具体到本文的个案中，医院、医生和患者形成了事实的对立关系，这种新闻话语切合了当下社会中医生和患者之间互相不信任并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反转新闻所报道和呈现的矛盾正是反映我国社会大量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语言作为社会实践，它与其他社会实践形式共同组合而发生作用。在新闻价值取向中，冲突性和异常性是重要的选择标准。反转新闻事件不仅出现在传统媒体也出现在新媒体中，但无论何种媒体的信息发布者都会关注于事件中二元对立的矛盾，并通过语言刻意营造冲突的环境，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突出强势与弱势的对比，巧妙地设置观点性议题，从而引导受众形成对于弱者的情感同情，汇集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引发孰是孰非的即时性社会讨论，从而加剧整个社会的矛盾与分化。
2.矛盾性社会关系结构中主体身份在文本中的建立
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社会权力关系决定了话语实践中的主体身份，在话语分析中不能忽视实践中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
反转新闻多涉及由多重利益主体引发的矛盾，记者作为文本的讲述者，加强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利益冲突。在本文的个案中具体人物不多，所涉及的是徐州医院医生方以及患者方。在这一文本中，对医生采取了淡化模糊边缘化处理的方式，记者和患者成为了话语实践中的讲述主体，其倾诉和对话成为了该文的主要内容表达和事实来源，并裹挟着话语的强权，充分体现了媒体的主体性权力。另一方面新闻对社会矛盾的话语表达中都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通过将弱势者的话语强权化，勾勒了弱势群体挑战强权的图景。这种选择性呈现的方式激起更为广泛的社会意识矛盾。马克斯·韦伯认为由阶层认知差异产生矛盾的因素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配之间的差距。[11]由具体的权力、财富和声望所产生的社会利益冲突必然会使不同社会阶层产生焦虑感、不公平感、不安全感，从而带来更为广泛的社会情绪。因此反转新闻的主体又加入了社会公众的参与和讨论，从而使得反转新闻脱离了事件本身，“想象”与“情绪”成为重点，参与其中的主体更为多元和复杂。
3.反转新闻的话语实践对意义的建构过程
费尔克拉夫认为具体的话语结构是由话语中隐形的惯习（convention）所决定的，并体现了话语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新闻报道作为最为常见的大众媒介话语类型，其报道者被建构成为新闻事实的见证者、分析者和呈现者，在新闻生产乃至社会传播过程中占有主体性地位。在反转新闻的最初呈现中也体现了这样的传统权力关系的认知。多篇反转新闻中都采用强调和屏蔽的方式，“先入为主”把控语境的倾向。[12]“肾消失事件”中，媒体在报道只强调“患者肾在手术后不见”，忽视了“对肾消失”真正原因的分析，缺乏对手术后“肾萎缩”的医学解释等，对于事实进行了扭曲以及冲突的激化，从而完成了对社会矛盾的第一重构建。
在反转新闻进入传播和消费过程后，受众对于被动接收的事实产生怀疑，并通过新媒体加入了自身对于事实的深入挖掘和态度判断，从而使得记者预先设置的新闻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反向引导传统媒体进一步展开调查。“在社交化媒体时代，不确定性和质疑是真相的唯一表现形式……事实真相在不同偏见的人群中被重新建构”。[13]这种怀疑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媒体，而是在对于他人所提供真相和事实的怀疑。在这一过程中受众从传统新闻生产过程的接受者转而成为了新闻生产最直接、最有力的参与者，并与传统媒体生产者共同完成了对真相的探究，从而形成对事实的第二重建构。吉登斯认为当代生活具有反身性，人们会激进地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其改变基础是有关那些实践的知识和信息，对于自我的反思性建构与重构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特征。[14]反转新闻的多重意义建构过程，体现了现代社会个体主义所存在的从“嵌出”（disembedding）、“失去”（lossing）到“再嵌入”的三重反思性过程。[15]
通过运用CDA的方法对反转新闻话语进行从文本生产、消费过程再到社会结构的三重分析，一方面我们看到信息生产者通过隐性的话语生产惯习，选择社会矛盾性事实作为报道的主要内容，并采取反复强调等方式将事实扭曲并将矛盾激化的话语生产过程。英国社会学家萨瓦吉提出面对新的社会风险，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因而社会分析的基本框架也要改变。[16]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在选取话题新闻时不仅仅要考量眼前的现实利益：新闻价值和话题度等，更需要思考媒体在社会话语表达中的社会功能，以更为克制的态度呈现新闻事件。另一方面反转新闻的反转过程是对原有话语秩序的打破、对真相的找寻和对意义的再次建构，这也充分体现了原有社会脉络的稳固权力关系与新权力关系的交叠。这种权力交汇场域的互动与冲突使得反转新闻成为了现代社會独特的媒介奇观。
参考文献：
[1]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
[2][美]詹姆斯·库兰.大众媒介与社会[M].华夏出版社，2006：167
[3][荷兰]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323
[4][荷兰]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325
[5]刘丽萍.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纽约时报》关于谷歌退出中国大陆报道的个案分析[C]// 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2010.
[6]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J].国际新闻界，2014，36（7）：6-19.
[7][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华夏出版社，2003：78-98
[8][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华夏出版社，2003：78-98
[9]Cottle S.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06，44（1）：124-124.
[10]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J].国际新闻界，2014，36（7）：6-19.
[11]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J].社会，2005，25（1）：7-27.
[12]陆学莉.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J].新闻记者，2016（10）：41-49.
[13]胡翼青.调和“李杜之争”：一种社交化媒体时代的新闻观——从学术史角度看《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真相》[J].新闻记者，2014（4）：64-68.
[14][荷兰]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325
[15][德国]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北京出版社，2005.
[16]Savage M.Class Analysi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J].Open Univ Pr，2000.
（责任编辑 焦德武）
摘要：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源于语言学，并与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交叉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CDA的方法对反转新闻话语从文本生产、消费过程再到社会文化的三重分析，发现其报道内容集中于社会矛盾，信息发布者作为话语实践的直接主体，采取“惯习性”操作，用词语的反复强调、建构性互文以及将公众议题转化为私人语境等话语策略，将事实进行扭曲，使社会冲突进一步激化，并完成了第一重意义建构。而在反转新闻的反转过程中，参与话语实践的主体进一步扩大，完成了对真相的找寻和对意义的再次建构，并呈现原有社会脉络中的稳固媒介权力关系与新媒体社会化过程出现的新权力关系的互动与博弈过程。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反转新闻；意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18-005
近些年反转新闻事件频发，例如春节回家事件的报道、天价鱼事件的报道、大妈被玩具车撞倒碰瓷以及肾消失事件的报道等，此类现象不仅发端于新媒体，也出现在传统媒体，因其报道内容话题度高，涉事双方冲突性强，切中社会敏感话题，所以往往能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和舆论的广泛讨论。但随着媒体和公众对于报道事件认识的不断深入，前期的报道内容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甚至可能被证实是虚假事实，从而使得社会舆论也在不断反转，并导致了新闻媒体和新闻生产者公信力的下降，也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2016年英国《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也将后真相（Post—Truth）列入了年度热词。在欧美国家更多的出现在政治新闻的语境中，尤其是与“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大选”两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研究者认为相对于个人信念和情感，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较小的影响。[1]而在中国现实情境中，则多与反映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民生新闻相关联。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认为以新闻生产过程、内容及产品为研究对象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有多重视野：一是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二是针对社会组织、行业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的研究，三是基于文化的视角，强调社会文化的传承以及符号系统的约束。[2]本文的研究问题旨在：反转新闻并非这个时代所独有，但这些年却密集出现，尤其是纵观近一年的多起代表性反转事件都离不开传统媒体的生产和传播。以客观、真实作为新闻专业理念性操作的传统媒体在反转新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哪些畸变，反转新闻本身从话语层面是怎样建构意义？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源头审视反转新闻报道本身，从而揭示其暗含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也正是新闻社会学中文化的视角。
一、批评性话语研究：新闻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分析进路
“话语”一词源于拉丁文，被看作是与简单直觉相对应通过概念的推理。伴随着微观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兴起，话语分析关注人们日常沟通的正式和非正式谈话，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也从抽象、正式和虚构的句子过渡到社会环境中真正话语的使用。
20世纪60年代话语分析出现了非批评性与批评性分野，其中批评性话语（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中的再生产作用。[3]批评性话语的研究前提在于：语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这种社会影响力增加了组织和个人对控制与形塑语言有意识的使用。这种将“传播设计”与机构环境的系统整合被称为了“话语的技术化”同时也是当代语言话语秩序的显著特征。[4]因此批评性话语的研究将社会理论与语言分析结合在一起，以公众话语为分析对象，着力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关系，从而形成对于权力、不公、社会弊端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变迁的符号维度的关注。[5]CDA也被看作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方式和开放性路径，其研究视角勾连了语言和社会，方法论上则是采用了批判的研究路径。
作为公共性话语的新闻话语理所当然地也成为了CDA研究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詹姆斯·鲍尔·吉、费尔克拉夫、梵·迪克等多位学者从批判社会理论和语言学的视角，为新闻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在他们看来，作为公众话语表达的新闻话语并非记者和媒体所标榜的绝对客观和公正，从对事实的选择到对于事实的认识再到对事实的呈现，这一系列过程中都隐含了自身的社会立场和态度。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不仅停留在新闻产品微观层面，而是将新闻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把新闻产品放入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其中荷兰学者梵·迪克基于语义学建立了“多元层级结构”（various level of structure）强调从文本和語境的双重视角进行话语分析。而费尔克拉夫则更看重话语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也更强，他围绕三个层面进行话语分析：一是话语实践中具体事实如何再现，二是新闻文本中的主体身份如何建立，三是文本所涉及的关系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结构。[6]
二、反转新闻的内容及话语特征分析——
以肾消失事件的报道为例
反转新闻涉及多元文化背景和发展社会环境下的社会热点话题、焦点人群的话语实践。本文在分析反转新闻的话语结构以及话语的阐释中，将综合运用梵·迪克的文本与语境相结合的方法以及费尔克拉夫三重话语分析等多重批评性话语分析模式，才能够更为透彻地呈现新闻报道的立场及观点。
本文选取《新安晚报》的报道：我的右肾去哪儿了（主标题）；宿州男子在徐州做胸腔手术，出院第二天发现右肾失踪，涉事医院和徐州卫生部门迟迟未有调查结果，患者后续治疗受到影响（副标题）为研究对象。该新闻报道了宿州居民刘永伟因车祸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手术，转院到山东省立医院进行检查时发现右肾离奇失踪，患者投诉近一年无果的事件。这则报道也在新媒体中不断转载，并迅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此事件的讨论和干预。之后的事实也不断发生变化，最后经过第三方医疗机构鉴定由消失肾变成了萎缩肾；同时患者身份也被网友揭露。随后，所在媒体被中宣部、省委宣传部点名批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处理。
1.词频分析
从词汇分析上看，通过词频分析软件@excel大全以及rost中英文词频统计软件对肾消失报道中的实词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在主要事件主要参与者中，刘永伟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当事方。在文中，刘永伟被赋予了双重角色，不仅在文中以被损害的利益主体出现，同时也作为提供新闻事实的主要新闻源出现。此外对于事实的专业型描述例如手术、胸腔、CT、器官等医学和生理性名词也反复出现，这也源于这次事件本身是一起医疗纠纷事件。事件的另一方医院、医生也在文章中被反复提及，一方面是作为患者和记者交流过程中的第三者角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患者和记者的被动回应。此外，作为晚报类新闻媒体，在新闻话语中也对原本严肃专业的医学术语进行了民生化的描述，“没了”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并且直接给事件的状态下了一个口语化的结论，这种将公共性语言转换成为私人语言的形式改变了新闻报道的重点，由对于严肃、专业的医学事件的解释变成带有叙事性的医疗纠纷的社会事件的报道，并呈现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重构。而短、平、快的话语设置，既适应了受众碎片化、浅阅读的阅读习惯，同时又能够让受众有深刻的记忆。此外，在共词分析中，刘永伟和医院、医生等事件双方同时出现的频率较高，同时也表明了记者在这篇稿件中更着重于对事件冲突性的描述。
从具体词语上来看：新闻标题作为新闻的题眼和摘要，是对新闻内容的高度概括。该文采用复合式的标题，标题中的主语“我”、副标题中的主语“宿州男子”都可以看出叙述的立场和主体性人物，也就是所谓的话题位置（topic position），“去”这样的一个趋向动词也同样是以说话人的位置为着眼点，而“迟迟”这个状态形容词及“未”这个否定副词的使用则表明了医院方的态度。
在一个连贯的文本中，每一个单位词语被有目的地组合在一起，使得整个文本“具有了意义”。副标题中的第一个复句中强调了报道者的主观意图，表达某种心理联系或语用关系，做胸腔手术是事实的称述，却带来了右肾的失踪，正句和偏句的转折关系，呈现了报道者的态度；在第二个复句中，注重对于因果性判断，虽然并没有使用关联词，但通过对于现实的状态呈现：涉事医院和徐州卫生部门迟迟未有调查结果，表明了结果：患者后续治疗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整篇报道中还有多处关于因果或者转折式的连接词语：“当……就”、“无论……还”是等表明了涉事双方的行为关系。
2、互文性分析
在文中，刘永伟被赋予了双重主题身份：讲述者及事件参与者，毫无疑问成为了这篇报道的主体性人物，因此对其话语处理成为了文章的关键。费尔克拉夫认为互文性是话语中有价值内容的描述，应是话语分析的主要侧重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源于巴赫金的“对话性”“复调”理论，后经法国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kristeva）进一步引申为所有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变形，“每一个词语表达都是言语传播链条中的一个环节”。[7]费尔克拉夫进一步将话语的互文性特征分为明确的互文性以及建构的互文性。前者在文本中被明确标识，描述在报道者“声音”与被报道者“声音”之间设置了明显的界限；而并未在被明确标识的情况下“结合”另一个文本的转化即为“建构的互文性”。[8]
此篇新闻中采用了直接话语描述和间接话语描述混合的方式，巧妙地将新闻客观性和记者立场融为一体。尤其是在刘永伟对于事件的描述的话语中，多采用了明确的互文性即直接引用了刘永伟的话，完成了对于事件的描述。与此同时记者在引用过程中也并没有运用过多的情态动词进行描述，基本都是用“说”这个动词来完成，也体现了记者在操作过程中对于客观性的技巧性展现。但在呈述事件涉及的另一方医院以及医生，则采用了建构的互文性，将另一方的事实呈现和观点陈述納入了整个全文的报道叙述中以及刘永伟的转述中。例如“当时我跟胡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做的手术，右肾没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他听完掉头就走。”这样的冲突性场景也完全由患者进行描述和还原。事实本身是一个涉及医疗专业领域的严肃性话题，记者将其转换成为私人领域的纠纷时，不但将专业性话语进行了口语化的处理，而且用记者以及患者的解读取代了专业化的分析。在这篇报道中，基本事实的新闻来源是患者方，而对医院及医生方面进行模糊淡化的处理。因此，记者看似使用的是客观性的叙述方式，却在进行互文性操作时带有了新闻的偏向。
三、反转新闻话语的意义建构
无论是以上肾消失事件亦或是天价鱼、大妈碰瓷等多起反转新闻中，“矛盾”成为了关键词。商家和消费者的对立、医生与病人的冲突不仅是信息提供者描述的重点，也是社会舆论讨论的主要内容。西蒙·科特尔（Simon cottle）认为：媒介研究应该关注于社会矛盾冲突中的过程本质，以及在社会矛盾冲突发生过程中媒介及其语言在其中参与又互动的关系。[9]
1.反转新闻的话语实践对社会矛盾的呈现
费尔克拉夫强调语言是社会实践的形式，社会关系结构与话语秩序之间是辩证存在的，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结构决定着社会话语秩序，与此同时，话语表达也在微妙影响着社会结构。[10]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中各系统之间、系统内部或者社会主体之间产生的摩擦、冲突和对立的关系形态。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产生不再按照原有传统阶级模式，而是在社会分层、观念和意识层面依据具体的焦点问题形成分歧。这种“碎片化”的变化趋势也体现在诸多反转新闻的报道中。具体到本文的个案中，医院、医生和患者形成了事实的对立关系，这种新闻话语切合了当下社会中医生和患者之间互相不信任并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反转新闻所报道和呈现的矛盾正是反映我国社会大量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语言作为社会实践，它与其他社会实践形式共同组合而发生作用。在新闻价值取向中，冲突性和异常性是重要的选择标准。反转新闻事件不仅出现在传统媒体也出现在新媒体中，但无论何种媒体的信息发布者都会关注于事件中二元对立的矛盾，并通过语言刻意营造冲突的环境，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突出强势与弱势的对比，巧妙地设置观点性议题，从而引导受众形成对于弱者的情感同情，汇集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引发孰是孰非的即时性社会讨论，从而加剧整个社会的矛盾与分化。
2.矛盾性社会关系结构中主体身份在文本中的建立
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社会权力关系决定了话语实践中的主体身份，在话语分析中不能忽视实践中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
反转新闻多涉及由多重利益主体引发的矛盾，记者作为文本的讲述者，加强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利益冲突。在本文的个案中具体人物不多，所涉及的是徐州医院医生方以及患者方。在这一文本中，对医生采取了淡化模糊边缘化处理的方式，记者和患者成为了话语实践中的讲述主体，其倾诉和对话成为了该文的主要内容表达和事实来源，并裹挟着话语的强权，充分体现了媒体的主体性权力。另一方面新闻对社会矛盾的话语表达中都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通过将弱势者的话语强权化，勾勒了弱势群体挑战强权的图景。这种选择性呈现的方式激起更为广泛的社会意识矛盾。马克斯·韦伯认为由阶层认知差异产生矛盾的因素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配之间的差距。[11]由具体的权力、财富和声望所产生的社会利益冲突必然会使不同社会阶层产生焦虑感、不公平感、不安全感，从而带来更为广泛的社会情绪。因此反转新闻的主体又加入了社会公众的参与和讨论，从而使得反转新闻脱离了事件本身，“想象”与“情绪”成为重点，参与其中的主体更为多元和复杂。
3.反转新闻的话语实践对意义的建构过程
费尔克拉夫认为具体的话语结构是由话语中隐形的惯习（convention）所决定的，并体现了话语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新闻报道作为最为常见的大众媒介话语类型，其报道者被建构成为新闻事实的见证者、分析者和呈现者，在新闻生产乃至社会传播过程中占有主体性地位。在反转新闻的最初呈现中也体现了这样的传统权力关系的认知。多篇反转新闻中都采用强调和屏蔽的方式，“先入为主”把控语境的倾向。[12]“肾消失事件”中，媒体在报道只强调“患者肾在手术后不见”，忽视了“对肾消失”真正原因的分析，缺乏对手术后“肾萎缩”的医学解释等，对于事实进行了扭曲以及冲突的激化，从而完成了对社会矛盾的第一重构建。
在反转新闻进入传播和消费过程后，受众对于被动接收的事实产生怀疑，并通过新媒体加入了自身对于事实的深入挖掘和态度判断，从而使得记者预先设置的新闻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反向引导传统媒体进一步展开调查。“在社交化媒体时代，不确定性和质疑是真相的唯一表现形式……事实真相在不同偏见的人群中被重新建构”。[13]这种怀疑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媒体，而是在对于他人所提供真相和事实的怀疑。在这一过程中受众从传统新闻生产过程的接受者转而成为了新闻生产最直接、最有力的参与者，并与传统媒体生产者共同完成了对真相的探究，从而形成对事实的第二重建构。吉登斯认为当代生活具有反身性，人们会激进地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其改变基础是有关那些实践的知识和信息，对于自我的反思性建构与重构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特征。[14]反转新闻的多重意义建构过程，体现了现代社会个体主义所存在的从“嵌出”（disembedding）、“失去”（lossing）到“再嵌入”的三重反思性过程。[15]
通过运用CDA的方法对反转新闻话语进行从文本生产、消费过程再到社会结构的三重分析，一方面我们看到信息生产者通过隐性的话语生产惯习，选择社会矛盾性事实作为报道的主要内容，并采取反复强调等方式将事实扭曲并将矛盾激化的话语生产过程。英国社会学家萨瓦吉提出面对新的社会风险，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因而社会分析的基本框架也要改变。[16]作为具有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在选取话题新闻时不仅仅要考量眼前的现实利益：新闻价值和话题度等，更需要思考媒体在社会话语表达中的社会功能，以更为克制的态度呈现新闻事件。另一方面反转新闻的反转过程是对原有话语秩序的打破、对真相的找寻和对意义的再次建构，这也充分体现了原有社会脉络的稳固权力关系与新权力关系的交叠。这种权力交汇场域的互动与冲突使得反转新闻成为了现代社會独特的媒介奇观。
参考文献：
[1]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
[2][美]詹姆斯·库兰.大众媒介与社会[M].华夏出版社，2006：167
[3][荷兰]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323
[4][荷兰]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325
[5]刘丽萍.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纽约时报》关于谷歌退出中国大陆报道的个案分析[C]// 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2010.
[6]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J].国际新闻界，2014，36（7）：6-19.
[7][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华夏出版社，2003：78-98
[8][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华夏出版社，2003：78-98
[9]Cottle S.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06，44（1）：124-124.
[10]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J].国际新闻界，2014，36（7）：6-19.
[11]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J].社会，2005，25（1）：7-27.
[12]陆学莉.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J].新闻记者，2016（10）：41-49.
[13]胡翼青.调和“李杜之争”：一种社交化媒体时代的新闻观——从学术史角度看《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真相》[J].新闻记者，2014（4）：64-68.
[14][荷兰]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325
[15][德国]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北京出版社，2005.
[16]Savage M.Class Analysi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J].Open Univ Pr，2000.
（责任编辑 焦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