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品链”的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场景构建

2023.03.08

薛小荣

[摘要]互联网企业产品链富含的高度社交属性功能，赋予了互联网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社会影响能力。通过产品链的无限延伸，互联网企业在满足社会大众物质需求的同时又对其精神生活领域发生影响，并从组织边界、组织空间、组织生态和组织技术等四个方面对党建工作提出了新挑战，进而重构了互联网企业党建的工作新场景。

[关键词]产品链;互联网企业;平台;场景

基于“产品链”的精准化党建工作，是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的显著特点和本质要求，是互联网企业党建与其他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的最大差别。在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中，党建工作的起点和终点是明确而有界限的，党建工作的对象是具体而固化的“人”，党建工作与所属企业的产品及其经营并无紧密联系。但是，互联网企业党建的特殊性在于，党建工作追求的目标并非仅仅局限于对企业内部党员党组织双覆盖的满足，而是要通过党员党组织政治动能的聚合发力，实现对互联网企业产品影响力的社会渗透和政治引领。简言之，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的政治效度主要取决于与企业产品链延展度的高度契合。或者说，互联网企业党建成效取决于能否适应“产品链”式的新工作场景。

一、传统型企业“产品链”：要素+市场+营销

从一般意义上讲，产品链主要是指企业产品的上下游供求关系构成的价值链条。这一生产营销概念并非互联网企业所独有，事实上，它是所有行业领域内各种类型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不过，产品链在传统类型企业中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产品开发与市场营销的互动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企业的主打产品在满足市场需求并获得市场高度认同的时候，无论是出自企业追求利润的自然本能，还是来自企业经营决策的主观预期，挖掘主打产品的深度价值，开发与之相关的周边附加产品，形成多样化、立体化的产品销售模式，就成为迎合市场需求的营销之举。比如，美国迪斯尼公司就是一个成功打造企业产品链的典型营销案例。通过迪斯尼主题乐园的开发，迪斯尼实际上构建起了从电视、电影到其他衍生消费品的多种娱乐服务业态融合的商业生态圈。这是企业内部产品链自我建构的一个方面。而从外部企业间的相关性来讲，由于经营方向，市场成熟度、资源配置和技术开发水平等方面的各不相同，也在企业间形成了互补形态的上下游产品链。这种产品链的形成是往往由各自行业一个或几个龙头企业带动起来的。通过为上游企业的相关产品提供周边配属产品，中小型企业逐渐成为产品链的下游企业。于是，一个行业间由高低大小企业和产品构成的行业产品链就在市场份额的分配中被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可能的行业优势。

然而，基于传统工业资源生产的产品链，无论是企业内部的产品链，还是企业间的行业产品链，其产品链的市场交互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企业与用户之间的“硬”联系。或者说，企业与用户的关系只是一般性地市场供需关系的反映。即，企业根据用户需求为其提供相应产品，而用户则根据产品质量形成对企业的口碑评价，乃至确立对企业或产品的品牌忠诚度。但是，这仍然无法改变企业与用户之间“硬”联系的本质核心——企业既无法有力地塑造用户，用户也无法有效地影响企业。尽管有安利这样试图改变传统企—户关系，通过采取缩减中间代理商环节，以企业销售代表直接与用户（消费者）发生供销关系的直销方式来建立和强化企业与用户的深层次供给需求的努力，但是这种依托于销售代表个人人际关系网络的做法，却以熟人模式的方式简单粗暴地侵入了用户（消费者）的私人空间，往往引起用户（消费者）的消极反应乃至质疑。其实，传统企业一直都在力图压缩中间销售环节以节约生产成本，但是效果往往不甚理想。从企业的角度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组织资源的技术手段，在缺乏明确市场需求意向的前提下，企业不可能根据市场用户的暂时性好恶，来进行经营方向的及时调整。事实上，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各个行业，谁也无法承担从根本上满足市场用户的这种需求。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其与企业的联系实质上就是一种简单的买卖关系。在市场分化、同行竞争的情况下，用户更多的是通过选择不同产品来影响相关企业的市场经营导向。简而言之，基于工业化生产要素和组织结构的传统企业产品链，发挥的往往是企业市场营销的经济功能作用，或者说，企业产品链的形成和构建，更多的是为企业市场份额的占有提供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资源储备。

与此同时，基于工业化生产要素分配的传统企业，其产品链的组织流通主要由层级代理（区域代理—分销代理）、实体商铺（中大型商铺—小型便利店）和物流运输（厂房—库房）三个关键性的物理因素构成。作为依托实体性的物理结构运作的企业产品链，其延伸的长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有效性。也可以说，企业产品链的延伸长度决定了企业信息链的延伸长度。作为指挥中枢的企业经营决策管理层，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和产品研发方向时所依赖的市场信息，主要是由产品销售的区域化点线式流通数据构成。也就是說，企业总部获得的市场信息主要是对各销售区域市场情况的集中汇总。这种信息分布特点主要表现为点状、线状和块状三种形态。通过对分布于街头巷尾的便利店的供货情况的区域性汇总，以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方式再集中上传于企业总部。由于缺乏获取市场用户（消费者）信息的有效技术，出于对信息真实性的筛滤和信息成本的诸多考虑，企业的信息搜集方式主要是通过产品库存变化的趋势信息来进行汇总分析和战略研判的。总体而言，基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传统企业，由于其产品链有明确的起点（生产商）和终点（销售商），附着其上的信息链也将终止于各种零售端，并由此决定了传统企业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物质性的体感满足，企业扮演的更多是经济生产角色。

二、互联网企业“产品链”：平台+用户+影响

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兴企业的迅猛崛起，从根本上赋予了企业产品链除却经济功能以外的全新社会意义，并使互联网企业本身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经济组织。在构成互联网企业社会影响力的诸多因素中，除了结构性因素，如扮演着数字经济的主要承载者、开放社会的技术支撑者等重要角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外，另外一个无法令人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互联网企业拥有富含高价值的“产品链”。甚至从相当意义上讲，正是“产品链”的延展度决定了互联网企业社会影响力的广度、深度和长度，也决定了互联网企业的经济社会活跃程度。这是互联网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最为显著的差别。工业化生产要素决定了传统企业及其产品的内在特质，而信息化生产要素则决定了互联网企业及其产品的内在特质。信息化生产要素的特征，就是一切以信息的形态表现出来，并在不断优化重组的过程中实现产品信息的高速流通。如果说基于工业化生产要素的传统企业是通过对地理空间的大肆占有来布局生产和销售，并以此获取市场更大份额的话，那么，基于信息化生产要素的互联网企业则通过打造一个适应于全新网络化市场空间的产品链，以重新构建企业与用户（消费者）的市场供需关系乃至交互式的社会关系。

建基于地理空间之上的传统市场结构，主要由地理位置（交通通畅性）、人流量（可能获得的客流量）和距离（货物流通）等要素构成。而建基于信息空间之上的网络化市场结构，则主要由技术、平台、内容和用户四种要素构成。从技术支撑的角度来讲，网络信息技术既是互联网企业赖以生存的结构性基础，又是互联网企业构建新市场的变革性力量。传统企业并非不讲技术运用，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的企业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只不过，传统企业更多的是工业时代机械化技术在组织形态上的一个集中反映，由其构建而成的自上而下式的企业组织结构，使传统企业内在本能地侧重和适应于层级式的市场结构和关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分散式的内在特点，使由其构建起来的互联网企业天然拥有扁平化、多中心的网络化组织结构，从而使互联网企业更加适应于与用户进行直接对话的共享式市场结构和关系。

从平台应用的角度来讲，传统企业侧重于实体平台（商铺）的开发应用，互联网企业则侧重于网络平台（网站、移动智能终端、App、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开发应用。不过，随着移动互联网日益深入到社会大众生活之中，对网络新技术平台的开发和利用也成为传统企业用来进行市场推广的重要工具。据清博指数公布的2019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中国企业新媒体指数榜显示，获得前10名的分别是电网头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石油、中国农业银行、比亚迪汽车。其中，中央企业新媒体指数榜中，电网头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石油、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一汽、中国中铁、中粮COFCO分列前十。①从实际效用上讲，上述很多企业的新媒体应用，更多的是进行企业的产品推广，如银行业是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其理财产品，航空铁路部门则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网上订票业务等等。与之相比，互联网企业则是把平台作为全新市场领域来做。这是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在运用同样的技术和平台的时候的表现出来的思维观念的差异和战略行动的不同。

从内容开发的角度来讲，互联网企业能把平台做活做大做成新的市场空间，主要依托的是能够灵活满足用户（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多样化产品。建立在互联网平台“链”连接基础之上的企业产品链，由于企业与用户在共享平台上的直接接触而缩减了经营决策的中间环节和成本，因而更具高价值的经济性。即，互联网企业通过对用户需求的精准分析，通过“链”连接精准对接各类型生产企业，迅速实现精细化的生产分工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从而赋予企业产品链以更加丰富而合理的生产要素重组能力。以阿里巴巴集团所属的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电商企业，其实就是高价值经济型产品链的典型代表。通过这一大型网络交易平台及其累积的大数据库分析，生产销售方拥有了更加便捷而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能够在市场用户需求变化的基础上，在内部资源的重组和外部生产的分工中，调整优化自己的产品内容，形成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的产品链。这是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经济发展、优化生产分工、降低交易费用的主要表现。当然，互联网企业之所以能通过内容开发实现网络平台功能的最大化，还与网络平台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交属性有着密切关系。

从用户黏度的角度来讲，互联网企业尤其是社交媒体类的互联网企业，正是因其内在而丰富的社交功能强化了与用户之间的交往密度，因而能够构建O2O（Online To Offline）的全新商业模式，将在线流量与线下商务行为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12月，使用率排名前三的社交应用均属于综合类社交应用。微信朋友圈、QQ 空间作为即时通信工具所衍生出来的社交服务，用户使用率分别为 83.4% 和 58.8%;微博作为社交媒体，得益于名人明星、网红及媒体内容生态的建立与不断强化以及在短视频和移动直播上的深入布局，用户使用率持续回升，达 42.3%。借助于拥有庞大流量的微信等社交平台，诸如微商（wechat Business）等新型电商纷纷诞生。不论是基于微信公众号的“B2C”，还是基于朋友圈的“C2C”，都是充分利用微信连接一切的“链”功能，实现商品的社交分享、熟人推荐与朋友圈展示。事实上，也正是通过技术和平台的创造式发展和運用，拥有社交功能的包括互联网电商企业在内的几乎所有互联网企业，才真正构成了共享经济时代企业与用户关系的社交网络体系，才真正使定制式、差异性、个性化的产品内容成为可能。

由此，互联网企业产品链超出经济功能的社会意义立刻显现出来。即在人类工业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种企业像互联网企业那样像磁铁一样将市场用户吸住，并在相当程度上引导和塑造了用户的市场行为甚至于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约出租车、网红经济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概念及其背后的观念行为的变化，都显示出了互联网企业日益增强的社会影响能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商务交易类应用持续高速增长，网络购物、网上外卖和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分别为6.3882亿、4.2118亿、4.1815亿。公共服务类各细分领域应用用户规模亦有所增长，在线教育、网约出租车、网约专车或快车用户规模分别达到 2.3246亿、3.3658 亿、3.3915亿。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公布的2019年8月14日公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单显示，2019年百强企业的互联网业务收入总额达到2.75万亿元，比2018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超过1万亿元，占我国数字经济的比重达8.8%，对数字经济的贡献率达14%。②

上述令人振奋的数据表明，在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作为基础的互联网广泛应用的基础上，拥有强大社交媒体属性的互联网企业产品链，已经具备了充沛的经济能量并因其不断深入延伸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而又拥有了令人瞠目的社会影响力。这恰恰就是塑造互联网企业成为多元社会重要力量之一的动力所在，也是引起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原因所在。

三、基于“产品链”的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场景的突破与整合

正是互联网企业产品链富含的高度社交属性功能，赋予了互联网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社会影响能力。如果说传统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并生产满足社会生活所需的物质产品，那么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则通过产品链的无限延伸，在满足社会大众物质需求的同时又对其精神生活领域发生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根本差别性，带来了互联网企业党建与传统企业党建在工作路径和方法上的差异。具体而言，互联网企业产品链从组织边界、组织空间、组织生态和组织技术等四个方面对党建工作提出了新挑战，进而重构了互联网企业党建的工作新场景。

第一，党建工作组织边界的突破与重构。任何组织行为都是有明确边界的。一般来说，党建工作的组织边界主要是由是否实现对组织成员的管理教育来确定的。无论是按照党章的组织要求，还是党建工作的实际做法，将党员纳入组织性管理体系之中，实际上成为党建工作标志性的组织边界。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把拥有共产党员这一政治身份的人纳入党支部（或联合党支部）等基层组织之中，组织工作就算完成了党章规定的政治要求。在非公所有制企业中，党建工作的组织边界其实就是按照这一政治要求和工作逻辑设定展开的。就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实践来看，党建工作的首要和中心任务是要把分散流动的党员重新纳入党的基层组织之中，并对其进行必要的组织管理教育。党建工作的这一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清晰而明确，就是要把非公所有制企业中的党员按照组织政治化的要求重新组织管理起来。之所以对包括非公所有制企业在内的体制外组织中的党建工作设定这样的目标，原因就在于：原先依托行政资源支撑的党的组织管理体制已经无法有效涵纳体制外的党员，而体制外的党员又由于身处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经济组织且其政治身份对其职业和政治成长并无助益，因而往往会出现党员“失联”的现象。正是为了将这部分体制外的党员重新纳入党的组织管理体系之中，针对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的首要要求和任务就是大力推进党员党组织的双覆盖，以拓展和夯实党的政治基础。按照这一政治要求和工作逻辑，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主要把企业作为工作的攻关对象，通过企业成员的仔细摸排得以将寄身于企业内部而没有亮出身份的党员挖掘出来，将其编入相应的基层党支部之中，并按相关要求适时开展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可以看出，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主要是针对企业本身来开展工作，强调的是对“人”的组织管理。这是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明确的组织边界。

但是，互联网企业由于其高价值产品链的存在而事实上对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组织边界提出了重塑要求。或者说，按照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组织边界来衡量和设定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往往产生组织工作效能不佳的实际结果。之所以形成这种反差性结果，其原因就在于：由于互联网企业与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在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因而决定了党建工作目标要求的不同。互联网企业以其内含的社交媒体功能赋予其内容平台的结构开放性和社会交互性，因而得以通过其产品链不断介入到活动于平台空间之上的社会大众，进而对其思想、观念和行为产生导向性甚至操纵性的社会影响。互联网企业的这一特性，要求党建工作必须摆脱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囿于“人”的组织边界设定，即，照搬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把党员组织起来进行教育管理的党建工作模式。必须看到，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由于其产品及其产品链更多的是生产资源的生产配置反映，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往往局限于物质生活的满足而与其精神生活并无紧密关联，因而党建工作的重心是对企业内部党员的组织管理教育，并无对党员党组织影响企业经营方向和产品的政治要求。这是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把“人”作为组织边界的根本所在。但是，在互联网企业及其产品链对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高度介入并产生强大影响的现实情况下，正是互联网企业的“产品”而不是“人”成为党建工作的组织新边界。也即是说，仅仅注重于对互联网企业内部党员党组织的工作，那么也就实际限定了党建工作的活动范围，党建工作的政治效能也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如果不认真分析互联网企业的实际情况，把产品而不是人作为党建新的组织工作边界，而只是照搬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的工作方法，那么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其应该发挥的政治引领功能。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遵循的原则是群众在哪里，党组织就应该在哪里，那么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遵循的原则就是产品链延伸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必须跟进到哪里。

第二，党建工作组织空间的突破与重建。一般来说，组织边界的确定性受组织目标的有限性支配，但更多的则是与组织依存的固化物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在缺乏足够技术支撑的情况下，后一种因素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在工业时代，任何一种类型的组织都必须以某种物化形态的经济和社会单元（如企业、政府、政党）的形式而存在。这种固化的内生式组织结构实质上对组织的目标和活动范围都有着明确的边界限制，其组织成员往往具有一目了然的组织特征，因而其组织边界往往表现出泾渭分明的鲜明特征。在诸多类型的组织中，政党及其成员的组织边界更是表现得尤为显著。这种工业社会赋予各种组织强烈而深刻的社会印记，往往会在组织建设和发展中内化成为组织活动的管理逻辑，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和控制于是就成为强烈的组织偏好。加强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把脱离了体制内编制的党员重新纳入组织视野之下，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在政治逻辑的必然要求，也是组织偏好驱动下形成的基本工作路径。

在实践中，这一工作路径的组织有效性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因素是党组织能够通过行政性权力的影响，实现对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的有效制約和实际管控。企业及其生产的产品由于都具有固化的物质形态，因而在生产、流通和销售以及税收等各个环节，都能够被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有效监管。正是在严密的监管体系之下，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社会，只要符合党章规定要求的单位和企业，都必须建立相应的基层党组织。尽管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因其生产资料属性的私有化而与体制内单位如党委、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建有所不同，但是党员党组织的双覆盖在执政党大力推进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迅速得到了企业的响应。当然，另外一个因素对促进工作路径有效性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这就是组织建设中的物化而明确的“人”，即，尽管非公所有制企业中的党员常常表现出较高的工作流动性，但是由于行政执法部门对其就业企业的普遍性监管，其政治身份仍然处于各级组织的联系网络之中，遵循党章规定要求纳入党的基层组织之中接受管理教育也就成为必然。

但是，互联网企业作为新型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出现，却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传统工作路径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主要是由互联网企业的内在特质决定的。尽管各级党委职能部门在行政性权力配合下，仍然能够遵循传统工作路径，推进党员党组织在互联网企业中的双覆盖，但这只是组织工作的第一步。甚至而言，这只是互联网企业党建的工作起点。因为决定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并不是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中的党员党组织，而是互联网企业富有社交功能的产品和产品链。如前所述，正是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及其产品链，推动互联网企业突破了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的组织边界，实现了从“人”到“物”的内容转换和从生产组织到社交网络的场阈转换。具体来说，从“人”到“物”的党建工作内容转换表明，正是互联网企业的“产品”而不是互联网企业的“人”，赋予了互联网企业持久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从生产组织到社交网络的党建工作场阈转换表明，正是建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之上的网络社会空间而不是互联网企业本身的组织生产，赋予了互联网企业鲜明而强烈的社交网络属性。也就是说，从“人”到“物”和从“生产厂房”到“社交网络”的转变，要求重新界定党建工作的对象内容和组织场阈的内涵外延，必须改变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中重人轻物、重企业轻空间的惯性思维模式，树立重人更重物、重企业更重网络的新思想观念。换言之，如果说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依托的是固定有形的生产组织，那么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依托的则是流动无形的社交网络;如果说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关注的是模式化的“人”，那么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更加关注的则是多样化的“物”。

第三，党建工作组织生态的突破与重建。组织生态实质上是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形成的一切交往关系总和的集中反映。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的组织生态。影响组织生态构建的因素很多，但是社会组织技术却是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关键要素。工业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经济、政治或社会组织，都是按照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金字塔型架构组织和运转起来的。这主要是由机械化技术作为大工业时代的社会技术的内在共性特征决定的。机械化技术衍生和尊崇的是中心化的中央控制模式和集体至上的组织伦理，决定了任何一种组织的内部生态都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动员式的组织特点，即，由位于组织中心的中央控制者发出动员号召，依托工业流水线式的组织传送带，刺激和动员分布于组织各层级的成员，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在这种类型的组织中，由于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和强制约束，在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领导之间，往往会形成唯上唯令的机械性服从关系，并在长时段的工作积淀中成为潜移默化的组织伦理要求和习惯性的工作方法路径。中国共产党在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中的党建工作其实就是这一组织和工作模式的反映。

尽管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不再拥有行政性资源的强力支撑，但是其党建工作模式依旧沿袭了行政体制编制内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做法。在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脱离体制的党员重新纳入党的组织管理之中。在具体的组织管理教育活动中，与体制内党员的严格组织生活要求相比，尽管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采取了更为温和的工作方法（比如采取开展公益活动的方式吸引党员参与进来、不再强求严肃的组织活动场地等等），力图将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党员吸引出来并对其进行再组织化，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组织与成员之间的结构性组织关系——普通党员只是作为组织管理对象而存在。对组织而言，其目标是直接而明确的：要把非公所有制企业中的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并将党的组织生活的相关要求，以某种合适的方式重新开展起来。而对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党员来说，其参与初衷也是简单而明确的：履行共产党员政治属性要求的组织生活。但是，由于这种政治身份对党员在企业中的升职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因而组织生活的严肃性、有效性和积极性往往不甚理想。当然，出于利害性的考量是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影响因子，但是照搬体制性党建工作模式也是原因之一。已适应市场经济考验并具有极强适应生存能力的非体制党员，不仅在经济上拥有独立性，而且在社会上也具有着自己的独立性。不重视乃至忽视这种独立性，只注重党员参与率的提高，仍然沿袭自上而下的说教式工作方法，不仅无助于组织生态的改善，而且也显示出了面对体制外党员管理教育时的组织乏力。从更深层次上讲，恰恰正是由于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的目标有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组织困境的存在。

但是，寄身于互联网企业的党员却在加剧这种组织无力感的同时又对组织生态提出了更富意义的挑战和要求。如果说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员的特殊情况只是对组织生态提出了工具性挑战，那么互联网企业党员的特殊情况则是对组织生态提出了更富价值性的挑战。互联网企业党员的特殊情况并不仅仅指其从业人员在年龄、学历、工作流动性、国际化视野等方面与其他企业党员表现出的差异性，许多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中的党员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事实上，互联网企业党员更加显著的特点还在于其技术性认知带来的观念思维的不同。对那些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和销售的企业党员来说，他们工作的能力和价值只有在满足市场需求时才能被认可，他们设计的产品只有在对目标用户进行深入分析并准确定位时才能获准研发和销售。而正是这个深刻意义的网络化的市场和网络化的用户，促使互联网企业党员拥有更为自由、开放和理性的思维和行动，或者说，是对市场用户人心的洞彻和把握。例如，尽管腾讯出品的“王者荣耀”游戏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非议，但无论是批評者还是拥趸者抑或理性分析者都承认的一点就是：如所有网络游戏具备的社会属性一样，“王者荣耀”抓住了人性的弱点——渴望速成式的人生成功，因而游戏的升级规则、点数卡牌，乃至声音效果，魔法炫光，都经过了专门的精心设计，尤其是游戏附加的社交功能，更是刺激和满足了人们对浮躁喧嚣的现实世界的反社会逻辑心理——获取即得感体验。尽管并非所有互联网企业党员都直接从事上述相关工作，但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对社交网络的天然性适应和网络化生存的职业特性，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党员最为显著的职业特点。不正视这一点，或者说即使承认这一点，但仍然固守传统的工作思维和方式，只能使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浮于表现。因此，如果说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强调的是单向度的教化和规训，那么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强调的则是多维度的互动与影响。

第四，党建工作组织技术的突破与重建。在组织建设和发展中，无论是组织边界，还是组织空间乃至组织生态等问题，其实都与塑造组织的社会技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从更长时段来观察，组织的结构及运转期间的组织机制，与其说取决于组织创建者的主观愿望（包括其对组织目标的理想化认知），不如说取决于可以支撑起这种组织观念的社会技术。如前所述，现有的大多数社会组织（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的架构，都是大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技术支撑和塑造的。流淌于其间的组织机制和衍生而出的组织伦理、组织价值等一系列组织软规则，都是这一社会技术内在特质的外部组织反映。机械化技术描绘的是垂直式、线条式的工业社会结构，边界明晰，互不干扰，但却由各自领域的一个中心居中统筹，全面协调。这是机械化技术本能的社会内聚性功能的集中反映。它强调的是能量的集中而非扩散，是集中控制而非分权授权。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之所以仍然能够沿袭传统的党建工作模式，原因就在于企业组织与党的组织同为机械化技术所塑造，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和通适性。

但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却蕴含着与机械化技术相反的社会功能。如果说机械化技术是内聚性的社会功能，那么互联网技术则是外延性的社会功能。互联网技术对机械化技术的组织革命意义在于，它在用开放对抗集中、用分权瓦解控制的过程中，突破了机械化技术架构起来的组织边界，并在此基础之上重塑了适应于网络信息社会的新组织。作为支撑这种新组织的社会技术，互联网技术实质上使组织边界不再那么泾渭分明，组织结构不再那么壁垒森严。互联网技术力图赋予组织主客体在新的组织场阈中重建新的组织关系和组织生态的能力。尽管互联网的技术赋权具有集权与分权的两面性，但是在信息网络社会迅猛崛起的当下，分权仍然是互联网技术的主要社会属性。事实上，正是通过构筑开放式的组织架构，互联网技术努力破除隔绝组织内外的机制性障碍，不断强化组织的外部准入功能，在使组织内部功能不断向外延展的同时，积极吸纳社會外部力量，形成与外部社会的内生型关系，从而有效提升组织的社会外延能力和规模外溢效应。

互联网企业作为主要由互联网技术架构起来的新类型企业组织，其组织理念、组织价值、组织伦理以及组织机制和组织生态，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互联网技术特质。不论是扁平化的企业组织结构，还是高度灵活的运营机制，互联网企业都显示出其适应变化社会和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互联网技术赋予互联网企业更为重要的社会技术意义在于，它通过组织架构外部延展功能的内在规定性，实质上极大地提升了互联网企业对市场和社会的引领能力。无论是产品的设计研发还是形成强大影响力的产品链，都昭示着互联网企业与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由于组织技术基础的不同带来的社会能量的领域差异性。如果说由机械化技术构建的一般非公所有制企业的社会能量，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等经济领域，那么由互联网技术构建起来的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能量，则主要体现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并在形成社交网络关系中确立对大众引领的社会领域。无论是数字经济还是社交领域，其实都反映了互联网技术的共享社会特性。因此，开展和推进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技术和机制体系，以缩小技术代差，实现与互联网企业的社会技术对接。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立项课题“上海探索非公互联网企业党建经验研究”，编号：2018JG002-BDS049

注释：

①数据来源：微信公众号“国资小新”，2019年8月13日。

②《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发展报告》，2019年8月14日，http：//www.isc.org.cn/editor/attached/file/20190814/20190814172235_29273.pdf.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