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延安的新秧歌及其重要的历史贡献
摘 要：陕北秧歌作为抗战时期文化的一种体现，应和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将陕北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秧歌这种传统民间文化形式欢快自然热烈奔放的特点演化成了浓郁地域特色和政治特色的延安解放区秧歌，体现了民族解放战争状态下的精神特质，解读延安时期新秧歌的历史贡献和发展这一战时文化形式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新秧歌；历史贡献
一、延安革命文艺运动的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烽火燃遍了全国，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全国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许多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精英、爱国组织和文艺团体，纷纷来到延安，决心将青春和才华献给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事业。并在延安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开展抗战办学、办报，开展文艺活动。在这种民族战争的特殊语境中，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浸润了浓厚的抗战情节与民族紧迫感，并赋予了鲜明的功利性和突出的实用性功能。但是为了击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团结和号召人民群众、投身到抗战的浪潮当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丽量。在这种形势下，文艺工作者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而秧歌是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乡间艺术形式，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秧歌与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毫无疑问的会投入到抗战运动之中，自觉地充当鼓动全全国人民抗战、发动全国人民参战的工具和武器，为延安时期构筑了一派划时代的文化繁荣。于是新秧歌如燎原之火发展起来了。
二、延安革命文艺运动前后的秧歌意识形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的旧秧歌重娱神娱人、调情恋爱的内容。并多与祭祀活动相联系，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广大的陕北人民闹秧歌除了庆丰收和年节欢乐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愿望就是“报答神恩，进行还愿，表示对神的虔诚。”如“（问）天上的桫椤什么人栽，地上的黄河什么人开；（答）天上的桫椤王母娘娘栽，地上的黄河老百姓开”这种以娱神的傳统秧歌在岁月的更迭中，逐渐演化成以娱人为主的活动。于是每到喜庆的日子里，人们便在吹打乐中幸福地闹起秧歌来。人们在伞头的率领下，头上插着五色彩纸折叠的樱子，身着彩衣、彩裙或彩袍，手持彩灯、红花、手帕、彩扇、彩绸的表演者便愉快的扭起秧歌来，其中，男女对唱的歌词生活化、直白话、相互调情来表达剧情，肆意宣泄生的畅快与爱的放纵。因此，淡化了娱神色彩，尽情的宣扬娱人之功能。使得群众除了日常生活的理性束缚后体会到了这种无所羁绊的嬉笑怒骂的欢畅，从中得到了狂欢调笑的心灵宣泄。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要研究文艺和革命之间的关系，突出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文艺自身具有鼓动、宣传、教化的独特优势，利用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以达到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中华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一讲话为文学艺术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制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文艺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抗战服务，文艺的创作必须体现边区军民的鱼水情以及一切为了抗战的实实在在的斗争生活。作为文艺形式之一的秧歌必然和边区的其它艺术形式步调一致，将现实的意识形态东西纳入到新的秧歌中，成为全新意义上的革命文化，以至真正成为服务政治、服务工农兵的文艺。
在此，旧时的陕北秧歌虽然在这片黄土地上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发展着，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民族解放成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形势使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分水岭的作用。形式上发生了由娱神娱人向政治宣传的彻底性转变。内容上其实直接与政治、现实生活相联系。如“谁个号召大生产？谁个领导把身翻？毛主席号召大生产，毛主席领导把身翻”。道具上换成了镰刀斧头等象征革命的武器。此外，为了加强政治气氛，拉近领袖和群众们的距离，还增设了五角星、五大洲的图案和领袖人物的图像、匾额等新道具。在秧歌正式开演前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后，手持革命领袖的图像、匾额、标语的演员先绕场一圈。在舞姿上也改为了热情、健壮的革命舞蹈艺术，突出秧歌是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娱乐形式，突出了集体的力量，符合了当时的政治要求和工农兵、人民大众当权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三、延安革命文艺运动后秧歌的本质特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下乡活动，鲁艺去绥德，民众剧团去关中，西北文工团去陇东，青艺和部队艺校去三边，平剧院去延属各县。由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下乡，深入生活，潜心创作，从1943年春节期间，延安文艺舞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热火朝天的“新秧歌运动”推进了延安文艺座谈舞台的大繁荣（1943年，秧歌闹得欢）。从1943年春节到1944年春节期间，延安秧歌达到了高潮。仅1943年春节上街、下乡演出的秧歌队就有27个，使延安城到处呈现“鼓乐喧天，万人空巷”的盛况。边区民众剧团团歌中唱道：“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秧歌就这样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艺术。由此可见作为现实政治的表达者，秧歌的内容和形式更受民众熟悉和喜爱，深刻体现了它的人民性。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文艺工作者遵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秧歌站在了群众的立场上加以创作，走上了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文艺工作者踏着这条路，摒弃自我个体的存在，纷纷走向民间，到黄土高原的生活中寻找灵感，向人民群众学习，积累创作素材，汲取群众的力量与群众的生活现状相结合。在秧歌初演之时，往往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意见，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拥军花鼓》所唱的“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雄的解放军”就是由鲁艺人向陕北农民熟悉的民间艺术学习的结果，充分体现了边区拥政爱民政策的阐述。而被称为“第一个新的秧歌剧” 由安波作曲，王大化、李波的《兄妹开荒》，也是根据最初的《王小二开荒》集体创作的秧歌剧，它就是听取了群众的欢呼后创作的。还有就是根据毛泽东发表的文章《组织起来》而改编的《动员起来》，描写了将二流子改造成了劳动能手剧情。这种深刻体现民众现实生活，面向群众的创作演出必然会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和青睐。像这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秧歌突出了秧歌的生活化，并赢得了陕北人民众的喜爱，他们在面对改造、利用旧秧歌和创作新秧歌方面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改编创作激情，延安的广大军民非常热爱鲁艺，鲁艺宣传队丰富了延安人民的文艺生活，而且让边区人民见了世面，所以鲁艺宣传队演出时，老百姓肯定是趋之若鹜、演出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呈现出热闹非凡的场景。与此同时他们老百姓自己组建的秧歌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积极的加入到秧歌的创作和演出行列。如秧歌剧《夫妻识字》、大秧歌《边区好地方》、《夫妻拜年》等，他们不再是热情的欣赏者，已成为陕北秧歌的创作者和演出者。在感受革命秧歌的那令人亢奋不已的热情之余，也享受着秧歌带来的这份喜悦。这充分表明了不仅是边区政府从上而下有力倡导，更是老百姓自下而上的认可。四、延安革命文艺运动后秧歌在延安时期的重要贡献
把时代内容和革命内容二者相结合，新秧歌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获得了脱胎换骨式的创新，与政治、民众现实的生活相联系。秧歌以“为政治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宗旨的形式表现在了政治层面上。它附和了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对文艺的诉求，成功实现了民族战争过程中文艺对人的鼓动作用、宣传作用、教化作用。起到了为打击敌人、发展生产、巩固边区的宣传作用。成为了既能为政治、为抗战做有力宣传、又能为百姓欣然接受的工具。据周扬在1944年3月对56篇秧歌剧进行了统计：写生产劳动的26篇，如《钟万财起家》、《动员起来》讲述的将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改造成人的剧情。讲述军民关系（包括归队、优抗、劳军爱民）的17篇，如新秧歌《张志国》、《刘顺清》等则在反映抗日军队的战斗生活和大生产运动中，突出表现边区军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情谊。自卫防奸的10篇，如《买卖婚姻》、《算卦》等为宣传边区政府新型婚姻政策创作。敌后斗争的2篇，减租减息的1篇，如《减租》专门为配合边区减租减息运动创作的。
在此同时生产劳动也成为了新秧歌表现的新内容，这是由20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处于对战状态，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战争地步。在国民党和日寇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上的双重打壓下，解放区陷入了空前的困难境地，边区军民的吃穿用度断绝了外来补给，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没有补充来源。方方面面的困难是压不垮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军民的。为了克服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困难，边区政府号召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垦荒地，纺线织布，充分解放生产力，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此时，他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边区发展的主题。伴随着军民大生产的浪潮以宣传劳动生产为主题，号召民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货担郎》则在新年到忙着制新衣的勤劳的刘二嫂与家中没钱好心焦的懒惰的李大嫂的对比中，道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钟万财起家》通过二流子钟万财由抽洋烟，好吃懒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洗心革面，戒掉不良习气，赤手空拳把家安，还当上了自卫军排长的转变。通过此案例批评教育了好吃懒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得二流子。由此可知，新秧歌是政治视野的产物，它成为了调动群众积极发展生产的有利工具。
这种与时事政策、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秧歌，并没有使民众心生反感，反而更加受百姓喜爱，起到了立竿见影之功效。如有百姓发出了“今年的秧歌多好哩，不同往年，还带有宣传”，“我直接站着看，不想走”“你们的宣传教育很厉害，今年我要叫我婆姨好好纺线做劳动模范”“看了你们的戏后，男的就要好好出去生产，女的就要好好纺线”“看了一场秧歌比开一个月的会，比上一堂课还有意义”的感言。于是这种秧歌在没有舞台的山野乡村、田间广场与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唤起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民众的抗战意识，使他们意识到在特殊环境中的那份责任。这对解放区文艺工作人员而言，实现了文艺走向大众，为大众服务的可能性，使民众树立了新的价值观、荣辱观，真正实现了秧歌这种文化形式对广大民众的教化作用。
总而言之，延安新秧歌这种大众文艺形式在抗战的滚滚洪流中得到了大浪淘沙式的发展和创新，将它的作用、内涵和外在形式都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曾经的“骚情秧歌”、“溜沟了秧歌”这种娱神娱人的传统秧歌已被边区“翻身秧歌”、“革命秧歌”和“胜利秧歌”这种带有强烈意识的革命秧歌所改写，并与当时的政治、革命、生产相吻合，实现秧歌教化改造民众的功能，突显了本身的鲜明意识。透视延安解放区新秧歌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战时期秧歌这种民间文化形式在继承和发扬过程中，逐渐打上革命意识形态的鲜明烙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延安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部、毛泽东思想概论教研室编.毛泽东著作选读[M].第100页
[2]延安革命纪念馆主办[J].圣地，2002年第四版，第4页
[3]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N].解放日报，1944-03-2
[4]枣园文艺工作团的秧歌[N].解放日报，1944-3-24
[5]谢丽.论延安时期延安新秧歌的历史传承与发展[J].2007-09-30
[6]葛晓妮.陕北秧歌的人文精神[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2）
[7]毛巧辉.新秧歌运动[J].晋阳学刊，2005（5）
[8]张明胜.延安博苑[M].2004年12月第1版
[9]史晓霞.延安时期秧歌运动概论[J].延安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8（2）
[10]谢丽.黄土地上的红色记忆[J].四川戏剧，2008（5）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新秧歌；历史贡献
一、延安革命文艺运动的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烽火燃遍了全国，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全国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许多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精英、爱国组织和文艺团体，纷纷来到延安，决心将青春和才华献给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事业。并在延安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开展抗战办学、办报，开展文艺活动。在这种民族战争的特殊语境中，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浸润了浓厚的抗战情节与民族紧迫感，并赋予了鲜明的功利性和突出的实用性功能。但是为了击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团结和号召人民群众、投身到抗战的浪潮当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丽量。在这种形势下，文艺工作者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而秧歌是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乡间艺术形式，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秧歌与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毫无疑问的会投入到抗战运动之中，自觉地充当鼓动全全国人民抗战、发动全国人民参战的工具和武器，为延安时期构筑了一派划时代的文化繁荣。于是新秧歌如燎原之火发展起来了。
二、延安革命文艺运动前后的秧歌意识形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的旧秧歌重娱神娱人、调情恋爱的内容。并多与祭祀活动相联系，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广大的陕北人民闹秧歌除了庆丰收和年节欢乐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愿望就是“报答神恩，进行还愿，表示对神的虔诚。”如“（问）天上的桫椤什么人栽，地上的黄河什么人开；（答）天上的桫椤王母娘娘栽，地上的黄河老百姓开”这种以娱神的傳统秧歌在岁月的更迭中，逐渐演化成以娱人为主的活动。于是每到喜庆的日子里，人们便在吹打乐中幸福地闹起秧歌来。人们在伞头的率领下，头上插着五色彩纸折叠的樱子，身着彩衣、彩裙或彩袍，手持彩灯、红花、手帕、彩扇、彩绸的表演者便愉快的扭起秧歌来，其中，男女对唱的歌词生活化、直白话、相互调情来表达剧情，肆意宣泄生的畅快与爱的放纵。因此，淡化了娱神色彩，尽情的宣扬娱人之功能。使得群众除了日常生活的理性束缚后体会到了这种无所羁绊的嬉笑怒骂的欢畅，从中得到了狂欢调笑的心灵宣泄。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要研究文艺和革命之间的关系，突出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文艺自身具有鼓动、宣传、教化的独特优势，利用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以达到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中华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一讲话为文学艺术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制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文艺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抗战服务，文艺的创作必须体现边区军民的鱼水情以及一切为了抗战的实实在在的斗争生活。作为文艺形式之一的秧歌必然和边区的其它艺术形式步调一致，将现实的意识形态东西纳入到新的秧歌中，成为全新意义上的革命文化，以至真正成为服务政治、服务工农兵的文艺。
在此，旧时的陕北秧歌虽然在这片黄土地上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发展着，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民族解放成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形势使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分水岭的作用。形式上发生了由娱神娱人向政治宣传的彻底性转变。内容上其实直接与政治、现实生活相联系。如“谁个号召大生产？谁个领导把身翻？毛主席号召大生产，毛主席领导把身翻”。道具上换成了镰刀斧头等象征革命的武器。此外，为了加强政治气氛，拉近领袖和群众们的距离，还增设了五角星、五大洲的图案和领袖人物的图像、匾额等新道具。在秧歌正式开演前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后，手持革命领袖的图像、匾额、标语的演员先绕场一圈。在舞姿上也改为了热情、健壮的革命舞蹈艺术，突出秧歌是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娱乐形式，突出了集体的力量，符合了当时的政治要求和工农兵、人民大众当权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三、延安革命文艺运动后秧歌的本质特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下乡活动，鲁艺去绥德，民众剧团去关中，西北文工团去陇东，青艺和部队艺校去三边，平剧院去延属各县。由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下乡，深入生活，潜心创作，从1943年春节期间，延安文艺舞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热火朝天的“新秧歌运动”推进了延安文艺座谈舞台的大繁荣（1943年，秧歌闹得欢）。从1943年春节到1944年春节期间，延安秧歌达到了高潮。仅1943年春节上街、下乡演出的秧歌队就有27个，使延安城到处呈现“鼓乐喧天，万人空巷”的盛况。边区民众剧团团歌中唱道：“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秧歌就这样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艺术。由此可见作为现实政治的表达者，秧歌的内容和形式更受民众熟悉和喜爱，深刻体现了它的人民性。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文艺工作者遵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秧歌站在了群众的立场上加以创作，走上了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文艺工作者踏着这条路，摒弃自我个体的存在，纷纷走向民间，到黄土高原的生活中寻找灵感，向人民群众学习，积累创作素材，汲取群众的力量与群众的生活现状相结合。在秧歌初演之时，往往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意见，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拥军花鼓》所唱的“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雄的解放军”就是由鲁艺人向陕北农民熟悉的民间艺术学习的结果，充分体现了边区拥政爱民政策的阐述。而被称为“第一个新的秧歌剧” 由安波作曲，王大化、李波的《兄妹开荒》，也是根据最初的《王小二开荒》集体创作的秧歌剧，它就是听取了群众的欢呼后创作的。还有就是根据毛泽东发表的文章《组织起来》而改编的《动员起来》，描写了将二流子改造成了劳动能手剧情。这种深刻体现民众现实生活，面向群众的创作演出必然会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和青睐。像这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秧歌突出了秧歌的生活化，并赢得了陕北人民众的喜爱，他们在面对改造、利用旧秧歌和创作新秧歌方面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改编创作激情，延安的广大军民非常热爱鲁艺，鲁艺宣传队丰富了延安人民的文艺生活，而且让边区人民见了世面，所以鲁艺宣传队演出时，老百姓肯定是趋之若鹜、演出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呈现出热闹非凡的场景。与此同时他们老百姓自己组建的秧歌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积极的加入到秧歌的创作和演出行列。如秧歌剧《夫妻识字》、大秧歌《边区好地方》、《夫妻拜年》等，他们不再是热情的欣赏者，已成为陕北秧歌的创作者和演出者。在感受革命秧歌的那令人亢奋不已的热情之余，也享受着秧歌带来的这份喜悦。这充分表明了不仅是边区政府从上而下有力倡导，更是老百姓自下而上的认可。四、延安革命文艺运动后秧歌在延安时期的重要贡献
把时代内容和革命内容二者相结合，新秧歌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获得了脱胎换骨式的创新，与政治、民众现实的生活相联系。秧歌以“为政治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宗旨的形式表现在了政治层面上。它附和了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对文艺的诉求，成功实现了民族战争过程中文艺对人的鼓动作用、宣传作用、教化作用。起到了为打击敌人、发展生产、巩固边区的宣传作用。成为了既能为政治、为抗战做有力宣传、又能为百姓欣然接受的工具。据周扬在1944年3月对56篇秧歌剧进行了统计：写生产劳动的26篇，如《钟万财起家》、《动员起来》讲述的将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改造成人的剧情。讲述军民关系（包括归队、优抗、劳军爱民）的17篇，如新秧歌《张志国》、《刘顺清》等则在反映抗日军队的战斗生活和大生产运动中，突出表现边区军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情谊。自卫防奸的10篇，如《买卖婚姻》、《算卦》等为宣传边区政府新型婚姻政策创作。敌后斗争的2篇，减租减息的1篇，如《减租》专门为配合边区减租减息运动创作的。
在此同时生产劳动也成为了新秧歌表现的新内容，这是由20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处于对战状态，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战争地步。在国民党和日寇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上的双重打壓下，解放区陷入了空前的困难境地，边区军民的吃穿用度断绝了外来补给，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没有补充来源。方方面面的困难是压不垮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军民的。为了克服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困难，边区政府号召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垦荒地，纺线织布，充分解放生产力，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此时，他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边区发展的主题。伴随着军民大生产的浪潮以宣传劳动生产为主题，号召民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货担郎》则在新年到忙着制新衣的勤劳的刘二嫂与家中没钱好心焦的懒惰的李大嫂的对比中，道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钟万财起家》通过二流子钟万财由抽洋烟，好吃懒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洗心革面，戒掉不良习气，赤手空拳把家安，还当上了自卫军排长的转变。通过此案例批评教育了好吃懒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得二流子。由此可知，新秧歌是政治视野的产物，它成为了调动群众积极发展生产的有利工具。
这种与时事政策、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秧歌，并没有使民众心生反感，反而更加受百姓喜爱，起到了立竿见影之功效。如有百姓发出了“今年的秧歌多好哩，不同往年，还带有宣传”，“我直接站着看，不想走”“你们的宣传教育很厉害，今年我要叫我婆姨好好纺线做劳动模范”“看了你们的戏后，男的就要好好出去生产，女的就要好好纺线”“看了一场秧歌比开一个月的会，比上一堂课还有意义”的感言。于是这种秧歌在没有舞台的山野乡村、田间广场与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唤起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民众的抗战意识，使他们意识到在特殊环境中的那份责任。这对解放区文艺工作人员而言，实现了文艺走向大众，为大众服务的可能性，使民众树立了新的价值观、荣辱观，真正实现了秧歌这种文化形式对广大民众的教化作用。
总而言之，延安新秧歌这种大众文艺形式在抗战的滚滚洪流中得到了大浪淘沙式的发展和创新，将它的作用、内涵和外在形式都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曾经的“骚情秧歌”、“溜沟了秧歌”这种娱神娱人的传统秧歌已被边区“翻身秧歌”、“革命秧歌”和“胜利秧歌”这种带有强烈意识的革命秧歌所改写，并与当时的政治、革命、生产相吻合，实现秧歌教化改造民众的功能，突显了本身的鲜明意识。透视延安解放区新秧歌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战时期秧歌这种民间文化形式在继承和发扬过程中，逐渐打上革命意识形态的鲜明烙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延安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部、毛泽东思想概论教研室编.毛泽东著作选读[M].第100页
[2]延安革命纪念馆主办[J].圣地，2002年第四版，第4页
[3]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N].解放日报，1944-03-2
[4]枣园文艺工作团的秧歌[N].解放日报，1944-3-24
[5]谢丽.论延安时期延安新秧歌的历史传承与发展[J].2007-09-30
[6]葛晓妮.陕北秧歌的人文精神[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2）
[7]毛巧辉.新秧歌运动[J].晋阳学刊，2005（5）
[8]张明胜.延安博苑[M].2004年12月第1版
[9]史晓霞.延安时期秧歌运动概论[J].延安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8（2）
[10]谢丽.黄土地上的红色记忆[J].四川戏剧，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