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技术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柴阳丽 李玉 陈向东 陈佳雯
摘要：尽管当前移动设备广泛应用于语言学习中，但其应用效果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且尚未查清调节变量是如何影响应用效果的。基于2006-2018年57篇实验和准实验研究的元分析发现： 移动技术应用于二语习得的整体效应显著，其中写作效应值最大，口语、阅读、词汇、听力次之，翻译的效应值为负;不同学段的学习效果存在差异，小学阶段习得效果最好，大学和初中次之，高中阶段效果最差;情境、游戏和活动、教师指导等策略能进一步提升外语学习中的词汇、口语和写作等习得效果。元分析的结果受研究数量和持续时间的限制，因此移动技术在听力、阅读和中小学阶段等的效应，还需更多的研究进一步验证。随着情境感知、增强现实、语音识别、穿戴设备等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对二语学习个性化的支持以及在具身语言学习中的应用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移动技术;二语习得;应用效果;元分析;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G434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5195（2019）03-0106-07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9.03.012
近年來，随着移动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移动设备已经成为个体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一些教育机构、教师和学生家长并不赞同将移动设备在学校和学习中广泛使用。移动设备真得对学习有效吗？笔者对2006-2018年国内外移动技术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研究进行统计和分析，以回答“移动技术在二语习得中是否有用及如何用” 的问题。
一、研究综述
移动技术虽然在语言学习中广泛应用，但应用效果并不一致。Murat Saran等（2012）的研究发现，使用移动方式学习的学生比通过网络和纸质材料学习的学生获得更多的补充材料，频繁的补充有助于更好地获取词语和习得。另一项有关词汇学习的测试中，使用应用程序学习词汇的实验组获得了更高的分数;且随着时间的持续，实验组的学生逐渐变为更好的自主学习者（Wu，2014）。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基于位置的移动学习有利于增强对英语语言的理解，使用学习支持系统阅读指导机制的外语学习质量比单纯使用情境学习系统的学习质量要好（Wu et al.，2011）。但是Hwang等（2016）基于移动游戏的研究显示，虽然口语的实验组成绩明显好于控制组，但听力的绩效相似。Fisher等（2009）在比较纸质书、带字典的电子书与带自适应词汇学习软件的电子书三种不同工具的阅读效果时也发现，三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Khodashenes 等（2014）的研究则发现，通过使用印刷字典进行翻译的学生比使用手机字典翻译的学生表现更好。
为了探究移动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真正效果，一些研究人员对移动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实验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如：Sung 等（2015）通过44篇期刊和学位文献对1993-2013年移动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报告了综合效应以及不同调节变量（包括学习阶段、使用的软硬件、设置的干预、教学方法、语言技能、目标语言等）下的效应。该研究虽统计和分析了整体和不同调节变量的效应，但随着移动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设备、信息获取方式、教学方法和应用策略等调节变量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需要对新的调节变量的效应进行分析。Taj等（2016）对2008-2015年间15篇有关移动技术语言学习应用的文献进行数据分析，从综合和不同学段报告了效应值，但缺乏对不同技术和不同策略应用的效应分析。Burston（2015）对1994-2014年间19篇移动技术辅助语言学习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有15篇研究结果有明显积极效果，4项聚焦于词汇学习的研究没有产生显著性作用。该研究样本较少，时间跨度大，说服力有限。Alda 等人（2016）对2008-2012年移动学习国际会议中发表的语言学习研究进行系统评价和分析，发现手机的移动性和便携性提升了学生语言学习的动机，且使用移动技术的挑战主要在教学和方法性上。该项研究主要采用质性方法分析已有文献，研究的客观性不足。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移动设备广泛应用于语言学习中，但其应用效果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且尚未查清调节变量是如何影响其应用效果的。已有的一些元分析，要么不能观照近年来先进移动技术、应用方法及策略的变化，要么没有聚焦于第二语言学习，并缺乏对其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整理、量化分析2006-2018年国内外移动设备在外语学习中应用的实验及准实验研究，探究移动技术辅助二语学习的整体效果和不同调节变量下的效应。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Meta分析方法。该方法是一种基于文献资料的量化综合评价多个同类独立研究结果的统计学方法，能够实现单个研究和一般综合评价所达不到的功能。元分析计算平均效应的步骤为：（1）找出所有可能的研究;（2）对突出特征进行编码并计算效应大小;（3）对效应大小进行统计分析并解释获得的数据。效应大小也即效应值（Effect Size，简称ES），是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标准化均差（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简称SMD），它的基本计算公式为：d=（Xe-Xc）/S，其中Xe为实验组平均值，Xc为对照组平均值，S最初为对照组标准差，以后多用两组共同标准差（陈纯槿等，2013）。
2.文献搜索和筛选
研究通过电子搜索、手工检索2006年01月01日-2019年01月01日期间有关移动技术二语习得（非母语的外语习得）的准实验和实验文献。检索的数据库和网站包括：ERIC、Web of Science、Science Direct、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万方资源、百度学术、谷歌学术等。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通过文献传递、网络求助和使用SCI-HUB等方式获取。最终获取85篇英文文献、16篇中文文献。对检索后的文献进行筛选，删除不符合要求的研究，最终得到57 篇样本文献。这些文献5篇为中文文献， 52篇为英文文献，涉及研究效应量个数为95个。按照元分析标准，抽样样本大于 30 时分析结果较为准确、可靠（孙众等，2014）。本研究的样本数量满足元分析要求。
3.文献编码
研究对文献进行了编码，包括：研究来源（国别和文献类型）;设备、软件及技术使用情况;实验对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词汇以及听、说、读、写、翻译和综合等的习得;教学策略使用的效果（未使用教学策略和使用情境教学、游戏和活动教学、自主学习和教师指导）;学习组织形式（教师辅助课堂的正式学习和学生自导的非正式学习）。具体编码和编码后不同调节变量对效应的影响在后文中体现。为保证编码的准确性，研究随机抽取10篇文献，由两位研究者背对背同时编码，编码后对照没有发现差异。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整体效应
研究采用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进行同质性检验，Q（94）=811.773，p=0.000<0.001，表明各研究存在异质性。根据异质性处理方法（夏凌翔，2005），本研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删除了研究质量较低的文献和干扰较大的统计量，并据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研究综合效应值为0.901。根据Cohen（1992）的效应量统计理论，当效应量≤0.2 时，被认为影响较小; 当效应值在0.2～0.8间，被认为有中等影响;当效应量≥0.8时，被认为有高的效应。本研究中效应值大于0.8，说明从总体来看，利用移动技术进行二语习得的效果与传统学习方式相比有显著优势，即移动技术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2.调节变量下的分层效应
（1）二语学习中的词汇及技能等的习得效应
语言学习中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听、说、读、写和翻译，而词汇和语法是这些技能习得的基础。研究对词汇和不同技能的习得效应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发现，效应大小从高到低依次为：写作、口语、阅读、词汇、听力、其他（语法和综合理解）以及翻译。
词汇。本统计分析中有52项移动技术下词汇学习的效应量，综合效应大小为0.844（见表1）。涉及的移动硬件为Mobile Phone、PDA、Tablets PC、电子词典等手持设备;软件主要有Whatapp、Wechat、Busuu、QQ等APP，也有詞汇学习系统和软件程序，如ELMO、Learning System、MMS等。可见，当前基于移动技术词汇学习的设备集中于手持设备，软件主要有APP应用程序和学习系统。移动技术特点与词汇学习需求相契合。词汇学习可以分割为微型学习，而移动设备和技术的移动性尤其适用于微型课程的学习。随时获取词汇的多模态信息以及使用它们的例句，以一定时间间隔 “推送”信息等方式提高了移动技术下词汇习得的效应（Hwang et al.，2016）。
听力。文献中有7篇是关于听力技能习得的实验研究，综合效应为0.672（见表1），说明与传统学习方式相比，移动技术对听力习得有中等影响，这与移动技术的时空不限性、资源获取的便捷性、交互反馈等特性不无相关。但与口语习得效应相比，移动技术对听力提高的影响并没达到预期。基于移动游戏的测试结果显示，口语实验组学生明显好于控制组，但在听力中两组绩效相似（Hwang et al.，2016）。分析认为：这一方面与学习活动的开展有关，比如，有些基于情境的游戏活动中学生更多的是在用目标语言表达，而不是进行听力训练;另一方面，相较于口语来说，听力习得是语言学习的输入过程，要求学习者能够准确掌握目标语言的发音，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要求更高的过程。如果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创造的口语素材能够被记录、分享和反馈，获悉目标语言更正确的发音，并即时纠正他们口语练习中的错误，学生的听力可能也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
口语。统计分析中，涉及口语习得文献有6篇，效应值6个，虽然不多，但每个实验的结果都显示移动技术在口语习得中影响非常显著，综合效应值为1.518（见表1）。分析认为，口语是需要张口说的活动，移动技术解决了传统口语练习的困境，大大增加了使用目标语言表达的机会。另外，良好的学习支架和策略的使用也有助于口语的提高，如基于情境的学习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学习者语言学习的语境;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使学习者能有效利用校外时间，提高了学习者口语表达力和流利度等。总之，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学习方法，增加了口语练习机会，促使基于活动的移动口语技能习得效应显著（王军，2014;Hwang et al.，2013;Wu et al.，2011）。
阅读。基于移动技术的阅读实验有11篇文献13个效应值，综合效应值为1.281（见表1）。Wu等（2011）的研究显示，移动技术对阅读效果的影响非常大，采用基于情境的英语阅读系统的学习效果比采用传统系统的学习效果更高，而使用带指导机制的情境阅读系统的学习效果又高于仅仅使用基于情境阅读系统的效果。
写作。写作是语言学习的一项基本技能，同时也是学生不愿意练习的技能。目前基于移动技术外语写作的研究不多，共有4篇5个效应值，效应显著，综合效应超出预期，为1.701（见表1）。这不仅与当前移动技术下的社交网络有关，还与研究中采用的学习活动有关。基于移动技术的写作活动能让学生随时交流写作问题、写作进展和写作感想，进而促使学生反思和审视自己的写作。学生在不断交流、表达、思考和修改中提高写作能力（Awada，2016）。另外，基于情境的移动写作系统在小学生外语写作活动中的应用实验显示，在熟悉的情境中开展写作活动，不仅可以启发学生写更多的句子，而且能够让学生更清楚更详细地描述目标对象（Hwang et al.，2014）。
翻译。移动技术辅助的翻译研究仅有3个效应值，不过3个中有2个效应为负，综合效应为-0.197（见表1）。说明在二语习得中，基于移动技术的翻译并不比传统方式效果好。Khodashenas等（2014）的研究甚至发现，采取传统纸质方式的翻译效果有时要好于移动技术辅助的翻译效果。分析认为，这是因为翻译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不是经过练习就可以获得的记忆技能。目前使用的翻译工具虽然提高了翻译的效率和表面的准确度，但往往会简化翻译者思维的过程和翻译内容的实际意义。传统的纸质方式或许更能激发学习者的思维，给予翻译者更多的思考空间。当然，随着翻译工具智能的提高，将来基于移动技术的翻译也可能会比传统翻译效果好。
（2）不同学习策略的影响
研究把文献中涉及的学习策略分类，分为情境、活动（包括游戏、课前课后混合学习等）、自主、教师指导等。从分析结果上来看（见表2），情境策略的效应最显著，其次是教师指导的教/学策略和活动策略，再次是自主学习策略。这说明当学生在熟悉情境中实践时，他们的词汇和听、说、读、写等技能得到了改善。与学生的访谈也反映，移动技术下二语习得从教室里延续到教室外的场所，增加了实践的机会（Hwang & Chen，2013）。 而课内外结合的混合学习不仅能发挥教师指导的支架优势，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实践范围，使习得更加日常和生活化。研究同时还显示，在基于移动技术的学习管理平台中加入二语习得指导机制的效果比简单情境学习更好。
（3）不同学习组织方式的影响
研究同时对文献中实验涉及的学习组织方式进行分类，分为完全由学生组织和控制、教师不参与的非正式学习和老师参与组织或管理的正式学习（见表3）。结果显示，在移动背景下，采用非正式学习方式习得的效应值小于正式学习方式。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证明教师在移动技术支持下的二语习得活动中的组织、管理和指导的支架作用。
从不同学段实验的效应大小来看（见表4），小学生在基于移动技术的二语习得中效果最好，大学次之，再次是初中学段，最后是高中学段。实验中，大学涉及的研究最多，而且各种技术和方法均有涉及，因此所得结果也较为可靠。小学阶段效应之所以高，研究认为，这与小学生认知特点和采用的技术、方法有关。分析发现，小学阶段的研究中，有两篇采用了情境和游戏策略而使写作和口语习得效应值较大。而高中阶段的9篇研究中有1篇采用词汇非正式学习方式使相应的3个习得效应值较小。
3.发表偏倚
研究中常用失安全系数来说明 Meta分析中“发 表 偏 倚”的 大 小。一种计算发表偏倚的方法是Rosenthals Nfs法。该法计算当系统评价的结果出现统计学显著性意义时，大约需要多少个阴性试验的结果才能使结论逆转。失 安全 系 数 越 大 说 明 发 表 偏 倚 越 小， Meta 分 析 结 果越稳定。本研究的失安全系数 （Rosenthals Nfs） 值为 21559，远远大于5N+10（N=95）（李玉等，2018），表明本研究并不存在显著的发表偏差。另一种计算发表偏倚的方法是Orwins Nfs法。该法回答的是最少需要多少个未发表的研究才能导致总的效应量值在所选择的特定的最小效应量值以下。研究为求分析的可靠性，同时也进行了Orwins失安全系数分析，结果发现需要6567个研究才能使总效应值低于0.01。综上，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信性（Bas et al.，2017）。
四、结论和展望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法对2006-2018年57篇实验和准实验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与二语习得的传统方式相比，移动技术下的二语习得整体效果显著。移动技术对二语习得动机和效果都有较强的正面作用，从效应大小上看，写作、口语、阅读、词汇、听力习得均有较明显效果，小学阶段效应最显著，大学次之，再次是初中，相对来说，高中阶段效应值最小。不过由于研究数量和研究持续时间的限制，有些研究需要进一步验证。比如，在基于游戏的口语和听力的研究中，发现学生说的能力得到大大改善，但是听力并没有显著差异。在听力和口语的综合效应中也显示，基于移动技术的口语习得效果比听力效果更好，但这并不能说明移动技术在口语习得每个阶段应用效果一定高于听力，听力应用效果受方法、技术、持续时间和听力习得阶段等的影响。研究的结果同时受文献的数量、研究中使用的技术、策略、持续的时间等因素影响。本研究中词汇习得涉及的文献多使其效果更加可靠，而像翻译、听力、阅读等技能，以及小学阶段的实验研究较少，可进一步研究以验证效果。（2）与传统翻译方式相比，移动技术下的翻译效果没有呈现优势。这说明并不是语言学习的所有技能都能在移动技术的支持下获得较好的效果。翻译，因其过程需要思维的复杂性和所需技巧的特殊性以及目前翻译技术的简单机械性，使得采用现有移动技术的学习并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3）良好的学习策略和合适的技术能更好地促进习得效果。研究发现，采用情境学习策略、情境+教师指导策略、混合学习及活动学习策略的学习效果更加显著。另外研究还发现AR显示技术和虚拟仿真能显著提高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
基于结果与分析，研究提出今后移动技术在二语习得中应用和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1.引进先进的教育理论、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支架
研究表明，虽然一些教育游戏有提高学生学习动机和表现的潜力，但一些研究同时也已证明，缺乏先进教育理论的指导和有效学习策略的支持，教育游戏也可以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移动二语习得中仅应用游戏和先进的技术并不够，提供一个有效的移动学习环境，设计好基于移动学习环境的学习策略或工具等更为重要（Hung et al，2015）。因此在开发移动二语学习资源时应该在先进教育理论下使用一些教/学策略。情境学习策略已被证明对语言技能中的写作、阅读、口语、词汇等习得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基于移动技术开展的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混合语言学习活动增加了学生练习和实践的机会，可以结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优势，是有助于提高习得效果的策略。另外，教师组织、指导和管理等支架被认为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并被广泛研究和应用于各种技术增强的学习环境（Sharma et al.，2007）。学生词汇游戏学习的研究结果证明，对低学习水平和能力的学生来说，使用支架比不使用支架更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动机（Huang & Huang，2015）。因此，基于移动技术的二语习得需要在先进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考虑学习目标和内容在学习游戏和活动中的整合，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教学策略、支架。
2.關注情境感知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在具身语言学习中的应用
研究顯示，基于手持设备的英语学习相对于基于计算机或者纸质教科书的学习更能体现词汇学习的具身性和体验性，集中学生学习的注意力，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动机，提高词汇学习的效果。研究同时表明，游戏和合作学习有助于动机和成绩的提高，但对长期的记忆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具身学习能提高学习体验，促进记忆，有助于信息的贮存和检索（Chao et al.，2013）。随着情境感知、增强现实、语音识别、穿戴设备等技术的发展，技术逐渐从有形走向无形，并无缝融合到人们生活和学习环境中。这使开展具身的情境游戏学习成为可能，对二语学习中各种技能的习得提供了更方便的方式，也更符合二语习得的需求。因此，移动二语习得的研究应该关注新技术在具身语言学习中的应用。
3.注重移动外语学习的个性化和教师指导角色
移动学习最大的特点是能够结合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因此研究和开发人员应考虑开发更多适应性和有效的移动语言学习游戏。学习者学习风格的识别、学习过程的记录、学习问题的获取有助于资源的精准推送和有效学习，而这期间教师的指导也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开发的二语学习平台应能记录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轨迹，实现相应资源推送和教师指导、反馈等。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帮助者，教师在移动外语学习中的指导地位不可忽视。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学习系统中增加人工智能代理技术以提供自动检索、筛选、分类和材料提交，有效扩大学习材料数据库，增强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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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2-12 責任编辑 汪燕
Abstract： Although the mobile devices is broadly applied in the language learning，the application effect is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or even the opposite， and it has not been ascertained how the moderator variable affects the effect. This paper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n the 57 related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studies from 2006 to 2018. The overall effect of mobile technology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significant， in which the effect of writing i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speaking， reading， vocabulary and listening， and the effect of translation is negative; Whats mo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effect among different periods， with the best learning effect in primary school， followed by college and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worst in senior high school; In addition， situation， games and activities， teacher guidance and other strategie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acquisition effect of vocabulary， speaking and writing. Since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are limited by the number and the duration of studies， the effects of mobile technology in listening， reading an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need to be further verified by more stud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ituational awareness， augmented reality， speech recognition， wearable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personalized support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mbodied technology in language learning will b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Mobile Technolog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ffect Size; Meta-Analysis; Development Propos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