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董艳 徐唱 杜国
摘要:随着新技术应用的不断扩大,技术压力及其带来的影响,已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在教育领域,有关技术压力的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在教师层面,缺乏对学校领导层技术压力水平、差异及现状的关注。学校领导者作为学校的中上层骨干力量,对学校信息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整体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国内外已有的调查统计,课题组从技术压力、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信息化领导力四个方面,对205位学校领导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9位学校领导者进行了非结构访谈。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水平整体不高,居中等偏下水平;技术压力在性别、职务和学校地区等层面存在显著差异,男性领导者的技术压力显著高于女性,校长的技术压力明显高于其他管理人员,乡村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明显高于城市学校。由于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受到自我效能感的反向影响显著,而信息化领导力和社会支持程度又直接影响着自我效能感,因此学校可以通过加强学校领导者对新技术的学习与应用、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发动社会支持力量等,帮助学校领导者和教师将技术压力转化为教学动力。
关键词: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434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5195(2019)03-0078-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9.03.009
随着信息化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和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技术为教育和学习带来较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相关人员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特别是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学校领导者作为学校的中上层骨干力量,对学校信息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整体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学校领导者不能正确理解新技术对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那么以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将会给学校领导者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会导致现代性疾病,这些都将会最终影响到他们开展教育信息化的方式与效果。
在现有文献中,多数文章聚焦在信息技术环境给教师们产生的职业压力,也有少量文章(杜华,2013;田艳明,2017)探讨了教师所面临的技术压力,鲜有研究关注学校领导层面技术压力的水平、差异及现状。为此,本研究试图从技术压力的数据分析视角,探索当前学校领导者在应对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发展需求时,如何加强前进的动力并促进学校的发展。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组织内部新型信息技术的不断引入,一些员工会感受到由于技术疲劳和技术厌恶所带来的技术压力。在技术压力的众多定义中,研究者们普遍采用Brod(1984)的界定:“无法用健康合理的工作方式应对计算机而引发的现代性疾病。”在此概念的基础上,Kupersmith (1992)在研究中进一步明确了技术压力的四个维度,分别是焦虑表现、信息负荷、角色冲突和组织因素。在此后的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Weil和Rosen (1997)对技术压力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将其定义为“由于技术的应用,对人的态度、想法、行为和心理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消极影响”。他们更加强调技术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并不认为技术压力是一种疾病。我国学者舒琴等(2010)综合国内外已有成果,对技术压力进行了相关探讨,指出人们因为技术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而产生的担忧或者害怕,甚或是反感等情绪,可以通过一定的策略改善或者缓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技术压力作为信息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常见的心理反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现象(赵磊,2012),需要有更多研究来探索产生的原因和相关影响因素,帮助受困扰人群有效解决和克服其带来的恐慌和不适感。
目前在教育研究领域,对技术压力关注最多的是在职教师。首先,由于教师自身缺乏技术的相关知识和来自学校的支持与帮助,导致教师在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技术压力 (Joo et al.,2016)。另外,教师技术压力产生的原因也源自技术本身:一是技术的使用故障、使用过程中的不穩定、设备响应时间过久、网络的延迟等问题,影响教师的教学进度和流畅性,影响课堂教学效果(Al-Fudail & Mellar,2008);二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更新,教师在面对沉重授课任务的情况下,很难跟得上技术发展的步伐,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也导致了教师在选择和应用技术时的茫然无措(Longman,2013)。
而学校领导者所面临的技术压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首先,学校领导者自身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以及应对技术问题的效能感可能会影响领导的技术压力水平。已有研究证明,人们的技术效能感对技术压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hu et al.,2011)。其次,校长感知到的技术压力水平取决于自身对压力的调节能力和心理弹性。有关校长工作压力的研究结果表明,自身心理素质良好、心态积极稳定的校长能够更好地处理工作压力(赵燕等,2012)。另外,学校领导者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期望和责任心影响领导的技术压力。有研究表明,当学校领导者在学校管理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时,他们的工作负担会提升(Mitani,2018),而工作负担对于工作压力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 Cubitt & Burt,2002)。最后,学校领导者要协调学生、家长、教师以及上层教育主管部门多方的需求和问题,因此,来自不同社会人员的要求或支持对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可能有着重要的影响(Beausaert et al.,2016)。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将多个变量同时引入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的研究尚未发现。本研究将以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为切入点,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翻译并编制适合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量表,并抽取样本进行施测,了解当前我国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现状,并探究技术压力的影响因素,为有效缓解技术压力水平提供建议。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开发的问卷基础上进行问卷改编和调查统计,并对部分校长进行了深入的访谈。问卷包括基础信息和问卷量表两大部分:基础信息部分主要采集性别、年龄、学历、职务、职务年限、学校地区等;问卷量表采用Likert五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共包括四个维度。
技术压力。技术压力量表由Coklar等(2017)编制的教师技术压力问卷修订而来,经过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和结合学校领导者工作职责情况的项目改编,共计21个题项。
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量表使用台湾学者Smith和Hung(2016)所修订的中文版自我效能感量表,共计10个题项。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量表主要从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学生家长的支持、家庭成员的支持以及学校教职员工的支持四个部分进行自主编制,共计10个题项。
信息化领导力。信息化领导力量表主要以《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标准(试行)》(教育部教师工作司,2014)为依据,分别从规划设计、组织实施以及评价推动三个方面进行编写,共计12个题项。
研究针对采集的有效数据分别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符合条件,支持探索性因素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利用最大方差法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经过分析后,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共提取出5个因子。根据其所反映的技术压力内容,分别将其命名为技术安全压力、技术复杂压力、技术管理压力、时间负荷压力以及技术课堂压力。另外,自我效能感只有本身一个因子,社会支持共提取出四个因子(上级支持、学生家长支持、家庭支持和师生员工支持),信息化领导力共提取出三个因子(规划设计、组织实施、评价推动)。所有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α值均高于0.75,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具体的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2.被试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和学校领导者参与现场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共收到215位不同学校领导者填写的问卷。经过初步的筛选,共剔除无效问卷10份,剩余有效问卷205份,有效率为95.35%。研究對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2所示。
三、研究结果
1.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的总体情况
在本研究中,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共分为5种,其中技术安全压力是指由于技术使用的安全问题而产生的焦虑和压力,例如噪音、发热等安全问题。技术复杂压力主要是指由于技术的过度复杂而导致的对技术的恐惧和不适应,例如学不会、不会使用等。技术管理压力主要是指技术被应用于学校管理过程中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例如增加管理难度、带来管理方面的挑战等。时间负荷压力主要是指由于使用技术所消耗或花费的时间成本较多,进而产生的压力感和焦虑感。而技术课堂压力主要是指在学校课堂中使用技术所产生的相关压力,例如由于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技术设备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而产生的压力。
从表 3可以看出,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居于中等偏下水平,均值为2.60(中值为3.00)。在5个子因素中,均值从高到低分别为:技术课堂压力(3.06)> 技术安全压力(2.82)> 技术复杂压力(2.72)>时间负荷压力(2.36)> 技术管理压力(2.00)。技术课堂压力最高,说明如何更好地将技术应用于课堂,以促进学校的教与学是学校领导者最关切的问题,也是最担心其效果的问题。而其他层面的技术压力值均小于中值,说明技术压力在学校领导层并未产生压迫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方面。
2.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的差异情况分析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不同特征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本研究分别从性别、年龄段、学历、职务、职务年限、学校所在地区等6个方面,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探索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的差异情况,结果如表 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性别、职务和学校地区的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存在一些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男性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显著高于女性领导,校长(书记)的技术压力要显著高于其他管理人员,乡村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要显著高于城市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而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在年龄段、学历、任职年限等因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水平并不会因为这些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区别。
从表4还可以看出,技术压力的维度在人口学变量上也存在差异性。性别方面,男性领导在技术管理压力和时间负荷压力上显著高于女性;但在其他几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说明,男性领导在学校管理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同时因为追求效率或学校的变革而比女性领导感受到更高的时间负荷。职务方面,校长在技术安全、技术复杂和技术管理维度上所感受到的压力均显著高于主任级别的学校领导;在技术安全压力方面还高于副校长(副书记);但在时间负荷压力和技术课堂压力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地区方面,在技术复杂、技术管理和时间负荷压力维度上,乡村领导的压力显著高于城市。学历方面,专科学历的学校领导者在技术课堂压力维度上显著高于本科学历的学校领导。
3.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的影响因素探究
为了分析学校领导者的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以及信息化领导力与技术压力的关系,本研究进行了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5和表 6所示。
从表 5可以看出,学校领导者的自我效能感、学校领导者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与技术压力显著负相关,信息化领导力与技术压力负相关,但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时,仅将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两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从表 6可以发现,多元相关系数为0.23,调整之后的R2为0.043,回归方程整体检验的F值为5.611(p= 0.004),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对技术压力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变量是自我效能感,其标准化回归系数β=-0.17(p< 0.05),表示其对技术压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另外一个预测变量社会支持的回归系数β=-0.08(p=0.389> 0.05),不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影响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最主要的因素是自我效能感。
为进一步探究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信息化领导力与技术压力的影响关系,本研究利用AMOS软件构建了假设模型并进行了模型检验。该模型采用二阶模型结构,信息化领导力包括规划设计、组织实施和评价推动三个维度,社会支持包括上级支持、学生家长支持、家庭支持和师生员工支持四个维度,自我效能感是单一维度,技术压力包括技术安全压力、技术复杂压力、技术管理压力、时间负荷压力和技术课堂压力5个维度。在对模型进行适配度检验时,根据修正指数的值,组织实施和家庭支持、上级支持与学生家长支持间相关性较高,因此在这两对变量间建立了相关关系。此结果也说明,学校领导者在组织规划学校的信息化工作时,可能受到家庭的影响。另外,学校领导者感受到的上级支持与学生家长支持之间存在低相关,这可能表明学校所在地区的发达程度共同影响上级教育部门和学生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投入。修正后模型的各项指标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
从模型的适配度情况来看,卡方自由度比值为1.410<2.000,p=0.000<0.001,GFI=0.936>0.90,AGFI=0.905>0.90,NFI=0.938>0.90,PNFI=0.721>0.50,CFI=0.981>0.90,SRMR=0.0455<0.05,RMSEA=0.045<0.05。根Browne和Cudeck (1993)的研究,该模型的各项指标均达到较好标准,修正后的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影响因素模型与实际数据可以适配。
修正后模型的标准化系数结果如下图所示,信息化领导力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系数为0.54(p<0.05),社会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系数为0.29(p<0.05),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压力的影响系数为-0.25(p<0.05),影响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从模型验证的结果来看,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压力具有直接的负向影响,社会支持和信息化领导力水平通过直接影响学校领导者的自我效能感,从而间接影响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
四、讨论
第一,本研究发现男性领导者比女性有更高的技术压力,此结果与田艳明(2017)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分析可能的原因:首先我国学校领导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在学校领导的岗位上,男性领导者明显多于女性。更重要的是,男性领导者常常被赋予比女性领导者更高的期望,男性领导者对各项工作的要求和抱负也会较高。这可能导致在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和技术融入课堂改革方面,男性领导者感受到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并且,本研究所调查的领导者技术压力处在中等偏下水平,尚未达到对学校领导者造成严重影响的水平,男性领导者的技术压力较高,并且在技术管理压力和时间负荷压力上显著高于女性领导者,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男性领导者在教育与技术结合工作上的时间投入和智力投入。另外,技术的操作使用也常常被看作男性的必备能力,在学校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技术问题,也都偏向于寻找男性领导者进行解决,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男性领导者的技术压力水平。例如在訪谈过程中,有男性学校领导A就表示:“在学校工作的过程中,经常会被问到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经过尝试得到了解决;但大多数问题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自己解决起来也很吃力,但又不能拒绝,尤其是上级领导安排的相关工作。因此,只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使用技术,这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本研究发现,校长的技术压力高于其他管理人员。这可能与我国校长的职责定位有关。我国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在学校的管理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教学质量、校风校纪、成果评比、筹集资金、校园安全等多方面都需要校长统筹规划,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在学校信息化教学改革方面,校长也是带头人、组织者和践行者,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离不开校长的身体力行。而且,校长在技术安全压力、技术复杂压力和技术管理压力方面都显著高于其他职务的领导者,说明校长在信息化教学改革过程中,在技术使用带来的安全隐患、技术复杂多样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以及由于技术造成的管理工作改变等方面,比其他职务的领导者表现出更多的关注,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在访谈校长C时也收到了类似的反馈:“我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确实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信息技术引进学校,我不但需要确保教师能熟练使用,还要确保教师们能够在课堂中顺利地使用,不出故障等。我最怕听到设备出故障的消息,一旦出问题,小毛病,我们还可以自主解决;损坏程度较严重的,就只能报修,花大价钱购买的设备就只能被当成摆设了。而且,身为学校校长,还需要统筹规划学校的全面发展,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确保学校的升学率。在学习技术使用方面,我根本抽不出时间。总之,在校长岗位上,我确实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第三,乡村学校的领导技术压力显著高于城镇或城市学校的领导技术压力,具体表现在技术管理压力、技术复杂压力和时间负荷压力上。目前我国城市和乡村教育在多个方面都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如教师质量、基础设施和家庭背景等(文军等,2017;张亚星等,2017)。在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上,乡村学校的基础条件差,技术设备落后短缺,学校领导者面临更多的困难。首先,乡村学校领导者在信息技术使用知识和策略上可能存在不足,学校领导者在倡导教育信息化时,自己首当其冲面临着知识更新的压力。而且乡村地区学生和家长的信息技术水平偏低,可能也给乡村学校的领导带来更多的技术压力。有乡村学校的领导在接受访谈时反馈:“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比较偏,随着学生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学生们都被送到镇上或县里上学,许多学校都面临着被合并、撤销的危险。现在但凡经济条件允许,家长们都愿意想方设法把孩子转到城市的学校,或者是当地少数质量较好的学校,哪怕离家稍微远一点。另外,上级教育局对我们的财政支持也在逐年减少,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手段来筹措资金,学校的技术设备一旦损坏,就只能自己摸索着修理。所以我们学校的技术设备从不轻易使用,只有在上级领导视察时进行演示,这也没办法。”
五、建议
压力是一把双刃剑。适度的压力可以提高工作绩效;过高的压力则有可能损害健康,磨灭工作热情。随着教育信息化从1.0到2.0阶段的转化,学校领导者和教师的技术压力转化为教学动力或者支撑教学的环境动力,已成为促进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关键。本研究结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1.合理分工,提升学校各级领导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来看,校长仍是学校各项事务的核心负责人,校长的技术安全压力、技术管理压力和技术复杂压力等都显著高于其他学校领导。如果过于强调校长的权利与作用,那校长的办学理念和专业能力,将直接影响和决定学校的发展,而这不仅会对校长造成过度的压力与负担,也不利于学校的长期发展。学校在构建领导班子时,应更多强调各级领导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与贡献,摆脱以往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轉变为合作协同领导机制(冯晓敏,2016)。通过多方人员的经验分享和智慧贡献,促进学校管理工作的改善和长远发展。
另外,还要提升其他学校领导对教育信息化的关注,构建信息化工作的评估策略,提升学校领导者的信息化责任感与投入度。张阔和张养力(2018)从信息化知能、信息化管理胜任力与人格影响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小学信息化主管胜任特征模型,用于评价信息化主管的岗位胜任力。该研究采用的《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标准(试行)》,分别从规划设计、组织实施以及评价推动三个方面描述了校长需要具备的信息化领导能力。学校领导班子可以在参考借鉴已有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校工作管理特色的评价方案,用于指导和监督每位校领导的信息化工作。
2.通过内省与外观,不断提升学校领导者的自我效能感
第一,学校领导者要学会设定合适的阶段性目标并经常反思自己的工作进展,对自身的优势、劣势和发展方向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教育信息化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和工作,学校领导者在规划本校的发展策略和路径时,面临诸多的问题。学校领导者要根据本校的情况,设置适当的、分阶段、可操作的目标和发展规划,使自己的工作每年都能有所突破,获得成功的经验,提升自我效能感(DeChenne et al.,2015)。另外,学校领导者要学会营建良好的情绪状态,认识到技术只是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工具,放下对技术变革教育的恐惧。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和失败经历时,可以寻找其他优秀学校领导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借鉴其他学校成功的信息化建设经验,提升自我的技术应用,以及管理知识、技能和自信心。已有研究表明,榜样学习可以促进个人的自我效能感( Mitani,2018)。通过观察他人的成功经验,能够提高学习者的自我效能信心,进而相信自己也可以掌握相应的能力。
第二,学校领导者要组织参与内容丰富的教育信息化学习与培训。作为学校的领导,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教育教学知识,还要具备组织、管理、决策的技能。与此同时,学校领导者往往比教师更早接触到新型的技术发展与应用。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更新换代,教学和管理方式更加灵活和多样,学校领导者将面临更复杂多变的学校管理问题,因此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更新和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教育部办公厅(2018)公布的《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也谈到要持续做好教师和管理干部教育信息化培训,继续与中国电信等合作开展中小学学校领导的专项培训。学校领导者在鼓励和保证任课教师每年参加教师职业发展项目的同时,也要积极参加校长培训项目,努力保持知识的先进性和鲜活度,学习新技术如何与学校的管理、学科教学相融合,从而更加游刃有余地面对技术带来的变革和压力。学校领导者不仅要充分认识到新的硬技术(比如VR/AR、3D打印等)的作用,同时还要深入了解软技术的运用,比如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方法、研究方法、管理方法等。这些软性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学校领导者将硬技术更好地应用到学校的核心教学业务中去,从而促进教师和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
3.通过发动包含家庭在内的社会力量支持,加强与各相关层次的互动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员工在工作中面对压力时,较好的组织支持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并最终缓解员工们在心理与精神上的不良反应,例如减轻员工的紧张感、缓解员工的过度疲劳等。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社会支持与学校领导者的技术压力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即提升学校领导者的社会支持,能够有效降低其技术压力。
第一,上级领导要适当放权,为学校创设自由的管理氛围。上级领导部门的行政支持,对学校领导者非常重要。但实际情况是,教育领导部门往往将学校领导作为其下属部门,习惯使用命令、指挥、控制等手段,不仅不能提供必要的支持,甚至还施加了诸多的限制。在推崇校长负责制以及构建创新型社会的时代,教育领导部门应该致力于创设一个相对自由的管理氛围,确保学校领导者拥有合理治校的权责,并且为其提供积极地支持和服务,配合其实现学校长远的教育信息化规划与发展计划,这是降低学校领导者技术压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第二,团结校内师生员工,发挥集体的力量。学校领导者要想很好地管理学校,师生员工的理解与支持必不可少。优秀的校领导总是能够通过谈心交心、团队领导等激励调动师生员工的工作和学习积极性,以实现学校教育信息化长远发展的目标。校领导要有意识地团结师生员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效的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给他们创造更多更自由的空间,真正行使学校领导者的权责,带领师生员工实现更好的发展。
第三,学生家长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学校领导者要理解家长们对孩子的关心心情,要通过把活动的情况分享给家长,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本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学校领导获得的学生家长支持较低,表明学生家长对学校领导者在学校的管理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由于社会和家长已经习惯于将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学校,这更是加重了学校领导者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改革举措时的困难。对此,学校领导者要与学生家长多沟通,通过恳切的交谈,消除家长的疑虑,取得学生家长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学生家长也应该体谅学校领导者的工作难处,看到他们的辛劳和成绩,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学校的管理无能和失职,多从自身角度出发,查找不足。
參考文献:
[1]杜华(2013).教师信息技术压力量表的设计[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3):52-54.
[2]冯晓敏(2016).中小学领导体制:变迁反思与新路径选择[J].教育理论与实践, 36(1):25-28.
[3]教育部办公厅(2018).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EB/OL].[2018-12-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3/t20180313_329823.html.
[4]教育部教师工作司(2014).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标准(试行)》的通知[EB/OL].[2018-12-05]. http://www.dyjy.gov.cn/images/uploadfiles/201501/20150128134824_5332.pdf.
[5]舒琴,王刊良, 屠强(2010). 计算机技术压力影响角色压力的实证研究——基于组织支持理论视角[J].情报杂志, 29(4):62-67.
[6]田艳明(2017). 中学教师技术压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7]文军,顾楚丹(2017).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及其社会后果——基于中国教育统计数据的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5(2):33-42,117.
[8]张阔,张养力(2018).中小学信息化主管胜任特征模型构建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39(6):121-128.
[9]张亚星,梁文艳(2017).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教学能力城乡差异研究——兼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对策[J].教育科学研究,(6):41-49.
[10]赵磊(2012). 国外技术压力研究的梳理与前瞻[J].自然辩证法研究,(3):26-31.
[11]赵燕,张翔(2012). 中小学校长工作压力, 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特殊教育,(5): 70-74.
[13]Al-Fudail, M., & Mellar, H.(2008). Investigating Teacher Stress When Using Technology[J].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51(3): 1103-1110.
[14]Beausaert, S., Froehlich, D. E., & Devos, C. et al. (2016). Effects of Support on Stress and Burnout in School Principals[J]. Educational Research, 58(4): 347-365.
[15]Brod, C.(1984). Technostress: The Human Cost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M].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6]Browne, M. W., & Cudeck, R.(1993). Alternative Ways of Assessing Model Fit[J]. Tes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21(2):230-258.
[17]Cubitt, S., & Burt, C.(2002). Leadership Style, Loneliness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in New Zealand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J]. New Zealand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37(2): 159-169.
[18]?oklar, A. N., Efilti, E., & Sahin, L.(2017). Defining TeachersTechnostress Levels: A Scale Development[J]. Online Submission, 8(21): 28-41.
[19]DeChenne, S. E., Koziol, N., & Needham, M. et al.(2015). Modeling Sources of Teaching Self-Effica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Graduate Teaching Assistants[J]. CBE—Life Sciences Education, 14(3): ar32.
[20]Joo, Y. J., Lim, K. Y., & Kim, N. H.(2016). The Effects of Secondary Teachers Technostress on the Intention to Use Technology in South Korea[J]. Computers & Education, 95: 114-122.
[21]Kupersmith, J.(1992). Technostress and the Reference Librarian[J].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0(2):7-50.
[22]Longman, S. M. D.(2013). A Comparison of the Perceptions of Technostress Experienced by Teachers Versus Technology Used by Teachers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a Southeastern School District[M]. 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
[23]Mitani, H.(2018). Principals Working Conditions, Job Stress, and Turnover Behaviors Under NCLB Accountability Pressure[J].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54(5): 822-862.
[24]Morris, D. B., Usher, E. L., & Chen, J. A.(2017). Reconceptualizing the Sources of Teaching Self-Efficacy: A Critical Review of Emerging Literatur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9(4): 795-833.
[25]Shu, Q., Tu, Q., & Wang, K.(2011). The Impact of Computer Self-Efficacy and Technology Dependence on Computer-Related Technostress: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7(10):923-939.
[26]Smith, C. S., & Hung, L. C.(2016). Us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to Increase Computer Self-Efficacy in Taiwanese Students[J].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5:1-14.
[27]Weil, M. M., & Rosen, L. D.(1997). Technostress: Coping with Technology@ Work@ Home@ Play[M]. New York: Wiley.
收稿日期 2018-12-13 責任编辑 汪燕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the technostress and its impact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xisting research on technostress has focused on the level of teachers and lacks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leaders technostress. As the backbone of the schools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school lead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informatization policies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Based on the previous survey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205 school leaders from four aspects: technostress, self-efficacy, social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leadership. Besides, non-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nine school leaders were conducted. Data analysis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level of technostress of school leaders was below the average level.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s, jobs and school districts on the technostress of school leaders. The technostress of male lead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 leaders. The technostress of principa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directors. The technostress of village school lead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rban school leaders. The technostress of school leaders wa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self-efficacy, while school leaders information leadership and social support directly affected self-efficacy. As a result, school could help school leaders and teachers turn technostress into teaching motivat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school leaders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self-efficacy, and mobilizing social support and etc.
Keywords: School Leadership; Technostress; Self-Efficacy; Influenc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