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威尔斯《爱情与路维宪先生》中的心智焦虑
刘赛雄+胡强
摘要：在以进步和效率为标准的十九世纪末，威尔斯敏锐察觉出英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心智焦虑，这种状况势必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及伦理等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爱情与路维宪先生》中，威尔斯参照英国转型时期的教育背景、经济衰退的隐忧以及民众的自满情绪，通过一个“呆笨”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国民心智失衡、国家智育政策不完善等社会问题，传达出作家感时忧国的社会关注和时代关怀。
关键词：H.G.威尔斯；《爱情与路维宪先生》；心智；焦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46-005
《爱情与路维宪先生》（Love and Mr.Lewisham，1900）是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公开发表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威尔斯創作风格的突然转变曾引来大批科幻读者的极力反对，但却受到了同时代作家的大力推崇。亨利·詹姆斯认为他从该书中发现了“极大魅力和许多最为本真的东西”，并建议他继续这样的写作风格。[1]42当代西方批评界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大都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注这部作品的“中产阶级婚姻问题”[2]143，另一方面指出其通过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更好地“呈现人物关系”。[3]18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解读并没有触及心智焦虑这一根本性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彻底解释这部作品的时代性及更深的社会意义。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路维宪的人生悲剧并非只是爱情给他带来的牵绊，更多缘于机械性的时代危机给人造成的心智焦虑。那么，心智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个体心智与国家智育、心智焦虑与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不成熟的个体心智
《爱情与路维宪先生》的英文原著中“mind”一词的出现频率颇高，如“空虚而激动的脑子”（tumultuous mind）[4]14、“粉碎了他的妄想”（disabuse his mind）等[4]161，大都与路维宪的精神状态紧密连接。根据牛津字典的解释，“mind”一词用法及含义丰富，作名词表示“悟性”、“记性”，作动词意为“照看”、“留神”等，传达出该词与心智状况的紧密关系。从苏格拉底“无知之知”到孔子的“知之为知之”，“心智”问题历来备受中西方各个学界的关注。在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看来，心智指的是“一系列事情的特定秩序”，属于人的主观世界的秩序，与环境中的物理秩序相互关系[5]16，个体的心智成长与其生活的物理客观环境息息相关。这部小说以威尔斯在伦敦的学习生活为蓝本，主要讲述小学教员出身的路维宪的心智成长故事。
路维宪的心智特质主要体现为其学习的功利性与机械性。小说开篇便通过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主人公的空想特质：路维宪十八岁左右，是镇上一所私立小学的初级教员，顶着知识分子的智识光环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从一开始便像经济学家制订市场计划一样，拟好长期的学习“计划纲要”和极为严谨的“时间表”，幻想六年后的自己能养成勤勉的学习习惯，获得“充实而完备的教育”，还能懂得五六种外语，期待着自己最终发展成为“备受尊敬”的青年才俊，享受着“大为丰厚”的收入。[4]3从路维宪的学习计划中可以看出，其求学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增长智识或成就幸福，而是为了让自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穷学生，发展成名利双收的大教授，尊享美满生活，崇拜“物质方面的成功至上”[6]169，体现其功利主义的一面。
为了实现其人生总体规划，路维宪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早上必须五点起床，读法文直至八点。这样相对通常在八点起床的英国人来说，他可以多获得了三个钟头的知识。过早起床这一规定本身就是违背睡眠的生理需求，因而不得不依靠他的美制闹钟来闹醒。路维宪不仅早上要早起，日间的学习也是非常紧凑，连用餐的时间也不能有半分松懈。下午五点教堂的钟声一响，路维宪便以一种“诚心读书的人所办不到的准时”[4]6，放下贺拉西诗集，拿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从做了记号的地方往下看，同时机械地吃下几片涂有橘子酱的面包。这一记号做在一场戏的半中腰，反映出路维宪学习上的刻板。这种硬生生的书本切换不但不能帮助他转换思维方式以提高学习效率，反而再次说明其读书不是以求知为目的，而是只顾完成表面上的任务量。
让路维宪逐渐背离学习理想的，是一张堪称定情信物的罚写纸。小福罗彼希尔上课时恶作剧被罚写，表姐爱瑟尔代为受过，此事被路维宪偶然撞见。纵然他认为代抄不妥，但却趁机与美人搭讪，惶惑地回应称自己捡起这张纸的时候不该去看它，还答应饶恕学生的冒犯行为。因为罚写纸上留有爱瑟尔的笔迹，路维宪将其要了过来，当作战利品与被遗忘了的贺拉西诗集一起紧紧地握在手里，把这宝贝贴近了自己的嘴唇。路维宪十多年的学习并未帮他提高多少理智的思考能力，但却赋予了他一种看似儒雅的学士派头，收获了爱瑟尔的青睐。在心上人即将离开华特莱镇的前一天，路维宪断然拒绝校长的代课请求，邀约爱瑟尔户外郊游。“好心的夜幕”让路维宪完全丧失了理智，不仅自己擅离职守，还怂恿爱瑟尔抛弃按时回家的念头。路维宪这种随心所欲的行为，让他在自行放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背离了智育的初衷。
爱瑟尔离开小镇，路维宪回到求学轨道，并于两年之后考入南肯星顿理科师范学院，开启新的人生历程。为了揭露拉贡等冒牌知识分子的反科学本质，路维宪与同学一道前来招灵实验室亲身检验。不料偶遇身为实验参与人的爱瑟尔，顿时忘却了招灵人的迷信与其所代表的科学之间的分歧。最后，路维宪不仅没能完成粉碎拉贡的阴谋骗局，反而被爱瑟尔缠进了不可捉摸的罗网，接连六十七个工作日的晚上陪伴爱人踏上回家的路，不论有多少重大迫切的事情摆在眼前都从未间断。伦敦的夜晚经常下雨，还可能有大雾笼罩，可正是这“美丽的灰白色帷幕”，把街上每一方尺的空间都隔成了“一间一间的密室”[4]92。为了在这私密的空间里和恋人公开地挽手调情，路维宪不仅放弃了一天中最好的学习时间，更将其人生伟业抛诸脑后。
正是伦敦街头的这团迷雾将路维宪和周围的一切分隔，模糊了路维宪关于理想与现实的界限。当盲目的情感渐渐地消耗个体的学习理想，人就会容易陷入智识上的慌乱，从而呈现出一种不成熟的心智状态。路维宪每晚怀着模糊的渴望而来，又带着莫名其妙的失望回到学校宿舍。它就像狄更斯笔下的浓雾一样灰暗、晦涩，让人无法辨识自己的行为，更无法看清“我们自己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7]220这种街头的亲密行走除了给人带来“偷情”般的快慰之外，并没有为两人的智性思维增加多少认同感，这种雾中送行最终流于一种因循的机械式行为。原本学习用功且成绩优异的路维宪，在校学习期间陷入了一场盲目的婚恋，与未来可期的人生擦肩而过，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似乎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智育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矛盾的智育体制
路维宪不能主动提高智性认识，正是心智“不成熟”的体现。路维宪的经历似乎是威尔斯的一次苦难回忆，中下层阶级出身，大学时期主修的理科专业不受世人重视，生活中四处碰壁。细读之下更能体会到威氏对英国智育传统的深刻反思，对智性启蒙的心灵呼唤。
作为一名理科生，路维宪升学的必考内容是贺拉西诗集、巴特勒的类比篇、莎士比亚剧本等古典书目，这一考试大纲潜在地隐藏着那个年代英国智育政策的机械性。英国上个世纪之交的工人阶级子弟学校，曾因规则森严和教学上的死记硬背而饱受指责。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学生，尽管他背诵了诸多经典作品，但却无法转知成智，只会被训练成一个教育机器上的零件。自从有了意中人，核心位置的励志格言“知识即力量”，换成了拉丁经文“爱情的赠礼”，不仅隐匿着对爱瑟尔的爱意，还能彰显他的文化涵养。然而这只是路维宪对拉丁文断章取义的曲解，就像他常去观摩南肯星顿博物馆，只会对馆中的家具摆设等遗产的向往，而非透过器物实现对历史的智性认知。路维宪所接受的智育方式不仅揭露出英国社会文化中附庸风雅的一面，更折射出国家文化理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英国的教育历来被视为家庭与教会的事业，其教育理念还有着明显的“重文轻理”现象。身为贫民工匠的叔父曾质疑路维宪所学的科目，认为理科专业是不能“指望将来成个什么”[4]58，这一魔咒在路维宪婚后的求职中逐步得到应验。路维宪发现他所学到的一肚皮科学教学方面的知识一点用处也没有，私立小学招聘中的才干需要只是古典文学和精通游戏。在英国社会，古典文学的尊贵典雅、各式游戏的浪漫奢华都属于典型的贵族生活模式，是各个阶级高质生活的价值取向，也顺理成了学校教育的基本准则。新兴的中产阶级大多出身低微，尽管通过节俭生活和勤劳工作改变了其经济状况，但光凭其财富是无法改变他们与身俱来的粗鄙习气。为了获得上层阶级的广泛认可，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竭力模仿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些金融新贵往往认为科技创新代价不小，又不能改善其道德信仰、提高其生活品质，他们一般不再投资并扩大生产，而是置办田产过上了贵族般的生活。
早在十九世纪初苏格兰地理学家查尔斯·赖尔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英国对于科学的误解，认为科学同文艺一样，不仅能教给人们人性的道德原则，也能给人们指出社会责任，因而是同等重要的“智识培育的途径”[3]1。这种呼声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才得到国家与社会的重视。路维宪能考入南肯星顿的理科师范学校，多半是因其赶上了政策改革的好时机。英國政府为了解决全国性的理科教员缺乏问题，由科教部门选拔一些毕业后有志于从事理科教学的年轻教师，送他们到中央学校去受免费训练。这相对国家对智育一贯的放任政策，已是相当大的改善，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对理科教育的重视。1870年，英国颁布《初等教育法》，开始把教育当作国家事项加以管理，将主要经费投向国民职业技术的培养，以期挽救英国日趋落后的技术颓势。尽管这个法案改革了国家对教育的监管体系，不再将教育事业放任私人经营；但在威尔斯看来，它只适用于培养“低级的教师”，并不是针对未来“普通大众的教育”[8]93。英国政府尽管意识到智育政策中学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是并未从智育政策的管理和执行上显示出其坚定的决心，因此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无法全面提高现代技术及国民心智。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还体现为人才培养的急切性与经费投入不足的冲突。免费师范生的福利让路维宪有了圆梦的机会，但每星期一基尼的津贴对于到了婚育年龄的他来说杯水车薪，威尔斯用诙谐的口吻称英国政府“亲如父母然而花钱吝啬”。[4]52路维宪一心想提高专业成绩，好在社会发展中大展拳脚，却无奈生活拮据而裹足不前。经费投入不足体现了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持不够，映射出英国政府并未认识到民众心智培养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官方仍然允许40%的孩子在法定的十四岁之前离校，许多英国的大学一年需要缴纳两三百镑的学费。能否上大学并不取决于学生的学习能力，主要是看各人家庭的经济实力。
威廉斯认为一个人的品质和命运应“与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品质和命运放在同一维度进行审视。” [7]276如果将此问题放置于19世纪末整个英国文化的社会语境中进行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路维宪的问题实际反映的是英国国民心智处于一种茫然状态，折射了世纪末英国教育政策的矛盾立场。尽管路维宪努力求学并获得各种证书的肯定，但这些证书只成为“死啃书本”的力证。这种僵化思维的劳动成果不可能使人有“活跃的智慧”。[9]51在这种“呆板”的智育政策体制下，国家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的智识培养状况。路维宪悲剧性的结果证明，在新的技术革命中，英国不重视基础教育及科技培养，势必会给整个科学行业带来悲剧性的发展，还可能会给整个民族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三、心智焦虑的时代关怀
路维宪机械式学习和生活显现出意识和行为的脱节，从一定程度上喻示了国家教育管理体制中理想与实践的分歧，也在一定意义上潜藏着社会分裂的危机。从乡下教员到城市大学生，再从有志青年到疲惫求职者，路维宪的人生前路茫茫，像工业进程中的英国社会一样充满着不稳定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的分裂特质。回顾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发现无论是工业文明，还是资本主义体制及社会心态，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潮，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维多利亚中晚期，整个西方世界新兴中产阶级崛起，社会文化思潮的动荡，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不复存在，社会开始出现分裂的倾向。英国社会经由维多利亚发展的固若金汤的社会体制、文化结构等开始出现分裂，这种分裂的氛围又进一步深化了国民的心智焦虑，给社会经济、情感、道德等方面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社会分裂所带来的焦虑首先体现为经济与生产的失衡，个体难以获得创造性智识。威尔斯透过路维宪的眼睛，捕捉到了当时伦敦大多数人的生活基调。在城市中央，韦斯本林地经济繁荣；两街之外的韦斯本公园附近，工厂工人凄惨不已。贫困被视为是个人本身的问题，而非经济体系的失误。路维宪曾经奋发向上、手握母亲留下的一百余镑财产，但他最终加入到贫困队伍。这种尴尬局面看上去是由于他放弃了勤勉的工作道德和节俭的社会伦理，其实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命运机器”的“构造、编织和控制”。[10]45尽管十九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中取得了物质方面的骄人成绩，但却少有人思考国民心智及智育体制的发展，生活上的奢华和教育上的“吝啬”是国家智育思维断裂的最好回应。
路维宪的确曾经非常用功地学习，接二连三地拿到各种证书，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向来懂得如何应付各种考试的他，却将时光虚掷在梦幻的恋爱中。路维宪忘了学业取得进步时，如何再接再厉、图谋更大的发展，忽略了身边有着一群同样“拼命用功”的伙伴。威尔斯似乎有意借此桥段寓指英国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德、美等其他西方国家。一是英国商人们都对过去的生产方式非常的自负，认为正是由于那样的方式才带来了英国伟大的繁荣，不愿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加以改进；二是英国在国际竞争中忽略了自我保护，英国国内市场受到极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和工商业对科技应用的意识不足，未能将已有的科技成果转换成生产力，以推动科技和社会的更大发展。
其次，心智焦虑还表现为情感的迷失和精神的虚无，个体无法将客观知识体系转化为主观智力成果。对于勤奋朴素的小学教员路维宪来说，一间简陋的卧房是他发愤图强的用功之地。房间里的菱形窗户是路维宪伏案学习的见证，也成了一条“联结着受控的内心和失控的外部世界”的“纽带”。[11]92一面是苦涩的书本，另一面是正值百花齐放的窗外风景，年轻的路维宪为之意乱情迷。路维宪由于分心而犯了语法错误，但他将错因归咎于“久坐必然生惰”之上，借由那“避邪的时间表”中没有“不得在户外学习”这样重要的一条戒规[4]8，轻而易举地将学习地点移到春意盎然的户外。路维宪不曾真正了解爱瑟尔的性格和品行，仅凭着“种种可能性的幻想”而对她生发出了深深的依恋。
再次，心智失衡的焦虑很有可能导致道德沉沦，使个体无法获得心智的全面发展。路维宪初到伦敦，发现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凄惨时而心生怜悯，坚定地认为“当自己周围的人还处在不幸中的时候，是不应该快活的”[4]53，计划通过发愤求学的途径改变自身及他人的命运。他公开反对“幽灵实验”“读心术”等骗钱手段，坚持认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该以行骗维持生计。而当他的生活陷入贫困与忙碌时，改良世界的雄心萎缩成一种孩子的虚荣心。在与察弗雷辩论的过程中，路维宪的论调从坚定抗辩，到“头脑迟钝得异乎寻常”[4]141，最终被其“打得落花流水”[4]154，能言善辩的正义之士居然败给了巧舌如簧的骗子察弗雷。察弗雷之流代表的是社会上的“麻烦人物”，他的“人性”或许代表着“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99，以其荒诞性释放出一种道德错位的破坏力量。
在察弗雷看来，整个社会道德已经崩塌，社会规约只不过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一场自我欺骗或尔虞我诈的大阴谋。欺骗成了国家的“本质”，是“把残暴的个人粘合成社会这一泥水工程里的泥灰。”[4]146然而这种“本质”是通过一个骗子之口所总结出来的，从而带有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人一旦将财富当成唯一目的，就会让察弗雷之流做出坑蒙拐骗、抛妻弃子的失德之举。路维宪被察弗雷的自私行为完全拖入了求生的泥潭，为了照顾怀孕的妻子和被抛弃的岳母，生活仿佛变成了一场争取食物的斗争，心智的发展更加无从谈起。
四、结 语
吴尔芙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公开批评威尔斯等爱德华时代作家，指责他们“不关心精神而关心肉体”[13]263-267，并贴上物质偏重的标签，批评其作品不符合时代特性，未能深入描写人物的精神品质和內心情感。然而，威尔斯第一部社会小说中路维宪的塑造，已充分说明事实并非如此。据威尔斯的传记作家科斯塔考证，威尔斯的社会小说专注于“人类状况问题的书写”[14]64，目的就是要呈现人们生活本来的面目。因为生活本身充满了矛盾和对立，最好的把握方式是深入观察这一对对张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威尔斯的作品绝非吴尔芙所说的那么简单。
在威尔斯笔下，路维宪十几年克勤克俭的努 力在几个月的婚恋之后幻化成泡影，让人联想到其背后的大英帝国历经几个世纪的积蓄成长，十九世纪末的几十年就发展到土崩瓦解地步。威尔斯独特构架的知识分子的成长故事，不仅与当时的英国文化史进行积极的互动，他更是通过小说的形式，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智识文化内涵。在这部作品中，威尔斯以笑中带泪的笔触，描写一个智识培养不足，心智焦虑有余的小人物的悲喜剧，不失对英国智育政策的喟叹，亦有对转型时期的时代关怀。威尔斯感时忧国，讽刺时事、笑谑人情，为民族的未来呐喊彷徨，就像其同时代的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所发出的警告：“不注重智力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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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osta，Richard Hauer.H.G.Wells [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67.
（责任编辑 明 笃）
摘要：在以进步和效率为标准的十九世纪末，威尔斯敏锐察觉出英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心智焦虑，这种状况势必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及伦理等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爱情与路维宪先生》中，威尔斯参照英国转型时期的教育背景、经济衰退的隐忧以及民众的自满情绪，通过一个“呆笨”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国民心智失衡、国家智育政策不完善等社会问题，传达出作家感时忧国的社会关注和时代关怀。
关键词：H.G.威尔斯；《爱情与路维宪先生》；心智；焦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46-005
《爱情与路维宪先生》（Love and Mr.Lewisham，1900）是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公开发表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威尔斯創作风格的突然转变曾引来大批科幻读者的极力反对，但却受到了同时代作家的大力推崇。亨利·詹姆斯认为他从该书中发现了“极大魅力和许多最为本真的东西”，并建议他继续这样的写作风格。[1]42当代西方批评界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大都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注这部作品的“中产阶级婚姻问题”[2]143，另一方面指出其通过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更好地“呈现人物关系”。[3]18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解读并没有触及心智焦虑这一根本性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彻底解释这部作品的时代性及更深的社会意义。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路维宪的人生悲剧并非只是爱情给他带来的牵绊，更多缘于机械性的时代危机给人造成的心智焦虑。那么，心智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个体心智与国家智育、心智焦虑与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不成熟的个体心智
《爱情与路维宪先生》的英文原著中“mind”一词的出现频率颇高，如“空虚而激动的脑子”（tumultuous mind）[4]14、“粉碎了他的妄想”（disabuse his mind）等[4]161，大都与路维宪的精神状态紧密连接。根据牛津字典的解释，“mind”一词用法及含义丰富，作名词表示“悟性”、“记性”，作动词意为“照看”、“留神”等，传达出该词与心智状况的紧密关系。从苏格拉底“无知之知”到孔子的“知之为知之”，“心智”问题历来备受中西方各个学界的关注。在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看来，心智指的是“一系列事情的特定秩序”，属于人的主观世界的秩序，与环境中的物理秩序相互关系[5]16，个体的心智成长与其生活的物理客观环境息息相关。这部小说以威尔斯在伦敦的学习生活为蓝本，主要讲述小学教员出身的路维宪的心智成长故事。
路维宪的心智特质主要体现为其学习的功利性与机械性。小说开篇便通过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主人公的空想特质：路维宪十八岁左右，是镇上一所私立小学的初级教员，顶着知识分子的智识光环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从一开始便像经济学家制订市场计划一样，拟好长期的学习“计划纲要”和极为严谨的“时间表”，幻想六年后的自己能养成勤勉的学习习惯，获得“充实而完备的教育”，还能懂得五六种外语，期待着自己最终发展成为“备受尊敬”的青年才俊，享受着“大为丰厚”的收入。[4]3从路维宪的学习计划中可以看出，其求学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增长智识或成就幸福，而是为了让自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穷学生，发展成名利双收的大教授，尊享美满生活，崇拜“物质方面的成功至上”[6]169，体现其功利主义的一面。
为了实现其人生总体规划，路维宪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早上必须五点起床，读法文直至八点。这样相对通常在八点起床的英国人来说，他可以多获得了三个钟头的知识。过早起床这一规定本身就是违背睡眠的生理需求，因而不得不依靠他的美制闹钟来闹醒。路维宪不仅早上要早起，日间的学习也是非常紧凑，连用餐的时间也不能有半分松懈。下午五点教堂的钟声一响，路维宪便以一种“诚心读书的人所办不到的准时”[4]6，放下贺拉西诗集，拿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从做了记号的地方往下看，同时机械地吃下几片涂有橘子酱的面包。这一记号做在一场戏的半中腰，反映出路维宪学习上的刻板。这种硬生生的书本切换不但不能帮助他转换思维方式以提高学习效率，反而再次说明其读书不是以求知为目的，而是只顾完成表面上的任务量。
让路维宪逐渐背离学习理想的，是一张堪称定情信物的罚写纸。小福罗彼希尔上课时恶作剧被罚写，表姐爱瑟尔代为受过，此事被路维宪偶然撞见。纵然他认为代抄不妥，但却趁机与美人搭讪，惶惑地回应称自己捡起这张纸的时候不该去看它，还答应饶恕学生的冒犯行为。因为罚写纸上留有爱瑟尔的笔迹，路维宪将其要了过来，当作战利品与被遗忘了的贺拉西诗集一起紧紧地握在手里，把这宝贝贴近了自己的嘴唇。路维宪十多年的学习并未帮他提高多少理智的思考能力，但却赋予了他一种看似儒雅的学士派头，收获了爱瑟尔的青睐。在心上人即将离开华特莱镇的前一天，路维宪断然拒绝校长的代课请求，邀约爱瑟尔户外郊游。“好心的夜幕”让路维宪完全丧失了理智，不仅自己擅离职守，还怂恿爱瑟尔抛弃按时回家的念头。路维宪这种随心所欲的行为，让他在自行放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背离了智育的初衷。
爱瑟尔离开小镇，路维宪回到求学轨道，并于两年之后考入南肯星顿理科师范学院，开启新的人生历程。为了揭露拉贡等冒牌知识分子的反科学本质，路维宪与同学一道前来招灵实验室亲身检验。不料偶遇身为实验参与人的爱瑟尔，顿时忘却了招灵人的迷信与其所代表的科学之间的分歧。最后，路维宪不仅没能完成粉碎拉贡的阴谋骗局，反而被爱瑟尔缠进了不可捉摸的罗网，接连六十七个工作日的晚上陪伴爱人踏上回家的路，不论有多少重大迫切的事情摆在眼前都从未间断。伦敦的夜晚经常下雨，还可能有大雾笼罩，可正是这“美丽的灰白色帷幕”，把街上每一方尺的空间都隔成了“一间一间的密室”[4]92。为了在这私密的空间里和恋人公开地挽手调情，路维宪不仅放弃了一天中最好的学习时间，更将其人生伟业抛诸脑后。
正是伦敦街头的这团迷雾将路维宪和周围的一切分隔，模糊了路维宪关于理想与现实的界限。当盲目的情感渐渐地消耗个体的学习理想，人就会容易陷入智识上的慌乱，从而呈现出一种不成熟的心智状态。路维宪每晚怀着模糊的渴望而来，又带着莫名其妙的失望回到学校宿舍。它就像狄更斯笔下的浓雾一样灰暗、晦涩，让人无法辨识自己的行为，更无法看清“我们自己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7]220这种街头的亲密行走除了给人带来“偷情”般的快慰之外，并没有为两人的智性思维增加多少认同感，这种雾中送行最终流于一种因循的机械式行为。原本学习用功且成绩优异的路维宪，在校学习期间陷入了一场盲目的婚恋，与未来可期的人生擦肩而过，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似乎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智育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矛盾的智育体制
路维宪不能主动提高智性认识，正是心智“不成熟”的体现。路维宪的经历似乎是威尔斯的一次苦难回忆，中下层阶级出身，大学时期主修的理科专业不受世人重视，生活中四处碰壁。细读之下更能体会到威氏对英国智育传统的深刻反思，对智性启蒙的心灵呼唤。
作为一名理科生，路维宪升学的必考内容是贺拉西诗集、巴特勒的类比篇、莎士比亚剧本等古典书目，这一考试大纲潜在地隐藏着那个年代英国智育政策的机械性。英国上个世纪之交的工人阶级子弟学校，曾因规则森严和教学上的死记硬背而饱受指责。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学生，尽管他背诵了诸多经典作品，但却无法转知成智，只会被训练成一个教育机器上的零件。自从有了意中人，核心位置的励志格言“知识即力量”，换成了拉丁经文“爱情的赠礼”，不仅隐匿着对爱瑟尔的爱意，还能彰显他的文化涵养。然而这只是路维宪对拉丁文断章取义的曲解，就像他常去观摩南肯星顿博物馆，只会对馆中的家具摆设等遗产的向往，而非透过器物实现对历史的智性认知。路维宪所接受的智育方式不仅揭露出英国社会文化中附庸风雅的一面，更折射出国家文化理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英国的教育历来被视为家庭与教会的事业，其教育理念还有着明显的“重文轻理”现象。身为贫民工匠的叔父曾质疑路维宪所学的科目，认为理科专业是不能“指望将来成个什么”[4]58，这一魔咒在路维宪婚后的求职中逐步得到应验。路维宪发现他所学到的一肚皮科学教学方面的知识一点用处也没有，私立小学招聘中的才干需要只是古典文学和精通游戏。在英国社会，古典文学的尊贵典雅、各式游戏的浪漫奢华都属于典型的贵族生活模式，是各个阶级高质生活的价值取向，也顺理成了学校教育的基本准则。新兴的中产阶级大多出身低微，尽管通过节俭生活和勤劳工作改变了其经济状况，但光凭其财富是无法改变他们与身俱来的粗鄙习气。为了获得上层阶级的广泛认可，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竭力模仿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些金融新贵往往认为科技创新代价不小，又不能改善其道德信仰、提高其生活品质，他们一般不再投资并扩大生产，而是置办田产过上了贵族般的生活。
早在十九世纪初苏格兰地理学家查尔斯·赖尔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英国对于科学的误解，认为科学同文艺一样，不仅能教给人们人性的道德原则，也能给人们指出社会责任，因而是同等重要的“智识培育的途径”[3]1。这种呼声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才得到国家与社会的重视。路维宪能考入南肯星顿的理科师范学校，多半是因其赶上了政策改革的好时机。英國政府为了解决全国性的理科教员缺乏问题，由科教部门选拔一些毕业后有志于从事理科教学的年轻教师，送他们到中央学校去受免费训练。这相对国家对智育一贯的放任政策，已是相当大的改善，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对理科教育的重视。1870年，英国颁布《初等教育法》，开始把教育当作国家事项加以管理，将主要经费投向国民职业技术的培养，以期挽救英国日趋落后的技术颓势。尽管这个法案改革了国家对教育的监管体系，不再将教育事业放任私人经营；但在威尔斯看来，它只适用于培养“低级的教师”，并不是针对未来“普通大众的教育”[8]93。英国政府尽管意识到智育政策中学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是并未从智育政策的管理和执行上显示出其坚定的决心，因此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无法全面提高现代技术及国民心智。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还体现为人才培养的急切性与经费投入不足的冲突。免费师范生的福利让路维宪有了圆梦的机会，但每星期一基尼的津贴对于到了婚育年龄的他来说杯水车薪，威尔斯用诙谐的口吻称英国政府“亲如父母然而花钱吝啬”。[4]52路维宪一心想提高专业成绩，好在社会发展中大展拳脚，却无奈生活拮据而裹足不前。经费投入不足体现了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持不够，映射出英国政府并未认识到民众心智培养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官方仍然允许40%的孩子在法定的十四岁之前离校，许多英国的大学一年需要缴纳两三百镑的学费。能否上大学并不取决于学生的学习能力，主要是看各人家庭的经济实力。
威廉斯认为一个人的品质和命运应“与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品质和命运放在同一维度进行审视。” [7]276如果将此问题放置于19世纪末整个英国文化的社会语境中进行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路维宪的问题实际反映的是英国国民心智处于一种茫然状态，折射了世纪末英国教育政策的矛盾立场。尽管路维宪努力求学并获得各种证书的肯定，但这些证书只成为“死啃书本”的力证。这种僵化思维的劳动成果不可能使人有“活跃的智慧”。[9]51在这种“呆板”的智育政策体制下，国家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的智识培养状况。路维宪悲剧性的结果证明，在新的技术革命中，英国不重视基础教育及科技培养，势必会给整个科学行业带来悲剧性的发展，还可能会给整个民族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三、心智焦虑的时代关怀
路维宪机械式学习和生活显现出意识和行为的脱节，从一定程度上喻示了国家教育管理体制中理想与实践的分歧，也在一定意义上潜藏着社会分裂的危机。从乡下教员到城市大学生，再从有志青年到疲惫求职者，路维宪的人生前路茫茫，像工业进程中的英国社会一样充满着不稳定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的分裂特质。回顾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发现无论是工业文明，还是资本主义体制及社会心态，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潮，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维多利亚中晚期，整个西方世界新兴中产阶级崛起，社会文化思潮的动荡，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不复存在，社会开始出现分裂的倾向。英国社会经由维多利亚发展的固若金汤的社会体制、文化结构等开始出现分裂，这种分裂的氛围又进一步深化了国民的心智焦虑，给社会经济、情感、道德等方面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社会分裂所带来的焦虑首先体现为经济与生产的失衡，个体难以获得创造性智识。威尔斯透过路维宪的眼睛，捕捉到了当时伦敦大多数人的生活基调。在城市中央，韦斯本林地经济繁荣；两街之外的韦斯本公园附近，工厂工人凄惨不已。贫困被视为是个人本身的问题，而非经济体系的失误。路维宪曾经奋发向上、手握母亲留下的一百余镑财产，但他最终加入到贫困队伍。这种尴尬局面看上去是由于他放弃了勤勉的工作道德和节俭的社会伦理，其实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命运机器”的“构造、编织和控制”。[10]45尽管十九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中取得了物质方面的骄人成绩，但却少有人思考国民心智及智育体制的发展，生活上的奢华和教育上的“吝啬”是国家智育思维断裂的最好回应。
路维宪的确曾经非常用功地学习，接二连三地拿到各种证书，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向来懂得如何应付各种考试的他，却将时光虚掷在梦幻的恋爱中。路维宪忘了学业取得进步时，如何再接再厉、图谋更大的发展，忽略了身边有着一群同样“拼命用功”的伙伴。威尔斯似乎有意借此桥段寓指英国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德、美等其他西方国家。一是英国商人们都对过去的生产方式非常的自负，认为正是由于那样的方式才带来了英国伟大的繁荣，不愿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加以改进；二是英国在国际竞争中忽略了自我保护，英国国内市场受到极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和工商业对科技应用的意识不足，未能将已有的科技成果转换成生产力，以推动科技和社会的更大发展。
其次，心智焦虑还表现为情感的迷失和精神的虚无，个体无法将客观知识体系转化为主观智力成果。对于勤奋朴素的小学教员路维宪来说，一间简陋的卧房是他发愤图强的用功之地。房间里的菱形窗户是路维宪伏案学习的见证，也成了一条“联结着受控的内心和失控的外部世界”的“纽带”。[11]92一面是苦涩的书本，另一面是正值百花齐放的窗外风景，年轻的路维宪为之意乱情迷。路维宪由于分心而犯了语法错误，但他将错因归咎于“久坐必然生惰”之上，借由那“避邪的时间表”中没有“不得在户外学习”这样重要的一条戒规[4]8，轻而易举地将学习地点移到春意盎然的户外。路维宪不曾真正了解爱瑟尔的性格和品行，仅凭着“种种可能性的幻想”而对她生发出了深深的依恋。
再次，心智失衡的焦虑很有可能导致道德沉沦，使个体无法获得心智的全面发展。路维宪初到伦敦，发现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凄惨时而心生怜悯，坚定地认为“当自己周围的人还处在不幸中的时候，是不应该快活的”[4]53，计划通过发愤求学的途径改变自身及他人的命运。他公开反对“幽灵实验”“读心术”等骗钱手段，坚持认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该以行骗维持生计。而当他的生活陷入贫困与忙碌时，改良世界的雄心萎缩成一种孩子的虚荣心。在与察弗雷辩论的过程中，路维宪的论调从坚定抗辩，到“头脑迟钝得异乎寻常”[4]141，最终被其“打得落花流水”[4]154，能言善辩的正义之士居然败给了巧舌如簧的骗子察弗雷。察弗雷之流代表的是社会上的“麻烦人物”，他的“人性”或许代表着“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99，以其荒诞性释放出一种道德错位的破坏力量。
在察弗雷看来，整个社会道德已经崩塌，社会规约只不过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一场自我欺骗或尔虞我诈的大阴谋。欺骗成了国家的“本质”，是“把残暴的个人粘合成社会这一泥水工程里的泥灰。”[4]146然而这种“本质”是通过一个骗子之口所总结出来的，从而带有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人一旦将财富当成唯一目的，就会让察弗雷之流做出坑蒙拐骗、抛妻弃子的失德之举。路维宪被察弗雷的自私行为完全拖入了求生的泥潭，为了照顾怀孕的妻子和被抛弃的岳母，生活仿佛变成了一场争取食物的斗争，心智的发展更加无从谈起。
四、结 语
吴尔芙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公开批评威尔斯等爱德华时代作家，指责他们“不关心精神而关心肉体”[13]263-267，并贴上物质偏重的标签，批评其作品不符合时代特性，未能深入描写人物的精神品质和內心情感。然而，威尔斯第一部社会小说中路维宪的塑造，已充分说明事实并非如此。据威尔斯的传记作家科斯塔考证，威尔斯的社会小说专注于“人类状况问题的书写”[14]64，目的就是要呈现人们生活本来的面目。因为生活本身充满了矛盾和对立，最好的把握方式是深入观察这一对对张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威尔斯的作品绝非吴尔芙所说的那么简单。
在威尔斯笔下，路维宪十几年克勤克俭的努 力在几个月的婚恋之后幻化成泡影，让人联想到其背后的大英帝国历经几个世纪的积蓄成长，十九世纪末的几十年就发展到土崩瓦解地步。威尔斯独特构架的知识分子的成长故事，不仅与当时的英国文化史进行积极的互动，他更是通过小说的形式，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智识文化内涵。在这部作品中，威尔斯以笑中带泪的笔触，描写一个智识培养不足，心智焦虑有余的小人物的悲喜剧，不失对英国智育政策的喟叹，亦有对转型时期的时代关怀。威尔斯感时忧国，讽刺时事、笑谑人情，为民族的未来呐喊彷徨，就像其同时代的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所发出的警告：“不注重智力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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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明 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