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物”“我”思想论析

    李尚展

    摘?要：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一直以各种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结合体的形式存在，并且承载着书家品学、修养、感情等，成为传承民族思想的重要纽带之一。创作过程中“内在”与“外在”关系的问题，是前贤探讨不休的永恒话题，作为清代文学与书法集大成者的刘熙载，其所作篇章亦不乏精绝见解。刘氏尝作《艺概》云：“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纵览《书概》，一种对立统一辩证思想贯穿全篇，今从“观物”与“观我”两命题为切入点，结合文中所说，参以历代书家观点，尝试对刘熙载学书思想进行初步讨论。

    关键词：刘熙载?“观物”“观我”?思想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10-0-01

    一、“观物”与“大盈若冲”

    所谓“物”，在深层意义上泛指除人本体以外具有客观性的所有事物。“观物”自当是对客观事物认知与理解，进而延伸到对“物”的运用与发挥。而如何观物，文中并未详述，可从《书概》其他语句中对作者思想管窥一二，曰：“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天”与“古”为两种对立观点，或可理解为学书过程中的率性自然与“从师约法”之间的对立，而两者分别应把“章”与“变”作为自己的互补条件，才能“与天为徒”而不失于野，“与古为徒”而不流于俗。又云：“评锺书者，谓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评张书者，谓如班叔构堂，不可增减，此难知也，然果能于锺究拙中之趣，亦渐可于张得放中之矩矣。”刘熙载所评历代书家或书体，都解释其两面性，应当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还原所观之“物”，以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书法艺术，认为书法同万物皆有阴阳两方面构成，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互为存在的前提，进而把书艺上升到“道”的高度，正如“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家邵雍所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

    在《游艺约言》中，刘熙载指出：“道不泥言说形象，亦不离言说形象，是故文章书画皆道。”“言说形象”作为文学艺术的具体表现方式，对诗文书画固然可贵，但刘熙载眼中的上乘作品，却不仅仅局限于“言说形象”，或者说在他看来一件真正高明的艺术品是超越了其本身的载体，以至于达到了“无限”的境界。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说：“诗者，吟咏性情也，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书道亦然。刘熙载所言“观物”，其终点不只在于“类情”，而是追寻物之外，不被束缚的自由发挥。当然，所求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对“物”有所“观”的基础上。如果说对物的认知、理解或应用只是“观物”的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要扔掉所“观”之物，蔡邕所谓“书者，散也”，亦即老子所言“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游艺约言》也说：“文至易堕处即须飞起，然天下事当得此意者不惟文学文艺者，执名相窠臼求之，则艺必难进。就使能进，亦复易退。要知非空诸所有，不能包诸所有也。”唯有“空诸所有”，不为物所累，才能达到“如自天而来”。又：“高山深林，望之无及，探之无尽，书不臻此境，未善也。”由此而知，在学书过程中，当对“物”的认识与运用超过了“物”的本身，既能观物、化物，又能忘物，也就达到了“观”的目的。

    二、“观我”与“忘情”

    从人本位的角度出发，书法创作的过程也就是书家主观情感表达的过程，在论及书写的时候刘熙载说道：“写字者，写志也。”书法作品与书家意志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从汉代扬雄的“书为心画”论一直延续至今。文中所谓“观我以通德”，可理解为书家对其自身的审视或醒悟而明确自己的精神方面，包括其性格、道德、修養、学识等，而这些方面在刘熙载看来正是影响书家书风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甚至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书法直接等同于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认为各个层面的人书写风貌大不相同。所以刘熙载在文中着重强调了“我”的作用：“偶为书诀云：‘古人之书不学可，但要书中有个我。我之本色若不高，脱尽凡胎方证果。不唯书也。”而文中所说的“性情”又是“观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书家个性化表现中占比重最大的一方面，也是区分“我”的标志之一。赵壹《非草书》讽世人东施效颦皆学草书时说：“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同理。所以刘熙载认为人的性情，是笔性墨情之本，是艺术个性化的本源，所以书家的首要之务就是理性情。就算在师法古人的时候，也要把古人笔法同自身性情相结合，以达到“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随人脚踵，亦步亦趋，为刘氏所不取。

    在论及行草书的时候，刘氏认为：“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因为他提出作草书时要“释智遗形”“超鸿濛”“混希夷”，只有“释智遗形”才得以透过重重习性与伪装去直面人的本真，在他眼里怀素所作的草书最接近这种状态：“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遣，”“怀素书，笔笔现清凉世界。”盖因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形容张旭草书“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刘熙载故而作此论。王国维先生把诗词分为两重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认为：“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若以此观之，张旭草书多有我之境，而怀素草书则为无我之境。草书创作中，“无我”是一种最理想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书家除却了自我，毫无羁绊，没有“熟气”的影响，而“熟气”每每成为阻碍书家表现真我的最大障碍。《语例字格》谓“鵰鹗向风，自然骞翥”。

    “观我”与“忘情”，看似对立，实则为一体而且并不自相矛盾。观我本身，可以在对自我有正确的认知与把握的同时，使得“物皆著我之色彩”，这可以称之为“入”，然而刘熙载所追求的则为“出”，即对“我”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基于普遍规律上对“性情”的一种再发挥，是一个无欲无念的过程，也是“观我”思想的升华。刘熙载说：“不毁万物，当体便无;不设一物，当体便有。书之有法而无法，至此进乎技矣。”

    三、从“立天定人”到“由人复天”

    由“物”“我”而入，乃有为法，由“物”“我”而出，此乃无为。无为，抛弃了一切功利主义与人为制造，在刘熙载看来，这就是学书者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他在《游艺约言》中说：“无为之境，书家最不易到，如到便是达天。”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书家从“物”和“我”中走出来，遗形于天地之间，也就超越世间一切。他说：“无为者，性也、天也。有为者，学也、人也。学以复性，人以复天，是以有为仍蕲至于无为也。”“人以复天”，刘熙载肯定了所有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在他看来，无论是“类情”还是“通德”，在书法艺术上都无法与“真”相抗衡。

    殊途同归，“观物”“观我”所得，终究要在“无为”法中丢掉，书写也要回归书家的自然天性，但与此同时，由“观”而得到的道理并未真正消亡，所谓的“真”相对于一开始而言也已经发生了质变。

    “《庄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刘熙载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