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之新变及意义
郑华萍+王青
摘要：民国报刊所载陶渊明研究，在内容上涉及生年考证、人格思想、作品风格、艺术特色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见，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民国报刊所载陶渊明研究文著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可以加深陶渊明研究的深度，了解陶渊明的“民国化”，且对中国古代其他文人接受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民国报刊；陶渊明接受史；新变；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41-006
民国是陶渊明研究的重要阶段，相关著作、论文如雨后春笋，各大报刊杂志刊载尤多。但目前学界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偏向于大家、名家的专著，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朱自清等，而对报刊上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熟视无睹，这不利于陶渊明的整体研究。因此本文将从人物研究和作品研究两大方向梳理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研究文著，旨在考察其时陶渊明研究的客观情况及其新变，揭示其学术史意义。
一、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的“热点”
民国报刊杂志事业兴盛，各种报刊论文荦荦大观。经笔者初步统计，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达400余篇。具体涉及陶渊明生年、姓名、里居、著述等相关考证，陶渊明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思想、“农民化”等人格研究，作品研究及接受等方面。主要有三大热点：
（一）陶渊明相关考证
民国报刊关于陶渊明的考证文章很多，其中主要是行年考。自近代梁启超在《陶渊明年谱》中提出“五十六岁说”[1]，时人多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予以支持，如陆侃如《跋古层冰〈陶靖节年谱〉》，以“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两句为依据，附和梁启超的说法，反驳了古直的“五十二”岁说[2]；有的著文反驳，如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3]，认为梁启超的证据不能成立；有的认为年岁无法断定，如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4]，认为梁启超、古直二人论证不足，年岁问题只能姑且存疑；有的提出新見，如逯钦立《陶渊明行年简考》力证应为“五十一岁”[5]、圣旦《陶渊明考》认为陶靖节得年五十九岁[6]。
除生年考，还有关于姓名、里居、陶集版本等考证。首先，陶渊明姓名考。陶渊明的名、字在死后不久出现了多种说法，论者各执一词，至民国亦无法统一。朱自清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说“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4]，此说法为大多数人如宋云斌等所接受。而周鉴澄《陶渊明研究》认为“潜或是排名，而渊明则官名”[7]。其次，陶氏里居考。关于陶氏里居，史书中的陶渊明传及颜延之的《陶徵士诔》皆只言及“寻阳”、“柴桑”，而未具体指明，以致后世论者不断。朱自清认为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后至南村[4]，而逯钦立以为应是寻阳负郭、栗里、南里三处。[5]最后，陶集版本分析。针对版本问题，郭绍虞认为其病在阙、乱、伪、误、晦，并对每一时期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8]，之后姚实《陶渊明集版本考》梳理了遗失的四种和现存的十三种陶集版本，并认为其中以丁福保的刊本最好。[9]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对陶渊明世系、生平事迹及亲友进行考证的文章。这些考证或因循旧说，或提出新解，进一步深化了陶渊明研究。
（二）陶渊明人格研究
陶渊明躬耕田园、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精神，传为千古佳话，一直影响着中国士人的价值观念。综观民国报刊论文，对陶渊明的人格大多高度赞扬，推崇备至。游国恩说他是“一个敝屣富贵，忘怀贫贱的人”，又是“一个任自然，率真的人”[10]；李云峰在《读陶渊明集笺注后略谈》中肯定其“不慕荣利”的个性和躬耕自给的生活，认为他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者[11]；李则纲在《从农村破产想到陶渊明》中高度赞赏陶渊明回归农村、亲自耕种的生活方式，认为陶氏是一个农村里最能体验自然了解人生意义的哲人，并积极呼吁当时人回归乡村。[12]他们都从赞赏、仰慕的角度来评述陶氏躬耕自给的生活态度。但亦有少数批评者，如根号说陶渊明除了有自然美的诗外，其他无一足取[13]；舣客认为陶公“只是纯盗虚声，毫无足取。如果‘高士真都像陶渊明一样，则我宁愿世间全是强盗贼子，而不希望有一个那样的高士”，用语颇为激烈，批判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行为，认为士大夫在乱世更应尽其心力，发奋为雄。[14]
除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的评述，民国学者还颇为关注陶渊明的思想、家境的困穷及其原因。陶氏思想来源在这一时期展开了争辩，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以儒家为主，兼有道释。如游国恩以为“他是从儒释道三教糅合产生出来的一个高士”[10]，陈福熙、雨初、公盾等都支持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儒家出身”。如韩连琪在《陶渊明之思想》中说他未受玄风的影响，是一个十足的儒者。[15]一种认为受儒家、道家影响，无关佛家。如孙作云以为他心目中的孔子是儒家学说道家化。[16]忱农认为他的思想归隐之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归隐之后以道家思想为中心。[17]言及陶公的困穷及其原因，历来多持一致的看法。游国恩说“陶公一生算是穷极了。他人的穷是假穷，陶公的穷是真穷，穷到没饭吃；他人的穷是暂时的，陶公则穷到老”[10]。而其穷困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自身特殊的思想。
（三）陶渊明作品的品鉴
时至民国，陶渊明作品特色的研究依然是热点。当时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陶作的内容、风格、艺术等，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部分学者对陶诗、陶文进行总括性的研究，一致认可其作品自然、真、美的特性。如游国恩《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诗人陶潜》以为“陶诗的好处平淡而外尤其是自然”[10]，何联奎《陶渊明文学》认为陶文学的价值即在“真”“美”二字。[18]其二，有些学者针对部分作品进行深入的探究，集中在《述酒》、《形影神》、《桃花源记》、《闲情赋》等篇。如逯钦立《〈述酒诗〉题注释疑》[19]、《〈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20]、《〈洛神赋〉与〈闲情赋〉》[21]，储皖峰《陶渊明〈述酒〉诗补注》[22]，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23]。其三，少量学者将陶渊明与其他诗人进行比较，各抒己见。如沈熙篯《陶潜与王维》一文，认为陶诗纯为儒家思想，一片真情，元气横绝太空，蕴有爱国思想，有欣赏自然之作[24]；储皖峰结合陶渊明和储光羲的时代环境和文艺思潮现状，较全面分析了二人田园思想的构成、田园的组织、以及田园生活的特点。[25]
近代新文学发展迅速，白话文势头迅猛，但旧体诗词仍占一席之地，民国报刊上大量刊载仿效古诗、文的创作即是一证。仿拟陶渊明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仿效其文体、诗体进行创作。民国学者根据陶文、陶诗的句式、结构、风格、审美等进行再创作，出现了大量的仿作。散文仿拟主要是仿《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辞彭泽令书》、《桃花源记》 等，诗歌仿拟如唐棣《拟陶潜〈归田园〉诗》[26]、伯臧《返汪山故里用陶潜〈还旧居〉韵》[27]、季夫《拟陶渊明〈移家〉二首》[28]等等。虽称不上佳作，但这种文学活动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类是集句诗和步韵诗。如掞天《读陶渊明〈归去来辞〉书后》[29]、天梅《咏荆轲步陶靖节作韵》[30]、夏枝巢《孟夏苦旱晦日微雨旋己成十三首（用〈读山海经〉韵）》[31]等。可见时人对陶作品风格是认可并推崇的。
二、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的新变
身处社会变革的民国学者将陶学研究推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刷技術的发展和报刊的急速增多推进了陶公作品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普通大众有更多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参与其中，并在文体形式上有所创新。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学批评的渗透，陶文出现了中英文对照版，还出现了陶氏与西方学者比较的论文。平民文学思潮的影响，陶渊明首次被冠以“农民文学家”的称号。这三者为最主要的“新变”。
首先，陶学接受主体普及化，文体形式创新。陶学研究者首先是陶学接受者，创作群体的扩大反映出民国陶渊明接受主体的普及化。不仅仅是专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学生和普通民众都成为接受者和研究者。学生作为接受和创作群体的一部分，当时出现了大量以学生为主体作者的陶学研究论文，如江苏省立第五师范曹文栋《从〈饮酒诗〉二十首中观察所得的陶渊明》[32]、东台青钟学社汪冠生《读〈五柳先生传〉书后》[33]、湖南第二中学夏孔义《从〈饮酒〉几首诗里观察陶渊明人品》[34]、交通部浦口扶轮小学校严仁亮《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论》[35]、三年级厉绍夏《陶靖节论》[36]、二年级李凤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论》[37]、四川顺庆联合县立中学李颜哲《读〈五柳先生传〉》[38]等等。数量很多，但内容缺乏创新，论述也较为简单，大多是他人观点的重复，缺乏学术性。在创作形式上，民国学者除向前辈学习，坚持以诗歌的形式来纪念陶公或表达自己的喜爱，如崔卓悟《和陶渊明〈饮酒〉诗》[39]、枕亚《和陶靖节〈读山海经〉》[40]、约庵《和陶靖节〈形影神〉三首》[41]等等，还以小说或小品这种新的形式进行再创造，推演陶公生活经历。如斯人《陶渊明》描述秋光中挨饿的陶渊明见到菊花后的心理活动，并以与邻老的对话展现了他不愿为官、安贫乐道的高尚人格，表现了作者对陶公的尊崇。[42]鸡晨《陶渊明到菊花展览会去》的结构与上文类似，首先叙述陶公到菊花展览会后的所思所想，之后借陶公与老翁的对话演绎了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小说中的老翁是作者或当时部分人的代言者，文章以陶公铲了自己的菊花，并让雉子去买除虫菊种子为结尾甚是可笑，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行径的反对态度[43]。小说或小品以通俗的语言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具有民国文化时代特色。
其次，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出现了陶渊明与外国作家对比的论文和陶文英文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民国文学更加活跃，陶学研究者开始以新眼光和新思想看陶作。他们不再局限于在中国文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而是将他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进行审视。甘蛰仙1922年发表的《中国之托尔斯泰》首开其风，将陶渊明和托尔斯泰进行了详尽的比较。该文首先指出了二人的文学位置：“托氏底文学思想，是东方神秘思想和西方现实思想底结晶；陶氏底文学，是南方柔婉缠绵的文学和北方真率慷慨的文学底结晶。”继而结合作品分析了两大文豪的相通之处。[44]于此称呼陶渊明为“中国之托尔斯泰”似无不可。雨初《田园诗人陶渊明与湖畔诗人华斯瓦特》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陶渊明和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华斯瓦特“都是推翻古典文学的英雄，开启自然派的路途，作了后代许多伟大诗人的先锋”。进而叙述了二人不谋而合的事实：一是生平经历类似，最后都回归自然；二是所处的时代环境类似，佛教的影响和文学的革命；三是人生观类似：皈依自然、爱自然、重人道、生命虚浮；四是文学风格类似：简易自然、淡远含蓄、真挚诚恳。[45]这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诗人之间的对比，在刚兴起时曾受到质疑，但确是陶渊明研究者迈出的重要一步。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中英文对照版本的报刊，如《中华英文周报》、《进步英华周刊》、《英文杂志》等，随之产生的陶文英文版，尤以《五柳先生传》为多，此外还有《归去来辞》、《读〈山海经〉》。数量虽不多，但这种方式直接扩大了陶渊明其人、其文的影响面，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是陶学研究取得的重要突破，陶公由此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推进了陶渊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主张陶渊明是一个农民，是一位“农民文学家”、“农民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学者大多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隐逸诗人之类。时至民国，受平民文学影响，有学者直接说他是一个农民，“农民文学家”的新称号随之应运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建设平民文学，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46]，着眼于“普遍”和“真挚”两个特点。陶渊明躬耕陇亩的日常生活、高尚的人格品性以及诗文的“真实”、“自然”特色，某种程度上正好与平民文学相符。对民国学者而言，与其称陶公为“平民”，不如直接称“农民”来得更切合实际。他们将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陶渊明直接换为“农民文学家”或“农民诗人”，似乎更能见出陶公亲民的本性和崇高的人格。倬之在《一个农民文学家——陶渊明》一文中直言“陶渊明确是一个农民，是一个亲自去做工的农民，是一个卖菜蔬的园丁。他是一个文学家，我们从来就知道，他是一个农民，我们从他生活史中种种证据可以看得出来”。文章侧重从陶公作品的真实和自然出发，认为渊明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一部分即是他生活的环境：“因为农村间所接触的，是些山林溪谷，虫鱼鸟兽，都很自然。所会面的是农夫野老，牧子渔翁，都很诚实真朴。所以有了自然诚实真朴的环境，自然要产生自然且真实的作品。”[47]可以说，农村的环境成就了渊明的作品，“农民文学家”这个称号是合情合理的。此后响应者不绝，如堵述初《陶渊明与农民》直言“陶渊明是我国最伟大的一位农民诗人”[48]，然后围绕这个基本观点开展论证。陶公“农民”形象的定型是民国文化的必然产物，开拓了陶渊明研究的新视野。
三、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的意义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社会思潮的巨变、文艺批评的革新等社会环境的变化，陶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为后期研究的繁荣夯实了基础。报刊业急速发展下出现的大量研究陶渊明的论文，是陶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该部分论文进行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将民国报刊论文作为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重要动因。
首先，透过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研究，可以了解民国学者眼中和民国文化观照下的陶渊明，进而观察当时社会的审美趣味。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生前是极其寂寞的，而死后，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格思想、处事态度等等，都受到了历代文士的关注，对后来士人的价值观、思想、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转变时期，对陶渊明的接受深深受制于当时的审美观、价值观、文化觀等客观环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早年的仕宦经历让他认识到政局的黑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遂义无反顾的辞官归隐，始终过着田园生活，亲自耕种，与一般农民生活类似。这也决定了他的诗文作品始终围绕着田园生活展开，呈现出真实、自然的特色。民国学者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陶渊明的田园诗作和躬耕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如周作人。他曾说：“三代以后的文人里我所喜欢是有陶渊明颜之推两位先生。”尤其是陶渊明，“陶渊明诗向来喜欢，文不多而均绝佳。”[49]对其推崇备至。他将陶渊明恬淡闲适的诗风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无论是新诗如《秋风诗》、《小河》，还是散文如《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都明显散发着田园诗的味道，使散文创作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早在民国，就有人将他们二人作比较，如堵述初《周作人与陶渊明》。[50]民国学者甚至直接称呼陶公为“农民诗人”，这在之前是不曾出现的，深深刻上了民国文化的烙印，可以说是陶渊明“民国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反过来说，陶渊明的“民国化”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文艺风气、审美取向等，进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陶渊明接受与时代环境的关系。
其次，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研究论文的梳理有助于补充陶公接受史中的不足，加深对陶渊明的研究。陶渊明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诗人，自南北朝开始至今，始终受到学界持久不衰的关注，相继刊出的论著非常之多。目前，关于陶公研究的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整理，如1962年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将南北朝至1949年陶渊明研究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汇编；钟优民的《陶学发展史》全面、具体地梳理了南北朝到20世纪90年代各个阶段陶学研究的历程和特点，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著作。之后还有张燕瑾、吕薇芬《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余恕诚《中国诗学研究》等，都对不同时期陶渊明接受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有的还剖析了其特征及成就。但他们似乎都默契十足，对民国报刊上的论文鲜少提及，损害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完整性。对民国报刊论文进行整理和分类，为后续深入研究陶渊明提供了资料基础，补充了陶学研究史中的不足。
最后，梳理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研究论文对中国古代其他文人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将推动文人接受史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研究中的纰漏，即对民国报刊论文的漠视，不能再发生在其他优秀文人身上，这是我们应深以为戒的。李剑锋曾言：“任何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家都应有一部接受史。不仅是作家，任何一篇名作、一个流派都应有它的接受史。”[51]陶渊明的人格及作品在隋后各时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读者中的接受效果迥然不同，我们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时期。对民国报刊论文进行梳理和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国古代文人接受史。
综观民国报刊陶渊明研究论文，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观念或成果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呈现出新面貌和新气象。这些论文是陶学研究的必须史料，对陶学接受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对中国古代其他文人接受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正如曹辛华在《民国诗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及其意义》中所说的：“全面整理与研究民国诗词学文献无论从学术意义、文化意义还是社会意义来讲都是不可小觑的。”[52]民国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对民国报刊论文的整理和研究充实了文人研究的文献基础，更有助于深层次地揭示社会转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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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清 风）
摘要：民国报刊所载陶渊明研究，在内容上涉及生年考证、人格思想、作品风格、艺术特色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见，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民国报刊所载陶渊明研究文著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可以加深陶渊明研究的深度，了解陶渊明的“民国化”，且对中国古代其他文人接受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民国报刊；陶渊明接受史；新变；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41-006
民国是陶渊明研究的重要阶段，相关著作、论文如雨后春笋，各大报刊杂志刊载尤多。但目前学界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偏向于大家、名家的专著，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朱自清等，而对报刊上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熟视无睹，这不利于陶渊明的整体研究。因此本文将从人物研究和作品研究两大方向梳理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研究文著，旨在考察其时陶渊明研究的客观情况及其新变，揭示其学术史意义。
一、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的“热点”
民国报刊杂志事业兴盛，各种报刊论文荦荦大观。经笔者初步统计，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达400余篇。具体涉及陶渊明生年、姓名、里居、著述等相关考证，陶渊明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思想、“农民化”等人格研究，作品研究及接受等方面。主要有三大热点：
（一）陶渊明相关考证
民国报刊关于陶渊明的考证文章很多，其中主要是行年考。自近代梁启超在《陶渊明年谱》中提出“五十六岁说”[1]，时人多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予以支持，如陆侃如《跋古层冰〈陶靖节年谱〉》，以“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两句为依据，附和梁启超的说法，反驳了古直的“五十二”岁说[2]；有的著文反驳，如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3]，认为梁启超的证据不能成立；有的认为年岁无法断定，如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4]，认为梁启超、古直二人论证不足，年岁问题只能姑且存疑；有的提出新見，如逯钦立《陶渊明行年简考》力证应为“五十一岁”[5]、圣旦《陶渊明考》认为陶靖节得年五十九岁[6]。
除生年考，还有关于姓名、里居、陶集版本等考证。首先，陶渊明姓名考。陶渊明的名、字在死后不久出现了多种说法，论者各执一词，至民国亦无法统一。朱自清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说“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4]，此说法为大多数人如宋云斌等所接受。而周鉴澄《陶渊明研究》认为“潜或是排名，而渊明则官名”[7]。其次，陶氏里居考。关于陶氏里居，史书中的陶渊明传及颜延之的《陶徵士诔》皆只言及“寻阳”、“柴桑”，而未具体指明，以致后世论者不断。朱自清认为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后至南村[4]，而逯钦立以为应是寻阳负郭、栗里、南里三处。[5]最后，陶集版本分析。针对版本问题，郭绍虞认为其病在阙、乱、伪、误、晦，并对每一时期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8]，之后姚实《陶渊明集版本考》梳理了遗失的四种和现存的十三种陶集版本，并认为其中以丁福保的刊本最好。[9]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对陶渊明世系、生平事迹及亲友进行考证的文章。这些考证或因循旧说，或提出新解，进一步深化了陶渊明研究。
（二）陶渊明人格研究
陶渊明躬耕田园、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精神，传为千古佳话，一直影响着中国士人的价值观念。综观民国报刊论文，对陶渊明的人格大多高度赞扬，推崇备至。游国恩说他是“一个敝屣富贵，忘怀贫贱的人”，又是“一个任自然，率真的人”[10]；李云峰在《读陶渊明集笺注后略谈》中肯定其“不慕荣利”的个性和躬耕自给的生活，认为他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者[11]；李则纲在《从农村破产想到陶渊明》中高度赞赏陶渊明回归农村、亲自耕种的生活方式，认为陶氏是一个农村里最能体验自然了解人生意义的哲人，并积极呼吁当时人回归乡村。[12]他们都从赞赏、仰慕的角度来评述陶氏躬耕自给的生活态度。但亦有少数批评者，如根号说陶渊明除了有自然美的诗外，其他无一足取[13]；舣客认为陶公“只是纯盗虚声，毫无足取。如果‘高士真都像陶渊明一样，则我宁愿世间全是强盗贼子，而不希望有一个那样的高士”，用语颇为激烈，批判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行为，认为士大夫在乱世更应尽其心力，发奋为雄。[14]
除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的评述，民国学者还颇为关注陶渊明的思想、家境的困穷及其原因。陶氏思想来源在这一时期展开了争辩，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以儒家为主，兼有道释。如游国恩以为“他是从儒释道三教糅合产生出来的一个高士”[10]，陈福熙、雨初、公盾等都支持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儒家出身”。如韩连琪在《陶渊明之思想》中说他未受玄风的影响，是一个十足的儒者。[15]一种认为受儒家、道家影响，无关佛家。如孙作云以为他心目中的孔子是儒家学说道家化。[16]忱农认为他的思想归隐之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归隐之后以道家思想为中心。[17]言及陶公的困穷及其原因，历来多持一致的看法。游国恩说“陶公一生算是穷极了。他人的穷是假穷，陶公的穷是真穷，穷到没饭吃；他人的穷是暂时的，陶公则穷到老”[10]。而其穷困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自身特殊的思想。
（三）陶渊明作品的品鉴
时至民国，陶渊明作品特色的研究依然是热点。当时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陶作的内容、风格、艺术等，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部分学者对陶诗、陶文进行总括性的研究，一致认可其作品自然、真、美的特性。如游国恩《一千五百年前的大诗人陶潜》以为“陶诗的好处平淡而外尤其是自然”[10]，何联奎《陶渊明文学》认为陶文学的价值即在“真”“美”二字。[18]其二，有些学者针对部分作品进行深入的探究，集中在《述酒》、《形影神》、《桃花源记》、《闲情赋》等篇。如逯钦立《〈述酒诗〉题注释疑》[19]、《〈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20]、《〈洛神赋〉与〈闲情赋〉》[21]，储皖峰《陶渊明〈述酒〉诗补注》[22]，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23]。其三，少量学者将陶渊明与其他诗人进行比较，各抒己见。如沈熙篯《陶潜与王维》一文，认为陶诗纯为儒家思想，一片真情，元气横绝太空，蕴有爱国思想，有欣赏自然之作[24]；储皖峰结合陶渊明和储光羲的时代环境和文艺思潮现状，较全面分析了二人田园思想的构成、田园的组织、以及田园生活的特点。[25]
近代新文学发展迅速，白话文势头迅猛，但旧体诗词仍占一席之地，民国报刊上大量刊载仿效古诗、文的创作即是一证。仿拟陶渊明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仿效其文体、诗体进行创作。民国学者根据陶文、陶诗的句式、结构、风格、审美等进行再创作，出现了大量的仿作。散文仿拟主要是仿《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辞彭泽令书》、《桃花源记》 等，诗歌仿拟如唐棣《拟陶潜〈归田园〉诗》[26]、伯臧《返汪山故里用陶潜〈还旧居〉韵》[27]、季夫《拟陶渊明〈移家〉二首》[28]等等。虽称不上佳作，但这种文学活动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类是集句诗和步韵诗。如掞天《读陶渊明〈归去来辞〉书后》[29]、天梅《咏荆轲步陶靖节作韵》[30]、夏枝巢《孟夏苦旱晦日微雨旋己成十三首（用〈读山海经〉韵）》[31]等。可见时人对陶作品风格是认可并推崇的。
二、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的新变
身处社会变革的民国学者将陶学研究推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刷技術的发展和报刊的急速增多推进了陶公作品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普通大众有更多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参与其中，并在文体形式上有所创新。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学批评的渗透，陶文出现了中英文对照版，还出现了陶氏与西方学者比较的论文。平民文学思潮的影响，陶渊明首次被冠以“农民文学家”的称号。这三者为最主要的“新变”。
首先，陶学接受主体普及化，文体形式创新。陶学研究者首先是陶学接受者，创作群体的扩大反映出民国陶渊明接受主体的普及化。不仅仅是专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学生和普通民众都成为接受者和研究者。学生作为接受和创作群体的一部分，当时出现了大量以学生为主体作者的陶学研究论文，如江苏省立第五师范曹文栋《从〈饮酒诗〉二十首中观察所得的陶渊明》[32]、东台青钟学社汪冠生《读〈五柳先生传〉书后》[33]、湖南第二中学夏孔义《从〈饮酒〉几首诗里观察陶渊明人品》[34]、交通部浦口扶轮小学校严仁亮《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论》[35]、三年级厉绍夏《陶靖节论》[36]、二年级李凤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论》[37]、四川顺庆联合县立中学李颜哲《读〈五柳先生传〉》[38]等等。数量很多，但内容缺乏创新，论述也较为简单，大多是他人观点的重复，缺乏学术性。在创作形式上，民国学者除向前辈学习，坚持以诗歌的形式来纪念陶公或表达自己的喜爱，如崔卓悟《和陶渊明〈饮酒〉诗》[39]、枕亚《和陶靖节〈读山海经〉》[40]、约庵《和陶靖节〈形影神〉三首》[41]等等，还以小说或小品这种新的形式进行再创造，推演陶公生活经历。如斯人《陶渊明》描述秋光中挨饿的陶渊明见到菊花后的心理活动，并以与邻老的对话展现了他不愿为官、安贫乐道的高尚人格，表现了作者对陶公的尊崇。[42]鸡晨《陶渊明到菊花展览会去》的结构与上文类似，首先叙述陶公到菊花展览会后的所思所想，之后借陶公与老翁的对话演绎了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小说中的老翁是作者或当时部分人的代言者，文章以陶公铲了自己的菊花，并让雉子去买除虫菊种子为结尾甚是可笑，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行径的反对态度[43]。小说或小品以通俗的语言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具有民国文化时代特色。
其次，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出现了陶渊明与外国作家对比的论文和陶文英文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民国文学更加活跃，陶学研究者开始以新眼光和新思想看陶作。他们不再局限于在中国文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而是将他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进行审视。甘蛰仙1922年发表的《中国之托尔斯泰》首开其风，将陶渊明和托尔斯泰进行了详尽的比较。该文首先指出了二人的文学位置：“托氏底文学思想，是东方神秘思想和西方现实思想底结晶；陶氏底文学，是南方柔婉缠绵的文学和北方真率慷慨的文学底结晶。”继而结合作品分析了两大文豪的相通之处。[44]于此称呼陶渊明为“中国之托尔斯泰”似无不可。雨初《田园诗人陶渊明与湖畔诗人华斯瓦特》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陶渊明和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华斯瓦特“都是推翻古典文学的英雄，开启自然派的路途，作了后代许多伟大诗人的先锋”。进而叙述了二人不谋而合的事实：一是生平经历类似，最后都回归自然；二是所处的时代环境类似，佛教的影响和文学的革命；三是人生观类似：皈依自然、爱自然、重人道、生命虚浮；四是文学风格类似：简易自然、淡远含蓄、真挚诚恳。[45]这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诗人之间的对比，在刚兴起时曾受到质疑，但确是陶渊明研究者迈出的重要一步。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中英文对照版本的报刊，如《中华英文周报》、《进步英华周刊》、《英文杂志》等，随之产生的陶文英文版，尤以《五柳先生传》为多，此外还有《归去来辞》、《读〈山海经〉》。数量虽不多，但这种方式直接扩大了陶渊明其人、其文的影响面，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是陶学研究取得的重要突破，陶公由此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推进了陶渊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主张陶渊明是一个农民，是一位“农民文学家”、“农民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学者大多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隐逸诗人之类。时至民国，受平民文学影响，有学者直接说他是一个农民，“农民文学家”的新称号随之应运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建设平民文学，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46]，着眼于“普遍”和“真挚”两个特点。陶渊明躬耕陇亩的日常生活、高尚的人格品性以及诗文的“真实”、“自然”特色，某种程度上正好与平民文学相符。对民国学者而言，与其称陶公为“平民”，不如直接称“农民”来得更切合实际。他们将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陶渊明直接换为“农民文学家”或“农民诗人”，似乎更能见出陶公亲民的本性和崇高的人格。倬之在《一个农民文学家——陶渊明》一文中直言“陶渊明确是一个农民，是一个亲自去做工的农民，是一个卖菜蔬的园丁。他是一个文学家，我们从来就知道，他是一个农民，我们从他生活史中种种证据可以看得出来”。文章侧重从陶公作品的真实和自然出发，认为渊明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一部分即是他生活的环境：“因为农村间所接触的，是些山林溪谷，虫鱼鸟兽，都很自然。所会面的是农夫野老，牧子渔翁，都很诚实真朴。所以有了自然诚实真朴的环境，自然要产生自然且真实的作品。”[47]可以说，农村的环境成就了渊明的作品，“农民文学家”这个称号是合情合理的。此后响应者不绝，如堵述初《陶渊明与农民》直言“陶渊明是我国最伟大的一位农民诗人”[48]，然后围绕这个基本观点开展论证。陶公“农民”形象的定型是民国文化的必然产物，开拓了陶渊明研究的新视野。
三、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的意义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社会思潮的巨变、文艺批评的革新等社会环境的变化，陶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为后期研究的繁荣夯实了基础。报刊业急速发展下出现的大量研究陶渊明的论文，是陶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该部分论文进行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将民国报刊论文作为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重要动因。
首先，透过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接受研究，可以了解民国学者眼中和民国文化观照下的陶渊明，进而观察当时社会的审美趣味。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生前是极其寂寞的，而死后，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格思想、处事态度等等，都受到了历代文士的关注，对后来士人的价值观、思想、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转变时期，对陶渊明的接受深深受制于当时的审美观、价值观、文化觀等客观环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早年的仕宦经历让他认识到政局的黑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遂义无反顾的辞官归隐，始终过着田园生活，亲自耕种，与一般农民生活类似。这也决定了他的诗文作品始终围绕着田园生活展开，呈现出真实、自然的特色。民国学者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陶渊明的田园诗作和躬耕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如周作人。他曾说：“三代以后的文人里我所喜欢是有陶渊明颜之推两位先生。”尤其是陶渊明，“陶渊明诗向来喜欢，文不多而均绝佳。”[49]对其推崇备至。他将陶渊明恬淡闲适的诗风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无论是新诗如《秋风诗》、《小河》，还是散文如《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都明显散发着田园诗的味道，使散文创作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早在民国，就有人将他们二人作比较，如堵述初《周作人与陶渊明》。[50]民国学者甚至直接称呼陶公为“农民诗人”，这在之前是不曾出现的，深深刻上了民国文化的烙印，可以说是陶渊明“民国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反过来说，陶渊明的“民国化”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文艺风气、审美取向等，进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陶渊明接受与时代环境的关系。
其次，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研究论文的梳理有助于补充陶公接受史中的不足，加深对陶渊明的研究。陶渊明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诗人，自南北朝开始至今，始终受到学界持久不衰的关注，相继刊出的论著非常之多。目前，关于陶公研究的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整理，如1962年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将南北朝至1949年陶渊明研究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汇编；钟优民的《陶学发展史》全面、具体地梳理了南北朝到20世纪90年代各个阶段陶学研究的历程和特点，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著作。之后还有张燕瑾、吕薇芬《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余恕诚《中国诗学研究》等，都对不同时期陶渊明接受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有的还剖析了其特征及成就。但他们似乎都默契十足，对民国报刊上的论文鲜少提及，损害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完整性。对民国报刊论文进行整理和分类，为后续深入研究陶渊明提供了资料基础，补充了陶学研究史中的不足。
最后，梳理民国报刊所涉陶渊明研究论文对中国古代其他文人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将推动文人接受史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研究中的纰漏，即对民国报刊论文的漠视，不能再发生在其他优秀文人身上，这是我们应深以为戒的。李剑锋曾言：“任何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家都应有一部接受史。不仅是作家，任何一篇名作、一个流派都应有它的接受史。”[51]陶渊明的人格及作品在隋后各时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读者中的接受效果迥然不同，我们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时期。对民国报刊论文进行梳理和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国古代文人接受史。
综观民国报刊陶渊明研究论文，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观念或成果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呈现出新面貌和新气象。这些论文是陶学研究的必须史料，对陶学接受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对中国古代其他文人接受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正如曹辛华在《民国诗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及其意义》中所说的：“全面整理与研究民国诗词学文献无论从学术意义、文化意义还是社会意义来讲都是不可小觑的。”[52]民国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对民国报刊论文的整理和研究充实了文人研究的文献基础，更有助于深层次地揭示社会转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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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清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