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与发展冰
乐传永 李梦真
摘要：高校继续教育治理问题一直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系统深入地分析近20年来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特点，审视与反思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中的问题，对新时代探索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方案，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1997-2017年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文献的分析发现：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相关研究，在数量上表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但理念的创新与质量的提升还需进行持久不断的研究和实践;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研究机构基本遍布全國，出现了不少在该领域研究成果颇丰的学者，但机构和学者之间相对独立，没有形成具有整体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和成果;当前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呈现出发展模式、资源整合、体制机制、法制化建设和治理结构五大热点主题，体现出了市场和政策导向性较强的研究特点，但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不多。未来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要加强政府、高校、社会合作，推动政府实现治理手段的多中心化，鼓励社会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介入，形成市场化思维和机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关键词：高校继续教育;教育治理;可视化分析;研究热点;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7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195（2019）02-0067-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9.02.008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实施步骤、实现举措进行了创新性的阐述，从而把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教育作为社会事业的核心部分，其治理也成为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教育治理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即“共治”（褚宏启，2014）。“大学治理”是指为实现大学目标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安排，它给出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框架，并对大学的目标、原则、决策方式、权力的分配和剩余决策权定下规则，通过大学各利益相关方追求自身目标的活动从而有效率地达成大学目标（赵成等，2005）。
高校继续教育领域，同样面临着新时代“治理”问题。当前，参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利益主体，不只局限于政府、高校两大主体，还包括市场、社会等多个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到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来，不是靠简单意义上的“量”的累加，拼凑为一个治理结构体系，而是要以“共治”为基础，实现“质”的飞跃，让多方治理主体之间达成“善治”。通过“善治”，让高校继续教育从“大起来”变得“强起来”。长期以来，高校继续教育治理问题就一直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研究特点。如何系统深入地分析众多学者的真知灼见，为新时代探索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法和CiteSpae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1997-2017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审视和反思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帮助相关研究人员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既为人们探讨教育治理现代化环境下高校继续教育的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又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提供启鉴。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文献计量法和CiteSpae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我国1997-2017年在中国知网上发表的关于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过程主要以数据表格和知识图谱的形式呈现。知识图谱也被称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科学知识图谱，类属于科学计量学（Borner et al，2003）。它集合了引文分析、聚类分析、网络分析等知识单元分析方法，可以进行数据挖掘、计算机图形的算法，分析出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前沿及对应的知识基础，结果呈现具有多元化、时段化和动态化的特点（白文倩，2012）。本文运用CiteSpaee，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分析了20年来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相关研究在机构、重要作者、关键词和研究前沿及演进等方面的情况，力求通过对上述元素的分析，找到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话题，准确把握未来发展方面的趋势。
2.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了最大范围收集有关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相关文献，本文的检索设置为：主题词=高校继续教育;关键词=高校继续教育and关键词=治理（精确匹配）;逻辑关系式为“或者”;来源时间为1997-2017年;文献来源“不限”;检索条件为“精确”;操作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共检索到1080篇文献。剔除会议纪要、征稿启事、人物传记、人物访谈、学会简介、学校简介、书评、科技成果等不符合要求的检索结果后，共获得有效文献927篇，各年的发文量见图1。
三、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文献基本情况
1.文献数量分布
通过图1可以看出，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文献数量整体上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2013年和2017年的文献数量较前一年有较大幅度增加。这种增长与国家的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2012年3月16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同年还颁布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更好地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而2016年11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加强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的统筹规划与宏观管理。这些举措都引起了继续教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出台就立即实施，往往在第二年才显示出影响效果，故2013年和2017年关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研究出现明显增长。这也反映了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这与整个研究环境和研究习惯息息相关。
2高产作者群体特征分布
高产作者是某时期内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代表。CNKI收录期刊上发表的关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作者，通过CiteSpaee统计共获得597个节点，198条连线，4个主要聚类。一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由节点之间的连线来表示。其中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高产作者有8位，分别是易长发、马启鹏、胡锐、李光、乐传永、吴学松、陈娟、姜德照，还有以马启鹏、吴志勇、胡庆喜、魏建新为代表的4个聚类团。从高产作者的数量和特征分布来看，近20年来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总数虽然多，但是单个节点的作者占多数，作者之间的连线不多且不明顯，表明作者之间的合作联系少且不紧密。
3.研究机构与合作情况
20年来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机构共形成439个节点，68条连线，发文频次在10次以上的机构有：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金陵科技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重庆大学、山西大学。武汉大学以35篇发文量高居榜首，与其合作的机构有孝感学院。宁波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金陵科技学院的突现值达到了4.2以上，表明这些机构在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某个时期发挥了关键的促进作用。
但是对研究机构及其合作情况的统计也反映出，从事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主体单一，主体问的合作较少，缺乏互动。多数是各高校继续教育学院参与，各高校的研究相对封闭，合作和联系较少，而且在仅有的少数合作关系中，也仅仅是高校内部学院之间的合作，以及地域相近机构之间的合作。四、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热点分析
根据前期设置的时间节点和阈值运行CiteSpaee软件，生成1997-2017年“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该图谱有234个节点，214条连线，节点越大词频越大，反之亦然。本文对排名前20的高共现频次和高中心度（Cen-tralityt≥0.2）的关键词形成表2、表3，以便更加直观地显示出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
由于“继续教育”“高校继续教育”对本文分析没有价值，故作剔除。从表2和表3中发现关键词出现频率与中心度之间并没有正相关关系。结合关键词的频度和中心度，“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热点可大致概括为四大类：管理模式研究、教学改革研究、利益相关者研究和治理理念研究。根据表3中关键词中心度来看，转型升级、教育产业化、发展模式、利益相关者、制度保障这几个关键词在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中心度较高。
利用CiteSpaee软件对上述关键词进行聚类可以发现，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研究共形成继续教育中心、治理结构、体制机制、资源整合等14个聚类（见图2）。为了提高精确度，本文筛选出Silhouette值大于0.7的聚类进行分析，包括：发展模式（共有14个节点）、体制机制（共有12个节点）、法制化建设（共有14个节点）、资源整合（共有11个节点）和治理结构（共有14个节点）。通过对高Silhouette值聚类所在文献相关信息的挖掘，共分析出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五大热点主题。
1.发展模式
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模式研究的兴起，是我国继续教育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对我国继续教育治理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且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发展模式这一聚类出现在2008年前后，包含的关键词有：高校、品牌建设、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等。发展模式决定了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特点，反映了高校继续教育在治理过程中对路径和战略的选择。针对发展模式的研究，学界基本形成两种研究路线：一种是紧紧围绕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对高校落实发展模式的创新与转型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另一种是立足于高校继续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对比国内外高校继续教育的异同点，进而对高校继续教育发展战略进行全面探讨，预测其发展趋势和方向。有学者从我国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现状出发，提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方向是调整发展模式与思路，实施成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寻求与社会、企业及社区的合作（方光荣等，2006）。有学者提出培训品牌建设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路径之一，是高校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之本（宋秋云，2015）。还有学者强调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要兼顾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诉求，形成自身的特色，求“特”、求“异”成为了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趋势（毛金波等，2010）。就当前来看，笔者认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品牌形象塑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学科建设和发挥优势资源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不同层次的继续教育打造品牌形象的方法和途径也存在一概而论的问题，并没有看到自身的结构特点。想要打响自身品牌知名度，最基本的是提高教育产品的质量，满足市场的需求并符合学习者的用户体验。只有当培养出的继续教育人才在社会中形成强大群体并发挥作用和价值时，品牌形象才能真正被接受和承认，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目的才能真正实现。另一方面，有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在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利益相关方。例如，冯国文（2017）研究高校继续教育校企合作利益相关方，认为高校继续教育要推进校企合作，必须有一个符合地方实际和项目办学性质的实施架构，建议建立政府统筹、企业参与、成人（社区）学校和高等院校校校联合的“四位一体”组织架构，把校企合作和职工继续教育作为政府推动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王爱义（2004）建议实施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化运行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教育活动，形成开放灵活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提出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方式各具特点，这种治理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2.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这一聚类包含了管理、质量、保障等关键词，出现在2011年前后。体制机制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的顶层设计。“体制”是制度外在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通常以权力配置为中心，以结构、功能、运行为主体，由各种硬件和相应的规范所构成。“机制”通常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泛指工作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杨学祥等，2016）。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共同作用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高校继续教育仍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建议高校继续教育品牌化发展，完善教育培训产业链，创新继续教育服务和营销模式，搭建资源共享的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刁庆军等，2011）。杨学祥等（2016）以北京大学继续教育体制与机制改革为例，从继续教育管理和办学职能、自主办学的责任和义务、监管评价体制等方面出发，结合北京大学继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继续教育治理在体制、办学方式、协同体制、监管机制方面的创新建议。马启鹏（2011）以高校继续教育转型为背景，对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提出建议，包括招生体制从“无为”到“有为”，培养体制从“无形”到“有型”，办学体制从“有墙”到“无墙”。马成（2011）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以质量管理为切入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为高校继续教育质量治理提出了建构路径，提出质量利益协调机制、质量管理责任分担机制和质量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高校继续教育质量治理的基本运行机制。高校继续教育体制机制的研究，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过程中重要一环，发挥着统领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和发展的作用，是高校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谨慎审视又要严格执行的规则。在当下互联网时代，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的体制机制建设需要创新和改革，需要我们既立足实际又放眼国际，以科学的体制机制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提供强劲的驱动力。
3.法制化建设
法制化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制度保障，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规则体现。法制化这一聚类出现在2003年左右，关键词包含非学历教育、在岗培训等。我国继续教育起步晚，自身发展和立法尚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法制化管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继续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关于目前我国继续教育的立法现状，研究者多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继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文本从国家和地方两个维度进行统计和分析，认为全国及部分地区虽颁布了相关的继续教育法，但因约束机制尚未健全，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存在（李丽珊等，2011）。由于社会对继续教育理解存在偏见，造成继续教育立法只是针对某一类人的立法（几乎都是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立法），不具有社会普适性，并且继续教育法规的总体法律效力偏低（闻建华，2008）。仅就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法制体系来说，也存在层次不高、内容“粗线条”、“陈旧、老化”的问题（柴娟娟等，2010）。面对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存在的问题，研究者通过与国外继续教育治理进行分析和对比，总结出适时推进我国继续教育法制化是实现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有效策略。熊华军等（2004）以第一个建立继续教育法律的国家法国为研究对象，探索了法国继续教育法律体系在保障经费、健全教育机构和推动继续教育多样化发展方面对我国的启示。为加强我国继续教育法制化建设，侯大铭（2000）认为应首先保证在《教育法》这一基本法的基础上健全继续教育统计、登记、评估和奖励制度，加强法制监督队伍和制度建设，加快开展继续教育的司法工作，保证继续教育法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依法治教。我国学者关于法制化建设的广泛研究，为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但是我国继续教育法制建设仍停留在借鉴国外法律体系的层面，尚未形成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4.资源整合
资源整合这一聚类出现在2009年左右，包含的关键词有市场竞争、教育资源等。资源整合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多数学者从资源整合的现状、主体以及整合资源的内容进行分析。学者们普遍认为现行高校继续教育资源整合呈现表面化、僵硬化，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资源的价值与功用（刘雅丽，2008）。周艳辉（2010）认为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是由于高校继续教育资源整合意识不强，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治理不善影响资源整合。可见高校继续教育资源整合与治理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有学者探讨了资源整合的主体包括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媒体，并从国际角度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资源整合策略（王冠，2008）。陈清洲等（2007）从创新整合因素分析，认为创新是推进继续教育治理中资源整合的驱动力，需从观念、体制、机制和模式上进行创新。笔者认为资源整合是当前整个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资源整合研究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提供了路径，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过程中的关键一环。管理体制的完善有赖于资源的有效整合，相应地资源整合平台的搭建不仅仅需要各利益主体的配合，也要基于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不同的资源牵涉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合理有效的治理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以营造出一个资源互通的治理机制，这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笔者认为目前的资源整合研究深度不够，策略针对性不强，因此，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的资源整合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5.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这一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有利益相关者、多元共治等。治理结构不仅是高校治理研究的热点，同样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治理结构主要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层面，高校继续教育在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有学者认为高校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多元共治渐成现代高校治理模式的新选项，进而提出让政府和高校以外的第三方社会力量纳入到高校治理的权责体系中的建议（胡仲胜，2017）。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作为二级学院因涉及到多种利益相关者群体，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需要依托合理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李祥（2016）从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标准、变革范式、风险规避等方面对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解读，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现代化转向提供理论支撑和寻找治理路径。张娴（2014）以归口管理为原则，提出让学院代表学校履行高等继续教育的管理职能，侧重统筹协调和宏观管理，教学单位侧重于高等继续教育的微观管理，由此建构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制度。
在治理结构这一聚类中还出现了“普通高校”一词，说明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有学者认为继续教育学院与高校之间应该建立相对宽松的治理环境，把针对继续教育学院的“过程管理”转变为“目标管理”，将继续教育学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形成既有规划自身的权利又有执行工作义务的权利主体，让其在治理过程中享受更加自由的环境（宁峰，2009）。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决策权力的分配问题，在市場化的发展环境下，建构一个能有效制约权力过度集合化、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是实现高校继续教育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
五、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研究趋势
由于关键词的词频会随着前沿知识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把一段时间内大量出现的关键词称为关键词的突变，其变化强度则用突变值来表示。在上述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去除泛指意义及重复语义词，本文对高突变值的关键词做了如表4所示的统计。
由表4中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突变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出，“治理对策”这一关键词突变系数最高。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治理对策”一词整体随时问呈增长趋势，在2008-2009年增长了11篇，2011-2012年增长了17篇。可以推测治理对策研究将是未来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的发展性研究前沿。这说明在治理研究历史进程中，尤其是信息化时代，该领域正面临着意识和需求等方面的挑战。为更好地迎接挑战，把握机遇，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必须调整发展策略，实现定位清晰化、经营市场化、资源开放化、视野国际化、项目特色化、管理规范化等（刘长平，2006）。治理对策问题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热点，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具有指导性和可行性的理论成果，因此这一前沿主题将继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供给侧改革的高校继续教育研究在2017年逐渐增加，显然与国内的经济战略和政策相关。有学者从供给侧视角分析，认为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与经济转型具有潜在的一致性，供给结构失衡、供给质量不高、供给创新乏力是当前高校继续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马勇，2017）。供给侧改革是改善供需错位的重要方法。通过解决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问题助力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供给侧改革将对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产生长远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1997-2017年20年来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方面研究，从高产作者、发文机构、热点主题和研究前沿这等维度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相关研究，在数量上表现出逐年上升的增长态势;但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在新的环境的更迭下，其理念的创新和建设还需要持久不断研究和实践，才能推动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质量上也能有所创新与突破，从而为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通过对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可视化分析发现，涉及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遍布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不少在此领域研究成果丰富的学者。但分析也发现，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领域还缺乏具有影响力的代表者或群体。各研究机构和学者间相对独立，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具有整体影响力和实力的研究团队和成果，已有成果中也缺少思想碰撞的火花。因此，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今后还应鼓励多方合作。
第三，通过综合关键词词频和中心度分析，发现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共现图谱的网状结构较为松散，关键词凝结出的个别热点主题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关联度不高。文章虽然属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而实际没有达到相关研究的功能和作用，一定程度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因此，减少为跟风而出现的盲目和粗糙的学术创造，打造具有高度学术价值并结合社会实际的品质之作，是今后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价值追求。
第四，通过突变关键词发现目前的发展性研究前沿包括治理对策、供给侧改革等。随着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推进，科学技术在教育领域受到研究者的热捧，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体制机制改革和资源整合提供了许多灵感和路径，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将会和治理策略话题融合成为今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
2.研究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参与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作用。法制化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制度保障和行为准则。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法制化建设问题从2003年至今始终是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但法制建设在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过程中显得非常薄弱。如果治理的问责机制长期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撑，那么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将会因为缺少根本保障而失灵。因此，急需加强政府对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的制度和法制建设，出台有关高校继续教育的政策和法规，规范高校继续教育的各种行为主体，明确各自的职责权力，实现高校继续教育的协同治理，最终达到“善治”的目的。而所谓“善治”，即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俞可平，2000）。因此，政府作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必不可少的利益相关方，其治理并不是要减少政府的干预，而是在适合的规则与制度下保持政府的影响力。在合作主义的多中心治理体制下，高校继续教育法制化建设需要政府的工作方式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推进政府实现治理手段的多中心化，将法律与政府政策、纲领性文件等结合使用。由于法律与政策相比具有更大的强制性与约束力，政策较法律更具灵活性，所以需要保持和强化法律的“管理”功能，利用法律从宏观上进行干预，体现法律与政策在功能和执行过程方面的差异性。对于高校而言，高校是治理的另一个重要的权利主体，高校继续教育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同样应当法制化。随着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其利益相关者逐渐增加，不同利益方之间的需求矛盾与冲突会增加高校政策推行的难度，所以只有将高校制衡机制与纠错机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才能保障高校继续教育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龙献忠，2004）。
第二，强化高校参与继续教育的治理。资源是高校继续教育各利益主体重点关注的对象，而资源整合是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核心。但从已有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文献研究中发现，资源整合研究多数局限于表面现象，如资源整合的研究策略缺少针对性，并没有有效解决高校继续教育治理问题。因此，广泛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挖继续教育中的问题，重视个案实例的研究价值是未来研究者应该注意和弥补的方向。在治理进程中，随着政府角色向服务者的方向转变，政府对高校继续教育资源的配置权利也随之下放，那么高校是行使继续教育资源配置权力的重要主体。高校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争取教育资源配置权，有助于协调资源配置不均问题。治理是多个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高校继续教育要面向社会，形成市场化思维和机制，善于运用市场吸收社会资源。同时，研究者还要放眼全球，用平等包容的心态研究不同国家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模式，丰富国际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研究思路，加強对欧亚等其他国家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经验的研究，以推动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深化并为国际高等继续教育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第三，重视社会第三方参与治理。当前我国高校继续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还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在已有高校继续教育治理文献中体现甚少。一直以来，政府对我国高校继续教育质量评估有着主导控制权，社会第三方想要进入评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导致高校继续教育的评价较为单一化，无法实现治理要求的多元主体参与。在高校继续教育评价体系中，社会参与是促进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步。要推进高校继续教育评估向社会开放，鼓励社会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介入，提高评价效果的公信力与有效性，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加强对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监控和评价。
第四，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将贯穿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全过程，同时科学技术助力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趋势愈加盛行。因此终身教育理论指导下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相关研究应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通过新时期高校继续教育的转型，实现高校继续教育的全面治理，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同时，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加快推进，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研究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在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将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第五，目前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研究的范围被局限于高等本科院校范畴，而忽视了对其他高校继续教育对象的研究，如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因此，未来我国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研究在向纵深研究的同时还要兼顾横向范围研究主体的拓展，实现深入且广泛的全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