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远程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变迁：从利益权衡到跨文化整合
摘要：1983年建立的东亚大学公开学院作为澳门远程高等教育的开端，不仅开创了世界第三代远程高等院校的模式，而且也起到平衡大学学术价值与利益的作用。在东亚大学转型期间以及澳门大学成立以后，东亚公开学院的境遇一波三折，与学生利益保障产生冲突。1992年，东亚公开学院与葡萄牙公开大学合作创立了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采取对应中、葡、英三种不同“规则”的学制，以及在场、自主、网络三种混合的教育模式，将大学内部三种不同的文化、教育制度有效整合。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的创立是中葡文化交流的一大突破，也是跨文化整合的特色成果。回归前，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主要采取“遥距教学方式”，回归后又率先与内地合作开发网上课程。2011年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更名改制为澳门城市大学，高教范围内开始专注于“泛在”远程学习，与学堂在线合作开发MOOCs。澳门地域狭小，边际效用变化率高，因此十分重视跨地域培养人才、跨地区交流合作。当前，澳门的大学吸纳互联网+，实施互联网教育。远程高等教育在澳门未来发展将超越地域空间限制，带来高等教育教学方式的转型和变革，真正实现跨时空的教育和文化整合。
关键词：澳门远程高等教育;起源与变迁;利益权衡;跨文化整合
中圖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195（2019）02-0050-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9.02.006
澳门远程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长，至今不到40年。初始之时，作为澳门远程高等教育起源的组成部分，吸取了英国公开大学的精华，并在微型地域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下，经历了数次变迁，逐渐形成自身的发展特色。
一、东亚大学公开学院的开办：实用取向与利益权衡
澳门高等教育起源于1594年耶稣会传教士创办的圣保禄学院，这所学院存续了不到一个半世纪，1762年因葡萄牙国王唐约瑟的命令而关闭（多斯·桑托斯，1994）。1978年，香港西岛发展有限公司（Ricci Island west）向澳葡政府提出一份投资提案，请求在澳门设立一所国际性的私立高等院校，这一提案很快获得了批准。1981年3月28日，大学被命名为“东亚大学”，并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创校典礼（澳门日报，1981）。
创校校长薛寿生博士早在大学筹备时就已经规划出三个平行的学院联盟架构：本科学院、预科学院及持续教育学院。预科学院是为了促进大学入学标准的一致性，本科学院则追求文化多元及社会适应性，持续教育学院重在回馈社群的诉求。上世纪80年代东亚大学成立不久，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署的背景下，一些香港投资者开始从东亚大学撤资，学校那时仅能依靠何贤先生捐助的300万元发放教师薪酬，经济上陷入窘境。
东亚大学在创校之初，筹备委员会就开始讨论“基于当前已经拟定的学术架构，需要成立一个函授部，参照本科学院的课程设置，通过引进和改编已有的函授教材供港澳学生远程学习”（Menor，1988）的构想。1983年3月，这一构想变成现实。筹备小组前期访问了英国公开大学，并聘请英国公开大学校长斯威夫特教授担任新建东亚大学第四所学院——公开学院的首任院长。按照原先的设想，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完全采用开放入学以及远程教学模式，并且成为第三代远程高等院校的开创者。
三代远程高等院校的划分主要根据视听教材选、编、用的方式。英国公开大学无疑属于第一代，课程规划详尽、文本资料齐备，同时配有相应的录音磁带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广播电视系统，适当的时候还会利用现场设备或教材教具。所有教师都经过教学方法的培训，采取函授与面授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评价是自评与导师评定相结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掌控学习的节奏，全日制3年或最长不超过7年时间的业余学习就能够完成全部学业。第二代如美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公开大学。这些大学一直以来受到英国公开大学的影响，运行规模庞大，面向普通民众，尤其是为那些未能在精英高等教育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学生提供机会。一般而言，此类公开大学基本上拷贝英国公开大学的模式，根据当地需要将教材和视听资料略加改编就加以使用。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则引领了第三代公开大学的模式，从第一代和第二代公开大学已经开设的课程、教材中进行“点餐式”的选购，然后根据当地教育及专业的需求加以改编和增补，这其中的关键是翻印、改编教材的版权问题，通过与相应的第一、二代公开大学谈判，确保版权期限和发行期的合法性（MeHor，1988）。第三代远程院校的模式也是一种“依附”模式，通过经营关系为院校节约了成本。
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在1983年春季首先开设了英文远程教育专业，并从英国公开大学和新西兰梅西大学等处聘请了大量在人文、数学、科学、商业等领域精于远程教学的专家顾问，使第一年英文专业顺利招募到1000名学生注册。然而，学生的学业不合格率及辍学率非常高，原因在于：一方面，香港并没有明确公开学院未来颁授学位的合法性，导致香港潜在生源的缺失;另一方面，英文远程教学对于母语为中文的学生来说，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学生往往需要学习指导中心的帮助才能继续学业。
经过半年的准备，第一批专业作为实验项目从秋季开始招生，这比台湾空中大学的课程早了3年。专业设置在本科学院专业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形成了中国文学与历史系、工商管理系、应用数学系三大学习系列（Menor，t988）。中文课程的教学方式取经自英文课程，但又有所不同，专业体系更加结构化和更具逻辑性。教育实行导师制，导师负责给学生布置并讲解作业，并通过电话与学生讨论问题。周末在澳门定期面授，每个学习单元将会有一次集中授课，所有注册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加。年终的论文评核主要由外部和独立的专业人士做出审核。
中文专业的首次注册人数达到2000人，学生的报读志向与大学整体的实用取向一致，每年约有60%的学生希望获得工商管理学位。大约1/4的学员能够在第二年顺利进入到下一阶段学习。1985-1986年，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又增设了新闻传播、社会科学以及通识教育3个系。1986年，55名学生以最短的时间顺利完成所有课程，与平行开办的公开学院英文学位专业的第一批毕业生同时获得了学位。1984年东亚大学第5个学院——研究院开办，无疑为东亚大学带来经营上的活力。
二、东亚大学转型期东亚公开学院的境遇
1987年12月19日，澳葡政府通过重组以后的澳门基金会收购了东亚大学（华侨报，1987）。东亚大学公立化转型后，内部的公开学院和研究生院仍由原私立东亚大学的主办方西岛发展有限公司所拥有。从表面上看，东亚大学的转型只需要将校务、财政、学术等方面的事情与原有私立东亚大学的主办方交割清楚即可，然而，实际转型过程在专业、学位及认可等方面尚存有许多问题。
1.处于转型期的东亚公开学院
公立东亚大学校董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了新的章程，明确了校董会和教务会（Senate）的职权，并决定将收购留下来的公开学院和研究院并人一个新的学院，名为东亚公开学院（East Asia OpenInstitute），拥有权属西岛发展有限公司，但在学术上附属于公立东亚大学，专责远程教育（u血versityofEast asia ofMacau，1988a）。由于东亚公开学院没有权利颁授学位，东亚大学同时又颁布了校董会第二号法案，仍由东亚大学为东亚公开学院毕业生颁授学位或其他学术荣誉（University of East asia of Macau，1988b），而东亚公开学院则拨款以资源使用的方式支持东亚大学。1988年9月，薛寿生校长进一步明确表示以后东亚大学的学生若要获得东亚大学颁发之文凭，必须先经过东亚大学教务会的学术评审。
1990年，香港开始设立公开进修学院，跟东亚公开学院的教育模式基本相同。东亚公开学院原本想借助香港学术评审局的评审，争取香港的招生市场，最终这个愿望却没有能够达成。一是由于新举办的香港公开进修学院收取的学费较低;二是东亚公开学院开设的英文专业参考英国公开大学的模式，颁发的仅是英国政府承认的学位，而不是香港承认的学位，自然更难吸引到香港的生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公开学院的英文远程教育专业已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于是原来东亚公开学院的院长和大部分英籍教师转到香港公开进修学院任教。
1991年以后，东亚公开学院基本上全部搬回澳门上课，按照实际使用的资源，包括图书馆、教室、场地等，向东亚大学付费（采取事后结算方式），主要按照生均标准计算。随着公立东亚大学本身学术架构的扩张，东亚公开学院在东亚大学内部可以借用的课室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上课需要，很多时候要租用酒店上课，后来又租用澳门管理专业协会的地方上课。由于香港学生招生数量大幅减少，原先筹划的中文学位专业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的中文学士学位专业仍采用结构化的学习模块，属于三阶段学分制。学习计划规定学生可在1至3年内修毕第1阶全部课程后领取第一阶证书（certificate）。接下来可修读第二阶段课程，也可在1至3年内完成，领取第二阶文凭（Diploma）。要修读学士学位的必须于9年的限期内修毕14个全年科目及8个半年科目，经全部考试合格，取得192个学分，才交到校外考试委员会通过毕业资格，最后经东亚大学教务会和董事会批准，始获东亚大学颁授的学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初，东亚公开学院开始逐渐加大招收内地学生的力度，扩张在澳门以外地区的远程教育市场，通过与我国内地、我国台湾地区及马来西亚等建立合作关系打牢根基。
2.澳门大学成立后的东亚公开学院
根据1991年2月4日第11/91/M号《高等教育制度》法令，东亚大学主体于1991年9月转成了澳门大学。法令在序言里“明确了东亚大学作为澳门公立大学的作用，并规定该大学以及其参与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在一年的期限内按照本法令之规定进行调整”（澳葡政府，1991）。也就是说，从1991年2月高教法出台到同年9月澳门大学成立的这段时间里，东亚公开学院已经意识到自身必须进行调整。1991年2月27日，东亚公开学院中文学院院长范叔钦代表东亚公开学院致函各同学表示：
“东亚公开学院将因应作出改组，正与澳门基金会及东亚大学磋商，加强未来彼此之联系。校方至为关注同学的利益，尤其是在学术上的进展，任何改变皆以保障本学院同学之利益为前提”（叶冬晨，1992）。
然而，澳门大学成立以后，东亚公开学院的学生一直处于敏感时期。1991年10月24日澳门日报报道：“澳葡政府联同澳门大学与国内的教育机构合作，计划在珠海设立一个研究中心，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状况。同时，开设遥距及函授课程给内地人士，由澳门大学选派教师在周六、周日前往授课”（澳门日报，1991a）。假如真的在珠海建立远程教育中心，那显然让东亚公开学院的学生对未来的毕业学位更加没有安全感。1991年11月12日至19日出版的濠海报的专栏作者这样写到：“澳门东亚公开学院毕业生的地位会如何，会不会出现在其他地区办的遥距教育学历可以获得澳葡政府承认，而本地办的反而不能获得承认的极不公平的情况？……从法理、逻辑、公平和学术水平看来，公开学院学生，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纲要法颁布前已经注册或毕业者应该在毫无条件下全部获得认可为学士”（叶冬晨，1992）。
在東亚大学主体转成澳门大学以后，东亚公开学院的前景并不明朗。第一，按照1991年《高等教育制度》法令的规定，东亚公开学院必须于一年之内进行调整，但直至1992年3月法令公布一年期之时，却未见任何调整的举动，学院随时可能接受官方的强制调整举措;第二，东亚公开学院的香港办事处已经逐渐缩小占地面积和空间;第三，随着澳门大学专业的扩充，东亚公开学院的学生随时都可能从澳门大学迁出;第四，东亚公开学院每年例行的春季招生工作在1992年3月已经暂停下来;第五，澳门大学在1992年初突然开办了原本属于东亚公开学院招生范围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并已于1992年3月11日正式开课。以上因素充分显示，东亚公开学院的未来去向和毕业生的地位问题已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
在此背景下，澳门东亚公开学院的学生于1992年初成立了东亚公开学院同学会，并展开了许多维护权益的举措。
第一，关于东亚大学是否存在的疑问。东亚公开学院院长韩雅士教授于1992年5月15日发函称：“东亚大学执行秘书在1992年4月27日知会我院，就阁下完成的有关学位资格和文凭，将会以东亚大学名义颁发”（东亚公开学院同学会，1992a）。同学会质疑谁是澳门大学成立以后东亚大学的校长。
第二，关于东亚大学执行秘书的疑问。在澳门大学成立以后，一些关于东亚公开学院的指令都是由“东亚大学执行秘书”发出，所谓“执行秘书”更是在特殊时期出现的一种称谓（东亚公开学院同学会，1992b）。澳门大学校长李天庆教授曾经公开表示，澳门大学应该延续东亚大学与东亚公开学院的附属协议，继续向东亚公开学院的毕业学生颁发学位。但是，经过澳葡政府与澳门大学内部讨论之后，颁发学位的主体却仍然是东亚大学，东亚大学是否存在都已经是疑问。
第三，关于学历认可的问题。东亚公开学院同学会会员曾经依据相关法例，向教育司学历认可部门提出学历认可申请，但由于转型期的特殊情况，长时间未得到回复。
从澳葡政府收购东亚大学，到澳门大学成立的过程中，东亚公开学院的经营权与学术管理权分离导致学生学历认可等方面的问题，在澳葡政府的考虑之中，同时也为在澳门建立一所独立的公开大学提供了事实依据。
三、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的创立
1.澳葡政府的态度
澳门大学成立后，所有关于东亚公开学院的事情在法理和操作层面都变得更为复杂。所以，澳葡政府必须对此加以慎重考虑，并与东亚大学创始人一起筹划在澳门创建一所私立公开大学的事宜。
1991年3月，时任澳门基金会主席的黎祖智博士在东亚大学创立10周年的典礼上致辞时表示：“其他可在澳门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有……一个在现有的、并应依高等教育法令重组的遥距教育学院。的基础上而建立的公开大学性质的机构”（黎祖智，1991）。1991年《高等教育制度》法令中亦明确规定“高等教育可以有遥距教育学生。遥距教育学生是指参加校外自学教育体制的学生。该教育体制通过特定的工具、方法及技术加以实施，学生使用文字教材及配套教材，并与负责教学管理的机构保持定期联络”（澳葡政府，1991）。
1991年6月，已经转为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务政务司司长的黎祖智博士多次会见东亚公开学院校董黄景强，商讨东亚公开学院短期内转为一所私立大学的相关事宜。黄景强表示：“计划中的公开大学在运作、资源、师资等方面已准备就绪，具备成为大学的条件，大学属于私立性质，学位等同于东亚大学的学士及硕士学位”（澳门日报，1991b）。其后，澳葡政府又在不同场合表明了态度，认为东亚公开学院申请成为大学的报告可行性很大，3个星期或者1个月后对这问题会作决定（大众报，1991）。然而，后来的发展并没有预期那样顺利。先是澳门基金会发出声明，认为澳葡政府至少需要6个月分析审议学院的申请（澳门日报，1991c）。时隔两个多月后，政务司又表示基金会仍在审慎研究申请报告，并再次强调学生（利益）并无受到损害，以前东亚大学与（东亚）公开学院所签的合作协议，仍然有效（澳门日报，1991d）。東亚公开学院院长韩雅士教授不得不致函各同学：“有关（东亚）公开学院改为公开大学的申请比预期更为复杂和费时。……东亚大学前段时间易名为澳门大学，是有特定规条保障同学们的利益的”（叶冬晨，1992）。
实际上，澳葡政府对东亚公开学院转成私立公开大学持积极而谨慎的态度。毕竟，在1991年的《高等教育制度》法令中已经基本确立了澳门高等教育的两种主要模式，当远程教育模式脱离原有东亚大学范畴，朝什么方向发展，需要经过认真缜密的思考。
对于澳门来说，建立一所公开大学完全是补充性逻辑思维的结果。澳门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已经依据1991年《高等教育制度》法令设立，本地区在回归过渡时期的两级人才培养能得到全方位覆盖。但正如政务司司长黎祖智博士所言，还有必要建立强大的私立远程教育机构，不仅面向澳门居民，而且面向临近的香港和华南地区的居民。
2.促进跨文化整合的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
20世纪90年代，东亚公开学院的办学重心已经从香港转向澳门，为了能够适应澳门本地的管治及教育方式，同时与世界上先进的遥距教育模式接轨，与葡萄牙公开大学的合作当属最佳选择。东亚公开学院创办人黄景强、胡百熙、吴毓磷将原有西岛发展公司更名为东亚教育发展（澳门）公司，在与澳葡政府沟通后，经由政务司司长黎祖智联系，多次赴葡萄牙与当地公开大学磋商合作的可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东亚教育发展（澳门）公司与葡萄牙公开大学共同成立的公司“国际出版培训及遥距教育有限公司”获得澳葡政府认可，并于1992年8月24日获准开办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澳葡政府，1992）。
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成立前后，东亚教育发展（澳门）公司和葡萄牙公开大学各负其责，后者承担大学学术课程方面的认可工作，而前者负责做出符合公开大学发展的独立预算。经创办人争取，大学在成立以后将办学地址从租借管理专业协会的地方迁移到澳门新口岸北京街保怡中心三楼。由于东亚教育发展（澳门）公司属私立性质，大学可以有效地扩大活动范围以及奠定在澳门地区以外招生的基础。新建立的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承认文化的价值和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所构成的价值，作为协调国家或地区利益的支柱，希望国家和民族之间尊重彼此的差别，在和平及合作关系基础上建立国际秩序（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1992a）。
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如其名字中所含有的意义一样，是“在超越其本身所在地区领域的空间内推广科学、文化及创造专业人才方面的有力工具”（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1992）。之所以将这所新的大学定位为国际性的大学，目的是将原来东亚公开学院存有的课程模式与新的葡萄牙的课程模式充分整合起来。这样，公开大学根据葡萄牙、中国及英国的三种学制进行运作，证书、学位的管理制度、修业时间以及证书和学位的命名，分别对应于三种“规则”，即与葡萄牙的大学、中国内地的大学及香港的大学所实行的规则相一致。“选择澳门地区作为其设办的地点，不仅向本地区的学生及受训者提供服务，更为临近地区如香港、华南地区的学生及受训者提供服务。为执行其活动而所采取的语言以及将会教授的高等教育课程的性质和名称均是国际性的：葡文、中文和英文及其学制，将可完全和谐地共存，有关课程是按学生来自何种文化编排”（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1992a）。
将葡萄牙公开大学与澳门的私立公司联合起来创办一所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是澳门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大学的运作模式从葡萄牙、英国、德国、匈牙利以及意大利等国家那里汲取了经验和养分。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远程教育的全球化，教育组织形态大致遵循国际上的三种模式：第一是在场模式（也称兼读面授），即在澳门有专业性的教学组织，提供面授教学，管理上也划分为学院、中心、部门等;第二是自主模式，该模式主要提供远距离教学和培训服务（Hermano de Almeida e camo，1995），以澳门为根基，形成发散式的组织结构和形态，并结合在场教学，为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人士提供学位或培训;第三是网络模式，主要是与澳门内外（尤其是我国内地）的社团组织、教育团体、商业公司、政府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组成联盟，共同推进远程教育和培训。
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成立以后，引入葡萄牙的学位及学制自当是首要的任务。根据葡文学制的规定，大学对初步培训、在职专业培训及持续培训而取得有关学科或教学资格学分者，颁授专科学位、学士学位、硕士学位的文凭或证书。并强调，由大学所颁授的学位及各类文凭证书按照葡文学制的规定，相当于葡萄牙公开大学所颁授的学位和文凭，即可以自动获得葡萄牙公开大学的认可。这一规定有一个明确前提是要求必须按照“葡文学制的规定”，而怎样与葡文学制建立互通、转移，则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以葡文教育制度为基本衡量标准的前提下，大学在学术管治、学历认可、课程发展方面也尽可能在跨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遵循葡文学制的标准。
首先，大学的管治体系主要包括行政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与欧洲的理事会相似，对整体办学行为负责。东亚教育发展（澳门）公司所委任的委员有权对有关财政方面直接有影响的决定进行否决，但必须由该机构所委任的委员一致通过。而葡萄牙公开大学所委任的委员有权对任何直接影响有关大学学术的可信性方面的决定进行否决，但同样须由该机构所委任的委员一致通过。委员会主席由双方轮流选派代表担任。为配合澳葡政府对大学内部重点发展葡萄牙学制远程教育的期望，学术委员会在许多专门研究领域由葡萄牙公开大学的教授参加，主席由葡萄牙公开大学的校长担任。
其次，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成立以前已在东亚公开学院就读的学生，根据东亚大学与东亚公开学院缔结的附属协议，将获得如东亚大学学生一样的文凭和学位，就算是东亚公开学院改名后亦然（东亚公开学院同学会，1992c）。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也于1993年5月12日在《政府公报》刊载调查结果，指出：“纵然成立了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东亚大学作为公立法人的地位并没有消失”（东亚公开学院同学会，1993）。同时，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也专门委任一个临时委员会对东亚公开学院所举办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术条件进行了研究。虽然研究结果对东亚公开学院学士学位专业的质量予以肯定，但是公开大学在1992年的组织章程中专门设立了一个附件，对所有的“非葡國”学位纳入到本地区法定范围进行约束，“BACHELOR（学士）学位应有等同于葡国BACHARELATO（专科）学位的学术价值;MAS-TER（硕士）学位应有等同于葡国LICENCIATURA（学士）学位的学术价值”（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1992b）。显然，这个附件认为原有东亚公开学院学士学位专业采用的是英制三年学制，无法等同于葡国的四年学制，故东亚公开学院修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学生的学历被降级处理（澳门日报，1993）。
最后，自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成立以来，澳葡政府有着强烈的愿望推行葡文学制下的远程教育课程。从1993-1999年间，在葡萄牙公开大学的协助下，共计开设了16个葡语学制专业。葡文学制的课程完全采取远程教育的形式，视听学习与作业修习相结合，该类学制遵循开放式学习的基本原理，让学员具备选择的余地，学习的内容、地点、方法及中介、时间、速度、师资队伍和辅导、计分评定体系等都相对灵活化、多样化。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时期的中文学制与英文学制专业形式上比较接近，也能吸收借鉴葡文学制专业的特色之处。授课形式为远程教学及配合定期统一导修（每4个学习单元均配合一次导修，一般安排2～3个科目，定于星期日在澳门举行）（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1996）。完善的学术及教学安排使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的人才培养逐步走向正规化和科学化，也为澳门地区内外培养了大批人文、社科、理学及工商管理方面的远程高等教育人才。
作为一所以远程教育为主，同时进行导修、兼读教学或者几者兼具的高等教育机构，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提供的专业范围具有优先性和灵活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学能够将不同文化、不同教育特点、不同教学制度、不同生源的专业有机整合在一起，在小而微的澳门地区，独辟蹊径，为澳门高等教育历史留下浓重的一笔。四、澳门当代远程高等教育的思考与展望
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的创立是中葡文化交流的一大突破，也是跨文化整合的特色成果。回归前，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主要采取遥距教学方式，向本地区或邻近地区如香港或华南地区的学生教授高等课程”（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2001）。回归以来，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大学又率先进行了网上教学的开发工作。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共同举办国际信息教育研讨会，通过传统教育与信息教学的比较与结合，探讨未来教育方式的新路向。
在网络教育方面，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将收集的专业人士撰写的经济评论和个案分析，结成“亚洲国际工商信息”，通过电邮每月向学生发送，作为学生观察国际经济动向的补充教材。同时，大学与我国内地合作开发网上课程。第一期推出的“中国法律”课程，特色之一是课程内容每3个月更新一次，紧贴法例的补充和修改;特色之二是加强回馈，欢迎学生通过传真或电邮向大学相关课程主任提出疑难问题，大学会邀请我国内地、本地著名法律专家或法律工作者即时详细解答疑问。第二期推出的“中国文学”网上课程，其特色是以活动兴趣教学，帮助学生特别是海外华人学习中国文学，从而将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远程教育的特色发挥至最大功能（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2001）。
2011年2月，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更名改制为澳门城市大学，将原有的远程教学课程体系转入新设立的国际公开学院。国际公开学院除了向选择葡文、中文或英文学制的学生教授各种程度的学位及高级文凭课程之外，依然采取在场、自主及与其他机构合作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和培训工作，同时积极开发网络教育课程，形成以“网络教育+案例面授”为主，辅以自学、研讨和考察的学习方式。
应该说，远程高等教育发展到当代，其教育形式和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从大的范围而言，MOOCs、SPOCs、区块链技术、微课、翻转课堂、移动式学习等都可以纳入远程高等教育的视野下考虑。“互联网+教育”的跨界融合，将对环境、课程、教学、学习、评价、管理、教师发展、学校组织等教育主流业务产生系统性变革影响（余胜泉等，2016）。自澳门城市大学不再专注于传统函授、多媒体远程教学的同时，澳门高等教育范围内逐渐兴起了“泛在”远程学习。例如，澳门大学与学堂在线合作，开发了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s）。目前，澳门大学首个慕课课程“创意”已经正式上线，来自全球的学习者都可以透过慕课平台免费进行网上全英语学习和交流。澳门大学团队在探索慕课教学的过程中加入创新性构思，配以选择题、线上线下交流和互相学习的混合模式，帮助学习者挖掘自己的创意（澳门日报，2018）。
澳门理工学院则集合全球范围内的葡语专业精英，共建葡语网络学习平台。学院于2015年建立葡语专业互动网站“葡语在中国——约会网站”，提供互动解难、网上阅读等功能。学习对象除了我国内地和我国港澳地区的葡语专业学生和教师外，也面向来自加拿大、巴西、安哥拉、西班牙、葡萄牙、东帝汶等国的葡语专业人士。当前开始筹备面向全世界的“网上葡语课程”，并拟将澳门理工学院编写的《环球葡萄牙语》教材上载至学院网站，供有兴趣学习葡萄牙语的人士查阅。同时，学院还跨学科创设中葡英机器翻译，开发学习葡萄牙语的“中葡通Diz la”手机软件，以供全球母语为非葡-语的学生和学习爱好者使用，使他们随时随地可以学习地道的葡萄牙语。
实际上，澳门是—个微型地区，微型社会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边际效用的变化率高（张红峰，2017）。传统经济学认为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的规律。举例而言，当—个人饥饿的时候，你给他—个面包，他肯定狼吞虎咽，第二个面包仍然会吃得很香，而吃第三个、第四个面包的时候，则会逐渐失去胃口。对澳门而言，给其一个面包，可能還没吃完就撑着了，其边际效用呈现加快递减或递增的特征。这一特征对澳门高校的招生、就业、人才培养、资金流动等方面影响非常之大。澳门市场太小，如果仅仅为澳门培养人才，任何专业的人才培养可能不出几年市场就会出现饱和。因而这一特征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澳门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正是由于澳门地域狭小，边际效用的变化率高，所以澳门不能局限于现有的地域环境来思考问题，仅仅考虑跨地域培养人才、跨地区交流合作等，而要借助当前的大数据、互联网，将我们高校的一些特色教育资源，如葡语、旅游、娱乐管理、中医药、微电子、智慧城市物联网技术、行星科学等，通过网络向外辐射，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虚拟文化、资源的传播与整合。
澳门城市大学的教育模式虽然已经增加了新的内涵，但从另外的角度而言，将为澳门整体高校逐步吸纳“互联网+”，主动发展泛在远程学习，提供了一种可能。在澳门微型地区实施互联网教育，不仅可以带来高等教育教学方式的转型和变革，而且能够将优质教育资源打包、编排、整合后，辐射出去，造福于世界。当然，互联网教学还要结合现有传统的教育形式，通过复原、重构、零存整取、众创众筹等手段，实现知识从“碎片”到“整体”的嬗变（黄建锋，2018）。远程高等教育在澳门的未来发展，须超越微型地域的空间限制，真正实现跨时空的教育和文化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