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过零丁洋》“一经”探微

    文天祥，字履善，南宋末状元宰相、抗元名臣。其诗作《过零丁洋》被选入部编版语文九年级下册，观此诗作，慷慨悲壮，感人至深，实为爱国经典名篇。其诗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

    尽管历来都将尾联两句作为该诗的主旨句加以强调，但文本解读应该追求多元性。教师在教学过程应该提醒学生不能忽视首联中“一经”两字。对“一经”的探究不能忽视文本的创作背景：

    宋恭帝德祐元年，元军的铁骑逼近都城临安时，文天祥毁家纾难，起兵勤王，至祥兴元年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兵败被俘。元军进攻南宋崖山途中，文天祥被拘押舟中随行，船过零丁洋时，回想往事有感，遂作《过零丁洋》一诗。

    一、“一经”是精神动力

    教学活动中要尊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时，教师适当地带领学生把《过零丁洋》放回到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解读有益于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一线教师们也可以借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关于文本解读的表述：“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考察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认识作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2]

    显然，《过零丁洋》一诗是时代背景和个人生平结合的产物。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实际行动来保家卫国。侵略者为了瓦解抵抗势力，不断地向他抛去诱降的橄榄枝。对文天祥而言，这时处理国家安危和个人安危就成为了一种选择。是为民族、国家献身抵御侵略者？还是接受敌军招安留存性命？这无疑是对人之气节的考验，正如文天祥所言：“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3]文天祥毅然选择了为国家安危而战。《剑桥中国文学史》曾评价南宋末期的抗元运动，认为文天祥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战士。[4]可见，国家危机是使得文天祥奋起战斗的直接触动点。除此之外，文天祥抗元是否有更深层的精神动力，亦或是有某种力量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笔者认为，文本中“一经”二字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突破口：“一经”是文天祥的精神动力之源。

    二、“一经”指读经入仕

    文天祥作为南宋的状元宰相，文武兼善。据史实，文天祥是靠熟读经书得中状元的，即读经入仕，其21岁时便以一篇《御试策》夺得进士。理宗高度评价其试卷，《宋史·文天祥传》载曰：“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言，不为稿，一挥而就，帝亲擢为第一。考官于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镜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5]作为南宋理宗时代的状元，文天祥参加的是经义进士考试。何为“经义”？徐兴华等人所著的《中国古代文体总揽》这样解释“经义”：“经义以儒家经典文句为题，应试者据题阐明其义理。”[6]文天祥在考试的过程中，除了要求熟悉本经之外，还要求回答与《论语》、《孟子》相关的问题，以及完成具有融会经义作用的策论。文天祥顺利进入仕途和他对经书的熟稔于心是分不开的。

    可知，文天祥进入仕途与他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多种儒家经典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将该诗的首联理解为“我苦难的一生起源于读经入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领会“一经”对于文天祥人生的指导作用：正是儒家经典这片土壤为文天祥人格的完善及精神世界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儒家经典“胸怀天下”思想的浸淫下，文天祥拥有忠君爱国、视死如归的特质就不足为奇了。理解到了这一层次，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何文天祥会选择为国家安危而舍生取义了。

    三、“一经”为多种儒家经典

    在尊重文本的前提下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是合理的。何为“一經”？历来以“一种经书”的解释居多。如《宋诗一百首》就将“起一经”理解为精通一种经书而做官。[7]郭锡良《古代汉语》则将“起一经”理解为“由于精通一经而中举做官”。[8]孙绍振《名作细读》对“一经”的解释为“自己的学识限于一种经典”。[9]部编版语文教材课后注释中认为“一经”为某一经籍。上述解释，基本上都认为“一经”是指儒家经典之一种。

    本文认为此种解释与历史真实情况不相符。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探究时，应启发学生结合文天祥个体的实际情况与历史文化背景来理解文本。笔者认为诗句中的“一经”为多种儒家经典。

    首先，从家世师承来看，文天祥出身于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其父文仪是一位谦恭严谨的学者，对经史素有钻研。父亲将知识亲授给长子文天祥，又由文天祥传授给其余兄弟。[10]在父亲的教育下，文天祥对经典的学习是广泛的，而不仅仅是囿于一种经书。后文天祥离家外出求学，师从名儒欧阳守道学习，其为文天祥授业解惑、教之以忠孝之道，使文天祥受益匪浅。慈父熏陶、名师教导，文天祥又是通过读经而入仕的，作为文天祥精神动力之源的“一经”又岂是一种经书所能概括的？

    其次，从文天祥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看，其对儒家文化有所继承。如在瑞州任职期间，文天祥曾运用自己的儒学知识来阐释《易》中“德”的相关问题，提出“夫所谓德者，忠信而已矣”的观点，肯定了品德和忠信的一致性。同时，文天祥赞同“修辞立其诚”的观点，[11]他认为好的品德是通过恰当的言辞建立来体现的，此种观点和儒家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文天祥对《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的运用更是信手拈来。在为度宗皇帝讲《轮对札子》时，文天祥引《尚书》“民可近，不可下”等一系列观点来劝告帝王要以德行为重，有所作为，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足见其对儒家经典素有研究并受其影响，否则不可能将《尚书》等经典中的理念运用得如此贴切，这也证明文天祥精通儒家多种经典而非限于一种经书。另外，除《尚书》《周易》之外，文天祥对儒家经典《春秋》无疑也有独到的见地。何以见得？有他给继子文升的书信为证：“汝于六经，其专治《春秋》，观圣人笔削褒贬，轻重内外，而得其说，以为立身行己之本。识圣人之志，则能继吾志矣。”[12]《春秋》讲求一字褒贬、微言大义，追求严谨的、合乎礼法的叙述方式，文天祥钦仰圣人之志，因而借书信传达其希望家族后人能以学问传家，并以圣人之志为立身处世之本的心愿。若非深厚的儒家思想已深入骨髓，文天祥又岂能有如此言行呢？

    第三，文天祥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文化精神。被囚期间，文天祥曾作《正气歌》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13]序中正气，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在大都三年的监狱生活中，文天祥经历了肉体、精神的双重折磨，儒家思想一直是促使他应对这些困难的精神资源。文天祥就义后，人们在其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14]正是孔孟以来“忠君爱民”的价值取向，为文天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15]故“一经”之于文天祥，已不可简单地释之为一种经书，而应理解为丰富的儒家经典、学说。

    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了“一经”的这层含义，学生就不难理解文天祥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学习、继承、实践和弘扬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文天祥所言之“一经”是其学习、吸收的多种儒家经典思想，是其进入仕途的起点，更是其精神动力之源。“一经”所描述的道义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促使文天祥对时代精神进行回应。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文天祥最终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一经”是他忠君爱国、以身殉国的精神核心，也是全诗的关键。从“一经”可以看到文天祥所发出的时代强音，所谓“身世飘零”也不飘零，所谓“惶恐”亦非惶恐，君子忧道不忧贫。“一经”作为儒家之道的化身，是文天祥面对窘境仍不惫怠的精神动力之源，亦是支撑文天祥写作《过零丁洋》的原动力。

    如今，中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篇目的比例大幅上升，相关的《语文课程标准》也更加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儒家经典中的优秀文化经过几千年岁月的考验，散发着熠熠的光辉。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濡染下，中学生的文化修养将得到提高，精神世界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一线教师应该认真钻研教材，挖掘出教材经典名篇背后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内涵，这对于培养中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增强中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以至于更好地繼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都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3][10][11]文天祥.文天祥全集[M].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2]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4]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5]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95.

    [6]徐兴华等.中国古代文体总揽[M].沈阳出版社，1994.

    [7]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者.宋诗一百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出版社，1981.

    [9]孙绍振.名作细读[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12]刘华民.文天祥与儒家文化[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01）：102-103.

    [13]张鸣.宋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4]俞兆鹏、余晖.文天祥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

    [15]宋冬梅.儒家道统中的孟子升格与孔孟之道[J].中国文化论衡，2017（02）：59-61.

    龚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