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文艺翻译思想与“文化转向”
靳芳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广受国内学人推崇。该研究路径跳脱语言层面的对应关系，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建构，其外部化理路极大地拓展了当代翻译研究的内容和视野。与之相比，俄苏文艺翻译的社会功能性研究和历史语境化研究更早显露出外部化倾向，另一方面，其亦从民族间文化交流视角切入翻译质性研究。然而，国内对俄苏文艺翻译思想当代价值的关注寥寥。本文旨在探讨俄苏文艺翻译思想与“文化转向”这一当代翻译研究路径的内在联系及其前瞻性意义。
关键词：?俄苏文艺翻译;文化转向;外部化研究;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I512.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5-0081-05
一、何谓“文艺翻译”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是俄苏译界的特殊用语，中国翻译界将其译为“文艺翻译”。 这个用语含有一种特殊意味：文艺翻译属于文学创作，属于艺术，这也是俄苏译界接受该用法的主要原因。关于“文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兩字的释义需要单独探讨，本文暂不赘述。从现代意义上讲，文艺翻译就是文学翻译的同义词。[1]前言3当代俄罗斯译界已出现与“文学翻译”相对应的术语——“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①。本文借用“文艺翻译”旨在强调其内在统一性及其对于俄国翻译思想的标志性。
自俄国翻译活动之始，文学翻译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俄国文学自身的壮大，文学翻译也越来越受重视。以19世纪为例，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及别林斯基等作家都论述过文学翻译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技巧。此后，文学翻译问题一直广受俄国文艺界关注。俄苏文艺翻译思想的要点有：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它要再现原作内容与形式统一体中所反映的艺术真实，属于美学范畴;文学翻译寻求艺术上的对应，语言上的对应必须服从于艺术上的对应;翻译绝不是再现原文的各个结构要素，而是再现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文学翻译的首要因素是印象、感情和形象。
苏联成立前，俄国翻译研究多为经验式，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这一状况与同时期西方翻译研究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俄苏翻译研究理论化倾向早于西方，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表现在文学翻译领域。1919年，丘科夫斯基（К.Чуковский）发表苏联第一本翻译参考书《文艺翻译原则》，主要探讨使翻译作品成为真正艺术作品的途径，强调文学翻译的美学功能。此时，文学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及影响翻译的关键因素已基本明确。20世纪50年代始，苏联文艺翻译进入理论形成期，“现实主义翻译”“以形象译形象”等理论初见端倪。在西方，1957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在专著《翻译的艺术》中指出，翻译是一门艺术，并明确12条翻译指导原则。此书被视作西方译学研究理论化的先兆。可见，西方翻译研究理论化进程要晚于俄国。
从研究路径和整体思路上看，俄国文艺翻译继承了强大的俄国文学传统，而俄苏文艺翻译思想及理论在俄苏文论框架内发展完善，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民族特性，在国际译坛独具特色。
与西方不同，俄苏文论不是单纯从文学内部研究文学，它与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外部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俄苏文艺学把社会历史研究原则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它始终扮演着综合人文学的角色，具有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而经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苏联文艺社会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构架。由此，外部化理路转化为俄苏文艺翻译思想的内在品质。
二、俄苏文艺翻译研究的“文化”理路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促成了全新研究范式的形成。翻译文化研究路径以文学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译入语文化为研究立足点，以译本为研究中心，研究内容包括译入语文化中制约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因素、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等等。
各国学术界赋予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新范式以重大意义和价值。它被称为“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2]。相对于以往以原文与译文对应关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该范式是一种外部化、描述性的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揭示了翻译的文化属性，构成了翻译学一直所缺少的外部研究。外部研究关心的是源语文本的选择、译语文本的影响与接受、翻译活动的外部制约因素等问题。”[3]234
借用“文化转向”视角反观俄苏文艺翻译思想，本文认为后者也具备相似且独特的“文化”理路。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对翻译文化内涵的探究;二是翻译外部化研究，表现为翻译社会功能研究和翻译历史语境研究。
（一）翻译质性研究
翻译的创造性是俄国文艺翻译最为传统的论点。苏联成立后，随着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翻译的文化特性由此提升。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格鲁吉亚著名文学家加切奇拉泽（Гиви Ражденович Гачечиладзе）在其论著《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中研究了翻译的文化内涵。首先，他描述了翻译的文化背景：“当代世界呈现着一幅自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是竭力想把世界文化，或是近几百年以来的文化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倾向于各大小民族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倾向于自决、孤立，自生自灭和闭关自锁。”[4]前言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升级之间的矛盾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加氏敏锐地意识到这两个互逆趋向，从而突出翻译之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其次，加氏立足于格鲁吉亚文学翻译的历史进程指出，文学翻译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苏联境内生活着众多民族，拥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就有60多个。格鲁吉亚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一直以来都是双语国家，然而格鲁吉亚的民族文化并未受到歪曲。通过翻译，格鲁吉亚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得以广泛交流，从而使民族文学间相互丰富。“所谓互相丰富，是指民族间彼此了解对方具有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学重大成果的过程。文艺翻译使不同民族彼此接近，同时又确认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立及其文学的民族特点。”[4] 11
再次，在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翻译还为各民族确立文化身份。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加氏认为，翻译“通过多方面大量对比来认识本民族‘自我。对比，这首先是认识被对比现象的各自独特个性特征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求共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才得以实现”[4]13。这一观点已经论及当今文化研究中文化身份认同等热点问题，其理论眼光可谓敏锐。
同时期的翻译理论家什维策尔（А.Д. Швейцер）也论及翻译的文化特性：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相互作用，还是文化间的相互作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体系的接触，而且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有时甚至是两种不同文明的接触。[1] 177
（二）翻译社会功能研究
早在19世纪上半叶，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就曾高度评价文学翻译的社会革新功能，他们的翻译观是服务大众、投身革命，文艺翻译具有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色彩。他们要求译者选择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进行翻译，选择有代表性的、俄国社会需要的作家进行介绍。为了方便读者大众的閱读，他们还要求译者必须注意译文措辞大众化，使用朴实的标准语，不用生僻词语。而在西方翻译史中，从翻译的社会功能来论及翻译，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时才受到理论界关注。如谭载喜教授指出，俄国进步文学家的翻译见解使翻译理论明显带有革命思想色彩，这在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5]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继承了这一思想，同样强调文学和文艺翻译的社会教育作用和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指导作用。20世纪初，由普列汉诺夫（Г.В. Плеханов）建立的文艺社会学为翻译社会功能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文艺社会学注重社会学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现象。该研究包括两方面：一是文艺的特殊社会功能研究，二是文艺及其内容和形式的社会根源研究。[6]
以上思想被创造性地应用于文艺翻译领域，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文艺翻译被作为发展苏联文化的有效工具。对于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而言，翻译是苏联各民族熟悉彼此间文学作品的最直接方法，把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成俄语具有特别意义，它们“在思想上武装了民族的进步力量，武装了各种旨在解放劳动群众和确立社会生活的新形式的、进步的社会运动。它激发社会底层人民的公民积极性，使劳动者从专横的概念、从必然依附于掌权者的感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7]。
其次，更重要的是，文艺翻译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意识形态先行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备受重视。苏共在二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文学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道德的健康和人们的精神气氛。
苏联翻译工作者被要求必须具备正确的世界观。著名翻译理论家、比较文学专家托贝尔（П.М. Топер）表示：“苏维埃翻译工作者在注意保持原文艺术特征、历史真实性和古色古香的同时不能放弃‘以时代的精神教育读者的权利，以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的观点，用现代人的见解去了解原文的权利，不单单在发展过程中而是在方向明确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去取得一切的权利。”[8]76
此外，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的翻译观还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比如，享有世界级声誉的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А.В. Федоров）赞同19世纪中叶革命民主主义翻译观，而把与革命民主主义相对的另一方称作“反动贵族与自由知识界的代表”，批判和否定其观点。针对19世纪末俄国象征派翻译观，费道罗夫将其错误根源归结为反动唯心主义。象征派否认翻译可知论，具有“个人主义和反民主的内容”，其文学活动具有“闭塞性和狭隘的帮会性”[9]89。“俄国翻译文学新运动的起源却是远远超出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范围的，这种起源应当到具有真正人民志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传统中去寻找……”[9] 90
（三）翻译历史语境研究
苏联文艺翻译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来阐释文艺翻译的发展规律。1951年，苏联召开全国翻译工作者会议，把近二十年的文艺翻译观总结为：把原文看作一个统一体，“而且这个统一体本身与一定的民族环境、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联系;要经常以人民的历史、语言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各种科学知识为基础来具体地对待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要运用在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各种现象的原则”[9]138-139。
俄苏翻译历史语境研究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展开，他们把翻译活动置于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注重社会历史进程对文艺翻译的影响，进而把文学翻译融入文化史、思想史中。具体而言，该研究分为两方面：
一是翻译史研究，即把翻译史与俄国文学史相贯穿。
托贝尔认为，俄国翻译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其他文学问题分离，这由俄国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规律所决定。“俄国先进的翻译的看法最根本的来源应该在先进的俄国活动家的社会观中去寻找，在他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中去寻找，在他们对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态度中去寻找”[8]48;“俄国作家并没有把翻译问题看做是特殊的、脱离人世的、脱离美学的问题。普希金关于翻译中‘民族外衣的话并没有和他对艺术的人民性的想法脱离，也不能把别林斯基对翻译问题的思想和他的整个俄国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思想分隔开，和他的全部文学及社会活动分隔开。这些思想和他的观点的全部系统是有机联系着的，构成了他对艺术及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论点的一个有机部分……”[8] 51-52。
而费道罗夫把翻译现象放在文学史中分析，他根据文学流派的发展特点阐释18世纪末改写原作的翻译倾向。在他看来，古典主义是当时法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表现，它制定了狭隘的阶级局限性的标准，并要求文学作品包括译作都要合乎“优雅趣味”。原作被这样改写，原著特色和特点都被抹杀。
二是翻译思想史研究，即确立俄国文艺翻译的现实主义传统。
文学传统历来是俄苏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普希金开创了俄国文学最为深厚的传统——现实主义传统。托贝尔认为，普希金是俄国现实主义翻译传统的奠定者。普希金的一些译作“很注意保留原作的风格特征、诗体形式、地方和时代特色，尤其注意保留原作的民族和民歌形式”[10] 47。他把普希金和别林斯基时期确认为俄国现实主义翻译的形成期，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乃至苏联时期的翻译思想看作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成为贯穿整个俄苏翻译思想发展的主线。
费道罗夫认为，普希金和别林斯基创立了俄国翻译批评的传统，既从思想上也从艺术上评论翻译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自普希金开始，到19世纪60年代的批评家们直至苏联时期的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其翻译原则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以不懂原著语言的读者为对象，并为最终的任务——用完善的译本代替原著——是可以实现的”[9]78。
三、俄苏文艺翻译外部化研究之思考
针对俄苏文艺翻译外部化理路、结合国內研究现状，笔者试图进一步分析西方当代翻译研究与俄苏文艺翻译研究的差异，从而廓清后者的局限性及历史价值。
（一）俄苏翻译社会功能研究的局限性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已进入高度学理化阶段，并形成了各类理论模式。在西方译学研究的系统建构中，翻译功能研究占有一席之地。如学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把翻译纯理论研究分为两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其中，描写翻译研究又分为三类：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过程导向研究（pocess-oriented）;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其中，第三类就是译作在目的语社会文化的描写功能。[10]211
又如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历史的研究，它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的操纵，同时也特别重视翻译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重写，主要是翻译，极大地影响不同文学系统间的相互渗透。该理论极大地提高了译作地位，认为其作用甚至超过原文，成为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10]216
再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深刻阐释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翻译既是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文化主体。翻译是用来处理异域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的，但它对于催育或者压制本土文化中的异杂性同样有效。[11]
相较而言，首先，俄苏翻译社会功能研究只着力于挖掘翻译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社会性内涵，而西方研究者则更关注翻译的文学、文化功能，如翻译为译入语社会现有文学形式注入新鲜血液，翻译有选择地引进他者文化中有利于译入语社会进步的新思潮、新动向，甚至给译入语带来变革。其次，西方研究者跳脱出翻译社会功用的局限，广泛探究影响翻译活动的众多因素，较为客观地分析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翻译与文学、社会力量及政治势力间的相互作用，突出翻译、文化及社会的互动，从而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场域。再次，如果说，俄苏和西方学者都意识到翻译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俄苏文艺翻译极大地发展了翻译与政治的共谋关系，并极大地发挥了翻译的政治功用，那么，“文化转向”后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则朝向社会批判与践行空间，十分关注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文化抵抗和斗争。[12]
翻译社会学研究是近年来中国翻译研究界较为关注的一个焦点。针对翻译的社会性研究的定位，即社会性研究到底是翻译的边缘属性研究还是本质研究的问题，国内学界分歧较大。但学者们基本上都肯定翻译社会性研究的发展前景。有学者指出，翻译的宏观研究路向有愈演愈烈之势，其终极转向将是社会，因为社会是语言和文化的最大化和最终归宿。从语言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转向，这是翻译的宏观研究路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标志。[13]
（二）俄苏翻译历史语境研究的历史价值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以文学史为视角对翻译历史性进行考察，或是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对特定翻译活动进行历史性回溯。他们认为：“时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价值标准和具体需要也不同，而翻译所需遵守的标准和规范以及所担当的角色自然也不同。为了弄清某一翻译活动或翻译产品在何种翻译规范约束下、为了何种目的而进行或产生，必须将这一翻译活动或翻译产品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才能做到研究的客观和有效。”[3]119例如，巴斯奈特（Bassnett Susan）认为翻译史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在其5种翻译研究分类①中，翻译史研究居首位。
相较而言，俄苏翻译历史语境研究成果更加厚重，其原因在于其深厚的理论根基：其一，来自于俄苏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历史主义作为研究方法要遵循这样的思路：“第一，在现象的历史发展中研究现象;第二，揭示一定现象同其他现象的相互联系;最后，从现代经验出发来研究历史，把历史发展的高级形式作为理解其低级形式的钥匙。”[6]托贝尔深受该传统的影响，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代的翻译具有不同内涵，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也各有不同。翻译的任务、原则以及翻译文学与祖国文学的地位在不同时期亦不同，且不断变化。历史上的翻译观与今天的翻译观不一定重合，不能用现代翻译标准去评判历史中的翻译活动。通过研究翻译历史，可以弄清翻译现代化的进程。[14]
其二，来自于苏联文艺学最富成果的领域——历史诗学，其基本设想是克服亚里士多德以来一般理论诗学与文学史的隔绝，试图在文学发展中探讨和总结一般文学理论问题。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比较的分析方法，这也是俄国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关于此内容本人已有文章发表，在此不再赘述。
四、结论
本文以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为视角，着重探讨俄苏文艺翻译思想具备的“文化”理路之内涵。其中，以翻译社会功能研究和历史语境研究为特征的外部化理路具有深厚的理论来源，其形成早于西方，因而具备“文化转向”的前瞻性。从整体而言，俄苏文艺翻译思想较早具备跨学科视域和民族化的本体论倾向。但由于历史及地缘政治原因，俄苏文艺翻译思想并没有达到当下西方翻译研究的全球化视域和后殖民寓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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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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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Гачечиладзе Г Р.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заимосвязи[M]. М.：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80.
[5]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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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托贝尔.文艺翻译问题[M].李石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 ?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M].李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 ?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 ?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71.
[12] ?腾威.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遇——也谈翻译中的“文化转向”[J].中國比较文学，2006（4）：126-135.
[13] ?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J].外国语，2008（1）：75-82.
[14] ?Тоиер П М. Перевод в систем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M]. М.： Наследие， 2000：28.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广受国内学人推崇。该研究路径跳脱语言层面的对应关系，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建构，其外部化理路极大地拓展了当代翻译研究的内容和视野。与之相比，俄苏文艺翻译的社会功能性研究和历史语境化研究更早显露出外部化倾向，另一方面，其亦从民族间文化交流视角切入翻译质性研究。然而，国内对俄苏文艺翻译思想当代价值的关注寥寥。本文旨在探讨俄苏文艺翻译思想与“文化转向”这一当代翻译研究路径的内在联系及其前瞻性意义。
关键词：?俄苏文艺翻译;文化转向;外部化研究;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I512.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5-0081-05
一、何谓“文艺翻译”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是俄苏译界的特殊用语，中国翻译界将其译为“文艺翻译”。 这个用语含有一种特殊意味：文艺翻译属于文学创作，属于艺术，这也是俄苏译界接受该用法的主要原因。关于“文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兩字的释义需要单独探讨，本文暂不赘述。从现代意义上讲，文艺翻译就是文学翻译的同义词。[1]前言3当代俄罗斯译界已出现与“文学翻译”相对应的术语——“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①。本文借用“文艺翻译”旨在强调其内在统一性及其对于俄国翻译思想的标志性。
自俄国翻译活动之始，文学翻译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俄国文学自身的壮大，文学翻译也越来越受重视。以19世纪为例，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及别林斯基等作家都论述过文学翻译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技巧。此后，文学翻译问题一直广受俄国文艺界关注。俄苏文艺翻译思想的要点有：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它要再现原作内容与形式统一体中所反映的艺术真实，属于美学范畴;文学翻译寻求艺术上的对应，语言上的对应必须服从于艺术上的对应;翻译绝不是再现原文的各个结构要素，而是再现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文学翻译的首要因素是印象、感情和形象。
苏联成立前，俄国翻译研究多为经验式，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这一状况与同时期西方翻译研究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俄苏翻译研究理论化倾向早于西方，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表现在文学翻译领域。1919年，丘科夫斯基（К.Чуковский）发表苏联第一本翻译参考书《文艺翻译原则》，主要探讨使翻译作品成为真正艺术作品的途径，强调文学翻译的美学功能。此时，文学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及影响翻译的关键因素已基本明确。20世纪50年代始，苏联文艺翻译进入理论形成期，“现实主义翻译”“以形象译形象”等理论初见端倪。在西方，1957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在专著《翻译的艺术》中指出，翻译是一门艺术，并明确12条翻译指导原则。此书被视作西方译学研究理论化的先兆。可见，西方翻译研究理论化进程要晚于俄国。
从研究路径和整体思路上看，俄国文艺翻译继承了强大的俄国文学传统，而俄苏文艺翻译思想及理论在俄苏文论框架内发展完善，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民族特性，在国际译坛独具特色。
与西方不同，俄苏文论不是单纯从文学内部研究文学，它与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外部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俄苏文艺学把社会历史研究原则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它始终扮演着综合人文学的角色，具有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而经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苏联文艺社会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构架。由此，外部化理路转化为俄苏文艺翻译思想的内在品质。
二、俄苏文艺翻译研究的“文化”理路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促成了全新研究范式的形成。翻译文化研究路径以文学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译入语文化为研究立足点，以译本为研究中心，研究内容包括译入语文化中制约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因素、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等等。
各国学术界赋予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新范式以重大意义和价值。它被称为“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2]。相对于以往以原文与译文对应关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该范式是一种外部化、描述性的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揭示了翻译的文化属性，构成了翻译学一直所缺少的外部研究。外部研究关心的是源语文本的选择、译语文本的影响与接受、翻译活动的外部制约因素等问题。”[3]234
借用“文化转向”视角反观俄苏文艺翻译思想，本文认为后者也具备相似且独特的“文化”理路。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对翻译文化内涵的探究;二是翻译外部化研究，表现为翻译社会功能研究和翻译历史语境研究。
（一）翻译质性研究
翻译的创造性是俄国文艺翻译最为传统的论点。苏联成立后，随着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翻译的文化特性由此提升。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格鲁吉亚著名文学家加切奇拉泽（Гиви Ражденович Гачечиладзе）在其论著《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中研究了翻译的文化内涵。首先，他描述了翻译的文化背景：“当代世界呈现着一幅自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是竭力想把世界文化，或是近几百年以来的文化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倾向于各大小民族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倾向于自决、孤立，自生自灭和闭关自锁。”[4]前言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升级之间的矛盾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加氏敏锐地意识到这两个互逆趋向，从而突出翻译之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其次，加氏立足于格鲁吉亚文学翻译的历史进程指出，文学翻译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苏联境内生活着众多民族，拥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就有60多个。格鲁吉亚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一直以来都是双语国家，然而格鲁吉亚的民族文化并未受到歪曲。通过翻译，格鲁吉亚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得以广泛交流，从而使民族文学间相互丰富。“所谓互相丰富，是指民族间彼此了解对方具有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学重大成果的过程。文艺翻译使不同民族彼此接近，同时又确认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立及其文学的民族特点。”[4] 11
再次，在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翻译还为各民族确立文化身份。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加氏认为，翻译“通过多方面大量对比来认识本民族‘自我。对比，这首先是认识被对比现象的各自独特个性特征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求共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才得以实现”[4]13。这一观点已经论及当今文化研究中文化身份认同等热点问题，其理论眼光可谓敏锐。
同时期的翻译理论家什维策尔（А.Д. Швейцер）也论及翻译的文化特性：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相互作用，还是文化间的相互作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体系的接触，而且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有时甚至是两种不同文明的接触。[1] 177
（二）翻译社会功能研究
早在19世纪上半叶，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就曾高度评价文学翻译的社会革新功能，他们的翻译观是服务大众、投身革命，文艺翻译具有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色彩。他们要求译者选择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进行翻译，选择有代表性的、俄国社会需要的作家进行介绍。为了方便读者大众的閱读，他们还要求译者必须注意译文措辞大众化，使用朴实的标准语，不用生僻词语。而在西方翻译史中，从翻译的社会功能来论及翻译，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时才受到理论界关注。如谭载喜教授指出，俄国进步文学家的翻译见解使翻译理论明显带有革命思想色彩，这在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5]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继承了这一思想，同样强调文学和文艺翻译的社会教育作用和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指导作用。20世纪初，由普列汉诺夫（Г.В. Плеханов）建立的文艺社会学为翻译社会功能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文艺社会学注重社会学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现象。该研究包括两方面：一是文艺的特殊社会功能研究，二是文艺及其内容和形式的社会根源研究。[6]
以上思想被创造性地应用于文艺翻译领域，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文艺翻译被作为发展苏联文化的有效工具。对于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而言，翻译是苏联各民族熟悉彼此间文学作品的最直接方法，把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成俄语具有特别意义，它们“在思想上武装了民族的进步力量，武装了各种旨在解放劳动群众和确立社会生活的新形式的、进步的社会运动。它激发社会底层人民的公民积极性，使劳动者从专横的概念、从必然依附于掌权者的感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7]。
其次，更重要的是，文艺翻译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意识形态先行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备受重视。苏共在二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文学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道德的健康和人们的精神气氛。
苏联翻译工作者被要求必须具备正确的世界观。著名翻译理论家、比较文学专家托贝尔（П.М. Топер）表示：“苏维埃翻译工作者在注意保持原文艺术特征、历史真实性和古色古香的同时不能放弃‘以时代的精神教育读者的权利，以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的观点，用现代人的见解去了解原文的权利，不单单在发展过程中而是在方向明确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去取得一切的权利。”[8]76
此外，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的翻译观还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比如，享有世界级声誉的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А.В. Федоров）赞同19世纪中叶革命民主主义翻译观，而把与革命民主主义相对的另一方称作“反动贵族与自由知识界的代表”，批判和否定其观点。针对19世纪末俄国象征派翻译观，费道罗夫将其错误根源归结为反动唯心主义。象征派否认翻译可知论，具有“个人主义和反民主的内容”，其文学活动具有“闭塞性和狭隘的帮会性”[9]89。“俄国翻译文学新运动的起源却是远远超出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范围的，这种起源应当到具有真正人民志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传统中去寻找……”[9] 90
（三）翻译历史语境研究
苏联文艺翻译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来阐释文艺翻译的发展规律。1951年，苏联召开全国翻译工作者会议，把近二十年的文艺翻译观总结为：把原文看作一个统一体，“而且这个统一体本身与一定的民族环境、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联系;要经常以人民的历史、语言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各种科学知识为基础来具体地对待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要运用在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各种现象的原则”[9]138-139。
俄苏翻译历史语境研究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展开，他们把翻译活动置于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注重社会历史进程对文艺翻译的影响，进而把文学翻译融入文化史、思想史中。具体而言，该研究分为两方面：
一是翻译史研究，即把翻译史与俄国文学史相贯穿。
托贝尔认为，俄国翻译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其他文学问题分离，这由俄国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规律所决定。“俄国先进的翻译的看法最根本的来源应该在先进的俄国活动家的社会观中去寻找，在他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中去寻找，在他们对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态度中去寻找”[8]48;“俄国作家并没有把翻译问题看做是特殊的、脱离人世的、脱离美学的问题。普希金关于翻译中‘民族外衣的话并没有和他对艺术的人民性的想法脱离，也不能把别林斯基对翻译问题的思想和他的整个俄国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思想分隔开，和他的全部文学及社会活动分隔开。这些思想和他的观点的全部系统是有机联系着的，构成了他对艺术及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论点的一个有机部分……”[8] 51-52。
而费道罗夫把翻译现象放在文学史中分析，他根据文学流派的发展特点阐释18世纪末改写原作的翻译倾向。在他看来，古典主义是当时法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表现，它制定了狭隘的阶级局限性的标准，并要求文学作品包括译作都要合乎“优雅趣味”。原作被这样改写，原著特色和特点都被抹杀。
二是翻译思想史研究，即确立俄国文艺翻译的现实主义传统。
文学传统历来是俄苏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普希金开创了俄国文学最为深厚的传统——现实主义传统。托贝尔认为，普希金是俄国现实主义翻译传统的奠定者。普希金的一些译作“很注意保留原作的风格特征、诗体形式、地方和时代特色，尤其注意保留原作的民族和民歌形式”[10] 47。他把普希金和别林斯基时期确认为俄国现实主义翻译的形成期，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乃至苏联时期的翻译思想看作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成为贯穿整个俄苏翻译思想发展的主线。
费道罗夫认为，普希金和别林斯基创立了俄国翻译批评的传统，既从思想上也从艺术上评论翻译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自普希金开始，到19世纪60年代的批评家们直至苏联时期的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其翻译原则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以不懂原著语言的读者为对象，并为最终的任务——用完善的译本代替原著——是可以实现的”[9]78。
三、俄苏文艺翻译外部化研究之思考
针对俄苏文艺翻译外部化理路、结合国內研究现状，笔者试图进一步分析西方当代翻译研究与俄苏文艺翻译研究的差异，从而廓清后者的局限性及历史价值。
（一）俄苏翻译社会功能研究的局限性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已进入高度学理化阶段，并形成了各类理论模式。在西方译学研究的系统建构中，翻译功能研究占有一席之地。如学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把翻译纯理论研究分为两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其中，描写翻译研究又分为三类：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过程导向研究（pocess-oriented）;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其中，第三类就是译作在目的语社会文化的描写功能。[10]211
又如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历史的研究，它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的操纵，同时也特别重视翻译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重写，主要是翻译，极大地影响不同文学系统间的相互渗透。该理论极大地提高了译作地位，认为其作用甚至超过原文，成为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10]216
再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深刻阐释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翻译既是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文化主体。翻译是用来处理异域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的，但它对于催育或者压制本土文化中的异杂性同样有效。[11]
相较而言，首先，俄苏翻译社会功能研究只着力于挖掘翻译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社会性内涵，而西方研究者则更关注翻译的文学、文化功能，如翻译为译入语社会现有文学形式注入新鲜血液，翻译有选择地引进他者文化中有利于译入语社会进步的新思潮、新动向，甚至给译入语带来变革。其次，西方研究者跳脱出翻译社会功用的局限，广泛探究影响翻译活动的众多因素，较为客观地分析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翻译与文学、社会力量及政治势力间的相互作用，突出翻译、文化及社会的互动，从而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场域。再次，如果说，俄苏和西方学者都意识到翻译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俄苏文艺翻译极大地发展了翻译与政治的共谋关系，并极大地发挥了翻译的政治功用，那么，“文化转向”后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则朝向社会批判与践行空间，十分关注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文化抵抗和斗争。[12]
翻译社会学研究是近年来中国翻译研究界较为关注的一个焦点。针对翻译的社会性研究的定位，即社会性研究到底是翻译的边缘属性研究还是本质研究的问题，国内学界分歧较大。但学者们基本上都肯定翻译社会性研究的发展前景。有学者指出，翻译的宏观研究路向有愈演愈烈之势，其终极转向将是社会，因为社会是语言和文化的最大化和最终归宿。从语言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转向，这是翻译的宏观研究路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标志。[13]
（二）俄苏翻译历史语境研究的历史价值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以文学史为视角对翻译历史性进行考察，或是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对特定翻译活动进行历史性回溯。他们认为：“时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价值标准和具体需要也不同，而翻译所需遵守的标准和规范以及所担当的角色自然也不同。为了弄清某一翻译活动或翻译产品在何种翻译规范约束下、为了何种目的而进行或产生，必须将这一翻译活动或翻译产品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才能做到研究的客观和有效。”[3]119例如，巴斯奈特（Bassnett Susan）认为翻译史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在其5种翻译研究分类①中，翻译史研究居首位。
相较而言，俄苏翻译历史语境研究成果更加厚重，其原因在于其深厚的理论根基：其一，来自于俄苏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历史主义作为研究方法要遵循这样的思路：“第一，在现象的历史发展中研究现象;第二，揭示一定现象同其他现象的相互联系;最后，从现代经验出发来研究历史，把历史发展的高级形式作为理解其低级形式的钥匙。”[6]托贝尔深受该传统的影响，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代的翻译具有不同内涵，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也各有不同。翻译的任务、原则以及翻译文学与祖国文学的地位在不同时期亦不同，且不断变化。历史上的翻译观与今天的翻译观不一定重合，不能用现代翻译标准去评判历史中的翻译活动。通过研究翻译历史，可以弄清翻译现代化的进程。[14]
其二，来自于苏联文艺学最富成果的领域——历史诗学，其基本设想是克服亚里士多德以来一般理论诗学与文学史的隔绝，试图在文学发展中探讨和总结一般文学理论问题。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比较的分析方法，这也是俄国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关于此内容本人已有文章发表，在此不再赘述。
四、结论
本文以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为视角，着重探讨俄苏文艺翻译思想具备的“文化”理路之内涵。其中，以翻译社会功能研究和历史语境研究为特征的外部化理路具有深厚的理论来源，其形成早于西方，因而具备“文化转向”的前瞻性。从整体而言，俄苏文艺翻译思想较早具备跨学科视域和民族化的本体论倾向。但由于历史及地缘政治原因，俄苏文艺翻译思想并没有达到当下西方翻译研究的全球化视域和后殖民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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